作为诗人的严修 ——《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读后

　　□罗海燕

　　由杨传庆整理的《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民国排印本《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

　　相较于现当代天津文学，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一般治文史者，对于天津近代文学往往不太了解，甚至有“天津文学无近代”的印象。但是，民国时期宋蕴璞所纂《天津志略》论及天津近代文艺，则称天津“历代之文存诗稿，多如恒河沙数”，指出正是因为文艺繁盛，所以天津“实晚近不数睹之邦矣”。那么，一定是我们之前打开天津近代文坛的方式不对。南开大学青年学者杨传庆新近整理出版的《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将作为诗人的严修呈现于世，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深入了解天津近代文坛的关键之钥。

　　正如整理者在《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前言》中所说：“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严修的教育活动广为人知，而作为一个文人，严修的文学活动常常被忽视，实则严修是近代知名诗人，更是近代天津诗坛大家。严修的诗歌创作是考察其复杂人生的重要侧面，是研究近代天津文学不可缺少的内容。”历史上，严修不仅是“天津诗坛三杰之一”(刘炎臣语)，更是近代诗坛“河北一派”的重要成员(汪辟疆语)，可谓天津近代文坛的重要代表，并且以其为中心凝聚了一大批诗文之士。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受偏重新文学轻视传统诗文的学术观念以及严修诗集被束之高阁的文献阙如等影响，诗人严修在民国文学研究者视野中处于边缘之地，在普通民众印象里也成为陌生之人。严修在文学史中的这种遭遇，也是天津众多以传统诗文创作为主的近代作家的普遍遭遇。

　　庆幸的是，最近几年，不少学者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欲对天津近代文坛进行重新审视与估衡。杨传庆即是其中一位。他数年来孜孜于近代天津传统诗词研究，在民国津门文人结社与名家诗文整理方面，进取颇多。《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的整理校点即是其中重要一项。《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的整理出版，为研究者与普通读者提供了极为便捷和丰富的文献资料。藉此，诗人严修的诗学观念、诗歌创作、诗社活动、诗派承传，乃至与严修为核心的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等，都相对完整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不同于徐世昌与赵元礼等人，严修没有留下关于诗学的专门文章。他的诗学观点散见于诗中，现从其诗集中可以辑出十余条，一言以蔽之曰：自然。甚至可以说，顺应机缘，任其自然，就是严修的诗学信仰。在他看来，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推敲的结果，毋宁谓之为生活随缘的产物。他在《逸唐招同人·集寓斋分韵得之字》诗中曾言：“随缘便作逢场戏，省事无如叠韵诗。未必文章妨要务，或从酬唱结新知。”而在《野兴》中亦自道：“万物皆吾与，随缘见道心。……吾师周茂叔，生意自家寻。”日常应酬属于与社会打交道，随处观物属于同自然相往来。诗歌因此属于诗人于社会、自然相处的产物之一，相反，如果仅为寻求诗料和雕琢诗语，而使本来的生活发生“变异”，则属于颠倒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实在不足取。严修对后者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如此作诗毫无益处，即使成为所谓的名家，也不过是虚荣。因此，他在《生日欲述一诗而不成章作此解嘲》中写道：“作诗有何益，呕血苦不胜。便令成作家，虚荣何足矜。”此外，他还在遣词造句方面，追求唐代白居易等人的通俗平易；在议论言志方面，则推崇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等人的切实自然。正是秉持这样的作诗理念，严修不求诗工而诗自工，不以诗人自命却以诗闻世。王守恂评论说：“范孙之诗非工也，不能不工耳。”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也以诗人目之，认为严修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

　　严修经常自道，其不能诗，所作乃打油诗、盲鼓词，并言60岁后才学诗。不过，这实在是他的自谦词。实际上，严修不仅自幼学诗，而且其一生简直嗜诗如狂。严修自9岁起研习试帖诗，就出言不俗，颇获诗辈好评。13岁应郡试时，曾作有七言律诗两首，他的老师林杏农先生极为赞赏，经常对人讽诵之。严修的嗜诗如狂，可以从两个细节体现出来：一是，每逢元旦、除夕、春节、中秋、生辰等重要节日，几乎必定赋诗。其《六十四岁初度》就曾道：“一年一度逢初度，底事年年例有诗。”二是，但凡远游，往往以诗纪之，如《安庆杂诗》《金陵杂咏》《西湖杂诗》等比比皆是，而尤其以游历日美欧等地所作的《东游诗》《欧游诗》等最为知名，无愧于“黄遵宪后一人”。严修到了晚年，这种嗜诗之癖更为严重。不仅因作诗而深夜不寐，如《夜不寐有感而作叠前韵》，更是不顾身病不顾人劝而参加诗社活动，乃至去世前数日还作自挽诗并登诸报端。其《再占一绝句》曾写及当时情形：“病中恶字如蛇蝎，忽觉祥麟纸上来。火急将诗来鼓吹，蜇虫欲振要春雷。”严修65岁时曾生过一次重病，病后屡承亲友劝戒不必作诗，王守恂与林墨青等诗友也对他说最好别用心费神，但严修却道：“亦知省穑精神用，偶一联吟或不妨。”(《梨花盛开邀同社吟赏分韵得妆字》)伴随着这种热烈，在严修人生的最后10年，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最高峰。据杨传庆教授统计，仅《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收诗就超过800篇，而其中绝大多数为严修60岁之后所作。

　　近人陈友苓曾回忆称：“沽上之有诗社，盖始于民国初年。首创立者为严范孙主办之城南诗社。”相对于自然作诗，严修是出于一种文化自觉而积极组织诗社。他倡导组织了天津近代影响最大的诗社———城南诗社。通过《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我们可知当年诗社活动之盛。不止如此，城南诗社还几乎凝集了当时天津所有的诗文大家，王守恂、赵元礼、李金藻、华世奎、章梫、冯文洵等皆为其中重要成员，而且诗社前后持续30年，成员以天津诗人为主，又涉及全国各地文学之士，总数超过200人，这些人大多著述丰富，不少人都有著作留存，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蔚为大观。

　　可以说，以严修为核心的城南诗社，凝聚了天津近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人群体。这是天津文学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守恂曾为赵元礼《神佑集》作序，序中将城南诗社与清代水西庄之盛会与清末梅花诗社之雅集等相提并论，其言语之间，亦道出城南诗社在天津文脉承传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其实，在斯文传承的方面，城南诗社不仅“继往”，前呼乾隆时期的水西雅集，而且“开来”，后应抗战时期的冷枫诗社与之后的梦碧词社。在天津沦陷以后，国是日非，长者凋零，城南诗社中的青年诗人发起一个新的诗社，即冷枫诗社。冷枫诗社以赵元礼等城南前辈为导师，在结社宗旨、成员传承、诗学旨趣等方面，与城南诗社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当时津门诗人，不入城南，则入冷枫，或两者兼入，成为天津文坛一大盛事。冷枫诗社消歇后，寇泰逢等人组织梦碧词社(诗文并作)。而社中成员大多为城南诗社与冷枫诗社的旧成员。梦碧词社一直到20世纪末期仍有活动，是当代传统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天津自近代以来，就作为了北方的大都市，在全国亦是“不数睹之邦”。但是，论及天津文学时，普通人甚至一般治文史者都认为，天津近代文学仅限于报刊登载的长篇通俗小说。这种误解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前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近代以来天津传统诗歌大量存在的事实，以及未曾还原并揭示出被遮蔽的古今文学之间的承传脉络。若重回文学的现场，在中国近代文学大格局中，对天津近代文坛加以审视与重估的话，我们会发现其间不仅有高原巍峨，更有高峰峻拔，“南开校父”严修正是这样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