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天瑜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约9500字）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勿食我黍》
跨入文明门槛以前，东亚大陆曾实行过氏族民主制，《尚书》等中华元典将其追记为“禅让”、“谋于其众”的“通贤共治”。先哲对这种初原制度作理想化描述，称为“尧舜之治”，那是一种“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是善政的极致。 跨入文明门槛以后，进入“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社会，这种财产私有、世袭“大人”统治的阶级社会，延传三千余年，其间又包蕴着相反而又相成的两种政制类型——周制与秦制。 接续“尧舜之治”的夏商周三代，已由“公天下”转为“私天下”，强横者初领世袭君权，因掌控力的限定，只能实行“宗法封建”的分权政制，王与贵族共治天下，庶民承担国家赋役，但基本生活运行于宗族共同体之内。“三代之治”保有若干原始民主遗意，是由“众治”向“君治”转化的过渡阶段，其完备形态是文武周公创定的“周制”。 周秦之际以降，君主集权制兴起，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官僚制取代贵族制，君主“独治于天下而无所制” 。君主集权孕育于春秋战国，成型于秦代，推衍于两汉至明清各朝（所谓“历代皆行秦政制”），可称之“秦制”。中国前近代社会一直笼罩在周制与秦制共构的皇权政治大纛之下。 传统政治哲学固然仰望“天下为公”的“大同”，却因其过于高远，退而求其次，寻觅比较切近的“私天下”的“小康”，在“周制”与“秦制”之间徘徊，儒家倡言周制，法家力行秦制，而历代执政者的主要方略是：兼领周制与秦制，儒表而法里，霸王道杂之。研讨中国政治文化的生成奥秘，须从考析“周制”与“秦制”的异同及其互动入手。 先秦以降儒者乐道的“周制”，并非圣贤的向壁虚造，而有其历史依据，这便是继氏族民主制而起的宗法封建制。此制大约兴起于商代、成熟于西周，封建性的贵族政治与封建性的领主经济是其基本特征。宗法封建制春秋战国式微，然其余韵长期延存。 周人伐殷时，只是六七万人口的西鄙小族，去古未远，实行封建贵族制，仍保有若干原始民主痕迹—— 一如臣僚对国君的辅贰制（设立第二个君主以约束君主行为的制度，系原始军事民主的双头制遗迹）； 二如君主与众卿共同商议大事的朝议制（大政交付朝廷会议讨论决定的制度，系由氏族会议制沿袭而来）； 三如国人参政制（自由民参与国事的制度，所谓“朝国人而问焉” 、“致众而问焉” 、“盟国人” ）。 当时君主与自由民（主要是与贵族）共商的问题有三类：“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皆涉及国政根本。可见周制的王权保有原始民主遗存，二者综汇成封建贵族制。 中国古来即普遍使用的专词“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建，立朝律也。”封建，指帝王以爵土分封诸侯，使之在其封定区域建立邦国。商代已开始分封诸侯，而“周初大封建”令封建制系统展开。这种封建制与宗法制及等级制相为表里。被封诸侯在封国内有世袭统治权，世袭方式则依宗法制规定。周天子是各封国诸侯的“大宗”，作为“小宗”的被封诸侯对周天子必须服从命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力役，周天子则保障作为“亲戚”的诸侯的宗法地位。 在周公等王室贵族主持下，西周确立宗法封建的典章制度，战国末年儒生编纂整理的《周礼》展现这种政制的理想形态，特征是天子与贵族分权共治，可称之“周制”。由宗法序列组成的天子—公—卿—大夫—士等各级领主的世袭权利，通过逐级封建获得，其权利与义务受到礼制的保护和制约。 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Feudalism）与中国的“三代封建”有可比性。 西欧各国及日本的中世纪社会，实行贵族政治和领主经济，其文化的若干特点，如王权旁落、政权分裂、等级制度、武士传统、农奴制度、人身依附、复仇观念等，皆为封建制度的派生物。 中国的周制大体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相类（吴于廑便以西周封建制与西欧中世纪加洛林王朝封建制作类比 ），二者时间相距千余年，而实行权力分散的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却大体近似（当然也有差别，中国是宗法封建，西欧是契约封建）。故兼通东西文化的近现代中国学人（从严复、梁启超到雷海宗、齐思和、吴于廑等）、日本学人（从西周助、福泽谕吉到内藤湖南、谷川道雄等）以古典汉字词“封建”对译Feudalism，较为准确。然而，在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导引下，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流行中国的泛化“封建”观，将非封建的秦汉以下两千年社会称之“封建”，则全失“封建”本意与Feudalism译意。这种概念与所指错位的“削足适履”做法 ，混淆了整个中国历史分期，导致“语乱天下”。复归“封建”本义与国际通用义，方为正途。 （二）儒家孕育于宗法封建制向君主集权制过渡之际，以弘扬周制为使命 东周以下，宗法封建趋于解纽，君主集权逐渐取代贵族分权，制度主流从贵族政治、领主经济渐次向官僚政治、地主经济转化。然而，由于聚族而居的村社经济并未解体，宗族血缘纽带顽强维系民间社会机体，帝王及贵胄世系仍按宗法封建故法承袭，宗法制及宗法观念在调整后存留下来；封建制虽被郡县制逐出政制主位，但封建余荫并未断绝。这一切使得秦汉以下，秦制虽显强势，周制也保有不弱影响力。而恰在晚周这一政制转化的节点，儒家诞生，并为周制复兴奔走呼号。 受周代礼乐文化滋养的儒家，初成于春秋末年，正值宗法封建的周制解体之际。儒家创始人孔子哀叹世风不古，认为周制借鉴夏商两代，礼制昌茂丰盛，声言追从周制而不渝，其名论是： 孔子以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继承者自任，特别景仰制礼作乐、创建周制体系的周公，晚年体衰之际仍以“不复梦见周公”为最大遗憾。《汉书·艺文志》称儒家的主旨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此论甚得要领。不过，“祖述尧舜”、实现“大同”，太过渺远，儒家实际争取的是“宪章文武”，达成“小康”的周制，如荀子所称，孔子“一家得周道……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 。 儒家创派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叶，对宗法封建的周制有温和的批评，如孔子不赞成“后进于礼乐”、凭身份做官的世卿世禄制，但对周制的基本要义（仁与礼）执著维系，试图“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显然与创建一统帝国，确立郡县制的时代趋势格格不入。东晋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评议孔子：“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把春秋末叶的周制比作生裂缝的墙，孔子汲汲于弥合现实社会的裂缝。孔子的遭际是：四处碰壁，“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狗” 。孟子经历类似，时人称其“迂远而阔于事情”。孔孟在其当世皆被视为博学而迂腐的老先生，当然他们也不乏通变，故又被称为“圣之时者”。 从“马上得天下”变为“马下治天下”的君王，对儒学由藐视转而青眼相加，儒家也就从边缘上升为主流，孔孟获得“圣人”“亚圣”桂冠。这种转折大约发生在汉初至汉中叶（高祖至武帝的近百年间），以后列朝继续完成这种衍化。导致此一戏剧性变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者略如： 其一，儒家推崇周制的“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主张天下“定于一”，切合皇权帝国的“大一统”诉求； 其二，儒家力倡“仁政”“王道”，企望上有执礼之明君、中有尽忠之贤臣、下有守序之顺民，这种和谐上下、缓解社会矛盾的施政理念，有益于社会稳定； 其三，儒家向往并通晓礼乐文化，力辟“邪说暴行”，为身份等级正名，高度重视道德价值，是对祥和秩序的肯定、对过往文明的承袭，可以满足文化建设的需要； 其四，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修己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教言，提供了人格修养的资源，适应心理建设的要求。 概言之，儒学是宗法—农耕社会（兼跨周制与秦制）符合中道、为朝野共认的，可以广而告之的社会学说。 周制盛行西周，至东周开始解体，周天子尸位素餐，诸侯力政，宗法封建形同虚设，一种通过暴力争夺获得执政地位的君主政制驾临天下。这种信奉丛林法则的政制并非在周王室诞育，而是在一些诸侯国纷然形成的。在你死我活的争霸、兼并战争威迫下，列国竞相“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等），谋求富国强兵，走出宗法封建故辙，迈向君主集权。变法较彻底的秦国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分权的封建性周制正式让主位于君主集权的秦制。 公元前247年，13岁的秦王嬴政即位。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先后灭亡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帝国，定都咸阳。嬴政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与大臣议定尊号“皇帝”，自称“始皇帝”，期以万世传袭。 秦将各个诸侯国集结为非封建的大帝国，在全中国范围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又统一六国文字，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修驰道、筑御胡长城，确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规模。其大一统制度，沿用两千余年，正所谓“历代皆行秦政制”。 汉初总结秦代速亡教训（所谓“过秦”），除指责秦政“暴虐”外，儒生多归咎秦皇不行封建，朝廷孤立无援。这后一则教训，在封建余音传响的时代颇有感召力，故汉高祖刘邦试图兼采郡县制和封国制，在设置郡县的同时，先后广封异姓王侯和同姓王侯，并给予王侯“掌治其国”的权力。然而，这些王侯很快成为与朝廷相抗衡的割据势力，汉王朝在尝到异姓王和同姓王叛乱的苦果之后，断然翦灭异姓王，削减同姓王治国之权，“使藩国自析”，到武帝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这便是只能效忠皇帝的“食封贵族”。秦在厉行专制一统之际，严刑苛法，横征暴敛，又连年用兵，激化社会矛盾，庶众揭竿而起，六国旧贵族也乘势兴兵，秦朝行年十五，二世而亡，是中国历时最短的统一王朝。 秦汉以下，列朝力行郡县制，但帝王仍对皇亲国戚和功臣宿将封侯赐土，以期拱卫皇室，但明令王侯们“食土而不临民”，即只对封土拥有赋税权，而没有政治管理权，但也多有王侯执掌军政实权，西汉、西晋、明代、清代皆有显例，并一再导致尾大不掉的藩王起而作乱的事变，如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清初的“三藩之乱”等。唐代后期授军政大权于节度使，酿成藩镇割据局面，实质近于藩王之乱。连君主集权政治达于极端的明朝，也在建文间发生燕王朱棣策动的“靖难之役”，宣宗时的汉王朱高煦之乱，武宗时的宁王朱宸濠之乱。因而列朝在“封藩”之后，每有“反封建”的“削藩”之举（包括以藩王夺得帝位的朱棣，登极后也立即“削藩”），并把郡县制、流官制作为强化中央集权的命脉所在。 从“封土建国”一意论之，“封建制度”在秦汉以降即退居次要，郡县制则成为君主集权政治的基本构成部分，帝王借此“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郡县制同选举—科举制度一起，削弱了世袭性、割据性的贵族政治，维护了帝国的一统性，并使中国在两千年间发育出具有真实意义的、世所罕见的统一文化（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这是诸侯割据、封臣林立的中世纪欧洲、日本，土王如云的印度所不可比拟的。 秦制的皇权拥有高度的威势和执行力，可以“办大事”（如筑长城、修驰道、掘运河以及统一度量衡、编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令古今人叹为观止的大制作），同时，又竞相运用其强势权力驱使、敲剥臣民，造成一个接一个的“暴政”。秦汉之际人们以“暴”形容秦制，“西汉鸿文”贾谊的《过秦论》为其名篇。《过秦论》通过对秦国盛衰的回顾，指出秦因变法图强而得天下，又因“仁义不施”而失天下。文曰：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概括秦王的特点：刚愎专断、疏远臣民、严刑峻法、迷信诈力、暴虐天下，这也是一切皇权暴政的共有禀性。贾谊同时指出，对比周、秦二制，周制较为稳固，有利于长治久安： 显然，贾谊是在向当朝执政推荐周制，力拒以“暴虐”为特征的秦制。 这种赞扬周制顺天理、指斥秦制厉行集权（“把持天下”）之论，是一种伦理主义的评判，宋明间儒者多持此说。 纵观两周以下，如果说宗法封建的周制，其理论形态是儒学；那么君主集权的秦制，其理论形态便是法家学说。 法家由“法术之士”组成，从为君主设计掌控国家及臣民的理官演化而来，自春秋末以至战国，约略形成早期的管仲学派、中期的商鞅学派、晚期的申韩学派。后人称其学说为“申韩之学”。太史公评断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商鞅变法是秦制的一次系统实践，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基础。 法家吸纳儒、墨、道诸家学说，在刑名学基础上，建立“法—术—势”一体的理论体系，为绝对君主集权作论证。秦制的集大成者韩非以及秦制重要的实行者李斯，皆为儒家一派荀子的学生。“荀学”通览内圣与外王，正是帝王术的集合，韩非在此基础上锻造更为坚利酷烈的帝王统治术。 秦代实行韩非、李斯的法家学说，获“大一统”之成功，又不免“二世而亡”之惨败，汉以下诸朝吸取教训，以韩非、李斯师父荀子的“隆礼重法”学说为治国之旨。 皇权政治自秦汉定格，除秦代宣称厉禁儒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之外，列朝帝王大都以“崇周”、“尊儒”布达天下。一个显例是，明清两代的帝宫——北京紫禁城诸殿阁悬挂的匾额与对联，多选自儒家经典。 此为集句联，“表正万邦”语出《尚书·仲虺之诰》；“慎厥身修思永”语出《尚书·皋陶谟》；“弘敷五典”语出《尚书·君牙》；“无轻民事惟难”语出《尚书·太甲下》。意谓帝王要仪表天下，法正万方，就要慎修其身，思长久之道；向人民弘扬五常之道，不要轻视人民劳作之艰难。 此集句联，也是择自儒家经书，意谓皇帝要能宽能仁，为万民树立最高准则，精粹纯一，完美道德会积君主自身。 此外，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顺治帝题）、养心殿“中正仁和”匾（雍正帝题）、养心殿西暖阁旁的“三希堂”匾（乾隆帝题，取义宋儒周敦颐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皆以儒家精义宣示天下。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两汉以降两千年间的统治者几乎没有一个纯用儒学、单行周制的。汉以下的帝王虽然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策、申言奉行周制，但并未一味信从儒家，多半视周政为虚应故事、儒生为不合时宜的空谈家，而借重秦制的实效性。如汉宣帝（前92—前49）便很不放心太子（后为汉元帝，前75—前33）的“柔仁好儒”，当太子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时，宣帝颇为恼怒，告诫太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宣帝关于“汉家自有制度”的这番私房话，道出了帝王统治术的真谛——既以儒家颂扬的“周制”（仁政、王道乃至井田封建之类）号召天下、收揽人心，又毫不含糊地坚执霸道钢鞭，用“秦制”威镇臣民。 秦汉以降，形成大一统的君主集权政制，要义有三：一者君主独制，二者地方集权中央，三者任用不世袭的流官。这些制度多兼采周制与秦制，如倡导兼听独断的谏议制度，侦察官吏、守廉肃贪的监察制度，不计身份选贤与能的选举—科举制度，等等，皆或以周制为基础吸纳秦制，或以秦制为基础吸纳周制。 唐人柳宗元名篇《封建论》肯定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历史作用，并对周秦二制作出历史性评判—— 周制“失在于制不在于政” ，即周的仁政、王道固然好，但制度（封建制）不利于国家统一，导致诸侯争战不休，故制度应予更革； 秦制“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即秦政暴虐，激化社会矛盾，二世而亡，其政决不可取，然其制度（郡县制）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故延绵千载。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与柳宗元的《封建论》近似，而且有更明晰的历史进化观念。周制实行封建，属于早期国家发展阶段。上古时代，人自为君，君自为国，万其国者万其心。周人大封同姓，才逐渐有合一之势。而秦制实行郡县，进一步强化国家的统一，这有利于文明进步，故王夫之称：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柳宗元、王夫之对周、秦二制的辨析没有止步于道德评判，而是置于大历史视角，并且对“政”与“制”加以区分，在谴责秦政之“暴”时，并不忽略秦制中合乎历史发展需求的制度性合理内容；在赞赏周制之“仁”时，也不放松对不利国家统一的封建制的严肃批评。 明清之际的另一哲人黄宗羲有强烈的重民思想，他不止于批判秦政（暴政），对于秦制（郡县制）也有非议，认为郡县制一味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上军事上弊端甚多，主张以“方镇”、“封建”削减极端的中央集权。 主张加强地方守令职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论、联省自治论，既吸纳欧美自治主义，又承袭黄宗羲、顾炎武遗义，含有以周制调节秦制的意向在。 时至近代，民主主义者批判秦制，而在追究秦制的生成机制时，将根源追至荀子。谭嗣同说：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就政治制度言之，二千年来以秦制为主，兼采周制，二者彼此渗透、相互消长，呈现一种有限专制君主政治；就政治学说而言，则以儒家为本，法家道家辅助。谭嗣同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大抵如此；“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确为至论。“荀学”是一种王霸杂之、儒主而法辅的学说，汉至清两千年间政学的主流大体如是。谭氏之前两千年成文的《易传》已明白昭示：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这是在儒学语汇系统内，用“仁”、“义”诠释威权政治。而这种既盛称仁义又力行威权的刚柔相济体制，正是两汉至明清的皇权政治的常态。 周制、秦制是中国传统政制的两种形态。置诸世界政治制度古今演变的大格局审视，此二制当作怎样的评判呢？ 东亚大陆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大略经历了“宗法封建社会”和“宗法皇权社会”（或曰“皇权郡县社会”）两大阶段。前者已是两千多年前的旧梦，后者方是中国前近代的现实。“宗法皇权社会”呈现两重格局—— 一方面，皇权撇开贵族阶层，通过官僚系统直接辖制庶众，“君—民”关系成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尺土之民”皆“自上制之” 。当朝廷的剥削压迫深重，庶众便揭竿而起，故中国反朝廷的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世无其匹，统治者需要紧握“秦制”利剑；皇权又要警惕武人夺权、地方分权，也需要紧握“秦制”利剑，并且不能任其旁贷。 另一方面，由于宗法关系长存，可以消解阶级对立，而且，皇权制度颇具调节能力，通过实施“仁政”，推行“让步政策”，使社会危机得以缓和，破败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皇权制度还善于制造全民性的文化偶像，如圣人、佛、仙、关帝、明君和清官，令大众顶礼膜拜，给各阶层以精神慰藉，这也从文化上增进了皇权社会的弹性与和谐性。这些又是“周制”的余韵。在通常情形下，皇权起着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作用，保证地主自耕农经济运行，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发展。 有学者提出，从分权制约角度看，周制离现代宪政民主较近，因为周制下的庶民与贵族拥有传统的权利，帝王不能过多干预。但从现代国家需要统一的法律，需要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法律而言，秦制更接近现代国家。秦制强调统一的“王法”，“王法”直接面对“民”，取消中间环节的贵族。由于社会的各种中间结构被打碎，直面“王法”的“民”已经相当原子化，其过程与资本主义社会在西欧的发展历史有类似处，人们从小共同体的束缚中进入大共同体（秦制没有攻破的只剩家族制度，国家权力没有全然控辖家族内部，所以这个“民”还没有完全原子化）。但秦制固守君主专制，力阻跨向现代宪政国家。 综合比较周、秦二制，周制走向现代宪制国家似较易，从世界史观之，能顺利进入现代宪制国家的，几乎都是封建传统（相当于周制）深厚的国家。反之，大一统帝国（相当于秦制）要转进现代宪制社会，其过程更为曲折艰难。 上述判断庶几切近历史实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周制深植宗法土壤，与君权及等级制存在盘根错节关系，迈向民主亦大不易。另外，秦汉以下儒者一再吁请抑制秦制、复兴周制（如恢复众卿朝议制、太学监国制以及国人参政制、学校议政制），然效果不彰，而君主独裁则愈演愈烈，其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帝王强化权力的私欲，背后还有秦制对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实效性在发挥作用。故昔之善政不能简单归结为周制与秦制中的一种。 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只能是对周制与秦制的双重选择性吸纳，其间还必须包括对民主的借鉴，方能实现周制与秦制的新生转进。 秦制之下形成“宗法皇权社会”，又可称之“郡县—乡里社会”，这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机体，可以使陈旧的与新生的、本土的与外来的文化因素相与共存，如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耕与游牧，王道与霸道，儒家与法家，儒学与佛学等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竟然可以为这同一制度所容纳——儒释道三教并而信之，皇帝、可汗兼而任之（如唐太宗兼称大唐皇帝和天可汗，元世祖兼称大元皇帝和蒙古汗国可汗），老百姓对孔圣人、张天师、如来佛、玉皇大帝、关帝爷、赵公明轮番顶礼。诸异质文化在互相排斥、互相制约中共存共荣，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等社会基本要素，一以贯之地延绵下来。 自秦至清，制度多起伏跌宕，然以帝王为轴心的官僚政治（郡县制为其地方政治形态），加上基层由乡规里约组合而成为宗法乡里共同构建的“郡县—乡里社会”，其基本格局是，上有中央集权的朝廷与郡县，下为分散而自治的乡里。这种社会结构一直延绵下来，直至现代仍于变革中保留神髓，其显在形态便是1949年以后“单位社会”的出现。有学者指出： 现代中国社会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单位。长期以来，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更多地是在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来实现的。 这种“单位社会”是“郡县—乡里社会”在现代特有条件下的变种：既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基本元素，如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存留乃至强化，同时，又因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或集体所有经济）对生活资料分配的掌控，中央威权可以通过“单位”的组织力量渗透到基层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诸层面，这较之“郡县—乡里社会”朝廷政令止于县衙这一级，是大为强化了。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单位”是城镇中国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个人生活的基本空间，乡村人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在合作社、人民公社治下，现在辖于村委会。城镇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乃至住房、医疗等生活福利，皆由“单位”掌理，个人的思想状况以及周边情态也须向单位汇报。 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随着资源配置手段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单位体制的解体和个人化的发展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时下中国正在脱离“单位社会”的故辙，进入“后单位社会时代”，新的社区建设勃然兴起，然而单位组织与非单位组织仍然交叉并存，单位社会的若干基因还将在相当时期发挥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渐趋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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