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圈的称谓乱象：称“兄”道“弟”叫“老师”

近读北大已故教授吴小如《“称兄道弟”及其他》一文（以下简称“吴文”），初觉甚有趣味，深思过后，乃觉得“称谓”在中国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民俗和文化问题，颇值得深究。吴文中点明了“兄”、“弟”这两种称谓在学术界多有与该称谓的日常语义不同的特殊用法。

黄宾虹致傅雷函

概括起来，笔者觉得于今日之中国仍然适用，且艺术界与学术界皆可通行一例的，包括如下几种：

“兄”：在学术界和艺术界并非如其字面义为幼对长之称呼，而是长对幼、师对生、尊对卑之特定称呼。师长给学生写信、题赠，均可称“某某兄”，而不论其实际年龄也许比自己小甚至小一辈以上。甚至师对生不必分男女，可一律称“兄”，鲁迅的《两地书》中就称当时还是自己学生的许广平为“广平兄”，还专门为她解释过这个称谓。但是，如果幼对长呼“兄”，则为越礼。以此类推，“学兄”、“师兄”等也是一律，即同门之中，长呼幼可以称“师兄”，幼对长反而不能称“师兄”，幼对长称“师兄”，其实是受了武侠小说的影响。其实，幼对长时用日本用语“先辈”反而更接近中国传统旧俗。在此，师、长、尊者则可自称“弟某某”，以示谦卑。

“弟”：仍是长对幼、师对生、尊对卑之称呼，只是亲疏程度与“兄”有所不同。以师生关系为例，比较疏远的师称呼生可为“某某兄”，比较亲近的师生关系中，则师可称生为“某某弟”。吴文就举了自己的老师开始称呼其“兄”，熟了之后改称“弟”的例子。以此类推，“师弟”、“学弟”、“女弟”等，亦从此例。其中的“弟”，在书面中均可以写做“棣”。在此，师、长、尊者可自称“愚兄”。吴文中也特别指出，自称“愚兄”者，地位一定要比对方更尊或长方可。

陈寅恪致傅斯年函

需要说明，“兄”也好，“弟”也好，都不能反过来做同级称呼。即，长或尊的一方可以称“兄”或“弟”，但幼或卑的一方不能真的就以为自己是对方的“兄”或“弟”，进而以同辈人身份自居。这一点在民国时期有个著名的例子：闻一多给自己非常熟悉、年龄相差11岁（即不足民间一辈）的学生陈梦家写信，称其为“梦家弟”，陈梦家则“笑纳”了这个称谓，回信时直接称“一多兄”，闻见信后勃然大怒。这一点就像基督教里面，上帝称耶稣为子，也称信徒为自己的子女，耶稣自己也称信徒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但信徒仍需要称耶稣为“父”，而不能呼耶稣为“兄”甚至“子”。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称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那是他没有弄懂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所致，因而他的“拜上帝会”被视为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个异端。

也就是说，吴文点明，“兄”或者“弟”等称谓，其实并不适用于同辈人之间。这一点是笔者所赞同的。像今天书法界，同辈朋友之间常以“某某兄”或者“某某弟”称呼，其实是乱了套路的。因为按照中国文人旧俗，无论是称呼对方“兄”还是“弟”，都是建立在“你卑我尊”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旧俗与今日之情况大有不同，不可不察。

同辈之间，过去多直接以“字”互相称呼。但今人多有名无字，因此最好的办法其实是直接呼其名。台湾的同辈之间称呼，只呼名而不带姓，原因是当代台湾人三字名较多，大陆地区的三字名亦可采取此例。两字名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呼其全名，此时于同辈中间并不为越礼。但毕竟在中国很多场合，特别是初次见面时，直呼对方姓名常常被认为是不礼貌，因此此时可以依据对方性别，在名字后面加上“先生”、“女士”（书面语中可写作“女史”）等称谓，随着交往日甚则可省略。在口语或者比较亲密的同辈关系中，为示亲近或年龄，则可以缀以“某某大哥”、“某某小弟”等称呼，但此并非书面用法，只适合口头使用，而不宜见诸文本。而且即便如此，“大哥”也不可用“兄”代替，以此类推。

傅雷致黄宾虹函

黄宾虹致傅雷函

如果对方是正在读书的学生（包括尚未毕业的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无论是否自己的学生，也无论自己是否教师，都可一律称呼其为“某某君”。“君”一词在日本系专指学生身份的敬语，曾留学日本的鲁迅呼刘和珍为“刘和珍君”，即是一例。需要注意的是，尚未毕业的在读研究生不可直接称呼其正在攻读的学位，只有该学生毕业，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后，才可称其为“某某硕士”、“某某博士”，否则只是“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均应使用“君”这一称谓。

中国自古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甚至一度“天地君亲师”并举，所以教师职业自然多了一种特殊的称谓，即“某老师”或“某教授”，以示尊重。“某老师”的称谓，无论长对幼、幼对长还是平辈之间，均可使用。这自然给称呼担任教师的人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即便是学校中教师和教师的同事关系之间，也可以互用“某老师”称呼对方，相敬如宾。对于学校就读的学生，称呼其所在学校中的教师，则不论年龄（如很多博士研究生从年龄来看，与一些教师可谓平辈，甚至更长于一些年轻老师），也不论对方是否给自己直接执教，均需称对方为“老师”。

同样的，老师称呼年龄比自己大的学生，也只需直呼其名，并不为越礼。对于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等，均可按照国际惯例统一称其为“某教授”。只是在国外一些高校，学生可直呼老师名字，这一点由于文化传统不同，除非特别熟悉亲密的老师且经对方要求或同意外，不宜同此例。

至于国内某些高校习惯尊称一些年长的教师（不分男女）为“某先生”，或者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窃以为，在现代学术制度中，这些来代替“老师”的称呼俱欠妥当。中文不同于日文，中文之“先生”有两意，一为商业、社交等场合的泛指的客套之辞，一为对极其尊贵者（尤其是已故者）的敬称。尊称尚健在的老师为“先生”，如果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的，则越礼；如果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的，则又有“活人受香火”之虞，均不妥。笔者认为，被称呼为“先生”的老师应该自行纠正对方的称呼。很可笑的是，今天不是老师的人，比如电影演员、娱乐明星甚至发型师，特别爱让别人称自己为“老师”，比如什么“赵忠祥老师”、“赵本山老师”，反而本身就是老师的人，却爱被研究生称自己为“先生”甚至“老板”，这岂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

如果学校中某位年轻老师曾是另一位老师的弟子，而自己又恰好是这位年长老师在读的学生，即便如此，也应称年轻老师为“老师”，而不能因师从同一位老师而称呼对方“师兄”。现在很多研究生导师退休很晚或者不退休，以至于自己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都成了研究生导师，他自己也仍然招生。某高校美术史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即有X教授的博士生，入学以后见到系主任Y教授，因Y也曾是X的学生，便称呼其“师兄”，此事自然大为失礼。笔者还曾听说过同班有两个研究生同学，A同学的导师恰好也是B同学导师的导师，A就要求B称自己为“师叔”的笑话。其原因一则已如前述，二则也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称谓都是面对面的，而不能通过第三者来间接论定。毕竟对于现代学术制度而言，学校中只有“师”与“生”两种身份。

学校中的一些教师除了老师身份，还可能有行政职务，如“校长”、“院长”、“主任”等。对于学生而言，对于这些老师的称呼，在一般授课辅导场合，宜以“老师”为主。但如果在典礼、仪式、公文等正式场合，则应称其行政职务。假设某在职博士生，既是老师，也是学生，那么在其工作的高校中，应被称呼为“某老师”，在其读书的高校中，则仍旧应被称为“某某君”。如果其在职任教和读书的是同一所高校，则需要分场合，在他授课的学生面前，应该被称呼为老师，而在其同学中间，则应被视为学生，以此类推。但是，如果称呼对方为“老师”，对方的身份必须是正式的教师（或身兼研究生导师职务的科研院所研究人员）。

今天有很多编辑出版界、演艺界人士或者商业界人士，乐意被称为“老师”，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对于这些人士，最好根据职业称为“某某编辑”、“某某经理”。对于艺术界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即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被称之为“老师”。尤其是画廊、拍卖公司对于艺术家的称呼时，更应注意这一点。为表示客套（如初次见面或卑对尊、幼对长时），也可称其“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除非其本人职业就是教师，否则不宜滥用“老师”这一称谓。唯有对于高校中从事管理服务工作的行政、教辅人员，香港高校中有时称之为“某工友”，而内陆一般仍称“某老师”，因无更加准确的称谓，可暂循此例。

与教师职业相类似的，还有“警官”、“法官”、“律师”、“医生”、“主播”、“导演”等。这些职业都可以成为称谓，这一点尤其是在卑对尊、幼对长时颇为适用。而无法以职业特点相称的一些人，如艺术家，则可称“先生”或“女士”。如对方为自己上级领导时，则需称官衔，如“院长”、“书记”。需要说明的是，此类称谓前通常只需要姓。

陈寅恪致傅斯年书札

以上所谈，均为艺术界、学术界人际交流时所常用的称呼准则，而不适用于媒体。媒体上常有新闻稿或访谈，需要称呼人名的地方很多，有时候许多媒体就依据晚辈编辑或者记者的口吻，出口就称呼对方“某前辈”甚至“某老师”，其实这是不恰当的。即便是电视出境记者，在访谈时也最多需要称呼对方的职业或职务，作为媒体人的记者与采访对象应是平等的身份。这是因为媒体人不同于自然人，媒体刊发的稿件也不同于人际交流。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媒体出现人名的时候，凡是对健在的人，一律不加任何敬语。对居高位者、德高望重者、年龄长者还是年龄小或地位卑下者，均应一视同仁。因为任何一个编辑个体都无法代表整个读者群，媒体上的称谓必须对于任何一位可能的读者都适用。更何况，我们在文章中对于李白、杜甫、王羲之、陶渊明等人不会称其任何称谓，反而对同时代的身边的人要额外加上种种敬语，这本身就不妥当。

笔者在编辑一些新闻稿或者学术论文的时候，对于其中提到的尚健在的人，不论年长年幼，一律直呼其名，只有在刊发一些艺术家、学者讣告时才在名讳后缀之以“某某先生”（此处的“先生”不同于“女士们先生们”之“先生”，而是不分年龄及性别的极尊重之意），以示敬意及缅怀。这种做法，似可供广大媒体人参考。

文章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