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京一海，因“绍”而“兴”
南北两京，江南一海。若无此煌煌三城，何来我大国泱泱！
然而你可知道，两京一海，却是因“绍”而“兴”，因“越”而“光”。在三大都市的发展史上，洒下了多篇小城的故事。在三大名城的前进路上，留下了多位绍兴名士的脚印。而蔡元培、鲁迅、周恩来三位世纪伟人的足迹不仅遍布于两京一海，而且在引领中国历史的三块土地上叱咤风云，翻海倒江。
先说说两京之一的古都南京吧：
南京建城的老祖宗是谁？在经历无数代的生息繁衍后，到了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钟阜龙蟠、石头虎踞”之固和长江天塹之险的南京，受到野心勃勃的诸侯王的注目。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最先在雨花台下筑城，史称“越城”，这是南京建有城堡的最早记载。
曾经生活在南京母亲河秦淮河畔的历代名人中，最早也许在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应算王导和谢安了。王、谢两家豪门贵族是随着西晋王朝南迁而来到秦淮河畔的，他们一起卜居于文德桥南行向西的乌衣巷。
南渡之后的谢氏寓居于山明水秀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具有超群才能的谢安本来淡泊明志，无意仕途，但一次突然变故使他在逾不惑之年“东山再起”，从绍兴走向南京，成为东晋宰相，成了稳定朝廷大局的顶梁柱。他更在历史性的“淝水之战”中，指挥八万“北部兵”，大败渡江南犯的前秦百万大军，演出了“静弈克强敌”的震古铄今的一幕，奠定了南朝近三百年安定和平的政治局面。清人余怀的《谢公墩》诗云：
高卧东山四十年，一堂丝竹败苻坚。
至今墩下潇潇雨，犹唱当时奈何许。
尽管王谢在南迁江南后，部分成员定居绍兴，但南京毕竟是他们的大本营。王谢两家子弟平时身穿宽宽的黑衣，足蹬高高的木屐，倜傥风流，玉树临风，简直是“帅呆酷毙”，足以成为古代的一段传奇。当400余年后唐诗人刘禹锡前来寻访乌衣巷时，此地不仅人去楼空，而且也已不复旧池台了。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令他感叹良久，吟下了一曲怀古名篇《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王献之的美谈甚至胜于乃父，故事发生在位于十里秦淮与古清溪水道合流处的桃叶渡。因王献之与爱妾桃叶的一段风流佳话，而成为西湖断桥那样守望爱情的浪漫地。王献之常常亲自在渡口迎送爱妾，并为之作数首《桃叶渡》。其中一首成为乐府吴声流韵：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对情郎的赠歌，桃叶应和道：
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桃叶歌》风靡一时，时士人骚客莫不吟颂之。“桃叶临渡”随之名声大噪。
到了“二（老）谢”离开了乌衣巷的南北朝时，在谢氏的后裔中又诞生了同样名传青史的“二（小）谢”——谢灵运和谢朓，不过他们的名气在文坛而不在政坛。
作为名将谢玄的孙子，走进乌衣巷的谢灵运，18岁时就承袭祖父的爵位封为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当420年谢灵运36岁那年，晋、宋政权更迭，宋武帝刘裕建立了南朝第一个政权即刘宋王朝。刘裕将谢灵运降任为太子左卫率，令他怨愤难平，不久就就被逐出京城。后来宋文帝慕谢灵运的诗文和书法之才，诏令他回朝任职，封他为秘书监，又升任侍中，然而交给他的任务无非是整书撰史，侍陪皇帝，岂为谢灵运所容，深感不满的他再一次遭罢官并流放广州，在那里被斩首弃市。
谢灵运的族侄谢朓，因写得一手清新秀丽的文章而早有美名。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19岁的他开始出仕，后迁任“随王东中郎府”，并与随王归建康（今南京），在齐明帝朝廷掌中书诏诰，又转任中书郎，成为永明体作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个。正当谢朓的诗歌艺术一步步登上时代峰巅的时候，阴谋的罗网也正在悄悄地向他张开。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年），胆小谨慎又优柔寡断的谢眺，终于遭始安王箫遥光诬陷入狱。36岁的谢朓悄无声息地在狱中走了，走得可惜，走得冤枉！
随后走进南京的是一位绍兴圣人王阳明。绍兴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由庐陵知县升至南京刑部主事。任职南京成为王阳明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他不断升迁，频繁调换。当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再次回到南京，正德九年（1514年）升任南京鸿胪寺卿，直到正德十一年（1516年）才最终离开南京。相对此前的宦海危机，在南京断断续续的3年为王阳明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为政、讲学环境，促进了他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逐渐成熟。王阳明在军事上的杰出才能，使他得以平定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之乱，从而也解了南京被乱军进攻的危机，成为其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立下盖世奇功的王阳明，深感处境更加危险，虽然世宗升任他为南京兵部尚书，爵封“新建伯”，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官场，回乡讲学。
在王阳明之后，刚从牢狱获释的绍兴奇才徐渭，于明朝万历三年（1575年）到南京游览，特地拜谒孝陵。诗人“白头落魄”，“破帽青衫”，骑一头疲驴，带一身傲骨，纵使与往来的官员狭路相逢亦无相让之意。无奈地混在八百孤寒中拜谒孝陵，听凭守陵的太监（中官）亦真亦假地胡诌明祖故事，不禁引起徐渭的满腔心事，信口吟下一首《恭谒孝陵》：
二百年来一老生，白头落魄到西京。
疲驴狭路愁官长，破帽青衫拜孝陵。
亭长一抔终马上，桥山万岁始龙迎。
当时事业难身遇，凭仗中官说与听。
伟大的绍兴爱国诗人陆游一生高呼北伐，力主迁都建康，这是他经过自己实地勘察后得出的结论。对于这些深谋远虑的建议，当然都被丢进了皇帝的垃圾箱，成为诗人的终生恨事。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农历七月七日，陆游在入蜀途中，道经建康（即今南京），曾游清凉山，登石头城，为后世留下了有关清凉山的最早的一篇游记。8年以后，陆游应召由四川东归，再经建康，在赏心亭上又一次游览了龙蟠虎踞的金陵形胜，不禁再度涌起了“欲请迁都”之念：
蜀栈秦头岁月道，今年乘兴却东游。
全家稳下黄牛峡，半醉来寻白日洲。
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
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泪已流。
时间到了1912年1月4日的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此时一位绍兴伟人应召来到南京，他就是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蔡元培在任内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确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
此后蔡元培几进几出南京。1927年起，蔡元培再次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之后一段时期，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并于1928年6月出任在首都南京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33年6月，为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其他国联成员国间在文化、教育上的合作关系，蔡元培与张静江、；厉麟似等人联合国联，筹备创办了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
步蔡元培后尘踏入南京的，就是周树人（鲁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周树人入南京水师学堂，次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他从矿路学堂毕业，于3月公费赴日留学。这期间他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其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1912年2月鲁迅应蔡元培之邀任职于教育部，再一次进入南京，但旋即随部赴北京。
自称“我是绍兴人”的周恩来，先后曾有六次南京之行。1920年10月底，周恩来从天津到上海转船赴法勤工俭学，途中他路过南京看望堂叔一家。周恩来第二次到南京，是在17年后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迫于全国抗战呼声高涨，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邀请中共领导人来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于8月9日抵达南京。从8月9日至8月19日，周恩来在南京呆了十天，经过艰难曲折的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形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周恩来于次年5月3日率领中共代表团迁来南京，驻在梅园新村17号、30号、35号，继续和国民党政府展开谈判。在和谈受挫后，周恩来于1946年11月19日来离开南京，临行前他对记者说：“南京，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建国之后，周恩来、陈毅于1960年12月21日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访问南京，这是他四来南京。1971年6月5日，73岁高龄的周恩来陪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到南京长江大桥参观，并强调南京在涉外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好“一大”（南京长江大桥）、“一小”（小红花艺术团）的作用。1972年4月6日，周恩来又陪马耳他政府代表团到南京，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南京。
1923年8月的一个仲夏晚，两位年轻的文学家悄然抵达南京,其中一位是祖籍绍兴的朱自清,另一位则是俞平伯。两位友人相约到南京一游，放棹于灯影和波光辉映下的秦淮河上，漫溯着沉积在河底的金陵遗梦，朱自清和俞平伯“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游罢相约，同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各作散文一篇，尔后又同时发表于1924年1月25日的《东方杂志》上。两篇传世之作，风格各异，互有千秋，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一段美谈。
南京还不应忘记两位来自绍兴的教育家：一位是使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一举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罗家伦，另一位是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和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鹤琴。
两京之二的北京离开绍兴实在有点遥远，不过绍兴名士的身影早已出现在那里。王阳明早期在北京的活动，素来不为人们重视。其实早在明弘治九年（1496年），王阳明就到北京赴考，但遗憾地落第。他在北京生活、宦游的日子里，接受心学的影响，展露经略四方之志，开展讲学活动，并参与两京朝臣与刘瑾、“八虎”等阉竖的斗争。正德六年（1511年）调吏部任主事的王阳明赴北京任职，升为员外郎；正德七年（1512年）又擢升郎中。
徐渭也曾二度来到北京。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徐渭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聘到过京师。在他60岁（1581年）时，应好友张元忭之招又到北京。但性格桀骜的徐渭是难以在宦海沉浮的，因此都在短暂停留后返回老家。
到了晚晴，秋瑾于1903年随夫君王廷钧寓居北京。她在北京目击被八国联军劫后的惨象，义愤填膺，遂于1904年4月变卖首饰，毅然抛儿弃女，只身赴日留学。她在1905年春写下的《鹧鸪天》一词中，充分流露了为国牺牲的决心：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在中国近代史上，蔡元培的历史贡献大概不会比孙中山逊色多少。而永远令人景仰和怀念的，却是一个大学校长的身份。1916年12月26日，他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创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风的新北大。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梁漱溟、徐悲鸿、李四光、莎菲、鲁迅先后应他诚聘进校。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创办中法大学并任校长，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其后又与法国合作，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蔡元培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使他成为一座中国教育、文化、科学史上的高大丰碑，一座至今仍难以逾越的巍峨高峰。
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于1912年5月航海抵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8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民国六年（1917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起乱，鲁迅愤而离职，在14日乱平即返部。民国七年（1918年）1月，他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民国七年（1918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篇上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自此，中国文坛上的先驱者和民主斗士现身在北京。随着小说《风波》、小说集《呐喊》、《中国小说史略》上册、《论雷峰塔的倒掉》一系列作品出版，鲁迅成为《新青年》、《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次年3月发生“三·一八惨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文抨击段祺瑞政府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在避难期间的8月，他的小说集《彷徨》出版并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
没有大学的绍兴，却为北京大学输送了四位杰出校长，他们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何燏时、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蒋梦麟和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
有周恩来这样一位人民的好总理，是中国的荣幸，也是家乡绍兴的荣光。自建国之后，他一直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直到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的逝世受到世所罕见的极广泛和沉痛的悼念。
陈半丁、周作人、邵力子、竺可桢、范文澜、孙越崎、赵忠尧、钱三强、徐光宪、金善宝等一群享誉各界的绍兴名士进入北京，为首都和中国的建设事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一幅堪称中国名片的史诗般经典油画《开国大典》，创作者是当时年仅38岁的油画家、绍兴人董希文。
上海的崛起，为在一群困在潜水泥潭而无法施展才能的绍兴人，提供了一汪任你畅游的大海。这里使辛亥精英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相逢相识，奋起革命；这里是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用金不换挑开中国沉沉夜幕的战场；这里让画坛巨匠赵之谦、任伯年搭起“海上画派”的擂台；这里任由越剧十姐妹长袖曼舞，尽情表演并造就了家乡的剧种。
首先揭竿而起高举反清大旗的清朝翰林蔡元培，于1902年在上海与蒋智由等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又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并均曾被推为总理。1903年，蔡元培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1904年，时年37岁的他在上海与乡人陶成章发起成立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次年又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上海分部主盟人。他高举光复和同盟两面大纛，凝聚了家乡各路反清力量，汇集了本乡绍兴一批革命中坚分子。抗战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他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和援救民主人士的爱国运动。
追随蔡元培并在光复会任副会长的陶成章，是该会实际上的领袖，途径上海的同乡徐锡麟、秋瑾以及章太炎、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反清志士先后入会。秋瑾于1906年春从日本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和《中国女报》，并亲自写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旨在宣传革命和妇女解放。陶成章曾二度亡命日本，转赴南洋，鼓吹民主革命，筹款资助国内革命，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很大贡献。浙江光复后，他被举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由于他名满江浙，引起青帮头目、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忌恨。1912年1月14日凌晨，陈其美指派其心腹蒋介石、王竹卿，将年仅35岁的陶成章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
上海还有两幢老屋，记载了两位绍兴伟人在上海活动的历史镜头：思南路南端73号是1946年7月至10月间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代表团是来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一处寓所在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墓、鲁迅坐像和鲁迅纪念馆，都坐落在离其故居不远的虹口公园内。
周恩来与上海的感情已非一时，早在20年代，他就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大书大笔地谱写了革命斗争的篇章。1925年1月，他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1927年3月，他亲自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11月，他调到上海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从1929年到1931年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三、四中全会上，周恩来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民国十六年（1927年）9月，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鲁迅，离开广州赴上海。当他来到上海，先后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的排头兵。他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自由人”发生论争，又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自1927年到1936年在上海生活期间，鲁迅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被誉为“匕首”、“投枪”的杂文；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了很多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编著了大量的古典文史资料。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胡愈之等13人组成。22日出殡那天，上海民众万余人自发举行公祭、送葬，有上海民众代表献“民族魂”白地黑字旗覆于棺上。自19日起，上海和海内外各华文报纷纷发表鲁迅逝世及悼念消息，并都刊登了“文坛巨星”、“文坛钜子”、“文化巨星”、“世界前进文学家”、“民族解放的文化战士”、 “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中国文坛之唯一领袖”、“我国文坛最英勇的战士”、“文坛唯一权威者”、“中国文坛底最高峰”等醒目标题。
中国共产党的前后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和毛泽东，无不对鲁迅倾心向往。毛泽东和鲁迅，两位伫立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山峰上的伟人，仿佛站在不同的峰巅上，遥遥相望却心心相印。1932年10月12日，鲁迅写下幽默风趣、寓意深刻的《自嘲》一诗，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坦露了自己的坚定立场：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10年以后，鲁迅的诗在遥远的延安得到春雷般的回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鲁迅这首诗的深远含义：“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开埠之后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创造出了具有兼收并蓄、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特点的“海派”文化，使以江浙为主的各路画坛高手和文化艺术界名流纷纷携艺流入沪上，催生了海上画派的诞生。在绘画史上被认为开海上画派先河的两位先驱，一为绍兴人赵之谦，一为虚谷，而海上画派在前期又以绍兴人任颐（任伯年）为高峰，晚期则以吴昌硕为巨擘。
前往上海这座冒险家乐园献艺求生的，还有绍兴两大剧种——绍剧和越剧。两大剧种在各自的成长发展过程中，都有一番艰难起步、大起大落的经历，更都有过走到谷底、山穷水尽的时候。遗憾的是绍剧由于拒绝改变自身的刚性，不能与海上文化相融合，最终退回本土本乡。但越剧凭借它的柔性，因地制宜，随乡入俗，得到了上海海派文化承认和容纳，华丽转身，成为海派文化的一个组成元素。随着以袁雪芬为首的越剧名伶“越剧十姐妹”声名鹊起，进一步推动了越剧跃入巅峰时期。
作为著名导演、编剧家的绍兴人谢晋，少小离家去沪学习影艺。他以《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影片，成为中国影坛上一位成就卓越的大师。他的每一部影片都称得上真正的艺术，永恒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