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12月师友赠书录（三) 韦力撰
《瘗鹤铭新考》，王家葵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贺宏亮先生所赠，该书乃是他与王家葵先生共同主编的《艺术史：事实与视角》从书之一种。本书前有两位主编共同署名的总序，该序中谈到，金石书画乃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的一大宗，相关著述甚丰，同时提及梁元帝辑录的《碑英》一百二十卷为金石文字之祖，然而此书已失传，到宋代时，搜罗和研讨石刻文字成为风尚，但是早期的金石书画论著主要是“著录”，比如《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等。进入近代，西风东渐，金石书画类著作由“著录”变为“赏鉴”，到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赏鉴”又变为“研究”，而本书正是研究极具名气的大字之祖《瘗鹤铭》。
《瘗鹤铭》属摩崖刻石。近十年我曾两度前往镇江的焦山，每次都会仔细观赏瘗鹤铭残石，越看这些残石，越会觉得拓本之珍贵。二十余年前，我买到一册《瘗鹤铭》拓本，卖主号称是宋拓，我请朋友看过，仍然告诉我是宋拓，于是欣然携归，若干年后方明白，即便是明拓，亦属难得，更遑论宋拓，但我之所得却被称为“水前本”，究竟所得之物是否能应此名，我未作相应的比勘，而今读到王家葵的这本专著，更加明白水前本之难得。
王家葵的这部专著分为三篇，上篇论述的是《瘗鹤铭》的作者与年代，中篇谈的是该铭的书法接受史，下篇以故宫所藏潘宁本为例来讨论水前本的问题。因为《瘗鹤铭》的落款署为“华阳真逸”，故此铭的书写者究竟是谁，从宋代以来争论不休，王家葵在本书的小注中谈到明清两代参与争论者有近百人之多，正如四库馆臣所言：“自宋欧阳修《集古录》以后，著录者数百家，彼此讥驳，几如聚讼。”
王家葵称，目前所见，关于《瘗鹤铭》的最早信息乃是苏舜卿的一首七律，该诗的诗题颇长：“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铭》于焦山之下及梁唐诸贤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宝墨名之，集贤伯镇为之作记，远来求诗，因作长句以寄”。此诗前两句为“山阴不见换鵝经，京口今存瘗鹤铭。”查慎行将此诗算在了苏轼名下，然王家葵经过考证，认为此诗的作者的确是苏舜卿。
关于《瘗鹤铭》的书者，黄庭坚认为应是王羲之，但蔡襄认为此字乃是隋代人所书，而《瘗鹤铭》文的作者，宋代黄伯思认为出自陶弘景。然而王家葵认为，《瘗鹤铭》的作者应当是唐代的皮日休，而首发此议者乃是清代程嗣章在《张力臣瘗鹤铭辨书后》中的所称。然而翁方纲不同意程嗣章的判断，卞孝萱也不赞同程嗣章的所言，他在《冬青书屋笔记》中列出三点非皮日休所作的理由。
王家葵先生认为程嗣章的所言有道理，他从皮日休的诗文谈起，以此来说明皮日休与朋友确实有瘗鹤之举，那么如何解释《瘗鹤铭》的作者署名“华阳真逸”呢，王家葵进行一系列推论，而后得出如下结论：
如果同意以上意见，即《瘗鹤铭》是皮日休等人“拟”陶弘景所为，还能够解释，何以《瘗鹤铭》的书法接近于天监十五年井栏题字，后者虽然清代重新发现，活动于晚唐的皮日休、张贲等人可能见过，并认定是陶弘景书法而刻意模仿。
这种推测可谓大胆，如果这个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颇为影响“大字之祖”在我心中的地位。但是，我又不能像王家葵先生那样拿出一大堆的证据，来捍卫《瘗鹤铭》在我心中的崇高形象，因此王家葵先生的发覆之功还是令我佩服。期待着我研究功力提高后，能够撰文与他“商榷”，但在这有个功力之前，只能佩服他的独特视角。
《烟云过：张伯驹传》，郑重传
中华书局201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乃是统筹余佐赞先生所赠。我大约见过郑重先生两面，这两次均与黄裳先生有关，一次是李辉先生在华东师大组织的黄裳作品研讨会，当时有多位老先生在场，讲述他们眼中的黄裳。几年之后，黄裳先生仙逝，陆灏先生在上海图书公司组织了一场追思会，在那个会上似乎又见到了郑重先生。然而直到去年，我才偶然听闻到：以写西文书见长的恺蒂原来是郑重先生的女儿，我跟恺蒂几次商量举办中西书对谈之事，却从未想到她跟郑重有这么近的关系。
这些年来，我读到过郑重先生多部著作，尤其对他写的《海上收藏世家》等与收藏有关的书感兴趣，他的专著大都有着自己的风格，不疾不徐，娓娓道来，这跟我印象中的他颇为吻合。关于张伯驹的研究文章以及相应传记，我也读过一些，然余佐赞先生赠给我的这册，让我感受到张伯驹先生在保存文物方面的贡献远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
张伯驹是著名的北洋时期的“四公子”之一。郑重在文中先对“公子”一词作了疏理，同时说：“公子有真假之分，胸无雨墨，纨绔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现，文采风流，不辱家风，能使人敬爱赞羡者，始得为真公子。”而后他讲到了战国末期的四公子：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和孟尝君，想来这是“四公子”之始。
郑重又谈到《唐书·周曾传》中的所言：“周曾者，李希烈部将，与王珍、姚憺、韦清志相善，号四公子。”这条史料我未曾留意过。而后的明末四公子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冒辟疆，则是世人皆知者。清末亦有四公子，他们是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和丁惠康，对于这四位，郑重认为：“他们风雅有致，诗文有声，还像一个文人的样子。”而后谈到北洋四公子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但是这个“四公子”有不同的说法，张伯驹称有人将“四公子”中列入了卢小嘉、张孝若。但这两人的名气似乎比另外几位要小，是何人给出这出不同的排列，很难查到原始出处，这就正如梁山好汉常常自称“人送绰号某某某”，是人送还是自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这个浑号，更让人容易记住。
张伯驹当然是一流的大收藏家，虽然他的事迹众人皆知，遭遇也令人叹息。这部专著的第七章，谈的是张伯驹购买《平复帖》的故事，这件宝物应当是张伯驹藏过的最重要的古代书法作品，他对《平复帖》的一见钟情，缘于一场偶然的展览会。
那天是张伯驹去参观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看到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关于《平复帖》的历史，足可以写出一本书，在此难以详述。当然，《平复帖》的价值张伯驹了然于胸，古代流传有绪的书法作品以《平复帖》为最早，董其昌曾说：“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数行，为希代宝。”王羲之传世的唯一真迹已被唐太宗带进了坟墓，钟繇的作品虽然流传有《荐季直表》，并且被乾隆皇帝刻在了《三希法帖》的最前面，但早在明代就有人认为这幅作品不是真迹，更何况《荐季直表》的摹本也已失传，故今人已经找不到比《平复帖》更早的书法作品，而陆机的《平复帖》创作时间要比王羲之《兰亭序》早上百年，难怪历代的收藏家都极其看重此物。
清初时，《平复帖》在大收藏家安岐手中，安岐去世后，此物进入紫禁城，陈设于寿康宫，乾隆四十二年孝圣宪皇后去世，此物赐给了成亲王永瑆。永瑆十分宝爱此物，为此起堂号为“诒晋斋”。此后几经辗转，该物被恭亲王奕据为己有，后来又成为了恭亲王之后溥伟的藏品。辛亥革命推翻清室，溥伟前往青岛图谋复辟，《平复帖》留给了他在北平的两个弟弟溥儒和溥僡。正是溥儒拿出来参加了湖北赈灾书画展，方让张伯驹看到此宝物。
张伯驹一见倾心，想将此物买下。对于他欲得此物的心态，郑重在书中予以了分析，因为早在此次展览之前，张伯驹就听说过溥儒要出售所藏的唐韩幹所绘《照夜白图》，此物已为上海古董商叶叔重所得，张伯驹知道叶氏专做外国人的买卖，于是他给主政北京的宋哲元去电：“惊悉国之瑰宝唐韩幹《照夜白图》有流落海外不归之虞，烦兄鼎力察访，俾任出境，并严惩盗卖国粹之人。”可见张伯驹有着爱国之心，他想阻止这次出售，防止宝物外流。之后宋哲元给张伯驹回电称：“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
郑重在文中写道，宋哲元并没有认真查证《照夜白图》流出国门的来龙去脉：“实际上，《照夜白图》这幅画是溥心畬通过老太监卫福临及其义子卫广利开的'宝云阁’画铺，再通过白坚甫的手，卖给了日本人。日本人随手转卖给了英国古董商人，自此以后一直为伦敦的私人收藏。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进。”
正是有此前车之鉴，所以张伯驹不能再让《平复帖》落入古董商之手，于是他找人跟溥儒商议，想买下《平复帖》，然中间人回复说：“心畬现在不需要钱，要转让，价钱要二十万元。”张伯驹哪里拿得出这么大一笔钱，于是他请张大千去说服溥心畬，愿意以六万元求购，可是溥心畬坚持要价二十万元。到了1937年，溥心畬为母治丧，急需用钱，于是以四万元将《平复帖》售给了张伯驹，其中的说合人乃是大藏书家傅增湘先生。
关于《平复帖》，郑重先生还讲到了许多的细节，可见他为了写此书，查证了许多史料，这样的传记既有艺术性，又有文献性，体现出了老一辈作家在写人物传记时的审慎态度。
《陶渊明接受通史》，李剑锋著
齐鲁书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乃作者所赠，通过该书责编刘玉林先生转寄而来。该书16开精装，上下两册，有近1200页之多，专研一人，能写出145万字，其深度可想而知。从作者简介了解到，作者是位70后，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及陶渊明与中国文化等课，从2007年兼任中国陶渊明研究会副会长，从2018年起任会长，如此年轻的专家，令人钦佩。
本书分为七编，每编再分不同的章节，最后有余论，总体而言，该书从东晋南北朝讲起，下限到晚清，按朝代来讲述每一时期对于陶渊明的不同接受程度。每一编的题目均为两句古诗，诗句并非出自陶渊明，但是这些诗句都很好的概括了每一时代人们对待陶渊明的态度。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主要视陶渊明为隐士，李剑锋引用了沈约在《宋书·周续之传》中的所言，该传将陶渊明与周续之、刘遗民并称为“寻阳三隐”，萧统所作的《陶渊明传》亦持这种说法。在那个时代，陶渊明的文名较小，刘勰的《文心雕龙》、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沈约的《宋书·陶潜传》中都没有论及他的诗作。如果说《文心雕龙》对刘宋以来的晋代文学存而不论，那么后两种重要的书，尤其是沈约的《陶潜传》，也没有提及陶渊明的诗，显然这是社会上的普遍看法。
对于这种现象，李剑锋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予以分析。那时有“元嘉三大家”之说，顔延之、谢灵运和鲍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诗歌最高水平。李剑锋说，颜、谢代表的读者群、诗人群多属于门阀贵族，他们关注的题材乃是山水游览，说玄谈佛，认为这是一种高贵的情思，他们不会欣赏类同田家语的陶诗，鲍照虽然代表了寒族诗人，但这些人关注的题材大多是与建功立业有关的军旅边塞，所以这些人选择的是世途功名，而非田园，他们没有闲情像陶渊明一样欣赏田园风光，到了钟嵘那里，方提出“隐逸诗人”这个名称，但从总体来说，社会上对于隐逸诗人并不关注。
钟嵘乃是现存史料中最早对陶诗进行深入研究和评价者，他的《诗品》收录了122位诗人，其中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陶潜被归入中品，钟嵘在评价陶诗时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在中古时代，昭明太子萧统是对于陶诗评价最高者，萧统自称“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然而就社会的接受度来说，“渊明文名，至宋而极”（钱钟书《谈艺录》）。
宋代首先推崇陶渊明的人乃是梅尧臣，把陶渊明推为文坛宗师的人则是苏轼，苏轼认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故李剑锋说苏轼乃是：“把陶诗推到了诗美理想的典范地位和无人能及的诗史巅峰，从而牢固地奠定了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开辟了陶渊明接受史上的辉煌时代。”
东坡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坛领袖，他对于陶渊明的挚爱，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文人，比如苏辙、李之仪、陈师道、晁补之等，他们都写过大量的和陶、学陶之作，同时也影响到了辽国、金国等地文人对于陶诗的追捧。宋人为什么如此看重陶诗，李剑锋从多个角度予以分析，他认为陶诗体现了诗品与人品的高度一致，而宋人认为纯正的诗最值得推崇，比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
可见宋人认为“思无邪”就是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之诗教，宋以前的诗人只有陶渊明和杜甫能够达到这一点。宋人认为高水平的诗应当超越悲情，李剑锋说：“文学艺术不仅是苦闷和悲情的载体，还是对苦闷和悲情的超越。超越程度越高，越能显示出人觉醒的程度之深。”虽然陶渊明也有苦闷悲情，但他很少将其写入诗中，他的诗作打破了魏晋时代以悲为美的情趣，宋初的徐积说：“凡人为文，必出诸己而简易乃为佳耳。为文正如为人，若有辛苦态度，便不自然。”
宋人虽然推崇杜甫，但也会批评他诗中的悲情，由此而更加凸现陶诗乃是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北宋时期欧阳修针对五代雕琢造作的文风，努力提倡平宜流畅之文，苏轼为其弟子，故同样推崇魏晋诗作中的平淡自然。但是，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也同样有个过程，从其年轻到乌台诗案的发生，此阶段苏轼诗作少有陶风，李剑锋在其专著中将苏轼的诗作按时代划分，而后通过苏诗中有关陶诗的数量，来疏理出苏轼对陶诗的接受史。
通过李剑锋的研究，可以知道青年苏轼对陶渊明不太重视，待他出任杭州通判后，才稍稍留意到陶诗的价值。从乌台诗案的发生，到元丰八年他被朝廷再次起用，此为苏轼接受陶渊明的骤转期，这一时期苏轼在黄州躬耕垅亩，渐渐体会到了陶诗的妙处，此后他一贬再贬，从惠州到儋州，苏轼更加体味到了陶诗的真正味道，以至于他在诗注中说：“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苏轼正是通过读陶诗来体悟人生哲理，他通过大量的和陶诗，来表达自己对陶诗的推崇，苏轼在一首《江城子》中写道：“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正应了他前面的所言，苏轼认定自己乃是陶渊明转世。如旧推崇方式，可谓无以复加。
元代时，很多著名诗人也推崇陶渊明，但进入明代，对陶诗的评价产生了分化，当时的复古派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于五言古诗，他们崇尚汉魏，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明确地提出：“诗弱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可见明代有一部分文人对陶诗持否定态度。推崇陶诗的文人中则有李贽，他的《藏书》中专列陶渊明传，《续焚书》中的《隐者说》一篇把隐士分为时隐、身隐、心隐和吏隐四类，其将陶渊明列入身隐。
清代考据之风盛行，有些文人开始系统研究陶渊明的家世、生平。李剑锋在文中列出了几十位文人学者研究陶渊明的文章，但这些文章更多的是从其生平考据下手。到清中晚期时，郑珍、邓辅纶、王闿运等都撰写过学陶诗。李剑锋还提到明代就有了陶渊明戏，清代予以延续，另外还有不少的人在画陶渊明形象，这些都说明了陶渊明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李剑锋的这部大作谈到了许许多多的细节，小文无法予以涵盖，但我觉得这部大作的确是一部研究陶渊明的工具书，今后写相关文章均可从中查出所需之史料。
《中国四库学》第五辑，邓洪波主编
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邓洪波先生所赠，该辑的内容如同题目，基本都是与四库有关的文章。四库一向是我关注的领域，而这本书让我有了不少的收获，比如罗琳、董晨所撰的《无四库馆臣删改之“四库底本”的认定》，从该文的附题了解到，该文乃是第十一篇《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劄记。该文首先谈到大多数四库底本的形制，比如书衣上会钤盖朱文长方形木记，首页会钤盖满汉合璧翰林院印，有些书在首页还会钤盖“翰林院典篰厅关防”，另外在封底会钤盖“备选书籍”木记，这些都是判定某书为四库进呈本的基本依据。另外，书内若有四库馆臣的删改，包括浮签、移送单、誊缮格式等，这就形成了认定四库底本的完整证据链。
但是，在实际的鉴定中，这些证据链很难在一部书中同时全部具备，有些是在修复重装的过程中丢失了，故而认定某书为四库底本，就需要借助其他工具书来进行对比，以此补充证据链的缺失。
本文提到了2013年北大图书馆购藏的大仓文库那批书，文库中有三种宋版书被日本政府定为重要文化财，故没有一并出售给北大。这三部书之一乃是宋刻本的《韩集举正》，后来本文作者看到了这部书，虽然全书并无四库馆臣删改痕迹，但通过翻阅查证，看到首页有满汉合璧的翰林院印，封面也有长方木记，上面写明此书乃是编修朱筠家藏本，而后作者通过对比，举出四条证据，证明了这就是四库著录本。
巧合的是，本辑中还有江曦所撰《读〈四库采进书目〉》一文，该文也提到了朱筠给四库馆献书之事，然而该文的着眼点乃是程晋芳进呈书的另外两个问题：一是程晋芳献书百种以上，为何未受到赏赐；二是程晋芳是否将朱筠所献书转假他人奏进。
江曦提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编修程晋芳家藏本”达184种之多，这个数量可以排在数十位私人藏书家献书之前列，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皇帝要求将京城官员进呈书数量百种以上的，分别“拣取进呈”“蒙恩赐题”，其中有纪晓岚等人，却没有程晋芳。转年五月，皇帝赏赐献书最多的四大家每家一部《古今图书集成》，赏赐献书百种以上者，每家内府初印本《佩文韵府》一部，计有九家受赏，也无程晋芳。既然程晋芳进献之书仅著录部分就达184种，他为什么没有受到赏赐呢？
有的学者认为，程晋芳献书数量可观，但质量不高。钟姝娟统计出，程所进呈的184种当中，有169种列入了存目，说明程的献书质量确实不高，但仅仅因质量不高就不予赏赐，似乎理由有些牵强。江曦指出，《四库全局总目》著录“江苏周厚堉家藏本”162，其中 156列入存目，所占比例比程晋芳还高，但同样受赏内府初印本《佩文韵府》一部，这是什么原因呢？江曦认为，此乃源于程晋芳所献书中，主要是《学海类编》，此乃一部丛书，故献书时仅算作了一种，后来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将子目析出，因此，程晋芳实际献书的数量不是184种，而是26种，自然得不到赏赐。
江曦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则是程晋芳是否把朱筠的书以自己的名义进呈，他在文中举出了当代学者中有人替程晋芳写文辩护，然而江曦通过《四库采进书目》发现其中著录了6部程晋芳进呈之书，而后将此与朱筠所说自己献书四十余种的说法进行比对，由此证明程晋芳确实做了类似的事情。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推导，让我读来很是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