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真实的实验：大学教授考初中题，90%以上不及格
组织大学教授做初中生的题，谁敢、谁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付诸实施？但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对北京地区十七所高校的六百多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考题的水平是初中水平。考试前工宣队告诉教授们：“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考试成绩不入档案，不公开，只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学生考试的苦处。”
参加这次考试的正、副教授共六百一十三名，结果及格者只有五十三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不及格，平均分数为二十分。其中理科教授，特别是物理教授考的最好，做初中数理化题目基本没有问题。而文科教授考的最差，基本交了白卷。
在上海，也组织了类似的考试。以复旦大学为例，参加考试的104名正副教授中，7人拒绝答卷，仅7人及格。
据复旦大学校史专家杨家润介绍，当时的考试科目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试卷首页用黑体大号字写着“大学入学试题”。就数理化而言考题并不算难，今天的初中毕业生都应该能应付。
当然，这次“考教授“，只是意在给他们一次“体验“，考试成绩对教授们并没有任何影响。
一些教授抱怨说：如果有时间复习看看书，他们肯定能得满分。
但是，教授们的这个抱怨，正好与当年“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抱怨一样。张铁生也是声称自己忙于生产劳动，没有时间看书复习，所以考不好。
而之所以要组织这场考试，也要从张铁生说起。
张铁生
1973年6月，在辽宁兴城白塔公社插队落户的张铁生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但是，当年的招考突然增加了文化考试内容，而上一年县里的工农兵学员就没有进行文化考试。并且，县里通知，考试前统一组织考生集中辅导三个星期，张铁生觉得自己在中学也算班里成绩靠前的学生，有这三周的复习时间应该足够了。不料，县里突然取消了组织辅导计划，且这一变更并没有及时通知到他本人。尽管是开卷考试，但张铁生面对试卷上的题目还是无从下笔，于是他就交了“白卷”，并写了一封陈情信，说自己疏于学习是因为忙于队里的生产，希望“领导”能适当考虑。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张铁生的“白卷宣言”，而且还加上了编者按：“（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对当年的工农兵学员来说，这一年突然增加的文化考试，事实上与“文革”期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奕息息相关。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看到了一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调查报告》。这家工厂是我国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企业，该厂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注重在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毛泽东以极大的兴趣写下这样批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史称“七·二一”指示。
这是大学招生停摆以后，中央最高决策者对恢复大学招生及改变大学原有考试教育制度的一种构想。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就刊载了毛泽东的这一最新指示，并配发了关于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新大学招生制度开始有了重大转变，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张考卷定录取“、“分数就是命根子“，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女以及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大学深造的出路方面，有了一定的盼头。
毛泽东“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构成了他培养新型大学生的两个互相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 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另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种通过互相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也是“文化大革命”所包含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报告。报告规定废除入学考试制度，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大学生。同年，首批招收了试点班大学生。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便有了一个新名称：“工农兵学员”，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
“工农兵学员”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学生，还要担负起新的使命：“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1973年，正处于文革后期政坛风云变幻莫测之时。当年3月10日，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4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考必须重视文化课考试的意见。围绕着关于文化考试问题，各方明里暗里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张铁生的“白卷宣言”，看似一起偶然事件，却引起最高层的注意。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考考他们。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
于是，便有了教授们纷纷交白卷的一幕。
无独有偶，鲁迅在批判解放前旧大学死记硬背的招生考试时说过的一段话：“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看来，鲁迅对教授们的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不用“较为陌生的古典”，只需要一场初中水平考试，白卷便纷纷产生。
1974年第2期《教育革命通讯》（今《人民教育》），中国知网上仍能查到本期“考教授有感” 一文
在1974年第2期的《教育革命通讯》中，刊载了一篇署名“方迅”的题为“考教授有感”的文章。文中提到了参加考试的教授们的感受：
这样的考试结果，用参加考试的一位教授的形象语言来讲就是：“考（烤）'糊’了！”“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可是，这个法宝，一旦用到了自己的头上，怎么就考“糊”了呢？在这个事实面前，许多教授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有的说：
“我一拿到考试试卷就站在张铁生一边了！”
有的当场赋诗：
“突闻考试实堪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识此味，从今开始学新人。”
他要开始向张铁生这些新人学习了。
有的说：
通过这次考试，我受到了一次亲临其境的教育，认识到旧的考试制度确实害死人。同时也可用此教育其他认识不深的人，甚至是反对派。
有的在试卷上写道：
“以上的题我完全答不出，照这个标准，我就没有入学的文化程度。用这样的试题考工农兵完全是刁难和阻碍工农兵入大学。我完全同意张铁生的意见，这样的入学考试非废除不可！”
在这篇文章中，大部分参加考试的教授可谓口服心服，受到了一场深刻的教育。相信彼时的教授们并非完全迫于压力和政治正确而发言。文章也指出，
“少数教授对这场考试不那么高兴。他们说，这简直是出我们的丑。”
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幻，当年这场著名的“考教授”事件，被认定为“文革”中的一出闹剧。在一些人的评价中，这场考试成了中国这个有着极其古老的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度最为荒诞的一幕。当年教授们交白卷的行为也被描绘为很多教授识破了“极左派”的用心，拒绝作答。
孰是孰非，只有当历史的迷雾远去后，一切才会逐渐清晰起来。
当年考试的目的，“考教授有感”一文也说得很清楚，我们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们认为，像这样的考试办法，是检查不出一个人的真正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的。但是，通过这次考试，也暴露了一些教授严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加强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工作，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的艰巨任务。
我们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够从工农兵出发，从广大学生出发，下决心把那套旧的考试办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够向工农兵学习，向实际学习，多一点自知之明，把那套傲视群众、轻视青年的陋习彻底抛弃掉。
我们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起来破除以“内行”、“权威”自居而反对“外行”领导的思想，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