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之言 || 朱振武：文学外译，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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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博士，外国文学与翻译博士后，作家，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
主要研究英语文学和文化、文学翻译和中外小说比较，近期侧重文学外译研究和非洲英语文学研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及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认知诗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认知翻译研究会副会长等多种社会兼职；《世界文学研究论坛》(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主编；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高特聘教授；已经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3项，正在主持国家重点项目一项，获得省部级科研项目和奖项多种，获得各类图书奖多种；出版著作18部，编著50多种，译著30多种，期刊论文200多篇，报纸文章100多篇，小说、散文和诗歌等创作多种。主持译介的《达·芬奇密码》等丹·布朗系列文化悬疑小说及相关研究著作引起轰动，100多家主流媒体对他有专题报道。
中国文学英译已走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历程，我国几代外语学者为之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效果始终不如人意。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有两个显而易见原因却往往被忽略了。首先是我国译者对目标读者的接受力不够了解，因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不够灵活；其次是翻译之外的宣传推广做得不到位。当然，个别外国译者随意增、改、删中国文学作品最终导致失去读者的现象不在讨论之列。
《红楼梦》的英译就是个典型的案例。《红楼梦》已经正式出版的英文全译本有十一种，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两个版本，一个是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斯和徒弟约翰·闵福德（二人后来成为翁婿）的译本，另一个是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的译本。然而这两个在中国国内备受好评的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待见却差异很大。
英语世界学术圈对霍译本的认同程度大大超过杨译本，霍译本的馆藏量及亚马逊购书网读者评分也高于杨译本。杨译本大多数放在高校图书馆，仅为一些东亚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者所查阅和参考；而霍译本则为更多的普通英语读者所接受。其实这原因并不复杂。杨译本偏于直译，学术界称之为异化，也就是更加忠实于原著；而霍译本侧重意译，学术界称之为归化，也就是尽量为读者考虑。杨宪益认为，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过分强调创造性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改写文章了。戴乃迭在1980年接受澳大利亚《半球》杂志主编访谈时也曾开诚布公地表示：“（我们的翻译）读者不爱看，因为我们偏于直译”。当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忠实于原著的直译也会越容易为英语读者所接受。葛浩文对莫言、姜戎和刘震云等中国作家的忠实翻译在英语世界得到顺利接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朱振武与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的主要英文译者葛浩文名声大噪，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首席翻译家”。有人认为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英译是“连改带译”，甚至是“改写”，因为葛浩文对原文做过删减或调整。但事实上，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英译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非常忠实原文的。他本人也说自己在英译中国文学时“倾向于直译”，以“更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在翻译《丰乳肥臀》时，葛浩文对带有浓厚地方文化特色的俚语、典故和歇后语基本上都采取了异化手法，但很多情况下还是采取归化法。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从阅读效果出发，归化和异化手法并重，掌握好其中的度，是葛浩文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的主要理念。事实证明，葛浩文是成功的。
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遇冷的事实提醒中国文学的外译工作者，文学外译要考虑接受端的社会语境和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译者不仅需要把文本翻译成好的英文，还要考虑翻译成英文之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英语世界传播，为英语读者接受。
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学翻译是再创造，译者不仅要在读懂、领会原著的精神之后尽量再现原著的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还要充分考虑到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等现实问题，进而做出合情合理的调整，使译本具有可读性。但这只是第一步。在特定时代译作本身的质量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因素，而文化消费的市场因素也同样不容小觑。随着文化商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市场因素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影响也越来越大。要想让中国文学顺利地走向英语世界，对现有的和潜在的市场和消费群体就要有足够的调研和引导。麦家的《解密》（英译Decoded: A Novel，2014）能在海外迅速走红，与出版公司以及相关媒体等各方面对原作者及译作的大力宣传密不可分。而正式出版之后，西方主流媒体的宣传仍是有增无减，作者麦家更是亲自登场，现身说法。
由此，我们联想到我们的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1995年，由新闻出版总署推出、多家出版社共同参与出版的《大中华文库》可以说是最令学界关注的对外翻译工程。这套书在国内引起了高度重视。季羡林、汪榕培等著名学者都撰文给予充分肯定。但这套书多数局限在国内发行，并没有真正达到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化的目的。1999年，《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汉英对照）》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其译者林戊荪于2011年荣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翻译协会设立的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充分肯定了林戊荪先生在传播中华文化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王宏印、鲍世修等国内学者发表书评，高度赞扬林译《孙子兵法》。可见，林译本《孙子兵法》在国内得到了较高认可。
然而，林译本在国外却影响甚微。从亚马逊网中国典籍英译本的阅读情况来看，读者参与评分人数最多的前10本中国典籍英译本中，《孙子兵法》有两个译本上榜，分别是克里尔瑞的译本和闵福德的译本，而林译本却没有得到任何评价。由此可见，《孙子兵法》虽然完成了译介，但是并没有真正到达目标读者手中，遑论接受和理解了。
朱振武与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
这样自娱自乐的例子还有很多。记得当年在美国花一美金就可以购得的英译本《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文学作品，美国人根本就不看，也看不太懂。如何改变这种自娱自乐的困境，推动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而不是光是把汉语变成外语，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除译作本身的因素外，宣传不力显然影响着译作的海外传播和接受。最近王安忆在两会上接受采访时说，不少中国文学作品说是有多个语言的译本，但在国外却看不到这些译本，原因正是如此。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以纯文学的思维探究“译什么”和“谁来译”等问题，对“怎么译”问题探讨得相对较少，更忽略了译作完成后的宣传、推介等后续工作的重要性。国内学者英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接受效果不理想，并非都是翻译问题，有些也是是宣传不到位。同麦加的《解密》一样，姜戎的《狼图腾》之所以在国外热销，与国内外出版方的大力宣传和强力推销密不可分。莫言作品在国外之所以有较大的影响力，除了作品自身的魅力和高水准的翻译之外，各种宣传毫无疑问是重要因素。
朱振武与汉学家罗慕士（Moss Roberts）
事实上，与中国文学相比，西方文学的商品化程度更深，作品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大。因此，中国文学要想真正走进国外市场，为国外读者所接受，不能光一厢情愿，剃头挑子一头热，还应拓展思路，变通翻译策略和文本选择理念，同时重视市场因素，培养市场思维，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