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遇见兵——歪评梁启超《最苦与最乐》

秀才遇见兵

——歪评梁启超《最苦与最乐》

梁先生的文章，甚是好看。立论深远，偏从简易处说起。议论处条分缕析，文白夹杂，酣畅淋漓，纵横捭阖。说理说得透彻，让人不得不服；抒情抒得充分，让人心为之动。

《最苦与最乐》，我第一次见，当然也是第一次教。《最苦与最乐》被选入七下教材，虽然是自读课文，但我也愿拿出三个课时来教。

教着教着，便感觉出梁先生的一点可爱来，或者说是文人的一点“迂”。文人著书立说，容易自说自话，单从他这一方面看，当然没有问题，确能够自圆其说。但是，如果稍微多想一下，比如换一个读者，原先那立论便轰然倒塌，不成立了。这正应了那句俗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让我们来细细品味一下。

文章开头用设问来引出论点。“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如果问一个穷人“什么事最苦”？他一定会回答“穷”。你又没有“穷”过，你不会真正了解“穷”带给的人的感觉是多么“苦”！对于“老”啊“死”啊也都可作如此解。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了的责任。”这真的是自说自话，各说各理了。“我说”就是鲜明的个人观点，不要求你懂，你顺从我，只要求你听我说一说。“未了”一词，我看到的这个版本就是这样，明白晓畅，而且也与下文相一致。不知道为什么教材把它改成了“未来”，殊不可解。

然后梁先生就对自己的观点稍微作了一个论证。“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然失意不苦；老、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这也就是文章的铺排，把一句话就说清楚的事，非要扯上好几句话来说。让我说，达观的人何止只是把“老、死”“看得很平常”，就是上文说的“贫”、“失意”皆能“看得很平常”，甚至于梁老先生所认真区分的“最苦”与“最乐”也能“看得很平常”。一个人达观起来，连他自己都怕。

接着就是重申观点，并无新意。“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

最有趣的事情出现了。梁老先生先来句“为什么”，我以为要搬出什么厉害论据来了。结果他只来一句：“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呜呼哀哉，“良心”二字，其说最玄！

这正是我觉得梁先生“迂”的地方。用“良心”二字来作立论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推导铺陈，洋洋洒洒，挥斥方逎，说得很热闹。殊不知，文人看重的“良心”，于武人身上，一点也无。那些没有良心的人，良心被狗吃了的人，根本就不把你说的看作有理。他们把你的高论看作胡说八道、歪理邪说也未可知。

不妨我们推演一番。

梁老先生接着论证。“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这里面所说的，是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表现？假如一个人没有良心，“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怎么啦？“欠了人的钱没有还”怎么啦？“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怎么啦？……我为什么“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我天天见他，没毛病！“睡里梦里”绝没有“他的影子”，更别说“缠”了。

是不是？碰到一个没良心的，梁老先生的理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我认为，读者是需要分群的，作者只写给懂作者的人，沟通是需要三观一致的。

打个比方，我讲你听，或你讲我听，我要你理解我，或你要我理解你，得需要我们在同一楼层上，在一个频道上，那层窗户纸才能一捅就破。

如果三观不一致，不在一个频道上，就是说下大天来，最后还是谁也理解不了谁，非惟不理解，而且心生怨恨。

这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梁启超早年热衷政治，依附袁世凯，依附段祺瑞，忙活了许多年，费了文人多少“良心”，到最后才发现是自说自话，无人可听，于是遁入象牙塔，专心学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