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谜底：这里住的是一代廉吏于成龙，不是刘阁老

相府胡同——靴城旧事（2）

1954年春天，父亲把母亲和我从老家饶阳接到了保定。

我们安顿下来之后（暂住在别人家），就赶紧找房子。不长时间，想租的房子就找到了。

房子位于税务角东北边的相府胡同之内，离父亲上班的地方很近，步行几分钟就能到。

父亲说，这个院儿的房主是保定最大的油漆店的老板。他有两处宅院，另一处在保定市光华路38号，比这处大得多。不知什么原因，房主决定全部出租这个院子的房子，他们全家已都搬到光华路去住了。

这个院共有10间房子，全都空着，可任由我们挑选。父亲和母亲商量后，没有选宽敞明亮的北屋（一共3间），因为每间要租金5万元，而且最少要租一间半，当时爸爸的工资不过30多万元。南屋也不能选，黑暗潮湿不说，还得里外间一起租，房钱也少不了。所以，最终选定了靠北头的那间10多平方米的西屋，它的租金是3万元。（那时用的还是旧版人民币，1万元只相当于后来的新版人民币1元。）

这间西房南北长4米多一点儿，东西宽2米多一点儿。由于中部用了过梁，后来改为经租房时还登记为两间屋呢。

这间房子是借3号院房子的后墙盖起来的，屋里的内墙有的地方抹了泥面，有的地方还露着借用墙的砖，显得又脏又旧，还没有吊顶，抬头就能看到旧椽子和破苇箔，不太像样。后来父亲补抹了脱落的墙皮，腻了露着的墙缝，用白灰刷了墙，又在椽子上糊了白纸，才有了居室的模样。

我们刚搬入时，屋里的家具只有两个父亲用包装箱改造的两个柜子。

一个如同农村的板柜，高高大大。它的上部三分之二钉死，钉死部分的上面支着床板；没有钉死的部分可以掀开，权作箱盖。床板另一边支的是父亲用包装箱打的'人字形长凳'（没在别处见过这种结构的东西，好像可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母亲将这个柜子露在床铺外边的部分，糊上了一种亮光纸，显得好看多了。亮光纸上印着纸折的小鸟，我猜它是燕子。我曾对那图案了观察了很长时间，研究怎么折出来的，最终不得要领。

另一个柜基本保持着包装箱的原样，只是加工出了一个可以掀起的盖子。它用于放米面，并充作做饭的操作台。

这个小柜子放在了屋子的北边，它的边上放了水缸。屋门打开，水缸会被门掩住，完全看不到。此门很古怪，两个黑漆门扇由合页连接在一起，开门后两个门扇能折叠起来。由于它折叠后靠到了墙角，出入更为方便。

我猜着房东这么设计，是为了节省空间。可有一利就有一弊，这种折叠门的插销只能装在门框上。而门框边上都是木格的窗户，捅破窗纸便可从外边开门。所以入住后我一直提心吊胆，常做有坏人这样从外边开门的恶梦，梦中我和妈妈奋力抵门，不让坏人进入。

另外，父亲还对窗户做了一些处理。屋子的朝阳面没有墙，除了窗台，都是木格子的窗户。这种窗户只能糊纸，没留装玻璃的地方。爸爸便在靠南的那边钉了6个小钉，卡上一块玻璃，作为向外观察的窗口。妈妈则把一种叫窗户纸的人工粗绵纸糊在了窗户上。这种纸窗户看起来面积不小，但屋里并不亮堂，而且还不保温。

更要命的是特别怕下雨，大雨一浇，纸就破损甚至脱落。为解决这一问题，父亲特意买了一块四角带铁包角的大帆布，临到下雨时赶紧挂在木窗的钉子上。但它只能护到南部的窗户，有时来不及挂，整个窗户都被淋坏。后来爸爸又钉了四块雨箑子挂在窗前，这才彻底解决了问题。

搬入之后，父亲又买了一张带有三个抽屉的紫红色油漆的迎门桌，放在了屋子迎门处。这是爸爸为安家买的唯一家具。

经过父亲和母亲一番精心拾掇之后，这屋子墙白，顶白，窗纸也白，所需家具基本齐备，还真有了家的感觉。

我们是1954年5月，搬入新家的。

我们租房的这个院当时是相府胡同4号。这个胡同一共15个院，门牌从西口南侧排起，到南口转回。大概在1959年的时候，因相邻的杨淑胡同扩建为新北街，拆除了1号院和15号院，我们院也就改为3号院了。

这个胡同虽号称住过相爷，但一点儿也不阔绰，路窄房破，路两头也就两三米宽，中段也就1米多。最窄处临街房子的外墙还凸了出来，像是挺着大肚子，要故意挤压行人。

至于胡同哪个院儿曾是相爷的府邸，我也关注过。巷内有几个院落建有门楼，但多数都非常小气，难与相府搭界，只有小巷南口冲着东大街的那个8号院还沾点儿边。这个院门楼建得繁复气派，那花砖都雕刻得像工艺品一般。只是门很低矮，而且进门不是上台阶，而是下台阶（院子地面低于小巷地面），又不太像相府。我猜想，或许是小巷的地面原来较低，后来不断垫高，才造成的这种情况吧。不然，谁会把房子建在坑里呢？

另外我还猜测，胡同南口那座高大的砖牌楼，也是相府的配套建筑。它有一个很大的砖拱顶，拱顶两边是高大的立柱，柱顶有残破的圆球。柱面上有彩绘，拱顶上灰塑，只是均已经斑驳、残破，难窥当日辉煌。

我虽然一直想知道相府胡同里到底住的是哪位相爷，但父亲不知道，胡同里的邻居也不知道，它也就成了我心中的谜。

直到1990年春，我才找到了谜底。那时我已到保定市报社工作，担任了总编室副主任。上级要求各单位都要配合省市有关部门编写志书，我便承担了编撰《保定报志》的任务。由于工作需要，与市方志办主任尤文远（曾任地名办主任）有了交往。又由于工作需要，他送我一本1984年7月保定市政府地名办公室编印的《地名资料汇编》。我发现书中便有关于相府胡同的介绍：'基本为南北走向，呈不规则状。南起东大街，西到新北街，路长155米，宽2米，土路面。系居民区，隶属中华路街道办事处。''清代有一姓于的相国，曾在此街南端建公馆，故该胡同得名相府后，后称相府胡同。1969年改名前进胡同。1981年复名相府胡同。'

按照《地名资料汇编》的说法，是清代姓于的相国在小巷南端建的公馆。那么这位清代的于姓相国是谁呢？《保定晚报》有篇关于保定街巷的形成和演变的文章说，清代直隶巡抚于成龙曾在相府胡同住过，因为他加衔太子太保，而太子太保有相位之称，所以这地儿就叫了相府胡同。这说法听起来有些牵强，但清代在保定任职的于姓大官中没有比他更合乎条件的，就只能算是他了。

这位于大人您可能也认识，因为他曾在全国火过一把，2000年央视一套上映的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中那位'于青菜'、'于青天'就是他。他的事迹着实感动了一大批人，以致被公认为是清正廉洁的楷模。据说那些故事还都有真凭实据，他不是那种人为拔高的假典型，所以我的这位邻居就着实可钦可敬了。据说保定贤良祠供奉的第一位贤良就是于成龙，另外，还给他修了于公祠。

这位于成龙这么厉害，我就以为他是公案小说《于公案》主人公的原型了。后来才知道弄错了，原来还有一位于成龙在保定任过直隶巡抚，他以治河闻名于世，这位才是《于公案》中那位断案如神的于公。由于这位于大人比前面那位于大人任直隶巡抚晚，且年岁要小，所以被称为'小于成龙'，前面那位自然就是'老于成龙'了。

不过也有人对相府胡同是因于成龙而得名的说法不认同，他在报纸上发文章说，清康熙年间两位先后做过直隶巡抚的于成龙，都当不起'相位之称'，且督抚衙门后边都有官邸，不需在外边建公馆。

那相府胡同因何得名？文章说是从冠有民国辛巳（1941年）序的《清苑县志》抄本得知，因明代刘吉府第在此故也。文章还介绍，《明史》说刘吉'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时为言路所攻'，屡遭御史弹劾，却越弹劾越加官，终至相位，且居位十八年。'人目为刘棉花，以其耐弹也。'不过最终他还是因为得罪皇帝丢了官。文章还说这条胡同明代叫刘阁老胡同，清光绪《保定府城图》则标名相府后。

对这种说法，我也有疑问，因为保定市还有条街叫国公街，据《地名资料汇编》说：'相传，明朝阁老刘吉国公曾驻此街，故得名国公街。曾称刘阁老胡同。'一个保定市怎么会有两条小巷都叫'刘阁老胡同'？难道刘阁老也是'房爷'，有多处府第？

我知道胡同历史是越久远越有底蕴，但还是希望我的前邻居是清代的于公，而不是明代的刘阁老，因为刘阁老与我厌恶的那批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我在这条胡同住到了1969年，那年我去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内蒙兵团。知青返城大潮开始后，我于1975年又回到家中，住回相府胡同。

结婚的时候，相府胡同的院里没有我和媳妇住的地方，只好去租社员的房子。这一住就是4年，直到父亲从单位分房搬走，我才又搬回相府胡同。

最终，我在没有完全弄清这条胡同出处的情况下搬离了它。1992年时我从所在单位分到了宿舍楼，两室一厅带厨卫，可比我在相府胡同的小平房强多了。邻居们投以羡慕的目光，我自然也是喜气洋洋。

可离开后，我却空落落的，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同院叔叔婶婶，那些与我一同成长的发小，那些与我比邻而居了三四十年的邻居，那亲切的声音和习惯的味道，那熟悉的环境和温馨的氛围，都让我依依不舍。

好在我搬走之后，我弟弟住了过去，我还可以随时回去看看。

可弟弟搬回去不久，这条胡同就彻底消失了。那时候保定市搞旧城改造，规划到了新北街东侧的胡同。于是包括相府胡同在内的一条条小胡同被夷平，很快，一座座居民楼又拔地而起。

弟弟也像我一样住进了楼房，可再去看他的时候却没有了回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