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声发大财，秘密发展三年的陇右游击队指战员人数竟然达到三千人

1946年10月的一个漆黑夜晚，牙含章、高健君和陈超群（牺牲于兰州）三人从庆阳出发，在向导张殿寿（共产党员）和张的五个武装保镖护送下，深一脚浅一脚地连夜行路，向西而去。

牙含章

不习惯走夜路的他们经常摔跤。半夜时分，不能咳嗽不能出声的他们经过半个小时的抬脚轻走，秘密渗透穿越了国民党军设在陕甘宁边区的以碉堡为支撑点的封锁线，于天明之前来到了张殿寿在西峰镇的家，被好生招待后休息了一天。

高健君

第二天，为避免目标太大引起国民党军警的注意，三人分成了两批（高健君为第一批，牙含章、陈超群为第二批）后，各自用“钓黄鱼”的办法，花钱搭路过的国民党军车向平凉进发。

到了平凉，陈超群被高健君介绍给平凉保安副司令任谦（统战对象），以其“副官”的身份，担任联络工作。牙含章在大街上闲逛了一会儿发现，大批穿着美式军装带着美式武器的中央军正向东开拔，平凉的气氛相当紧张。

今日平凉：柳湖

而后，二人采用“钓黄鱼”的办法，继续向西前进，经过几次换车后，安全到达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岷县。

这次任务是由地处庆阳城内的甘肃工委派遣的，目的是在渭河、洮河流域建立陇右地下党组织，任务由牙含章和高健君执行。该任务是应甘南农民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肖焕章的要求，考虑了陇右地区较好的工作基础和未来斗争的需要派出的。

1943年，甘肃南部爆发了号称有十万饥民参加的“甘南民变”。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部队的绞杀下，这次斗争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一些骨干分子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在甘肃南部这片史称“陇右”的大地上留下了反对国民党暴政的革命火种。

为了寻求光明和真理，幸存的骨干分子之一肖焕章在平凉找见了自己昔日的副手吴建威（康乐县人，王仲甲队伍第一路副司令，司令为肖焕章），二人又找到了武都农民起义领袖王德一（已经被杀害）的儿子王效忠（此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王效忠的介绍下，二人通过肖焕章在西峰镇的朋友张殿寿带路，和另外一个朋友高崇山一行共四人到达庆阳，向甘肃工委负责人孙作宾详细汇报了“甘南民变”的经过，汇报了失败后他和肋巴佛、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等人在陇西、渭源、康乐一带坚持地下斗争的情况，并提出了派遣两个党员干部去领导斗争的请求。

今日庆阳庆城

牙含章、高健君二人的派遣谈话工作由甘肃工委负责人孙作宾亲自进行。给二人的任务指示为在那里和肖焕章等人搞好团结，帮助并领导他们，建立地下党、建立游击队、建立游击根据地。籍贯甘肃临夏的牙含章化名“康明德”， 籍贯甘肃榆中的高健君则化名“方刚”，临行前，二人均化装为小商人模样。

这次，他们是要到接头地点岷县，跟先期已经回去联络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等人准备迎接党代表的肖焕章接头。

但是他们到岷县后，却没有和肖焕章接上头。

知道肖焕章在兰州还有一处住所的高健君离开了岷县，前往兰州寻找。留下来的牙含章出于掩护的目的，买了一个竹青兜，买了一些纸烟、火柴等日用品，化装成小贩到岷县周边的集市去赶集。期间，每过个三四天，就来到联络点打听有无联络人员到来的消息。

今日岷县

直到半个月后，他才在岷县和受肖焕章委托后辗转而来迟的杨友柏取得了联系。当日，高健君正好从兰州赶来，二人在杨友柏的引见下，连夜在陇西见到了郭化如、马福昌、马俊民、常雨三、苏三、肋巴佛、夏忠尚等甘南民变后残存的骨干分子，传达了中共甘肃工委的指示，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陇右的武装地下组织，在渭河、洮河流域以短小精干的游击小组形式，秘密展开了壮大革命武装，打击土豪恶霸为民除害，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地下斗争。

陇西远眺

1947年，甘肃工委派遣万良才（白银平川区人，化名杨重义）和毛得功到达陇西，进一步加强了陇右地下党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万良才

为了解决和远在东面千里之外庆阳的甘肃工委的联系问题，在缺少电台和技术人员的情况下，陇右地下组织采取了一种古老而原始的方法。他们以设立联络点与建立联络员的方法开展情报传递，并规定了联络暗号：甘肃工委派来的联络员暗号为“骏马”，陇右工委的联络暗号为“青山”。联络点设在了渭源县下双轮磨村的杨友柏岳父赵六十家的小客店，接待甘肃工委由庆阳派来的联络员。同时，规定每年由陇右工委的领导人前去庆阳作一次工作汇报。

从1946年冬天到1949年八月甘肃解放，由陇右工委掌握的陇右人民游击队在地下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有步枪两千八百余支，手枪二百余把，轻机枪七十余挺（其中一野二军支援五十挺），重机枪八挺，六零炮八门，指战员达到了三千余人。

另外有四千多人枪在陇右地下党员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

参考资料：《陇右地下斗争》作者牙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