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名真怪，竟然叫拔贡地！

拔贡，科举制度的一种形式。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七年改为每十二年(即逢酉岁)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同时，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董必武先生就是1903年考取秀才，1905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1910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在黄州任教员。

1987年版《赤峰市地名志》有这样一段记载：喀喇沁旗团结地村民委员会，1961年建大队，以驻地村命名为拔贡地大队，1966年驻地迁到安乐村，更名为团结地大队，1984年改建为团结地村民委员会。

那么，一种清朝的科举制度怎么会成为赤峰市的一个地名呢？这事儿还得从清末的一个小猪倌说起——

小猪倌的名字

大约在一百来年前，大清王朝已危如累卵，江河日下。但在像喀旗牛营子镇老土城子这样的偏僻小地方，人们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论魏晋。

几株老柳，一座小院，书声琅琅。

尽管是个小地方，但还是会有一两个有见识的人的。他们凑了俩钱儿，建起了一座私塾，希望在自己的族人子弟中也能出几个读书人，光耀门楣。为此，还特意从山东请来了一位塾师，学问挺高，是个老学究，人们都很尊敬他。

有一天，这个老学究忽然发现有一颗小小的脑袋瓜在窗外一闪，就踱出门外，原来是村中的一个小猪倌儿在窗台下偷偷地听课。最初，老学究并没太当回事儿，小孩子嘛，好奇心强，三分钟的热度，过几天就不会再来了。可让这位老学究“大跌眼镜”的是，打那以后，这个小猪倌每天都会趁着那些猪们吃饱喝足之机，跑到私塾的窗根下听课，风雨无阻。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个小猪倌的记忆力非常的好，没过多久，就能认识很多字了，甚至已经超过了私塾里的一些学生，他还能利用上下学的时间跟学生们借几本书看。

于是，这位老塾师开始关注起这个小猪倌来，他还听村上人说，这个小猪倌姓郭，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祖籍是河北省玉田县郭家桥的。乾隆年间，河北大旱，小猪倌的父亲带着老婆由原籍逃荒到塞外。定居到喀旗的老土城子十多年后，郭家的生活仍然很困难，不得不让刚满十岁的儿子去放猪。也就是在这放猪的过程中，私塾馆里面传出来的读书声强烈地吸引了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孩子。他多想读书啊，可家里穷啊，只能每天趁着那几头猪吃饱喝足打瞌睡的空隙，偷偷地跑到私塾馆，站在窗外听听课。

“这是一棵多好的苗子呀，不上学就太可惜了！”在了解到小猪倌的家庭情况后，老塾师可就再也坐不住了，他来到郭家，劝说小猪倌的父亲送儿子上学。因为知道郭家困难，好心的老塾师连束脩（旧时送给老师的薪金）也不要了，读书不用掏一文钱。望着老塾师的诚恳表情，小猪倌的父母当然是连连点头称是了，天底下哪儿有父母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能够学有所成，识文断字呀。

从此，这个小猪倌就可以正经八百地坐在课堂里读书了，老塾师还给他起了一个学名叫“春早”。

郭春早上学后不久，父亲因病去世了。母亲克服了各种困难，坚持让儿子读书。

郭春早的功名

郭春早的天赋不错，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和老塾师的悉心栽培，进步很快，没用几年的工夫即以能文而闻名乡里了。

当时，陈营子村的潘家窝铺有一户姓潘的富裕人家，听说郭春早是个好青年，十分的长进，很有前途，就主动托人向郭家提亲，并承诺若女儿能嫁过去，郭家的一切生活开销由潘家承担。

在如此优厚的条件下，郭春早娶了潘氏女，那一年他二十三岁。又经过两年多的寒窗苦读，老师认为郭春早的文才等各方面都具备了考取功名的条件，而他本人也有进京赶考的愿望。于是，在老丈人家的资助下，道光五年（1825年），郭春早被“拔贡”进京，至于在朝试上取得了第几等的功名，就不得而知了。现在所能知道的，是这位“郭拔贡”发家致富的故事。

郭春早被“拔贡”后，岳父家就越发地以大量金钱帮助他了。据说这位郭老爷从北京回来后，决心不再追求仕途，而是安心田园，布衣粗食，俭朴度日，耕读持家，出门入户，不坐车，不骑马，只是骑着一头小毛驴。他闲着没事儿的时候还爱看看医书，学会了一套给小孩子治疗天花的绝招，不论远近，不论贫富，只要来请，他必亲自去医治。

在岳父的大力支持下，再加上治家有方，郭春早四十多岁的时候，家里的土地就达到了四十多顷。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又在当时的四十家子哈气沟门置买了一大片的土地，许多穷苦百姓都到那里去耪青扛活，人家越聚越多，形成了一个自然营子，就叫“拔贡地”。

老拔贡的财富

岁月是无情的，再多的财富也换不回青春时光了。转眼间，那个风华正茂的郭春早就变成了老态龙钟的“老拔贡”了。此时的郭家除了拥有一百多顷土地而外，还在土城子、老哈达街等处开了当铺、烧锅、粮行、店铺等八九家买卖商号。

虽然成了富翁，但老拔贡的生活依然朴素，与老百姓的关系也很密切。老拔贡六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到水泉沟门去看地，刚巧碰到一个老太婆到他的地里偷了两捆谷子。可这个老太婆毕竟年岁大了，无论怎么想辙就是扛不走。见此情境，老拔贡差点儿笑出声来，他走到她跟前，帮她把那两捆谷子扛到肩上，并说：“你快走吧，这是老拔贡的地，以后可别再来了，让老拔贡看见可不让你拿走了。”这样的一桩趣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着。

郭拔贡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按叔伯兄弟排行是老四，因此人们管他叫老四先生，时间久了，叫习惯了，真实的名字就不知道了。女儿嫁给了过去的土城子大队西双庙一户张姓人家。

光绪九年，锡伯河发大水，郭拔贡那处位于老土城子的宅院被冲坏了，就又在水泉沟门修了一处新宅院。新的宅院修好后，老拔贡就从老土城子搬到了这个新的住址，这块地方也就被叫成了新土城子。

据说，郭拔贡发财后，还做过一些善事，同治、光绪年间，有过两次歉年，他就搭起粥棚，舍过两次粥饭。

老拔贡是八十六岁那年去世的，在当时也算是罕见的高寿了。

拔贡地的子孙

郭拔贡的独子老四先生，为人也很忠厚，他这一辈子过得十分的安逸，像现在的很多“富二代”一样。

老四先生有七个儿子，没有女儿，当时的人们还是把这哥们七个都叫做先生，比如大儿子就叫大先生，二儿子就叫二先生，顺序类推。

在郭拔贡的七个孙子当中，最杰出的就是三先生郭锡九和五先生郭虎臣了。郭锡久性格豪爽，行为磊落，很受人敬重。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叫王殿臣的人被土匪绑架，三先生曾亲自带领自家的护院乡勇五十多人，全副武装地来到老河川，把土匪的老窝给端掉了，救回了王殿臣。这件事在当时的轰动很大，三先生由此更是得到了众人的称赞。五先生虎臣是个很有外面儿的人，与社会上的各色人等交往密切，他是喀喇沁王府的座上客，和老喀喇沁王的关系相当密切，还能跟北京的一些皇亲贵戚挂上勾儿，打打交道。另外，老哈达街上的杨子彬、支栋等名人也和郭家的这哥俩有来有往。

由于三、五先生很杰出，因此，郭家的光景又在老拔贡的基础上有了大大的发展，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国十年这一阶段更是达到了顶峰。郭家此时的土地达到三百多顷，仅在陈营子、炒米房等处，就设立了四个大伙房，每年打粮达一千二百多石。除此之外，郭家还在老哈达街、锦山、土城子、大碾子、乌丹等地开过六个大烧锅和几处杂货铺。凭借着丰厚的财力，财大而气粗的郭家后人还对新土城子的宅院进行了扩建。据了解，此次扩建工程是从北京请来的设计师，按左、右、中修了三个主院，各院都盖了高大的厅房；在这三个主院的前后左右又盖了三百多间瓦房，占地八十亩。就连烧锅门市的甬路两旁也栽上杨柳树，形成绿荫路。柜房门前的花墙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草，屋檐下挂着成排的鸟笼，顾客一进门，真是鸟语花香。护院的乡勇队更不必说，遇事出动，威风得很，像县衙一样。

可惜的是，“富不过三”这句老话似乎又在郭家应验了。到了民国十二三年以后，拔贡的七个孙子相继离世，特别是郭锡九和郭虎臣去世以后，郭家的掌家大权落到了二先生的大儿子郭明三的手里。郭明三好享受，抽大烟，讲阔气，他花巨款从北京买回了赤峰的第一辆小汽车，出门办事，近道坐小车子，远处坐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