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狄族鲜虞部在今河北中南部建立的诸侯国。始建于春秋末年，战国中期达到鼎盛，后为赵、燕所灭。从公元前506年中山之名始见记载开始，至公元前295年被赵灭国为止，在210多年的风雨中，中山国不仅能在春秋“十二诸侯”“战国七雄”等中原强国的夹缝中生存，而且在公元前323年与“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燕结盟，共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与秦、齐、楚3个大国抗争，成为仅次于7个“万乘之国”的“千乘之国”，这是战国史上的一个奇迹。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战国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今平山县三汲村附近）和中山王陵等的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其中中山王鼎、中山王方壶和中山王圆壶3件重器，分别刻有469字、450字和204字铭文，记载了中山王世系和中山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为此，本期特邀何艳杰、苏荣誉、王茁、冯晓晓等从历史文化、制作工艺、铭文艺术的角度撰文。专辑所刊图版除拓片以外，还配发“中山三器”实物的高清照片与局部铭文的细节，从而为读者呈现“中山三器”绚烂多姿的整体风貌。在此特别感谢四九山房王荣斌提供中山王方壶的单字高清图版。
中山国的前身，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狄族鲜虞部落。“鲜虞”之名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前774）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姓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中山”之名，始见于《左传》。公元前506年春天，刘文公召集各路诸侯谋划征伐楚国，晋大夫荀寅谏言范献子，译为今天的话是：“如今国家危难，诸侯二心，再去袭击敌人，真是太困难了。现在危患又起，中山不服，如我们弃盟取怨，不但无损于楚国，还要失去中山，不如辞却蔡侯的请求。”于是晋国拒绝了蔡侯伐楚的要求，专心对付中山国。晋于公元前505年、公元前504年两次进攻中山国。此后对鲜虞中山国，史书中兼称“鲜虞”“中山”。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讧。中山国借机开始介入列国纷争，成为一支助弱抑强、削弱晋国的力量。公元前403年，赵、韩、魏被封为诸侯，形成秦、齐、楚、燕、赵、韩、魏“七雄争霸”的局面。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一个年轻的中山国正在复兴。《史记·赵世家》记载：“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居顾。”时在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人们离开贫瘠的山区，向东部平原迁徙，在顾（今河北定州市）建立了新都。但武公并不是中山国的第一代国君，据中山王厝墓出土的方壶铭文记载，“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说明武公之前还应有中山文公，但史籍无载。中山武公很有抱负，仿效华夏诸国的礼制，建立起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对国家进行了初步治理。但好景不长，武公离开了人世，年幼的桓公掌握了国家大权。桓公年幼无知，“不恤国政”。同时，中山国落后的习俗也腐蚀和削弱了自身的战斗力。魏国派遣著名将领乐羊、吴起统帅军队，经过3年苦战，于公元前407年占领了中山国。魏文侯派太子击为中山君，3年后又改派少子挚。后来击被立为魏国国君，就是魏武侯。中山国被魏国占领后，“不恤国政”的桓公经过20余年的反思，逐渐成熟起来。他励精图治，积蓄力量，与强大的魏国抗衡，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这一次，桓公在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附近）重建国都，使中山国得到新生。复兴后的中山国位于赵国东北部，把赵国南北两部分领土分割开来，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因此赵国在公元前377年、公元前376年曾两次进攻中山国，企图占领中山国。此时的桓公早已改掉旧习，“身勤社稷，行四方，忧劳邦家”，日夜为中山国的强盛操劳。在两次抵御赵国入侵后，他开始率领中山军民修筑防守工事——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中山筑长城。”虽仅有只言片语，却已勾勒出桓公勤勉治国的形象。桓公去世后，中山成公继位。他继承先祖遗风，继续学习中原先进的社会制度，发展生产力，使国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中山成王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套9个按形体大小递增的铜鼎。铜鼎是古代重要的食器和礼器，按周代礼制规定，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九鼎。中山成王使用九鼎一方面说明战国时“礼崩乐坏”，旧的礼仪制度被打破，各诸侯国王自己都比作天子；另一方面说明中山国国势增强，政治地位提高，也敢于与各诸侯国王一样使用九鼎了。此为中山王厝陵区的建筑规划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比例的铜板建筑图。也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建筑平面规划图，为研究我国古代陵园建筑和建筑图学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资料。公元前327年前后，中山国史上最有作为的国王——王厝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十余年间，中山国国富兵强，先是参与“五国相王”，再是伐燕取得大胜，“错处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达到历史的鼎盛时期。王厝死后，继任的（妾+子）（次+虫） 由于内政外交政策的不当，使中山国国力逐步衰落。在对内政策上，中山国非常看重和学习中原各国的养士制度，却忽视了农业生产和军队建设，造成“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的现象，兵力日益衰弱，国家逐渐贫穷，亡国成为定势。政治腐败，大臣们勾心斗角，贪污受贿，后宫争权夺宠，也是国力衰败的原因之一。在对外关系上，中山国在复国初期基本是保持中立地位，不介入其他大国的纷争，并利用魏、齐等大国与赵国的矛盾，制约东、西、南三面接壤的主要敌人赵国，使赵不敢对中山国轻举妄动。然而“五国相王”后，这种中立立场发生了转变。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中山国往往依附一个大国去进攻另一强国，并不断改变依附和进攻的对象。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中山国失去了和平发展的环境，而且四面树敌，孤立了自己。中山国内外交困之日，正是强敌赵国实行“胡服骑射”、国富兵强之时。此时赵国与强大的秦国结成同盟，开始向中山国发起了为时十余年的残酷战争。燕国也趁机进攻中山国，收复旧日的失地。公元前296年，赵军攻破中山国都城义寿，国君出逃到齐国。赵国立尚为中山傀儡。第二年，赵国又将尚迁徙到陕西肤施，一代强国中山国至此灭亡。中山国青铜器种类充分体现了华夏和戎狄的融合。中山国青铜文化有两个发展阶段：战国早期含有大量戎狄民族特色的文化因素，到战国中期中原文化因素逐渐增加。中山国青铜器的主要种类包括容器、武器、车马器、装饰品、工具和杂器等，其中以前三类数量最多。容器的主要种类包括：鼎、豆、壶、盘、匜、鬲、甗、鍑等。中山国青铜容器的器型可以分为中原式、中山式、北方式、燕式、齐式五种。战国中山国青铜容器大多出土于墓葬，个别出土于窖藏，其中铜鍑、提链壶、鸟盖瓠壶等特色器物源自戎狄，属北方式或中山式，而鼎、豆、壶、盘、匜、甗等容器则大多吸纳自中原华夏文化，以中原式最多，燕式次之，齐式最少。各种容器、武器、车马器大多用为实用器或随葬礼器，其中中原式、燕式风格的青铜器比较多，也有少量齐国的青铜器。装饰品、工具和杂器大多属中山式或北方式，如山字形器、虎形牌饰、金盘丝、十五连盏铜灯、银首人俑灯、虎噬鹿屏风座、四龙四凤方案、双翼神兽等特色器物。中山国本身为白狄族所建，与晋国的历史渊源颇深。战国中山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不同，一贯依附于强大的齐国，与燕国的经贸往来比较频繁，与赵国则世代为仇，攻伐不息。中山国青铜器器型的多样性、复杂性是与其传统习俗、历史源流、地理位置、国际关系息息相关的。总之，中山国青铜器兼具中山、北方、中原、齐、燕等特色，融合了华夏各国和北方狄族的特色。“中山三器”以长篇铭文著称于世。字迹结构匀称秀美，笔画流畅，转折圆润，字口工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当然，内容也极其重要，补史书之阙不少。这些铭文如何形成？其实还需探讨。因为青铜坚硬，无论怎么锋利的钢质工具，像在石、牙、骨、木以及金、银、镴甚至红铜等材质上那样契刻，实无可能，只能浅划。在青铜上可以錾、凿、雕、剔，需要较大力作用于工具錾、凿才会有较深的痕迹或剔除某些部分，因此，春秋晚期出现的所谓刻纹铜器，图像非点即短线构成，恰是錾刻证明。青铜器錾刻铭文可上溯到商晚期，1982年安阳戚家庄东发掘的M63墓中，出土青铜鼎、簋、觚和斝各一件，除鼎铭不完整外，另3件铭“宁箙”均是錾刻而成，笔画有多次运錾、錾子偏离的痕迹，字口毛糙。西周晚期的晋侯苏编钟有长篇接续铭文，铭文亦錾刻而就，铭文笔画浅，转折处需要凿点成线，往往需要四五刀或五六刀接连錾凿，笔画才能连接起来，笔画交错处出头，具有錾凿的明显特征。与“中山三器”相对照，则极少笔画交错叠压、回转出錾、字口毛糙者，也就是说这些铭文总体缺乏錾刻的基本特征，却与铸造铭文面貌相符合。但也可注意到，个别字的某些笔画可见錾痕，字口部分翘起，局部毛糙，说明某些字曾经过錾凿加工。但若是全部铭文俱是錾刻而就，几乎每个字、每一笔画都应有这些錾刻特征。以中山王圆壶本身为证。圈足铭文1行21字，前10字铸铭，字结构基本工整，笔画粗而字口齐；后11字刻铭，字结构歪扭，笔画细且多在结构处断开。对比圆壶腹部铭文与圈足铭文，字体结构均优于圈足但近于铸铭，笔画深浅、流畅近于铸铭，笔画宽度居二者之间，但没有构形不搭的现象，说明腹铭本属铸铭。再与典型刻铭对照。东器物库出土的十一祀盉，下腹錾刻铭文20字，字体结构松散，笔画浅而长短无度，常有缺笔，字口参差，这些都是“中山三器”铭文所没有的。罗福颐的判断是科学的。若果铸铭，随即便遭遇两个问题，第一个与中山王圆壶相关。圈足铭文明记铸于十三年，腹部铭文是死后嗣王祭悼之作，若腹部錾铭，顺理成章，先铸之器可随时錾刻。若铸铭，二者只能同时成形，十三年王已死，即使新君未即位，何来十四年成规模铸器？第二个与工艺有关。中山王鼎盖、腹满布铭文，从X光片知道铸造时大量使用了垫片，虽然遗憾现有的X光片没能清晰显示铭文与垫片的关系，但铭文要避开全部垫片几乎不可能，何况垫片在浇注过程中还会飘逸，无疑会对铭文的铸造产生影响，损坏铭文。二者关系有待清楚揭示。事实上，现在的微痕技术发展迅速，不难解决“中山三器”铭文的錾刻痕迹的有无、种类、普遍性并进而探讨所使用的工具问题，而现有的X光成像技术包括TC扫描技术都会提供可靠的垫片分布与位置信息。这些技术的采用即可澄清“中山三器”以及与之雷同的其他铭器的铭文问题。若确认铭文系錾刻，其中必蕴含着古代超级材料及其使用问题。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值得期待。从观察研究三器刻铭细节到思考铭文风格的书法实践，如何实现中山王篆书美的书写性转换，大概需要从如下几方面考虑：一是注重体态美。适当的宽长比例能使中山王篆书修长秀雅的原本体态得到完美地呈现，这个比例大概是1:3左右。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根据实际创作需要，把比例调整为1:2、2:3甚或是1:4。字形宽长比例的改变能够使书法作品呈现出不一样的气场。习惯将字写得工谨内敛的作者，如果字形太长，则会显得板滞；习惯将字写得轻舞飞扬的作者，如果字形太短，则会显得轻佻。如何在具体创作中找到最适合的字形体态表现形式，每个作者都需要各自在实践中总结出属于自己的正确方向。二是注重线条美。在中国的传统意识里，宇宙是一个气的宇宙。与气的宇宙最相合的是线的艺术。书法的线之流动，犹如天地间气之流行，气之流行而成物，线之流动而成字。书法之线的世界与宇宙之气的世界，有了一个相似的同构。英国文艺理论家荷加斯则认为，线条可分为直线、曲线、波形线、蛇形线等几类，这些线条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可以界定和描绘出任何可视对象，因此他们能够产生出无限多样的形式”。其中，直线所具有的装饰性最少；曲线因其长度和弯曲度的变化，所以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而这两者相结合则显得更复杂，具有的装饰性也更多。中山王篆书的线条美在于直线的刚劲、曲线的遒逸，运笔书写时当不急不躁，巧力内蕴，用笔如刀，如锥画沙，力到笔端，将灵动的直线与曲线组构出一个个生命鲜活的世界。三是注重超脱美。我们知道，草书是最能体现性情的一种字体，草书多以中锋取势，侧锋取妍，而中山王篆书则是以露锋取妍。一方面，中山王篆书笔画末端的露锋，摆脱了西周金文中规中矩的藏头护尾，而情致外逸，洒脱自然。在书法发展史上，露锋的用笔，为草书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准备。另一方面，露锋的用笔，让笔画所在的时空无限延展，无头无尾，无起无止，这种完全的开放性实现了字与纸、图与底的完全融合。顺入顺出的线条，笔有尽而意无穷，缘起缘灭，无迹可寻，与无限的时空默然契和。四是注重变化美。中山王篆书的用笔可谓极简，简到似乎没有技巧可言，以至通于大道。能尽其性，则可化育，与天地参。大象无形，以不变应万变。线条的搭接可连可断，部首的错落可高可低，曲线的弯度可大可小，用笔的入纸可轻可重，线条的末端可收可放，墨色的浓淡可润可燥，外在的形态可纤巧可雄浑，一一应于自然。当我们真正体会、深切理解了古人在青铜器上用刀挥洒的创作自由时，才能不再亦步亦趋，才会得到思想的解缚，灵魂的放飞。实现了“入帖”之后的“出帖”，带着不同艺术感受力的作者将能以不同的创作手法和艺术语言去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变化。正如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说：“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重现天日后短短四十多年的浅识在沉睡两千多年的厚重面前不免相形见绌，我们对三器铭文的美学研究与创作探索依然在路上，中山王篆书的巨大魅力仍有待我们继续去挖掘和传扬。“中山三器”铭文文字结构的不同造成他们文字风格的差异，总的书体风格可以分为两类：典雅修美型和倾向正统风格的典雅修美型。通过对笔画的长度和弯曲度进行夸张变形，让字形体态以爬虫、蛇的动态进行抽象变化处理。或者在笔画的两端或中段添加某种装饰，将某偏旁或笔画的形态作鸟、虫状的意象化加工，提供给人们艺术审美享受。这种文字形式华丽典雅，结构精雕细琢，章法排列整齐，有鲜明的图案美。在当时主要服务于上层贵族阶层，是装饰性雅化的宫廷文化艺术。在中山国，这类装饰性文字主要是“中山三器”铭文。其中，中山王鼎、中山王方壶和铜圆壶（23 行起的后37 行）的铭文整体风格工整、行距和列距的间距相近均衡，完美整饬，一气呵成。在字体结构上紧密收敛，字形修长优美。其铭文风格是笔画的前端或中段略有鸟纹、鸟头装饰，但以鸟纹、鸟头装饰的文字并不多，如 （于）、（焉）、（易）等字。其大部分装饰性文字的风格是以虫篆为主，笔画略微夸张其长度曲度，线形如虫般屈曲。字形结构重心偏上，中宫上提，上紧下松，布白均匀，并遵照黄金分割的美学定理进行字体的长和宽的对比摆布，字体两边完全对称，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美感。让字形呈现紧绷向上的肃穆感之外，又有庄重典雅之美，让我们对神圣庄严的庙堂有了尊崇敬畏之感。而铜圆壶铭文的1至22行与23至59行的文字，在结体与笔法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倾向于正统风格的庄重修美风格类的 铜圆壶铭文的 1 至 22 行铭文，整体上与后 37 行都是偏向庄重典雅修美的风格。但铭文两者之间的字形、结构、用笔上略有不同， 铜圆壶前 22 行铭文中的字形由纵长向宽扁发展，文字的结体布白不均，结构不再那么紧凑向上，呈现结体较为疏朗的状态，这也说明战国青铜器文字到了晚期时，文字书写出现较简率的笔意。笔画多了些随性，少了些理性的节制。在字体笔画的转折处少了些圆润，多了些方折，但整体字的形态风格还是更趋向于典雅修美。总之，“中山三器”铭文文字偏装饰化，是人们对于书法文字赋予自我审美的直觉和情感进行装饰美化的结果。其书体结构变化多姿，动人妩媚而不失典雅，极富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