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转折时刻。
我们将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开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是三百年（1811-2111）的一个转折时刻，也是五千年的一个转折时刻。
对这场“大变局”的认识，我们还存在一系列错误，最基本的有三种。
第一种错误是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看做大变局的核心。工业文明确实在近百年里似乎全面颠覆农业文明时代确立的生活传统，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结构、生存结构并不会因此被根本颠覆，而只是一时间被打个措手不及，以至于一时间慌不择路。人的有限性决定自己的可能边界；工业文明所开创的可能边界最终无法超越人的有限性。这种基本的生活结构、生存结构在农业文明时代一直存在，并成为农业文明的基本载体和终极边界；也将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基本载体和终极边界。人们终究要重建与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结构、生存结构相一致的文明、文化和传统。
第二种错误是把民主、自由、科学等看做大变局的核心。其实这些观念性或体制性的东西本无古今鸿沟，只是社会显示的重点和形式发生大的转移。它们尽管在现代社会被显示为具有主导力，但也从来不是全局，其主导力或主导地位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人们终究要回归日常生活。常常冲击和破坏日常生活的观念和体制，终究要被遮蔽或替代。
第三种错误是把“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看做大变局的核心。人们看到现阶段中国确实是由过去的天朝式“大一统”体制向“列国”式“民族国家”体制转变，于是把这一短时间的阶段性转变看成大变局的全局，而忽视大变局“正反合”式的演变逻辑，因此认为大变局就是“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在历史上，“列国”体制或“战国”体制从来不被认为是永恒和方向。人们的身心统一需要相应的人类体制；人们的身心无法长久地在一种不一致的人类体制里折腾和挣扎。
在我看来，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对于世界而言，大变局的核心是“大一统扩大再生产”。
首先，对于中国而言，过去是“九州”世界观，现在是“七洲”世界观；过去是“九州大一统”不断地再生产，现在是亟待初次生产的“七洲大一统”。其次是新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想体制等的大创造。拥有世界上唯独具有大一统智慧的儒家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这“大一统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大使命。可谓天命在身。
这次“大变局”的含义，从最源始的出处看是一目了然的：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2）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1875）李鸿章《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
在李鸿章那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指中国直接遭遇“九州”以外强大的新势力，即“七大洲”新天下开始直接向中国全面呈现，呈现它的绝对异质，它的规模和力量。在痛感时代，“七洲新天下”是巨大的外部性；在开创时代，“七洲新天下”是巨大的内在使命。
可惜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似乎还停留在“遭遇大变局”的痛苦和忧患中。到目前为止，中国大多数的知识成果和大多数的公共对策，几乎都是这种痛感的产物。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似乎尚未发现将“七洲新天下”内在化的思考方法和行动方法。目前普世论者看起来已将“七洲新天下”内在化，去莫名其妙地把具体的中国视作巨大的外部性，其现实只能是轻浮的，既无“七洲新天下”，更无“新天下”中的“中国”。他们只喧嚣隔空传来的观念，而没有胸怀实存的世界。
我们首先遭遇的问题是如何定义中国[1]。“相对于西方的中国”与“相对于世界的中国”、“现代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是定义中国的四种基本方式。在这四种定义方式中，只有“相对于世界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两种定义方式是真实有效的，是具有实质开创性的。
在“相对于世界的中国”这一定义方法中，在很大程度上我只是在召唤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知识，即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在甘阳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我又一次那么切近地、刻骨铭心地感受“相对于西方的中国”这一定义方法，整个人都快要发疯了。在西方管理学中，战略含义之一便是定位，而定位只是定义原理在战略管理中的具体使用。毛泽东的赶超英美战略[2]，其实就是“相对于西方的中国”的定义方法的产物。在那种快要发疯的边缘里，我突然想到“弱加强差”的定义方法。
在过去的形式逻辑学习中，特别强调权威在逻辑思维中的危害性。但是在遭遇强势者的痛苦中，“弱加强差”的自我定义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包括坚定的反抗者。痛感便是“弱加强差”感知模式和思维模式的产物。赶超英美战略，也是“弱加强差”定义方法的产物。“弱加强差”的定义方法是比较思维中最有力量最有后果的一种。所谓“弱加强差”，便是根据自己与强者的差距来定义自己。这在企业管理中比较常见，很多竞争战略和组织学习战略便是这么制定出来的。这是一种盯住竞争对手的竞争战略和学习战略。在直接的面对面竞争环境中，它是一种有效的挑战者策略，但绝对不是开创新局的组织行为。
我将这两种定义方法综合为一个观点：在中国的自我定义和认知中，属加种差的定义赋予我们战略愿景、正确理想，没有属加种差的定义，中国人必定迷失；弱加强差赋予我们重要的战术、路径，没有弱加强差的定义，理想和愿景就失去力量。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其实是建立在类型化综合化的战略行为的基础之上，正如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战略和“三步走”战略[3]。危机倒逼不出战略，但战略落地则必须建立在危机应对基础之上。凡是单纯强调危机倒逼改革和战略的，要么是借危机之恐惧暗度陈仓，将自己的私活以“历史终结”的形式塞到战略中来，要么是因危机之恐惧而慌不择路，以至于鼠目寸光。
汪晖在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另类，呈现出相当特别的复杂性。[4]汪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浓缩中国现代全部复杂性的惟一作品。首先是关键的两个复杂性：
一个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书名的表达式是'现代中国’，而'前言’开篇的表达式是'中国的现代’。'现代中国’与'中国现代’这两种表达式的交错，构成这部著作的复杂性和含混性。”
一个是“把国际视角（世界视角）作为中国内部视角的学者本来不多，具备此种能力的学者更少。'中国在亚洲’或者说'在亚洲的中国’这一问题视角，也成为汪晖的内在视角，就增加了汪晖的复杂性。”
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明确霸权的三重构成：国家的、国际性的（国家间的）和全球性的（超国家的和市场的）。这三重反抗使汪晖树立起自觉而强大的全球性视野，从而获得真正的反抗性“世界观”。
因此，与其说汪晖是“在中国之中”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不如说是“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的反抗型知识分子。在这个基础上，我呼吁开创型知识分子和开创型政治家，呼吁“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的开创型知识分子和开创型政治家，真正地担当起将“七洲新天下”内在于中国、将中国内在于“七洲新天下”的大使命。
1911年是中国人的一个历史时刻。此前一百年，由1911年到现在一百年，在这两百年里中国人长久地沉湎于遭遇大变局的痛苦和反抗。现在中国已经初步和平崛起，已经开始思考人类共同体和世界文明新规则，可谓已经进入新的转折时刻，即中国由此开始承担开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使命。
在一次讲座中，针对新使命，我曾提出四个问题，供在座诸君自省：
●您是处于遭遇式痛感中，还是处于开创式使命中？
●您的使命是以中国为对象还是以“新天下”为对象？
●您在阅读、思考和行动时“七洲世界观”图景历历在目吗？
●您是否形成世界史叙事体系和世界史观？
通过这些自省，我们也许能判断自己是否已经天命在身。但更重要的是确立“七洲新天下”内在化于中国、中国内在化于“七洲新天下”的基本意涵和基本原则。正如身心的内在性，也正如“新天下”与“中国”的相互内在性，在内在性的意义上重建中国和人类的政治性[5]，便成为新使命的基本内容。政治性是指人类不借助于任何媒介而持续照面以实现相互温情最大化的机制，是人的持续的直接性，是照面的持续性。这是相互内在化机制的基础。然而这与目前的由市场不断分化、社会不断分化而来的外部化大趋势直接背道而驰。人们要与现实大趋势做背道而驰的思考和实践，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1911年之变，首先是政治之变。如何考察这次政治之变，便成为中国“政治性重建”之路径选择的首要问题。路径选择，其实便是路径依赖选择，而路径依赖源于历史。
“战略新一代”[6]青年学者章永乐《旧邦新造》一书便试图从主权连续性、政治正当性话语、政体形式等三个层面来分析和描述1911-1917的中国历程。作者将这一历程称为“旧邦新造”。在我看来，它就是主权重构。这三个层面也就是主权的三个维度：连续性（也即时间性）、所有者及所有方式、使用者及使用方式。这一分析和描述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主权这一概念具备足够的分析能力和描述能力。
第一个层次的核心似乎是满蒙回藏的主权归属。这其实是全球国际法体系所带出的问题。汪晖指出“满蒙藏回汉由此在法理上被组织到一个国族身份之中”。此处的法理其实就是国际法体系中的法理。即使后面两个层次的讨论，也都是建立在全球普遍性基础之上的。
在我看来，这些只是全球大一统初步实现之前全球化话语的诸种变异形式。大一统话语是不同于普遍性话语的，后者向前者几乎是很难直接转变的。只有通过替代性书写，才能解决普遍性话语向大一统话语的转变问题。普遍性话语的前提是“国竞”或者说“战国”，特征是抽象化或一般化的因果关系，同一律是其逻辑形式，不要历史的范式革命是其历史形式，反意义的利益最大化是其动力机制。大一统话语的前提是大一统，特征是陈述性的包容关系与事实关系，辩证法是其逻辑形式，损益是其历史形式，兼顾利益的意义最大化是其动力机制。
正因为如此，该书中的两个关键词“帝国”和“主权”让我深感困扰。人民主权理论出现以来，其实已经消解“主权”一词的含义。“人民主权”这一概念的神秘性、含混性、复杂性，几乎超越来现代所有的哲学概念，让无数政治学者、法学学者竞折腰。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统治权从传统的君主转化为现代的政党是政治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在我看来，这一观点其实已经消解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的争论。在具有非常强的民本论传统的中国，汪晖这一表述具有更加重要的揭示意义。内在化的一党执政体制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7]，便成为开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问题。在现有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流行的政治科学那里，这是极不合时宜的。一方面是一党执政体制的建设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另一方面确实是与一时的趋势似乎背道而驰。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党执政体制如何开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便成为关键的政治问题，只要我们愿意承担开创大变局的使命。
开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使命，将遭遇无数巨大的挑战，从未有过的挑战。这需要我们付出千倍的努力、智慧和坚韧。我们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选择承担。选择放弃，我们将永远地处于遭遇大变局的痛感之中。选择承担，我们将永远在使命感的召唤下满怀信心地跨越所有的坎坷和陷阱，让中国传统的政教智慧在“七洲新天下”焕发全新的光彩。
[2]参见《论转型国家的整体战略和文化战略》
[3]同上
[6]参见《论转型国家的整体战略与文化战略》
[7]参见《论一党执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