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帝系》：“ 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 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 ，产后稷 ；次妃， 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丰氏 ，产帝尧 ；次妃，曰娵訾氏，产帝挚。”由此可知，周民族的祖先后稷与商民族的祖先契皆出于帝喾，商、周两族是有着很深的渊源的。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记载，商王武丁时，曾多次与西部的羌人发生战争，而主要是商对于西部民族的掠夺。在我们今天看来，河南安阳的商与甘肃、宁夏和青海的羌其实相距十分遥远，这么远的距离，经常性地劳师远征，特别是由商王和王后的亲征，几乎是不可能的。故而可以推测，甲骨文中所说的羌人，当时距离商的王畿并不很远，只在数百甚至数十公里的范围以内。商对羌的征伐，不是因为羌威协到了商的安全，而是因为在商朝的统治者眼中，对羌族人的征讨，如同打猎一般，是一种对弱势民族的掠夺游戏。关于周民族，我们只知道她最早兴起于陕西省中西部的岐山地区，与甘肃省的东部山地为邻。后来，周人又向南迁移到了周原，来到了关中平原渭水河谷的西部，在这里，周部落开始逐步强大起来。周原也出土了大量的卜骨，上面的文字，与殷墟甲骨文是同一个体系，其内容反映了周民族亦将商的先王先公作为祭祀的对象。这说明了最初的周，与商统治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周与商原本是同族之人。只不过周是商王朝进攻和开拓西部疆土的先驱者，周是商代西部诸侯的领袖，号称“西伯”。所以，周的祖先正是从河南西部、陕西东部驱赶着羌人一步步来到陕西省西部的。到了甘肃东部的山地，周大约有些力不从心了，而商对于西部疆土以及青铜、玉石的渴求，仍不能满足，于是周一边面临着商的责备和讨伐，一边面临着西部民族强烈的反抗。也许正是这样的环境，导致了周民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联合西部民族主要是羌人，反戈一击，将他们共同的威胁——商王朝推翻。商王朝对东部的大规模进攻，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经过了十数年的准备之后，公元前1046年，周灭掉了商，西周王朝在西安——关中平原的心腹地带建立，历时约二百七十五年。西周完全继承了商的文字，这是汉字从甲骨文一直沿用至今的一大关键，西、东两周共历时八百多年，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特殊生命力的重要基础。西周玉器与商代玉器相比， 唳气大减，而充满浪漫气息。西周玉器刀法流畅，曲线优美，刻画精细，令人赏心悦目。传说周武王文率师攻入朝歌，纣王自焚。而联军所获得的商王室玉器，数以十亿计，后来均分赏与作战有功的诸侯，这样的描述，可能不是夸张。商统治中国五百余年，从未停止向西部民族掠夺和索取玉器，数百年的积累，数量应是十分惊人的。而且，商代有以羌人战俘用作祭祀和殉葬的习俗，对待羌人，有如牲畜。所以周能振臂一呼，与西部诸族结为反商同盟。而尽管周，曾是商王朝部署在西部的棋子。周不仅是商文化的继承者，而且同时也是羌文化的继承者，在西周乃至商代玉器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羌玉的品种，如素面玉琮、联璜玉璧等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齐家文化玉器。西周玉璜有两大类，其中早期的鱼璜，是对商文化的继承，而西周晚期，半环形的联璜玉佩又大行其道，这明显属于羌民族的遗风。龙、虎、凤、神人，皆为西周玉璜的重要题材。西周玉佩中的小玉璧，多系于项链的顶部，这种模式始见于红山文化时代，足见璧之为天，实乃一脉相承。在西周玉饰中，玉蛹的数量很多，玉蛹在项饰的中部，象征着变化升天之路。西周串饰中的“盾形”玉饰，实为龙鳞的象征物，始见于虞、夏时期的陶纹，而在商代玉龙之龙身上多有刻绘，它也是西周项饰的重要题材之一。西周玉佩中的“束绢”形佩，实为蝉的象征物，而丝绢亦称之为“蝉衣”是也。所谓S形玉龙，亦最早出现在西周晚期，成串地作为项饰，十分精美。这些S形龙的玉串饰，打下了春秋、战国玉龙的基础。西周的玉鹿，多有枝角，回首一顾，飘飘然有神仙之姿，反映了西周时期的详和、醇美与亲善自然的风俗。西周的玉戚、戚璧、玉戈等，多承商代之遗风，一些为商代遗物，这些纯礼器的品种，在西周玉器中，是最为刻板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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