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的中晚年行书

何绍基是清代卓有所成的碑派名家，于诗文、书法、经史、小学、金石碑版皆精。何绍基早年精研楷书，研习颜真卿，中年后于碑学用力甚勤，遍临《道因法师碑》《张黑女墓志》诸碑，熔铸帖学与碑学于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风貌。

何绍基（1799—1873）于楷书、行书、篆书、隶书无所不工，尤其以行书和行草书最为精擅。在笔者所寓目的数十件公私所藏何氏书迹中，其行书尤为突出。现在所见署款为“何绍基”的行书《留王郎诗卷》、《自书诗卷金陵杂述四十绝句卷》和行书《录黄庭坚题伯时画揩痒虎诗轴》很能反映其行书风格，据此可透析其书风之一斑。

清 无名氏《何绍基画像》 纸本 湖南省博物馆藏

行书《留王郎诗卷》是何绍基为其友人“诗辅”所书。“诗辅”具体为何人，尚不可考，但从其称“同年”可知，当与何绍基于1836年同登进士第。而《留王郎》诗，则是北宋诗人黄庭坚所写。该卷钤朱文方印“何绍基印”和白文方印“子贞”，署款“何绍基”。

从其书风和署款风格看，当是其中年以后所书。该卷书风稳健，用墨浓厚，笔势疏放，折射出何绍基一贯的用笔与书写习惯。从气韵上看，表现出一种雍容自然、平静淡定之态。尤为重要的是，何绍基在起笔、落笔以及转折、运笔之处，都有一种厚实、稳重之气。他所用之浓墨，以及徐疾有度的捺笔，更彰显出了其人书俱老的书家风范。

不难看出，何绍基的书法是在一种极为流畅、无拘无束的状态下完成的。他所创作的该卷书法，正是在其书风趋于练达、渐入佳境的时段写成，因而，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在一气呵成之时的爽朗与冲和。在轻重缓急、浓淡干湿的交融中，在随心所欲、游刃有余的挥毫中，何绍基尽展其艺术才华。从其书风中，可以看出其深厚的学术涵养及明净如水的心境。因此，细读其书法，往往可深谙其书法之外的人文内涵。

清 何绍基 《自书诗卷金陵杂述四十绝句卷》（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讲，何绍基代表了一个书写时代。他所高扬的碑派书法以及不遗余力的艺术实践，为中国书法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直到今天，他在书坛上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挥之不去。从这件行书《留王郎诗卷》中，大致可明白个中缘由。

如果说行书《留王郎诗卷》代表何绍基中期书法风格的话，《自书诗卷金陵杂述四十绝句卷》则折射出其晚年的行书之风。该卷纵横捭阖，行笔潇洒，结体稳健，笔走龙蛇，是其人书俱老、不落窠臼的反映，可谓直探《争座位帖》堂奥。

书画鉴定家苏庚春在《犁春居鉴稿》中谈到何绍基晚年作品署款时说：“何绍基的署名，晚年行书的‘基’字，第八笔是用点，不拉捺。”在这件作品中，何氏自书“道州何绍基”，其“基”的书写确实如此。该卷作于同治三年（1864），其时何绍基66岁，正是其书写由中年转入晚年之时，书风渐臻化境，愈见老辣。这样的署款特点，在其晚年作品中大多如此。

清 何绍基 《自书诗卷金陵杂述四十绝句卷》（之二）

何绍基另一件行书《录黄庭坚题伯时画揩痒虎诗轴》，结体潇洒，行笔间有一种野趣，更兼一种拙趣。此书虽无年款，但从其署款可知，其“基”字第八笔为点，且“何绍基”三字有连笔现象，是其典型的晚年风格，因而大致可推断此作当为何氏后期之作。

熟悉何绍基的署款模式，大致可甄别其书法的创作时段，这对于鉴定其书法真伪是有辅证意义的。在其早期署有年款的作品中，其“基”字第八笔多为捺笔，且与前一笔紧紧相连。而在其六十岁之后的作品，大多化为点，且很少与前一笔相连。在笔者所见多件何氏对联作品中，其署款基本如此，虽无年款，大抵可推测为何氏晚年经意之作。

苏庚春《犁春居鉴稿》中还称，何绍基“生平写对联，从不重文”，这虽是小道，却是证伪的重要依据。在笔者所见何绍基作品中，确乎从未见其文字相同的联文，这是何绍基作品的藏家和鉴家都不可不明察的。

清 何绍基 《自书诗卷金陵杂述四十绝句卷》（之三）

蒲焕俎在题何绍基行书《苏轼跋韩退之送李愿序屏》中称：“书家以中年之作为最佳妙，盖少年未精其诣，而晚岁则又不免率意行之。”从此三件何氏行书诗卷可知，其中年作品固然甚佳，其晚年作品亦未遑多让。其书风由盛年而入暮年，未因年岁递增而笔力不逮，相反则时有佳妙之笔。

这就说明，我们在考察一个书家的风格蜕变时，并非中年都佳，也并非晚年都不佳。正如画家一样，有的是早期佳作叠出，如陈师曾、谢稚柳，有的则是晚年才炉火纯青，如黄宾虹、齐白石，更有的则是早期、晚期都甚佳，如吴昌硕、张大千。从上述三件何绍基行书作品，大致可知其中年和晚年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不可一褱而论。

内容选自《书法教育》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