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
摘要：古代天下体系是先贤在特殊历史状态中完成的政治创制。新天下体系对其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是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是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维。天下体系是一个基于存在论理由而与价值观无关的世界，是以共在存在论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新天下体系的制度理性以关系理性为原则。西方个人 — 共同体 — 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与天下 — 国 — 家的政治系统之间形成一种齿轮式的啮合，存在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可以扩大政治可能世界的容量而有助于建构一种政治新概念，通过增加全球政治的维度，使政治哲学变成“全球理论／国际理论／国家理论”三重结构，其中，全球政治是新天下体系整个政治概念的理论基础。
古代天下体系是在千年不遇的特殊历史状态中发生的政治创制。今天的全球化状态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状态，虽与三千年前的问题完全不同，却需要相似的政治创造。为使世界免于霸权体系支配，为让世界免于未来可能的高科技战争或技术系统的全面专制，我们需要创制新天下体系，一种属于世界所有人的世界秩序，从而超越现代以来的霸权逻辑。
一、天下哲学：核心概念和逻辑推演
天下理论不仅是一个世界政治理论，同时也是对政治概念的重新定义。天下概念意味着一个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政治的概念需要通过共在存在论和关系理性而重新定义，同时，政治的领域需要在天下理论中得到充分伸展。只有引入天下无外原则，才能获得充分延伸的政治完全语境，也因此能够清楚理解政治的概念和问题，才能够一般地定义政治的普遍性和合法性。
（一）天道与配天
天道。天道不需证明，因为其已经在所有事物的存在中充分显示出来。孔子认为天不言而只示意，即为此意。按维特根斯坦的相似说法，天道属于“不可说的”。
天道是人的存在界限，人不可能超越界限去证明天道。天道是先验的，凡是违背天道的事情都是自取灭亡的行为，相当于自我否定。天道不是科学对象，不是科学所定义的自然规律，而是自然保持自身和谐的变化方式。自然保持自身和谐的存在方式被认为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参照标准。
配天。既然天道是一切存在得以存在的标准，那么，从属于天道的人道就必须符合天道，即配天。配天意味着自然是自由的限度，万物是人的尺度，这是天意。与此相反就是逆天，就是说，如果自然被理解为自由的征服对象，或者人的意志被理解为万物的尺度，就是逆天。人如果背叛天意，或者说是背叛存在的本意，就将会因为人为制造的自然失衡而自取灭亡。因此，天道是人的存在之绝对限度，人只能在天道的界限内进行自由创作（比如，发明车轮，发明语言，发明抗生素，这些都是符合天道的创作，但是，发明核武器，用基因工程创造不死的超人，发明人机一体的新物种，就是逆天的创作）。人类自由的天道界限大概意味着：如果一种自由创作蕴含着人类的自由能力无法控制的可能风险，那么就是逆天的。天下体系的最基本责任就是以制度权力去限制人类无法承担后果的逆天行为，特别是后果不可控制的技术冒险或政治冒险，这是为了保证人类的生存安全。
（二）生生与共在
既然自然产生万物，自然之本意就是让一切存在能够继续存在，让一切生命繁衍生息，一切存在都能够存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共在，或者说，如果不能共在，就没有一个存在能够存在。天意如此，天下体系之意图也必当如此，必以普遍受益的制度去维护世界多样性，并以共在原则去建构相辅相成的存在关系，使世界的共在利益大于排他私利。
（三）无外世界
人类共在的必要条件、人类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的关键条件，就是天下无外，即世界的内部化，使世界成为一个只有内部性而不再有外部性的无外世界。天下体系将成为一种无外的监护制度而维护世界的普遍秩序。这是一种反帝国主义或反霸权制度，因为天下体系属于世界而不属于任何国家，即“以天下为天下”（管子）之意，也是“天下为公”（《礼记》）之义。无外世界的理想状态是达到四海一家，即天下为所有人共有而达到家庭性。这个“无外世界”的理想版本未必能够实现，我们期望的只是“无外世界”的基本版本，即世界的内部化。
二、新天下体系的政治主体和制度理性
天下概念意味着一个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
（一）世界成为政治主体
曾经支配世界或仍在支配世界的帝国都只有国家理念和国家利益，都把帝国看作世界的统治者，而把懒得分别看待的“世界其他地方”看作被统治地域。即使其国内政治具有合法性，它们所建立的世界游戏规则却从来没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帝国主义世界观把世界看成被统治的对象，从来没有把世界看作政治主体。
“去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思想语法，把世界看作主语还是把世界看作宾语，这是决定“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世界的政治的根本问题。天下体系的方法论就在于把世界看作政治主体，这正是老子提出的方法论：“以天下观天下”，它意味着以高于并且大于民族国家或地区的视野去理解政治的概念，并且以世界为尺度去定义政治秩序和政治合法性。
以世界尺度去理解作为整体政治存在的世界，就是“天下无外”原则。天下作为在理论上无所不包的政治世界，一切政治实体都属于天下，其形而上学理由是：既然天是整体存在，天下也必须是整体存在才能与天相配，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
既然“天下无外”原则先验地预设世界是一个整体政治存在，那么天下体系就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无人被理解为不可接受的外人，没有一个国家、民族或文化被识别为不可化解的敌人，任何尚未加入天下体系的国家或地区都可以被“化”入天下的共同存在秩序。
当然，天下概念只是在理论上先验地覆盖整个世界，而实际尚未存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天下体系只是天下概念在一个有限地区的实验，是天下的一个示范性缩影。然而重要的是，天下概念意味着，任何外部性都总能够被化为内部性。新天下体系要解决的是当今世界的问题，不可能是古代天下体系的翻版。新天下体系并非人类普遍幸福的神话，而只是一个谋求人类普遍安全以及共享利益的制度；也绝不是统治世界的一种新体系，而是世界的“无外”监护体系，它试图监护世界以共在方式作为存在方式，放弃自现代以来的排他存在方式，从而避免人类命运的彻底失败。
（二）新天下体系的制度理性以关系理性为原则
我们无法预想未来天下体系是否能够实现，也无法预想未来天下体系的具体制度安排，因为无法预知未来社会的情况。但假如未来天下体系是可能的，新天下体系的“词典”里将可能包含一些与古代天下观念有着继承关系的关键词。这里采用罗尔斯称为“词典式排序”的方式加以解释，不过，这里对排序的理解与罗尔斯略有不同。罗尔斯的排序是为了明确前者“优先于”后者，即前者的重要性高于后者，从而避免出现并列重要的选择难题；我们这里的排序只是明确前者在逻辑上先于后者，即前者蕴含后者，而后者落实前者，却不包含重要性的比较，因为前后者皆不可或缺而同样重要。
人道以天道为准，就必定以维护所有人的普遍安全为第一要义。因此人道的理性原则就是关系理性，首先考虑的是互相安全以排除战争为基本要求，并把竞争限制在互相伤害的最小范围内。天下体系的制度理性以关系理性作为原则，因为天下不是一种排他性的存在单位，而是最大规模的共在单位。于是有：
1. 互相伤害最小化。这是生生原则的一个直接运用。互相伤害最小化是共在关系的必要条件，它满足了最大限度风险规避的理性选择，是最彻底的理性原则。既然互相伤害最小化意味着最小风险，因此在理性选择上明显优先于自身利益最大化。
2. 相互利益最大化。如果说互相伤害最小化是一个消极的理性原则，相互利益最大化则是一个积极的理性原则。不过，相互利益最大化是否比自身利益最大化更为理性，却无法直接比较，而需要在具体条件下才能确定。既然天下以全球化的互相依存状态作为条件，那么，在人们高度互相依存的条件下，相互利益最大化就比自身利益最大化更能促进每一个人或国家的利益，因此也是更理性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相互利益最大化也优先于自身利益最大化。
三、新天下体系哲学基础：共在存在论与兼容普遍主义
天下体系是基于存在论理由而与价值观无关的世界，是以共在存在论为基础的世界体系。
（一）新天下体系是一个以共在为原则的世界存在秩序
天下体系不必是一个保证人人幸福的体系，却是一个有望保证和平和安全的体系，它的制度安排将使敌对行为不再成为有利可图的策略，或者说，将使任何试图摧毁他者的行为都无利可图。在这个意义上，天下体系是一个足够好的世界。天下体系的哲学基础 —— 共在存在论包含以下基本观念：（1）存在本身的意图就是继续存在，因此存在的意义在于未来；（2）未来没有必然性而只有可能性，因此未来问题就是把可能世界创作为现实世界，于是，存在论同时是创世论；（3）对人来说，存在论的出发点是“我行故我在”，任何一种未来都在我与他人的互动行为中展开并且在与他人关系中被确定，因此未来具有共在性，于是共在先于存在，无共在就不可能存在，无共在就没有未来。天下体系期望一个以共在为原则的世界存在秩序。
（二）新天下体系奉行兼容普遍主义
古代天下体系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遗产就是兼容普遍主义。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文化价值观的分歧甚至冲突，这是一个给定的事实。一神论的思维模式倾向于把自己的价值观看作是世界的主导价值观，称为普遍价值，而把其他价值观看作是可以宽容的文化“多样性”。这种“宽容”并不是对其他文化的尊重，而是将其他文化置于衬托着主导文化的边缘地位。宽容的概念暗含着不平等的意思。天下体系承认文化具有“多元性”而不是衬托性的“多样性”。关于普遍价值的理解中有一个隐秘的错误：通常，普遍价值被理解为“可以用于每个人”的价值。可是这种理解是逻辑无效的，因为每种文化都相信自己的价值观可以普遍用于每个人。
这个结果只能定义特殊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与此不同，兼容普遍主义将普遍价值理解为“可以用于每种关系”，就是说，普遍价值只能以“关系”去定义而不能以“个体”去定义。兼容普遍主义所定义的普遍价值能够避免悖论。
四、从世界走向天下体系
（一）中西政治系统存在互补性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框架里，政治单位有三个层次：天下 — 国 — 家。个人只是一个生命单位，还部分地是一个经济结算单位，却不是政治单位，故古代中国没有产生出政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政治问题。现代中国引进了西方个人概念才使之变成一个政治单位。在天下 — 国 — 家政治框架里，天下不仅是尺度最大的政治单位，而且是整个框架的最终解释原则。这意味着，天下定义了政治全语境，一切政治问题都在天下概念中被理解和解释。于是，政治理论的解释力排序形成了天下 — 国 —家的降序；同样，政治合法性也形成天下 — 国 — 家的降序。西方政治哲学缺乏相当于“天下”的政治概念，民族国家就是规模最大的主权单位。现代政治框架是由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的结构所定义的，其中，个人是现代政治框架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整个政治概念的最终解释 —— 与天下作为政治概念的最终解释正好相反。
可以看出，个人 — 共同体 — 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与天下 — 国 — 家的政治系统之间形成一种齿轮式的错位契合，存在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可以扩大政治可能世界的容量而有助于建构一种政治新概念。如果缺少“天下”的政治层次，世界制度就无处安身，这对于正在来临的全球政治将是个致命的缺陷，也正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讨论天下体系的理由。
（二）世界将会演变成天下
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存在方式以及人类生活的规模和性质，也因此必定改变
政治问题。正是全球化的来临使国际政治的缺陷暴露出来，国际政治无力应对全球化导致的新问题，甚至对于全球问题来说文不对题。
共同生活的概念不再仅仅属于民族国家内部或者共同体内部，而正在逐步成
为世界规模的共同生活，因此，在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之外，显然需要第三种政治概念，可以称为“全球政治”（也可称之为“世界政治”，但容易与“世界上的政治”混淆）。这种政治新概念把整个世界理解为最大尺度的共同生活条件，以此理解和解释世界中的政治问题，并试图创作世界整体的存在秩序，这意味着，全球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世界的内部化”，也就是把世界变成天下。
现代政治哲学所定义的政治概念在普遍可行性和普遍合法性上非常可疑，现代政治哲学所推崇的价值或制度不可能升级为全球制度，而仅在民族国家的排外条件下有效，这意味着现代政治哲学受制于国家理论而不可能推出世界理论。因此，我们只能为政治寻找一个新的起点。
首先需要建立世界内部化的理论原则。假如一种政治游戏规则是普遍有效的，就必须对于整个世界是普遍可行的。只要存在部分不可合作或不能惠及的政治空间，这个政治游戏就不是普遍有效的，必定存在它无法克服的外部性存在，这正是一切冲突的根源。因此，一个普遍有效的政治游戏必须具有充满整个世界而通达每个政治层次的传递性和系统的协调性，也就是说，一个政治游戏必须在所有地方（每个国家和地区）和所有关系中（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或每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同样可行而不构成对任何地方或任何人的伤害，否则必定存在无法化解的冲突。
—个政治游戏的普遍有效性只在于它有能力化解不断出现的冲突，而不可能阻止冲突的出现。天下的概念只是期望“协和”，所谓“协和万邦”，语出最古老的政治文集《尚书》。协和是一种兼容能力、一种化敌为友的能力，意味着一种以兼容保证和平的政治。从根本上说，如果一种政治哲学不以“共在”的存在论假定为基础，就无法想象世界的内部化。根据共在存在论，如果不同的存在者之间能够形成必要的而非偶然的互相依存关系，就能够形成良性的共在循环。什么是形成稳定可信的共在性的条件？这是个关键问题。
儒家哲学选择以家庭作为共在的基本单位，希望把家庭的共在性推广到一切更大规模的共在单位上，那么最终就会形成四海一家的天下。费孝通曾经质疑这种过于美好的儒家想象，显然，家庭性一旦推广到陌生人那里，家庭性的基因就变得非常稀薄以至于基本上失去效果。尽管家庭性是世界内部性的最佳状态，但是由家庭推广为天下确实存在困难，因为天下 — 国 — 家之间只是部分同构，并非完全同构。
老子提出了一种更为合理的方法论：“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如果采取老子的观点，就能够更合理地建构世界内部化的理论原则。世界内部化就是使世界成为容纳一切的天下，从而使世界只有内部性，而不再有无法克服的外部性，不再寻找无法兼容的敌人，不再把他者识别为无法共同生活的异己，不再把不同的价值观定义为不可接受的异教。这是世界和平、普遍安全和普遍合作的绝对条件。虽然世界内部化或许达不到儒家的四海一家理想，却是一个现实可达的可能世界，也是一个足够好的世界。消除了外在性而只有内部性的世界意味着共存合作的诱惑总是大于敌对的诱惑，这才是真正决定性的关键条件。只有当共在的诱惑大于敌对的诱惑，和平和安全才是稳定可信的。
荒谬的是，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而现代性却无法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何以会如此？其中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根本原因，即现代技术和资本的逻辑与现代政治的逻辑之间并不协调，现代技术和资本的发展需要通过全球合作而达到最大化，现代政治却需要通过分裂世界而支配世界。于是，现代技术和资本成为现代政治的掘墓人，同时也成为全球政治的物质基础，准确地说，成为世界内部化的物质基础。如果冲突的事物是能够兼容的，只能是因为共在先于存在，因此，世界只能通过共在系统而实现内部化。
技术和资本的全球化虽然是世界内部化的物质基础，但技术和资本只谋求自身的无限扩张，而对世界利益毫不关心。因此，世界显然需要一个全球政治系统去建立新的存在秩序而控制技术和资本，去建构全球公正，使之服务于人类共同生活。新天下体系就是一个可期望的世界共在秩序，天下概念就是重构政治概念的出发点。
天下理论设定的政治重新出发点，就是通过世界内部化而把世界建构为政治主体。“天下为公”这句名言应该解读为：天下是天下人共享的天下。这意味着世界是人类的共同政治空间和共同资源，因此需要以世界为尺度去思考属于世界的政治问题，也就是老子“以天下观天下”的原则。天下理论试图改造政治哲学的结构，通过增加全球政治的维度，使政治哲学变成“全球理论／国际理论／国家理论”三重结构，其中，全球政治是整个政治概念的理论基础。
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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