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用写实的手法，描摹出我国十六世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佛、道教信仰和活动，是这一广阔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有关该部分的描写占据全书大量篇幅。从章回题目看，将近五分之一。这些描写，取自生活，更完整地反映了作品的历史背景，因而更增加了作品内容的真实感。它既展示了僧俗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展示了人神之间的信仰关系，既扩大了作品主要人物的活动范围，也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描写揭露和谴责了佛、道教僧侣中的腐败现象，展现了一幕幕活龙活现的宗教活动场面。由于它们相当真实可信，详尽细致，故又具有宗教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作者不仅通过西门庆交接权贵、周旋士类等情节暴露他的市侩嘴脸，通过西门庆摧残妇女、欺压百姓等情节鞭挞他的恶霸行径，而且通过西门庆延纳僧道、敬神拜佛等情节，笔伐他的丑恶灵魂。西门庆特别信奉道教，与道士吴道官过从甚密，常赴玉皇庙打斋建醮，“每生辰节令，疏礼不缺”。第三十九回描写西门庆为官哥儿在玉皇庙请建寄名斋醮，事先封送吴道官十五两经钱、一两酬答他的节礼，备办道众的衬施及阡张香烛，又送去丰厚的寄名之礼。叩坛时，西门庆毕恭毕敬，上香行礼。西门庆虔诚奉道，因有所求。吴道官捉刀代笔，表白高声宣念的斋意奏章，直书西门庆的心愿：除答报天恩皇泽、庆赞天诞、荐拔祖考等之外，主要是两大请求：祈（李氏）坐蓐无虞，临盆有庆......期在（官哥儿）出幼圆满......续箕裘之胤嗣，保寿命之延长（486页）[[i]]。日近清光，出入金门而有喜；时加美秩，褒封紫诰以增荣。一门长叼均安，四序公和迪吉。统资道力，介福方来（487页）。西门庆亦信奉佛教。第五十七回描写道长老募修永福寺，向西门庆宣扬“主得桂子兰孙”、“荫子封妻”之报后，作者这样描写西门庆的心理和动作：不想那一席话儿，早已把西门庆的心儿打动了，不觉欢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厮看茶(750页)。仰仗着佛祖威灵，福禄寿永永百年千载；倚靠他伽蓝明镜，父子孙个个厚禄高官。爪瓞绵绵，森挺三槐五桂;门庭奕奕，焜煌金埒钱山。凡所营求，吉祥如意(751页)。看毕，西门庆就把册叶儿收好，装入那锦套里头，把插销儿销着，锦带儿拴着，恭恭敬敬放在桌儿上面，叉手面言......(751页)。最后西门庆布施了白银，数额高达五百两，留了长老素斋。相送出门。同回还描写莲华庵薛尼姑劝舍《陀罗经》，宜扬“宝衣随愿至，玉食自天来”的西方极乐世界，宣扬可“获福无量”，保佑子女“易长易养，灾去福来”。且说西门庆听罢了薛姑子的话头，不觉心上打动了一片善念，就叫玳安取出拜匣，把汗巾上的小匙钥儿开了，取出一封银子，准准三十两足色松纹，便交付薛姑子与那王姑子......(756页)《词话》中以西门庆祈福、求好报为主要内容的佛、道活动，大概以这三次描写得最具体。在三次活动中，西门庆的心愿或出于道士之笔，或吐自僧尼之口，所以直截了当，无遮无掩，把西门庆内心深处的思想表面化了。而且，西门庆的心愿皆寄托于神、佛；他对道士、僧尼是那样友好、尊重和听信，足见其心愿的坚诚和强烈。西门庆的心愿可归结为，贪婪地追求富贵金钱和穷奢极欲的生活，重视家业承用和宗庙享祀，反映了他极端自私自利的剥削阶级思想和浓厚的封建宗法思想。这三次佛道活动的描写清楚地告诉读者，西门庆的所有罪恶活动，都不是盲目的或被动的。而是在地主阶级腐朽人生观支配下的野心勃勃的行为。他有一妻五妾，另外凌辱过二十来个丫头、家人媳妇、朋友妻子，并且经常嫖妓宿娼。他掠夺她们的财产，蹂躏她们的肉体，奴役她们的精神。《词话》用大量活生生血淋淋的情节，把西门庆的这类罪恶表现得极为充分。但是，《词话》作者对作品人物没有采取绝对化、简单化的态度，而是实事求是地写出西门庆对待妇女态度的复杂性。突出的事例是，《词话》既描写了西门庆对李瓶儿的诓夺、欺压和玩弄，也描写了惜爱之情。这种惜爱之情，也通过描写佛、道教活动，得到进一步渲染。李瓶儿病危时，西门庆请来五岳观道士潘法官，为他解禳冤愆，祭本命星灯，竭尽全力企图挽救她的生命。李瓶儿病故后，西门庆不惜花费巨资延请众多和尚、道士，为李瓶儿作七七四十九天累七斋，特请高级道士黄元白施行水火炼度，拯救其亡魂，可谓旷日持久，规模浩大。当然，西门庆的惜爱之情决不是真正的爱情。《词话》作者假玳安之口，议论西门庆“不是疼人，是疼钱”(第64回，877页)。正如作者描写，“疼钱”是西门庆惜爱李瓶儿的原因之一，因为西门庆诓夺了后者，也可说是后者奉献给他大批财富。此外，作者还以揭示宗教心理和描写宗教活动中的感情发泄，又指出了西门庆惜爱之情的另外两个原因。西门庆的宗教心理，是假应伯爵之口揭示的。第六十二回描写应伯爵对西门庆说: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过，越不过他的情，成服，令僧道念几卷经，大发送，葬埋在坟里，哥的心也尽了，也是嫂子一场的事，再还要怎样的?哥，你且把心放开!(861页)“青春年少”四字告诉我们，感激李瓶儿对他色欲的满足，不愿失去年轻貌美的玩物，是西门庆惜爱李瓶儿的原因之二。不难想象，如果亡故的是面老貌丑之妻，西门庆未必哭得死去活来。该回又描写，李瓶儿停灵时，王尼姑念经，西门庆抚尸大恸，口口声声只叫“我的好性儿有仁义的姐姐”不住(857页)。“好性儿有仁义”六字告诉我们，怀念李瓶儿的忠心和温柔，是西门庆惜爱李瓶儿的原因之三。因为，李瓶儿在诸妻妾中，对西门庆的忠心，胜过潘金莲、孟玉楼、李娇儿、孙雪娥，对西门庆的温柔，胜过吴月娘。《词话》对西门庆惜爱之情的渲染和揭示多方面的原因，实际上是从更深的层次刻划了他自私自利的性格，使这一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有的学者认为西门庆哭李瓶儿是假仁假义。如果综合分析一下《词话》的描写，就会发现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笔者赞同任访秋先生的意见:一个反面人物，“他所喜爱的东西失去了，也会感到极大的痛苦”[[ii]]。《词话》中的西门庆虽然热衷于佛道活动，但并没有、也不想奉行佛道二教关于行善去恶的教诫。作者以西门庆一段绝妙的自我辩解，暴露和讽刺他企图以薄酬贿赂神佛，以廉价购买厚利的如意算盘，和对神既虔诚又亵渎的双重心理。第五十七回写到:月娘说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儿，你又发起善念，广结良缘，岂不是俺一家儿的福分?只是那善念头怕他不多，那恶念头怕他不尽。哥，你日后那没来回没正经养婆儿，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也好，借下些阴功与那小的子也好。”西门庆笑道:“你的醋话儿又来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和。今生偷情的，葡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薄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剌剌，胡掐乱扯，歪斯缠做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常娥，和好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753页)这一段自我解嘲，将西门庆的贪财好色和厚颜无耻，刻划得入骨三分，维妙维肖。更重要的是，这一描写突出地刻划了西门庆作为商业暴发户对金钱威力的迷信，对“金钱万能”、“钱能通神”等信条的尊崇。这是书中非常辛辣而又极为成功的一个情节。此外，作者还以漫画的手法，截取佛道活动中的只言片语，某种动作，顺带一击，使西门庆现丑。如第五十七回，西门庆问薛尼姑:西方净土宝池中“那一朵莲花有几多大？坐在上面，一阵风摆，怕不骨碌碌吊在池里么?”(755页)这句话如果出自天真无邪的儿童之口，的确是憨态可掬，令人陶醉。但由阴险、奸诈的西门庆说出，则活现出此人的不学无术、浅陋无知，令人喷饭。钱痰火通陈起头,就念入忏科文，遂念起“志心朝礼”来。看他口边涎唾卷进卷出；一个头得上得下，好似磕头虫一般，笑得那些妇人做了一堆。西门庆那里赶得他拜来：那钱痰火拜一拜是一个神君；西门庆拜一拜，他又拜过几个神君了。于是也顾不得他，只管乱拜。那些妇人笑得了不的(699页)。钱痰火是个不入流的蹩脚道士，荒唐可笑。而西门庆却被他愚弄，作出呆头呆脑的滑稽动作。作者轻轻一笔画出西门庆的愚味。西门庆虽然为一方首富，官居千户，但仍脱不掉市井无赖之徒的本色，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至于西门庆向胡僧索取房中媚药，并以此淫乐，因此促亡等情节，有助于暴露他的荒淫无耻。吴月娘虔诚地信奉道教。第二十回描写她于星月之下，焚香拜斗，祝道:妾身吴氏，作配西门,奈因夫主流恋烟花，中年无子。妾等妻妾六人，俱无所出，缺少坟前拜扫之人。妾凤夜忧心，恐无所托。是以瞒着儿夫，发心每逢夜于星月之下，祝赞三光。要祈保佑儿夫，早早回心，弃却繁华，齐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见嗣息，以为终身之计，乃妾之素愿也”(245页)。当时，由于潘金莲挑拨离间，吴、西门二人已反目多日，互不搭话。但吴月娘仍含垢忍辱，暗中为西门庆的家业大计和长远幸福祈祷，足见忠贞。吴月娘的忠贞，是和她身为正妻，居西门庆之下众人之上的优越家庭地位分不开的，是建立在“夫荣妻贵”和“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思想基础上的。她为西门庆祈祷，也是在为自己祈祷。她忠于西门庆，也是为了自己的幸福。所以她为西门庆主持家政，恪尽职守，并无条件地支持西门庆的一切罪恶勾当，充当了他的忠实帮凶。有的学者认为吴月娘雪夜拜斗，是事先导演，作戏给西门庆看，以赢转丈夫对自己的情爱。这种看法似嫌证据不足。即使嗣息不由己出，只要西门庆家香火有继，她亦心满意足，感激涕零。果然，当李瓶儿生下官哥儿之后，她的确对母子二人爱护备至。当然，亲自生子，为西门庆传宗接代会更好.所以，她服用薛尼姑配制的助孕符药，念诵《白衣观音经》祈祷送子于已。这些都有助于表现她头脑中的封建宗法观念和“母以子贵”的封建思想。丈夫流恋烟花，她奈何不得，只得祈求神灵使丈夫回心转意。第五十七回描写吴月娘以佛教善恶报应学说，规劝西门庆在贪财好色方面稍加克制，引来西门庆一通“钱能通神”的绝妙怪论。月娘笑道:“笑哥狗吃热矢，原道是个香甜的；生血吊在牙儿内，怎生改得？”(753页)她只好放弃劝说。她不敢同西门庆硬争，因为她受到“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她是西门庆的驯服工具。这一祈祷，还表现了吴月娘的苦闷心情。《词话》描写吴月娘偏重于信奉佛教，特别热衷于请尼姑到家中说经唱曲。又描写她“平昔好斋僧布施，常时闲中发心，做下僧帽僧鞋，预备布施”(第88回，1323页)。吴月娘虽然是西门庆的忠实帮凶、驯服工具，但同样是封建男权社会统治阶级摧残的对象，是西门庆的玩物之一。西门庆纳有五妾，尤宠李瓶儿和潘金莲，吴月娘经常遭到冷落，但仍要作出笑脸，显示自已是能容人的大妇。西门庆眠花宿柳,经常将妓女请至家中，吴月娘要周旋接待，避免西门庆不悦。她心中的苦闷无处诉说，只有祷告神灵，只有听尼姑说经唱曲消磨时光，只有斋僧布施以为精神寄托。李瓶儿原本有些锋芒，并非善类。她曾将丈夫花子虚的财产暗中转移给西门庆，却将花子虚骂得闭口无言，最后气死。大概是“强中更有强中手”，经受不住恶棍西门庆的震慑和妒妇潘金莲的泼骂，进入西门庆家后，李瓶儿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辜官哥儿屡遭潘金莲暗算，病势垂危，李瓶儿敢怒不敢言，暗中腮颊痛泪。自己遭潘金莲调侃，气辱，生命将尽，仍不敢指控。《词话》作者进一步描写，李瓶儿向菩萨求助。她拿出压被的银狮子一对，请薛尼姑印造《佛顶心陀罗经》，企图以此功德感动菩萨挽救官哥儿一命。她请王尼姑在自已死后诵《血盆经忏》，忏她的罪业，荐拔她的亡魂出离地狱。这些描写使李瓶儿的软弱性格，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词话》作者通过在生活琐事中的言谈举止，把潘金莲塑造为“在不合理的封建蓄奴制压迫下形成的变态的放荡妇女”[[iii]]。在这些官谈举止中，有些与佛、道教活动有关。潘金莲对听佛卷兴趣不大，亦不大给尼姑留面子。她曾逼着王尼姑讲述含有低级趣味的“荤故事”，曾当面戏弄王尼姑，说她有丈夫。她不相信念经能治好官哥儿的病，不为病危的西门庆向神佛许愿，也不在乎吴神仙为她算出的凶命。第四十六回描写她泼辣地说：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说我短命哩，怎的哩，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明日街死街理，路死路理，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村!”(588页)从潘金莲对待佛、道教的与众不同的态度中，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到她对吴月娘主妇权威的反抗和挑战，对李瓶儿受宠地位的妒火中烧，对自已卑贱出身的敏感和心理自卫，和对西门庆的毫无真情实意、儿女情肠。《金瓶梅词话》塑造的僧侣形象中，正面人物不多，张竹坡归纳为“两个真人，一尊活佛”，即五岳观道士潘法官、东京太乙宫提点黄真人和泰山雪涧洞普静禅师，其余大部分是反面人物。在反面僧侣形象中，《词话》最突出的贡献是塑造了帮闲僧侣薛、王二尼。李西成先生已经提及于此。他在《〈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成就》一文中说:“此外，也还有一种实质是帮闲，但却披着'慈善’的外衣的僧尼道姑，他们在明代晚期的社会中，形成一种特殊势力，常常来往于豪门巨室，专作些不见阳光的事。他们的特点是口是心非，面善心狠。[[iv]]”这些宝卷属诗赞系和乐曲系兼用的说唱文学的别支，与说书、唱曲等关系密切，娱乐性很强。“身居豪绅巨贾内室的吴月娘等，有为信神拜佛达旦，或因解闷自娱熬夜，而薛王姑子不过借此聚敛布施”[[v]]。薛王二尼的宣讲宝卷，的确包含着供主人消闲娱乐的作用。宣讲宝卷，和吴月娘诸人围炉吃酒，掷色儿抢红，猜枚，和乐妓弹唱，经常是交叉进行。除宣讲经卷外，薛王二尼还经常插科打诨，说笑逗乐。第二十一回描写王尼姑为吴月娘等说了一素两荤两个笑话，“把众人都笑了”。潘金莲向吴月娘介绍说:“大姐姐，你不知大师父好会说笑话儿，前者那一遭来，俺每在后边奈何着他，说了好些笑话儿”(256页)。就在王尼姑说荤笑话的同一时刻，应伯爵、谢希大两个世俗帮闲正在勾栏院帮嫖，在西门庆身边打诨耍笑，“说砂磴语儿”。应伯爵一个荤笑话，“把西门庆笑的要不的”。应、谢“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吃些风流茶饭”。薛、王“专一在些士夫人家往来，包揽经忏；又有那些不长进要偷汉子的妇人，叫他牵引和尚进门，他就做个马八六儿，多得钱钞。闻的那西门庆家里豪富，见他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频频往来”(第57回，754页)。应、谢伺候西门庆于街巷，薛、王陪伴吴月娘为首的众妇女在内室。应、谢和薛、王是一丘之貉。她们吹捧吴月娘等妇女嫁得官人，高官厚禄，呼奴使婢，描金戴银，衣锦食珍，享荣华，受富贵，过着奢华的寄生生活，“都是前生修来的福”，“根基上有你的一般大缘分，不待求而自得”。第五十七回里，作者把薛姑子吹捧西门庆时的神态逼真地描摹了出来:只见那薛姑子站将起来，合掌着手，叫声:“佛阿，老爹，你这等样好心作福，怕不的寿年千岁，五男二女，七子团圆......(755页)。薛、王二尼有时也出些馊主意，施些小奸计。第四十回描写王尼姑撺掇吴月娘生子，说:你老人家养出个儿来，强如别人。你看他前边六娘，进门多少时儿，倒生了个儿子，何等的好!(501页)难得你明日另养出来，随他多少，十个明星当不的月！(502页)说动吴月娘后，王尼姑随即推荐了薛尼姑和助孕符药，并包下了寻找药引子胎衣的差事。如果单纯为了治疗不孕症而进药方,那的确是帮忙。但怂恿别人为将来在家庭中的地位而未雨绸缪，为了兜售假药而骗钱，建议人家夫妻在某日某时合房，就纯属帮闲。无怪乎作者感叹道:“若教此辈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第50卷，645页)。除了塑造出帮闲僧侣的艺术形象之外，《词话》对明代后期僧侣中普遍存在的贪财、好色和部分僧侣残害百姓的丑恶现象，也给予了揭露。第五十八回有一细节描写颇为生动。李瓶儿拿出银狮子一对，“要教薛姑子印造《佛顶心陀罗经》，赶八月十五日岳庙里去舍。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774页)。事后孟玉楼对金莲说:“刚才若不是我在旁边说着，李大姐恁哈帐行货，就要把银子交姑子拿了印经去。经也印不成，没脚蟹行货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寻他去？早时我说，叫将贲四来，同他去了”(775页)。由于孟玉楼的精细果敢，才使薛尼姑贪占银狮子的企图没有得逞。薛尼姑见钱眼红的心理，惯于坑骗拐带的举止，跃然纸上。由于贪财，薛、王二尼互相欺骗。王尼姑背着薛尼姑，受了五两银子，一匹绸子，答应为李瓶儿死后诵《血盆经忏》。薛尼姑悄悄瞒着王尼姑，买了两盒礼物去见吴月娘，揽去了李瓶儿的断七经忏。拜经忏那天，她请了八众女僧，建立道场，“也不打动法事，只是敲木鱼、击手磐、念经而已”(941页)。作者描写薛、王二人在“印经处争分钱不平，又使性儿彼此互相揭调。”第六十八回写，王尼姑在吴月娘面前揭发薛尼姑，结果自己也一并丢了丑。“看官听说：似这样缁流之辈，最不该招惹他。脸虽是尼姑脸，心同淫妇心。只是他六根未净，本性欠明；戒行全无，廉耻也丧；假以慈悲为主，一味利欲是贪；不管堕业轮回，一味眼下快乐；哄了些小门闺怨女，念了些大户动情妻；前门接施主檀那，后门丢胎卵湿化；姻缘成好事，到此会佳期”(942页)。另外，关于道士钱痰火与刘巫婆争散花钱的描写也很精彩。晏公庙任道士以香火、布施钱开设钱米铺，积攒私囊，也属贪财僧侣之列。《词话》中贪淫好色的僧侣有晏公庙道士金宗明，他常在酒楼包占乐妇，在庙内包占徒弟，勾搭陈经济。泰山碧霞宫住持石伯才和金宗明一样，也是同性恋者，把两个十六岁的徒弟背地里当作老婆。有五台山下来的行脚僧，“白日里卖杖摇铃，黑夜里舞枪弄棒。”有水福寺道坚长老，专门睃趁施主娇娘，引诱丧家少妇，觅尼姑,奸行者，“仰观神女思同寝，每思嫦娥要讲欢。”第八回描写报恩寺和尚见到妖艳的潘金莲，全都失去了常态：那众和尚见了武大这个老婆，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都七颠八倒，酥成一块。但见：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维摩昏乱，诵经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错拿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国称做大唐；忏罪阇黎，武大郎念为大父。长老心忙，打鼓错拿徒弟手；沙弥心荡，磐槌打破老僧头。从前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91-92页)。“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怀不乱的少。”又告诚世人曰：看官听说:但凡人家好儿好女，切记休要送与寺观中出家，为僧作道，女孩儿做女冠、姑子，都称瞎男盗女娼，十个九个都着了道儿(1270页)。《词话》中残害百姓的恶霸僧侣是贪淫好色的碧霞宫住持石伯才。他投靠知州高廉，专为高廉的妻弟殷太岁赚诱妇女。吴月娘上香，遭殷太岁拦劫，即石伯才作的圈套。吴大舅担心存于山下客店的行李为人偷盗，石伯才担保说:这个何须挂意!如有丝毫差迟，听得是我这里进香的，不拘村坊店道，闻风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来本州夹打，就叫他寻贼人下落(1271-1272页)。从这种骄横的话语中，可以想见他平素狐假虎威、称霸泰山的情景。第六十六回描写黄真人的气派:“即日，黄真人穿大红，坐牙轿，系金带，左右围随，仪从喧喝，日高方到”(906页)。作者还以怕热与不怕热为由，抨击了上层僧侣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按照作者的划分，怕热的三等人是：一田舍间农夫，二经商客旅，三边塞上战士。不怕热的三等人是：一皇宫内院，二王侯贵戚，富室名家，三上层僧侣。作者曰：又有那琳官梵刹，羽士禅僧，住着那侵云经阁，接汉钟楼；闲时常到方丈内讲诵道法《黄庭》，时来仙苑中摘取仙桃异果，闷了时，唤童子松阴下横琴膝上，醉后携棋枰，柳阴中对友笑谈(第27回，826页)。太祖朱元璋曾连续降旨下诏，制定法令规章，旨在纯洁和控制二教。明代前期几位皇帝，一般地说都还注意防止降低出家者的素质。但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一些皇帝或佞佛，或佞道，使本来就成效甚微的法令规章遭到公然破坏，二教的堕落益发不可收拾。如宪宗时期逐渐开始恢复宋代的鬻牒制度；宪宗宠幸以方士李孜省、僧继晓为首的僧、道；武宗佞佛，自号大庆法王；世宗好道，宠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自上道号等。“......故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要(妻？)为僧而天(夫？)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告有僧在焉！如此之辈，既不经于学问，则礼义廉耻皆不之顾，唯于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语，......哄诱男女，致生他事！”[[vi]]原来这薛姑子不是从幼出家的，少年间曾嫁丈夫，广成寺前居住，卖蒸饼儿生理。不料生意浅薄，那薛姑子就有些不尴不尬，专一与那些寺里的和尚行童调嘴弄舌，眉来眼去，说长说短，弄的那些和尚们的怀中个个是硬帮帮的。乘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酒后，早与那和尚们刮上了四五六个。也常有那火烧、波波、馒头、栗子拿来进奉他，又有那付应钱与他买花，开地狱的布送与他做裹脚，他丈夫那里晓得。以后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门情熟，这等就做了个姑子。(第57回，753-754页)陈经济当道士，也属于这类情况。僧侣素质如此低劣，出现帮闲僧侣，普遍贪财，乃是不可避免之事。胡僧为西门庆献媚药，正是李孜省、僧继晓之辈的末流。张竹坡在批点《第一奇书金瓶梅》中已指出胡僧、道坚，均作者戏笔，影射阳物，“一肖其形，一美其号。”魏子云在《金瓶梅札记》一书中亦指出:“笑笑生塑造的胡僧，显然是以男人的那话儿作模特的”[[vii]]。这种戏笔既嘲讽了西门庆，也讥笑了诲淫帮闲的鄙僧劣道，是有历史依据的。正如鲁迅所说:成化时，方士李孜省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viii]]。明代淫风炽盛的根源，乃在于最高统治者。恶霸道士石伯才正与邵元节、陶仲文等同类，为其小者。《词话》中僧侣的贪财好色、欺压百姓，与西门庆的作为是相呼应的。应、谢、薛、王一类僧俗帮闲，也是西门庆阶层的伴生物。《词话》揭露和谴责了明代后期市井社会中下层僧侣中的腐败现象，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使读者对那一黑暗时代有了更完整的认识，更看清了产生西门庆一类人物的必然性。儒释道三教既斗争又融合，是东汉以来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词话》描写了明代后期市民社会中三教融合的形态。《词话》中的佛、道二教大量地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的世俗内容，在佛教因果报应说和道教神尊的外衣下，追求福禄寿考、荫子封妻、子孙昌盛和金银满屋等世俗幸福，成了二教宣扬的主要内容，也是西门庆的主要心愿。儒家宣扬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和“承负说”，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道教的算命、相面等结合在一起。明代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尊崇藏传佛教，对藏传佛教僧侣多有封赐，并在内陆修建藏传佛寺。《词话》对此有所描写。但胡僧和薛尼姑配制的媚药、助孕符药，却不是藏密的产物，而来自道教。第四十九回描写胡僧吹嘘媚药说：我有一枝药，乃老君炼就，王母传力。非人不度，非人不传，专度有缘......服久宽牌胃，滋肾又扶阳。百日须发黑，千朝体自强。固齿能明目，阳生姤始藏(63页)。第五十三回描写薛尼姑的药筒上刻着“种子灵丹”四字，后有赞日:红光闪烁，宛如碾就之珊瑚；香气沉浓，仿佛初燃之檀麝。噙之口内，则甜津涌起于牙根；置之掌中，则热气贯通于脐下。直可还精补液，不必他求玉杵霜，且能转女为男，何须别觅神楼散。不与炉边鸡犬，偏助被底鸳鸯。乘兴服之，递入苍龙之梦；按时而动，预征飞燕之祥。求子者一投即效，修真者百日可仙(68页)。服此药后，凡诸脑损物，诸血败血，皆宜忌之。又忌萝卜、葱白。其交接，单日为男，双日为女，惟心所愿。服此一年，可得长生矣(688页)。佛教还吸收了道教的数术。《词话》第九十六回描述城南水月寺叶头陀，其形象自然也是作者戏笔。他善会麻衣神相。《词话》中的道教大量地吸收了佛教因果报应说、追荐忏法及世界皆空的神学理论。因果报应说有:黄真人在奏表中哀叹世人“鲜能种于善根，多随入于恶......业障缠身，冥司受苦”(第66回，910页)。潘法官声称由于李瓶儿为“宿世冤愆”诉于阴曹，故灾病难以解禳(第62回，851页)。追荐忏法有:黄真人为李瓶儿施行水火炼度斋醮中的部分忏法。西门庆为官哥儿请建的寄名斋醮中，“附荐西门氏门中，三代宗亲等......均证生方”(第39回，486页)。世界皆空的理论有:吴道官在悬真致祭词中高声宣念:“兔走鸟飞西复东，百年光景似风灯。时人不悟无生理，到此方知色是空......一心无挂，四大皆空”(第65回，893页)。黄真人奏词中亦日“一朝倾逝，万事皆空”(第66回，910页)。我们可以初步总结一下，明代后期市民社会三教融合最常见的内容似乎是:儒释道三种善恶报应说教相结合，佛教吸收道教的房中术和数术，道教吸收佛教的通俗的因果报应、世界皆空的说教和与之相关的追荐忏法。明王朝将佛教分为三类。《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日:“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滌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词话》中的和尚、尼姑以教僧为多。薛、王二尼虽宣讲宝卷，亦属于“教”。他们是专门靠给人家念经来挣钱的“经忏僧”或“应付僧”。即使永福禅寺道坚长老和雪涧洞的雪洞禅师，也为人作道场，或诵念解冤经咒，荐拔幽魂。宋马端临将道家分为五说，其《文献通考》卷二二五《道藏书目》条下曰:“盖清静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符箓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张道陵、寇谴之之徒，则言符篆，而俱不言炼养、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师之徒，专言经典科教。所谓符篆者，特其教中一事。”《词话》中的道士以符篆和经典科教派道士为多。明代将符篆、科教二派统称为正一派道士。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二《玉壶遐览》引明王祎《青岩丛录》日:“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篆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已。”《词话》告诉我们，这种既不重义理，亦不重修持，专以经忏取胜的教僧和正一派道士，在明代市民社会，甚至于全社会占据优势。它印证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话。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官民之家若有丧事，非僧非道难以殡送。若不用此二家殡送，则父母为子孙者是为不慈，子为父母是为不孝，耻见邻里(《道藏》269册)。《词话》对明代后期山东地区道士的描写，有几点值得注意。如玉皇庙吴道官、五岳观潘法官、太乙宫黄真人、碧霞宫庙祝石伯才和晏公庙方丈任道士。不住宫观者不称为道士，含贬意。如钱痰火。他平时在家，有人请时，则带了雷圈板巾，着了法衣，仗剑执水，步罡念咒，拜忏谢土，送马发檄。西门庆家众妇人笑话他道:“那钱痰火是烧纸的火鬼，又不是道士的，带了板巾，着了法衣”(第53回，699页)。第二，住宫观的正一道土，既吃斋，又吃荤，有的似乎无妻室。因为吴月娘驳斥潘金莲道:“没的说。他(吴道官)出家人，那里有老婆？”(第39回，491页)第三，自幼于天台山紫虚观从师出家的吴神仙，四处云游，通晓十三家子平，麻衣相法，六壬神课，演禽等数术，并施药救人。其所属派别不甚明确。这似乎表明，在有些道士身上,全真和正一两派的差别已接近泯灭。李瓶儿死后，西门庆为她大办丧事，包括小殓、停灵、大殓、送殡、安葬和回灵系列活动。其丧仅非常隆重，充满了宗教色彩。与此同时，还为李瓶儿举行了累七斋，延请众多的僧尼道士。《词话》关于李瓶儿的丧仪和累七斋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三、佛、道教在丧仪和累七斋中所使用的经典、法物、器乐和衣物等。《词话》中凡丧葬活动，皆少不了徐阴阳。徐阴阳以择日、星相、占卜、风水等为业，系阴阳生，或称阴阳家，俗称风水先生。道教收入阴阳家诸术，阴阳家亦有依附于道教者。《词话》未描写徐阴阳是否依附道教，本文故不论。《词话》中详细描写了三次大型道教活动，即吴道官主行的寄名斋醮，潘法官主行的召神禳灾法术和祭本命星法术，以及黄真人主行的水火炼度斋醮。这些描写可以使我们对道教科仪的发展史和明代正一派科仪的特点有所认识。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灵宝派科仪对于道教斋醮科仪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后世道教各派斋醮科仪皆包含着古灵宝派的成分。其一，第三十九回吴道官召神用的文书符命，有安镇五方真人云象，即“东方九炁镇天玉宇真文，南方三炁镇天玉字真文，西方七炁镇天玉宇真文，北方五炁镇天玉字真文，中央一炁镇天玉字真文。”(487页)五方真文是古灵宝派科仪中的重要符篆，其渊源可上溯到东汉道经《太上灵宝五符序》(《道藏》183册)[[ix]]。其二，第五十九回描写小道童送殡，绕棺转咒《生神玉章》(798页),第六十六回描写道众“敷演《生神玉章》”“演《九转生神宝范》”(905页)，“演《九天生神经》”(907页)，这些都是同经异名。《九天生神经》继承陆修静的三宝三洞说，成书于陆之后，甄鸾之前，其祀灵宝自然九天生神上帝，是古灵宝经之一。它现存于《道藏》中，名《灵宝自然九天生神三宝大有金书》(《道藏》73册)，在敦煌卷子中名为《太上洞玄灵宝自然至真九天生神章》(伯4659)。《道藏》中另有《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道藏》165册)，含后人附益部分。其三，成于宋或宋以后的《金箓大斋启盟仪》(《道藏》266册)，将斋法分为二十七品，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按照《九天生神经》修九天斋。柳存仁先生在《<齐同慈爱>——五代到南宋时的道教斋醮(下)》一文中已指出，天子和臣庶之间修斋的界限实际并未遵守(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2月号)。其四，第六十六回黄真人念诵寻声赴感太乙救苦天尊，十方救苦诸大真人等(909页)。二神出现较晚，但他们所体现的救济思想，却是古灵宝经从佛教吸收来的。其五，吴道官将斋题首冠“灵宝”二字(484页)。黄真人将炼度时于水池内焚化的结灵符和火池内焚化的郁仪符，统称灵宝炼形真符(910页)。其一，明以前道教斋醮仪轨，往往以发炉出官开始，以复炉纳官结尾。出官、纳官即召出和送回自已身体中诸神。《词话》中不见此种始尾。其二，古灵宝派科仪至少要有六位道士担任六种职务，即高功、都讲、监斋、侍经、侍香和侍灯。《词话》中有高功(斋功)，无后五种职务，但出现了表白、铺排和词忏。其三，斋名已不再称黄箓、三元、拔度、五炼等名，而是综合斋意命名。吴道官所主行为“灵宝答天谢地，报国酬恩，九转玉枢，酬盟寄名，吉祥普满斋”，黄真人所主行为“青玄救苦颁符告简五七转经水火炼度荐扬斋”。其西，炼度之法出现于古灵宝经之后。另外，潘法官祭本命星，亦为古灵宝经中罕见。另外，北宋末年道教雷法派兴起，明世宗亦崇拜道教雷神，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于洪英雷坛行大斋，并令各地建雷坛(参明何乔远:《名山藏》卷26《典谟记》)。其一，潘法官受天心五雷法，召黄巾力士。该黄巾力士“胸悬雷部赤铜牌”(851页)。潘法官祭本命星时，“一声令下一声雷”(852页)。八、高上景霄，青城益算可干司丈人真君；九、高上绛霄，九天采访使真君(487页至488页)。九霄大帝，或称九霄真君，特别是其中的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是雷法诸派所供奉的主神。《道藏》中收录《无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经》(《道藏》第25册)和《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道藏》第25册)等雷法经典。其三，第三十九回吴道官召请无佞太保康元帅和马、赵、温、关四大元帅(487页)。据宋宁全真授、林灵真编《灵宝领教济度金书》所载五雷灵待使者，分别姓卢、康、马、赵、温。二者相差不多。黄真人在斋坛榜文后落款日:“《上清大洞经篆》九天金阙大夫、神霄玉府上笔判、雷霆诸司府院事、清微弘道体玄养素崇教高士、领太乙宫提点、皇坛知磬兼管天下道教事、高功黄元白奉行”(906页)。高士、提点和皇坛知磬兼管天下道教事，属皇帝所封教阶和官职。高功是斋醮之职位。值得注意的是前四项。“《上清大洞经篆》”应来自《上清大洞真经》。该经是上清派(或称茅山派)最重要的经典。北宋末林灵素称宋徽宗为神霄玉清主者。该派又称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总管雷霆都府，辖及二院三司。二院为五雷院和驱邪院，三司为万神雷司、雷霆都司和雷霆部司。“雷霆诸司府院”盖总称。“清微”盖表示宋元间新诞生的符篆道派清微派(黄舜申对其创立起了重大作用)。这四项神衔、道号表明，黄真人是一个融茅山派、神霄雷法派和清微派诸法为一炉的正派道士。在结束本文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金瓶梅词话》对佛、道教活动的描写，无论从作者的主观意图上，还是从作品的客观效果上看，都宣扬了因果报应的宗教思想。这是其消极作用的一面，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有的学者甚至于认为，《词话》宣扬道教佛教思想分量太多，在哲学思想上成了《太上感应篇》的外编[[xi]]。笔者完全同意这些看法。本文论述了对佛、道教活动描写的积极作用的一面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肯定是有矛盾的，它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从两方面去研究，可能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金瓶梅词话》的价值及缺陷。[[i]]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本文所引原文，均出此书。
[[ii]]任访秋:《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2期。
[[iii]]赵景深:《谈<金瓶梅>词话》。《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10月版。
[[iv]]李西成:《〈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成就》。《山西师院学报》1957年1月号。
[[v]]蔡国梁:《宝卷在<金瓶梅>中》。《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vi]]园澄:《慨古录》。《续藏经》第一辑第2编，第19套第4册366页。
[[vii]]魏子云:《金瓶梅札记》，巨流图书公司，1983年12月第1版，第261页。
[[viii]]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9篇明之人情小说(上)》。《鲁迅全集》第9册第182-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ix]]晋代道经《元始五老赤玉篇真文天书经》（《道藏》26册）、南北朝道经《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道藏》178册)和北周道教类书《天上秘要》（《道藏》768-779册)第24、26卷都收有五方真文。
[[x]]台湾学者刘枝万先生撰《雷神信仰与雷法的展开》(《东方宗教》，第67号)一文，其中对雷法在明代的盛行作了描述，并提到《金瓶梅词话》中的潘法官。
[[xi]]朱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94页。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集》，1988，齐鲁书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