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野：教育改革的契机什么时候成熟？

虹野：教育改革的契机什么时候成熟？

文/虹野

日前湖南沅江优秀生弑师事件引起教育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关注和广泛讨论，同情老师者有之，可怜孩子者也有之，但是更多人却是迷茫于教育怎么了？过去不乏学生殴打老师、弑杀老师的事情，但是这些学生大都属于所谓的“差生”，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可以理直气壮的说这些差生殴打老师的恶劣行为正是没有教好的结果，似乎印证了教育在当前的模式上做的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差生”的教育。可是当我们眼中的“好学生”出现了弑杀好老师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似乎无话可说了。按照目前的教育标准来看，“好老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学生”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学生和老师都在最好的轨道上前进，可结果却“翻车”，这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有人认为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孩子们太过宽松，使得未成年人对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威慑力；有人认为孩子们学习压力过重导致心理扭曲；也有人认为辱师、弑师是偶然事件不必过于解读……所以目前对于沅江弑师事件社会上也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加快《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形成一个对未成年人犯罪有威慑力的法律体系，为教师营造一个安全的教书育人的环境；一种认为需要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增强学生的“抗压”能力；也有不少人认为当前我们的基础教育远远超出英美的基础教育，故当前教育环境并不需要太大的改变，辱师、弑师只是偶发事件不足为虑。

仔细思考，这三种观点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维持现有的教育生态不改变的情况下，对师生关系进行微调，或心理疏导、或加强威慑力、或维持不变。但是三者似乎又都认为当前的教育生态确确实实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压力，但是对学生抗压的界限又无从判断，只是应试教育的压力在不停的挑战学生的抗压底线，有“愤而反抗”者，也有消极逃避者，也有顺从应对者。

对于庞大的教育生态来说，我们几乎不可能用所谓的“休克疗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取而代之，以至于不少人在看不到教育生态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时候，放弃了对教育生态微环境做力所能及的改变，甚至抵触任何对教育有所改进的建议、意见。诚然，当前我们的教育系统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当前的教育体系为社会发展和千千万万个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不得不说，没有哪个教育系统是完美的，无论是英国、德国还是美国的，我们的教育系统也不例外，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围观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宏观的，甚至可能是结构性、系统性的问题。好学生弑杀好老师，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偶发事件，结合日益增多的辱师事件和日益紧张的师生关系来看，却又是一个结构性、系统性的问题。我们的教育需要思考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是否还能作为“好学生”、“差学生”的标准，固步自封的知识本位教育、把学生当做学习工具的教学、把教育当做选拔与淘汰的考试似乎都要反思。

这些反思很多，宛若程序中的bug一样，改变起来却很困难，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去更新这个系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我们需要我们的大学不依赖于客观的知识来测试学生当前的知识基础和适合学习的专业，甚至未来发展的潜力。目前我们的大学还不具备自主招生的技术，如果全部放开肯定会出现各种问题。只有大学拥有了先进的评价和诊断学生学业水平和发展潜力的技术且过程客观公正的时候，高考改革才会迎来真正的契机。

我们要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学生，学校教育界需要与社会接轨，不能把学生的创造力仅仅局限于学术方面的创造力，而是需要培养学生在各种劳动中的创造力，这点有点类似于“工匠精神”。而这要求我们拥有一个能够拥有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娴熟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教师队伍。

培养一批热情、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老师队伍，离不开和谐、温馨充满人文关怀的学校微生态。这与呆板、谨慎以执行命令为主的行政管理格格不入。

为了满足不同个性化的学生的发展需求，大学还需要打破“千校一面”的局面，能够让不同特点的学生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一个系统的改进，需要很多人同时做自己的优化，当前批评和谩骂等情绪化的释放比较多，但是对自己的优化比较少。应试教育系统问题不少，如若教育管理者下放权力给学校、学校提高服务意识让高校以及老师参与更多社会服务，教师提高自己的学识带动学生一起成长，时机成熟了，自然而然就改变了。

虹野    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