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脑是自然“道”的产物 圣人应当引导万物
万物自然而然地发生，成长，成功，圣人应当引导万物而不要去干扰它的成长，成功了也应当归功于万物本身，那是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圣人不居功，但人们在脑海中会自然给予不居功的圣人以大功，了解到这个规则。就能明白圣人的处世之道。
虽然亚里士多德对于逻辑的研究要晚于老子几百年，但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研究走在了前面。他明确了概念的定义，并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对概念进行表述。他找到了“推理”这一重要逻辑方法的规则，并明确了推理的有效性判定法则--任一事物都应遵循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然后再探究里面的情况：即什么样的思想是正确的，而什么样的思想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大脑，是自然“道”的产物。因此，人们能够沟通天地，与天地的逻辑融为一体。它的形态是一个超图，它源自于简单逻辑回路的无穷迭代。对于超图的研究，在国外也只是刚刚开始，因为超图的迭代涉及到海量的计算，这不是人类本身能够完成的工作，必须交给计算机来完成，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引导思考的本源之力，是一种内在的引力。这种引力形成于好奇心在我们思维中所打开的“虚”的部分，它推动了思想和知识的形成。在我们思维中存在着一个隐性的精神世界，人们通过将不同的实体投射到这个世界来形成相应的概念，同时通过对概念进行逻辑运算来形成不同的观点和结论。
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工作，使得人们发现了理性的逻辑学以及它的规则，并形成了科学的思考法。柏拉图将精神世界描绘成固定形式的金字塔，老子将精神世界描绘成不停转动的飞轮，中西文化从此开始走向不同的方向，但它们在本质上是同源的。
一个发现形式逻辑，从形式进行纠错，一个丰富了辩证逻辑，从内容上辨识。如此，得来的认知是一个完整的事物。
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汲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他从他的切身体会中,从他对中西方教育体制、培养人才的方式的观察和反思中,总结了中西方的不同点。
从教学方法看,中国的传统教育方法是让学生啃大量的书本知识,做大量的习题,学生学习很刻苦,基础打得比较扎实，知识也学到极多，而对一些问题如如怎样掌握知识、运用思维来发展能力、形成技能等东西不管不顾。这是一种按部就班的方法，我们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学生在上课的过程中丧失了自我思考的过程，完全没有“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孩子,基础训练显然不如中国扎实,学生的知识体系也有明显的漏洞,正确和谬误纠缠在一起。但教师鼓励学生提问,鼓励学生大胆怀疑,学生们也热衷于讨论和辩论,在讨论和辩论中迅速剔除自己知识体系中的谬误,在互动中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从而得到长足的进步。这是一种跳跃式的学习方法。从研究方法看,中国教育的研究方法比较注重演绎法,即从一般到个别的研究方法从物理学来说,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到达美国后,杨振宁从费米、泰勒等导师处,又学到了另一种研究方法,这就是归纳法,即从个别到一般的研究方法。从物理学来说,是从物理现象引导出数学表示的方法。杨振宁还特别体会到,研究问题从物理现象物理事实出发,能使物理研究不至于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不至于陷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潭,易使物理研究充满朝气蓬勃的活力。
许多年后,杨振宁回忆这些经历时说:“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得到了博士学位。回想起来,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刚才已提到过方法了:归纳法。方向呢?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我接触到些最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在西南联大,我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学会了推演法;到芝加哥大学又受到了新的启发,学到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两个学校受的教育,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二者就不应该割裂开来。杨振宁既掌握了中国传统的学习、研究方法,又掌握了与中国传统不一样的西方的学习、研究方法,他巧妙地结合应用了这两种方法,使这两种方法互为补充,取长补短,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他日后能在科学事业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归纳是从个别经过分析比较上升到一般的思维方法和逻辑方法，它可以使人的认识由个别性进入一般性、由现象进入本质、由初级到高级;演绎是由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即根据该类事物都具有的一般属性、关系来推断该类事物中个别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关系的思维方法和逻辑方法。
解决有哪些方法？用归纳法，写出所有的可能；用演绎法，找到每种方法实施的具体步骤。
归纳和演绎相统一的方法是辩证思维的第一种具体方法，它不同于逻辑思维把归纳和演绎割裂平列起来看待，而是把它们视为一个统一体。
归纳和演绎相统一的方法立足于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之上。所谓个别，是指具有独立的规定性而相互区别开来的单个现象、事物和过程;所谓一般，是指个别事物之间的共同性，即这一类事物、现象和过程的共同规定。任何事物、现象、过程都是个别属性与一般属性的统一体。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即矛盾的特殊性，是事物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依据，是我们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和基础。从认识顺序上说，人们固然可以根据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或依据某些普遍原理去分析研究某一具体事物，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因为虽然“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个别就是一般”，认识了一般，就为认识个别指明了方向——但必须看到“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把握了一般，“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人们只有再进一步去认识个别，才能抓住事物的特点，把握事物的本质；认识该特定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也才能找到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科学方法。应用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矛盾的精髓，毛泽东才一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出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是从来不会成功的。
辩证逻辑思维是思维的最高水平，能将各种思维统一起来，即先前的逻辑关系都有可能不正确，无所谓对无所谓错，牛顿定律会是错的，杀人会是英雄，关键是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理论都是错的,它只是有时候管用。有些理论并非全错，只是适用范围有限。
这样一来,如果你是一位爱动脑筋的人,肯定要为追求答案而冥思苦索，找出它的适用范围。
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思考是我们唯一的竞争力。
事实上，原则也要在一定的规则之内行事，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科学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总是在进行中。虽然成功的科学理论有一些可以回答，自然现象可以准确地描述，以及它能做出有力的预测，但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任何理论，无论多么成功，都有限的有效性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理论可以很好地描述现实；但走出这个范围，其预测不再与观察或实验相匹配，这对于任何理论都是正确的。
辩证逻辑思维可以说是一个人成熟的真正标志，他直接决定一个人成长的高度，决定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只有把它们的两个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把握其对立统一规律，才能发挥这些方法的作用，使之成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科学武器。
对于矛与盾、是与非，可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才能判断其逻辑之正误，那么以后就不会出现什么都不对的状况-相互矛盾的情况。其实每一个事物都是由“矛”与“盾”组成的。当人懂得上面的矛盾与统一的关系后，这是二者互相作用的结果，就能把所有积极的因素都得以发挥。
要想分清是非、曲直、高低，必须首先确定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样才可以；否则是非不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对？哪有这种可能？从而争辩会一直进行下去，究竟哪一个对的--没完没了，造成决策议而不决。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出，它能科学地揭示出事物的客观规律，从而结束了极为混乱的状况，还原真理的面目，因此对世界观的正确确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促使马克思学说大大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发展到今天变得更加完善、完美了，成为一种先进的思想武器。
辩证思维也称矛盾思维，是指按照辩证逻辑的规律，即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进行的思维活动。是一种以概念本性为研究对象的逻辑理论思维形式。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观点。
辩证思维的作用：
统帅作用。辩证思维是高级思维活动。它根据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客观事物，能够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揭露事物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它从哲学的高度为我们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它在更高层次上对其他思维方式有指导和统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