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 · 青铜之光
中国出现冶金术或青铜器的的时间比较晚，但却发展的很快，除了那些简单浇铸就可成型的小刀和箭头，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寺文化出现了使用内外复合范铸造的铜铃，在三千多年的二里头文化出现了结构复杂和有精美纹饰的青铜炊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
商位于三代之中，之前的夏代或二里头文化，从青铜器的器型和技术上还都只能算是开端，之后的周代采取更务实朴素的风格，不再追求过分复杂的精美和奇异的造型，在艺术和技术上与商相比有所消退，有的甚至显得粗糙。因此，商代青铜器可称为青铜时代的鼎盛期，是最亮的青铜之光。
宝鸡是先周和西周时期的中心，从清末以来不断出土青铜重器和窖藏，但同为王都的殷墟出土的青铜重器却不多。主要原因在于商灭亡后，周人对殷地进行了系统性破坏，就是史书上常说的犁庭扫穴，王陵和大型贵族墓都被有组织地破坏，所以只有极少数几件重器没被发现，到近代对殷墟考古后才又被发现。
不过也很遗憾，因为历史的原因，后母戊鼎留在了北京，牛鼎和鹿鼎去了台湾，连1976年发现的妇好墓里的几十吨青铜器也被考古所、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给分了。
好在2007年建立了殷墟博物馆，一批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青铜器重新回到了殷墟，它们成了展厅中最有历史厚重的陈列。
刀具和兵器一类的青铜器制作相对简单，但复杂的青铜器都是由内外范共同浇造的，需要有丰富的合金知识和冶炼，还要有陶工做内外模范，由美工雕上精美的纹饰，因为铜水很快就会凝固，还要很快完成浇铸。一件精美的小型铜器，就要耗费工匠大量的精力。而像后母戊鼎那样的重器，就要上千人同时忙活。因此，青铜器只能由王室和上层贵族享有，也就自然成为权力等级的象征。
铜器造好后这些陶范就被打碎扔掉，其实现在来看这些有精美纹饰的陶范也是难得古代艺术品。
商人通过这些精湛的模范，把青铜器推向了艺术的高峰。
三足的“共鼎”拥有最神秘的商代饕餮纹。
四足的“小方鼎”虽然个头不大，却拥有商代青铜器中最美的凤鸟和乳钉花纹。
其实青铜器的称谓只是来源于铜器上千年形成的绿锈，当年刚刚从陶范中破炉而出的铜器都焕发着东来顺锅子一样的金黄色光亮。
现在从少许的部件上，仍能看到当年它们年轻时的风采。
与西方青铜器主要用于武器和实用器不同，中国强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除了用青铜打造尖端兵器外，更多的青铜被用于各种实用性不高的礼器。
酒具是商代青铜器的一大特点，商人崇敬祖先和鬼神，因此非常喜欢酒这种能让人有与上天沟通感觉的饮品。商人爱喝酒在古代文献上有很多记载，特别是说商纣王在朝歌建了酒池肉林，终日饮酒作乐。殷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酒器，每个贵族墓中都有，而且都是成套配合使用。
有盛酒的卣。
有温酒的爵，
还有角，它与爵的主要区别在于没有两个小柱。
有醒酒的觥，
还有喝酒的觚。
商人在保持酒器实用化的同时，还尽其所能地进行了艺术加工，创作出具有独特外形和繁复精美饰纹的酒器，喝酒享乐之风由此可见。
不过，上面还只算是普通的酒器，这件1976年妇好墓出土的司巧母圆斝可以明确说是商王室的酒器。斝是商代特有的酒器，似乎是把爵放大了很多倍，显示出商人把对酒的热爱夸张到了何等地步。
商王室的酒器都得是超大号的，这个大酒簋可真是为大酒鬼准备的。
这个超大的酒壨更是沉重，必须挂在商王宫殿的两根大柱上才能倾倒出美酒。
其实，商代的铜料是非常昂贵的，铸造一件铜器相当于现代打造一件相同的金器。而且，商代的农业仍然是产量很低的，要靠大面积广种和大量人力劳动才能取得足够的粮食。
当大量可以供养更多人口的粮食被酿成美酒，当大量可以铸成先进武器的铜料被造成酒器，商朝的国力和国势就开始出现下行。因此，后来取商代之的周朝人认为商朝人是因饮酒亡国的，转而改用鼎簋等炊器作为礼器，还专门制作诰辞警示子孙，珍爱生命远离酒局。
商王为维持让子民绝对服从的礼仪秩序和高高在上的神秘感，不断制作重器，直到那个傲视天下的后母大方鼎。要制作如此多的重器，就需要天量的铜矿石，而中原及周边地区是缺铜矿的，商人为了获得足够的铜料，进行了一场场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努力。
从对殷墟出土青铜器的铜料铅含量分析，认为殷墟的铜料应来源于云南。1986年以后，四川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除了发现了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大立人外，还出土了很多带有夏商风格的器物。因此有看法认为三星堆人充当了殷商与云南之间铜料之路的中转者。
大鼎虽然青锈斑斑，但鼎底仍保留着当年架火烧烤留下的白色灰烬。但它已经不再只是用于为商王煮肉，而是用于在宗庙前供奉祭品，它已经成了王权天授的象征。
目前商代青铜器出土已有上万件，光殷墟出土的大型青铜器就有400多件。除了稀有珍贵，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当属那些器具上的铭文，因为这些铭文有的可以帮我们解开一些文献和甲骨文没说清的问题，有的则能让我们更多了解当时的政治社会军事情况。
戍嗣子圆鼎，1960年后冈祭祀坑出土，器内有铭文三行三十字，是迄今为止科学考古出土的铭文最长的殷墟青铜器。
铭文记“商某王某年的九月丙午这天，商王在宗庙明堂大室赏赐给戍嗣子鼎贝二十朋，戍嗣子因受荣宠，作了这件祭祀交父亲的宝鼎”。
铭末还有象形的“犬鱼”两字，这是戍嗣子家族的族徽，证明商代已经实行宗族制，各族族长充当商朝的各级官员，商王就是商族的最大族长。
2002年，后来成为国家博物馆三大青铜重器之一的子龙鼎在日本被发现，并经过曲折地回到中国。因为历史上对子龙鼎没有任何记载，从而对此鼎真伪众说纷纭。但1960年考古出土的戍嗣子圆鼎与子龙鼎在器形和纹饰上相近，成为支持子龙鼎为商器的证据之一。
不过，目前殷墟里最重要的青铜器还要是妇好墓出土的后母辛鼎了。
鼎最早是陶制三足圆口用来煮肉的食器，后来随青铜兴起而出现导热性更好的铜鼎。随着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中华礼乐文明定型，青铜器由实用器向礼器转变，鼎因能向祖先供奉大型牺牲祭品而逐步成为最重要的礼器，个头也变得更大，样子也由三足圆鼎变成更稳重的四足方鼎，成为国之重器。
从秦汉迄今，已出土了近万件商代青铜器，但能作为国之重器的只有1935年出土的牛鼎和鹿鼎，1939年出土的后母戊鼎，1974年出土的郑州商鼎和1976年出土的两只后母辛鼎。除郑州商鼎外，其他大鼎全是在殷墟出土的。
不过，牛鹿二鼎是民国时期出土的，1949年去了台湾，后母戊鼎出土后经历曲折，在全国支援首都建设时期调去了北京。1976年妇好墓发现后，一只后母辛鼎送去了郑州河南博物院，另一只被社科院考古所收藏，现在送回到殷墟，成为殷墟博物馆里最大的青铜器和镇馆之宝。
后母辛鼎通高80.1厘米，口长64厘米，宽48厘米，商代重器的饕餮兽纹和乳钉纹非常醒目，四条立足上还配兽头母，显出十足王气。司母辛鼎在文化艺术上体现出杰出成就，不过它的更大历史价值还在于因为铭文成为了武丁时期的断代标准器。
在工作日参观殷墟，最大的好处就是人少，因此能近距离地参观，虽然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鼎壁上的后母辛三字依然非常清楚，一刀一笔跃然眼前。
在这里就要提比后母辛鼎更有名的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殷墟王陵区，现藏于北京国家博物馆。关于后母戊鼎问世的传奇经历后面还会再说，同在只讲讲它与后母辛鼎之间的关系。
虽然后母戊的名气最大，但它的确切定年却是完全依靠了后母辛。因为商代王室用天干地支做名，甲骨文中就有好几个名叫戊的王后记载，彼此相差百年，因此虽然大鼎上有司母戊的铭文，但无法知道究意是哪个戊。此外，专家们虽然对商代不同时期青铜器的造型和纹络进行了分期，但这些说的条条是道的学术成果在司母戊鼎上全不管用。因此很长时间里，只能含糊地说司母戊是商代晚期。
直到妇好墓被发现和后母辛鼎出土，专家们发现两个鼎虽然个头相差了一倍，但造型和纹饰基本一致，特别是后母戊和后母辛两个铭文简直一模一样，以至有人认为应该是同一工匠刻出来的。再结合甲骨文里记载有武丁有戊和辛两位王后，最终把司母戊鼎的年代断在武丁的儿子祖庚或祖甲时期，比传统的看法提前了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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