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前途一定在大海

塞缪尔亨廷顿先生将现存的人类文明分为8类或7类，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拉美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很可能还有非洲文明。亨廷顿奉新教文明为基督教文明正溯，不承认拉美化的天主教西班牙文明和游牧化的游牧化基督教东正教文明和新教同属一系基督教文明。

从生物学意义上说，生物个体同类之间首先构成敌对关系，然后才是不同生物种群之间的对立冲突。

北美新教文明今天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能否视为欧洲不同基督教派之间数百年战争的终局。如果英国国教和新教同属一系，中世纪偏僻的欧洲一隅英格兰，先后在海上战胜了天主教西班牙人、荷兰人，两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信奉天主教的日耳曼人，将冷战结束视为新教势力和俄罗斯东正教对决中胜出。我们说，同质文明内部的不同文明亚种之间的对抗冲突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不同质文明之间的对抗。

冷战结束意味着新教在基督教世界内部正式确立优势的地位，文明的冲突从主要战场从同质文明之间让位于不同质文明之间。

在欧洲近代，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基督教文明现代化和多元化的大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基督教新教文明相对其他一元的文明处于不明显的优势地位 ，一元的的中世纪封建天主教，在具备多元化特性的新教面前逐渐土崩瓦解。虽然说天主教的西班牙开启了大航海时代，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败于英国舰队，标志着主导世界的拉丁天主教势力让位给后起之秀英国人，1674年，经过三次海上战争，海上马车夫荷兰人败于英国海军。两次世界大战视为英国国教势力和美国新教势力，联手打压了信奉天主教的日耳曼德国。

消灭了近在咫尺的欧洲天主教对手，转身解决东正教对手，东正教是天主教在欧洲草原地带的异化，历史上东正教主要国家希腊、马其顿、俄罗斯施行比罗马帝国更加一元化的统治。1453年，拜占庭帝国瓦解，东正教的中心从君士坦丁堡迁移到了莫斯科。苏联解体，意味着莫斯科不再具备成为诸多东正教国家核心城市的能力，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基督教内部一千多年大的纷争正式结束了，新教势力在基督教内部一家独大，不再有任何对手。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重启，只是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外部文明之间的冲突重启，不同质文明之间的冲突成为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

我们现在回到本文正题，经过宓卓文明6讲前4讲，我们看到中华文明在大陆上被两个巨大C环仅仅环绕，内环是一个佛教文明带，外环是一个伊斯兰文明圈，即成为中华文明和域外文明的缓冲和屏障，也制约了中华文明的进一步扩张。这两个C形外环于17世纪初定型之后，中华文明的边界就基本固定了。两个C环的东侧，分布着三个中华文明的同质文明地带，日本文明、韩半岛文明和越南文明。这些文明的起源都是中华农耕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传播到本土后独立发展，形成东亚儒家文明的分支。儒家学说传入韩半岛在秦汉时期，越南尊孔要等到两汉，儒家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在唐宋时期。我们说，同质文明之间，因为距离较近，首先构成敌对关系。果真如是的话，中华文明被两个C型环和越南朝鲜日本三个同质文明死死封住，形态上比印度文明还要差，前途几乎成为一个死局。

所以说，中华文明的出路一定在于东亚一体化，只有中华文明、越南文明、 日本文明、朝鲜文明融为一体，整个东亚文明才能呈现出一种背靠高山，面朝海洋的宏大格局。而这种背后有高山大漠作为地理屏障，华夏文明呈喇叭状外向海洋，喇叭口上日本朝鲜越南三个尖兵前哨耸立，这么有利的地理形态是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望尘莫及的。

剩下的问题就是东亚四国或者三国之间是否有动力真正走向融合，各国之间在历史上打够了么？

因为三国和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带隔有崇山峻岭或者大海，这四种文明形态在历史上发生战争的次数和频率相比欧洲实在太少了。1993年1月欧盟成立，《马约》正式生效的背景在于欧洲各国之间打了上千年，最终法德发现永远无法打出结果，这才导致欧洲走向一体化。

最危险的敌人往往就是最像自己的那个敌人，东亚诸国可以跨过冲突直接走向融合么？一体化对于东亚诸国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如果不能实现一体化，上述三国一定会被异质文明利用来作为抵制中华文明的楔子，成为嵌入东亚儒家文明的三根钉子，其自身的发展必定也会受到局限。东亚一体化的第一个企图，中日韩货币互换，就在2012年因被某国破坏，无疾而终了。

真正做到东亚一体化，我们要抛弃旧时代的大国意识，东亚一体化肯定不是恢复过去的天朝朝贡形态。很有可能是一种以日韩甚至越南为引领，中国作为后盾的面向海洋的前出队形出现。而且肯定不是一种以中土中原为中心的一体化，在多元的时代，越是强调中心，强调向心力，越快走向失败。孔儒文明本来就诞生在多元化百花齐放的春秋时代，必然在多元化的当今世界找到新生。越是坚持共赢，坚持互利，越是秉承多中心，儒家文明越能在海洋时代获得涅槃。

抛弃自认主流的老大做派，充分拥抱多元，中华文明一定可以再次辉煌。

《文明六讲之五》

酒圈网 宓卓 2020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