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拉面哥找你,刘德华找你,爸爸也在找你
郭刚堂从未停止寻找自己的孩子。
从风华正茂的27岁,到两鬓苍苍的51岁,每一天都很漫长,每一天他都在路上。
24年过去,时间没有抹平伤痛,痛苦渐渐变了模样。
郭刚堂的嗅觉很敏锐,早在“拉面哥”走红之初,他便盯上了他。
2月27日下午2点多,郭刚堂到临沂办事,顺道去了趟费县,走到“拉面哥”的摊位前,要了一碗拉面,果真是3块钱。彼时,那里的围观者已经初具规模,但还远远没有到后来人满为患的地步。
吃完面,郭刚堂看到被团团围住的“拉面哥”有些憔悴,便没有上前打扰,而是在不远处找了个位置,拉开自己的寻子旗,一站就是一整天。
郭刚堂举着寻子旗站在拉面哥摊位附近
“我想沾沾'拉面哥’的人气,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看到我。”自从1997年儿子被人贩子拐走,24年的寻亲经历,让他对密集的人群产生了条件反射。
4天后,3月3日,躲在家中的“拉面哥”亲自帮郭刚堂拍摄了一条视频,发到网上,呼吁大家一起寻找孩子。
“拉面哥”呼吁大家一起寻找孩子
在流量的加持下,很快,一位特征相近的苏州小伙与郭刚堂进行了DNA检测,结果不尽如人意,经过比对,二人没有亲缘关系。
类似的事情,在过去24年里郭刚堂历经过几百次。因为始终不懈地寻找,有人称他为“伟大的父亲”,他的故事感动过很多人,然而他拒绝将自己的经历定义为“温情”——
“这个过程无比无奈、无比残酷、无比现实。”
1997年9月22日,山东省聊城市李太屯村的郭刚堂一夜未合眼,把家里的拖拉机砸了。
他把儿子被拐归咎于自己。
前一天下午,为了多赚点钱,他送完一车砂石,又拉了一车,比平时晚回家了一会儿。
到家时,他看到家门口挤了百十号人,心里一紧。伴着拖拉机熄火的声音,嘈杂的人群安静下来,一位长辈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小六(郭刚堂儿子郭振的小名)出事了,被人贩子偷走了!”
听到这里,年轻的父亲脑袋“嗡”的一声,顿时一片空白,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向周遭的乡亲不停磕头:“求求大伙!帮我找找孩子吧!”
郭振失踪时的老房子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拼凑出孩子被拐的过程:
那天傍晚,郭刚堂的妻子张文革正在厨房做饭,2岁半的郭振跟邻居家4岁的姐姐一起在家门前玩耍。一个漂亮的陌生女人凑上去,用手绢给郭新振擦了一把脸。随后,便带着他向村西头东环路(现为“光岳路”)走去。
没有人清楚女人的具体来历,据留意到的村民描述:女人看上去20多岁,身高1米65左右、浓眉大眼、有耳洞但未戴耳饰、红色上衣、蓝色牛仔裤、讲普通话。
女人诱拐孩子的手法看上去很娴熟,短短几分钟,便消失在村口。
然而,对于失去孩子的郭刚堂一家来说,经历苦痛是一瞬间,走出苦痛却要一辈子。
郭刚堂家里有一张半人高的中国地图,旧得发黄,背面一层层糊着胶带,上面用各色彩笔密密麻麻圈画着一个父亲的24年——为了寻找儿子,他骑着摩托车走遍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报废了10辆摩托车。
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了电影《失孤》的蓝本,郭刚堂就是刘德华扮演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导演兼编剧彭三源回忆,当她第一次向出品人王中磊谈起这个项目,一开口,便泪流满面。
图源:电影《失孤》,刘德华饰雷泽宽
当年,儿子被拐后,郭刚堂组织乡亲们进行了拉网式搜索,他每天向帮忙的人支付20元生活费,只要听到一点线索,立刻就会有人赶过去。
一个多月后,上百人组成的寻亲大军走遍了聊城以及周边的地区,结果一无所获,只留下20多万债务。
那一年,郭刚堂27岁,瘦了45斤,一夜白头。
他挨家挨户地敲门,记下欠款,又讨来各家在外亲戚的联系方式,用写信的方式向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征集线索。8万封信陆陆续续被寄出,收到百余封回信。
这些回信中所记录的,有时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有时只是牛鬼蛇神的猜测,然而,郭刚堂会立即带着这些不确定的消息上路。
彼时负债累累,摩托车,是他能想到最经济的工具。
他把两面寻子大旗插在车后座,旗上的照片是儿子郭振2岁生日时拍的,旁边印着儿子的特征信息,最上面醒目的楷体字写着:
“儿子,你在哪里?爸爸找你回家。”
寻子旗随风飘扬,旗下挂着几个编织袋,里面装着妻子制作的烙画工艺葫芦,郭刚堂走到哪儿卖到哪儿,赚到的钱就是他一路的盘缠。一个破旧的黑挎包被他挂在胸前,里面塞满了崭新的寻人启事,只要有人经过,他立即就能掏出来分发。
他囤了一种叫做“福满多”的方便面作为路上的干粮,8毛钱一包,“名字吉利,还便宜”。又购置了军用水壶绑在车座上,可以泡面,还可以舀水,关键是坚固耐用,“能打持久战”。
郭刚堂在路上吃方便面
无数个清晨,一拧油门,摩托车突突发动起来,驮着他人生的几乎全部重量,奔向每一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
北到漠河,南到海南,他总是往人堆里扎,在人群中摆出寻人海报、在车站躲着保安贴寻人启事,好像能看到消息正在流向四面八方,儿子离自己越来越近。
郭刚堂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灰蒙蒙的脸上刻满皱纹,眼睛里少有波澜,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又好像一瞬间就可以点燃,“天王把我心里的悲苦都演出来了”。
图源:电影《失孤》,刘德华饰雷泽宽
有一年冬天,在云南的山区里,荒芜人烟,路过的两个小伙子盯上了他,说:“哥们,大过年的,借点钱花。”
独自在外,他不想多生事端便递上了钱包,其中一人忽然扯开了耷拉在后面的寻子旗,转身抽了同伙一耳光:“你是人生的吗?他的钱也抢?”两人最终把钱包还给了他。
但是,郭刚堂心里没有太多庆幸,他在劫匪眼中读出了被可怜的意味,他曾经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有为青年,90年代中期便靠搞运输攒下5万元存款,然而1997年的人贩子带走了他的儿子,也带走了一个意气风发的父亲。
儿子刚走失那段时间,他骑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饿了一天一夜,徘徊许久走进一家烩面馆,低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始终没能说出口,他背过身,眼泪和攥紧的拳头一起砸向地面。
那天的面里,老板加了两个鸡蛋,郭刚堂就着眼泪喝下面汤,再一次踏上那条看不到尽头的寻子路。
这一路,他尝过眼泪的味道,也知道血的滋味。
为了扩大寻找面积,他有时会故意绕远,有一次他骑进大别山,崎岖的山路被货车的车轮挤出一道道沟,摩托车就在这沟里摇晃着。
一侧是悬崖,一侧是山石,他只能推车前进,大风拖拽着猎猎作响的旗子,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忽然一阵强风把他拍向悬崖,脸嗑在一尺多高的防护柱上,左腿已经悬在空中。
他抱着防护柱向下看,血水混着雨水流进嘴里,忽然想要松手,“一松手,我所有的痛苦就都没了”。
绝望中,歪在路面上的寻子旗在风雨里发出啪啪的声响,他抬头看到了旗子上的照片,“我看到儿子歪着小脑袋对我笑,好像在对我说,爸爸,我不是一直在陪着你淋雨吗?”
那一天,郭刚堂还是拼尽全力爬了上来,带着满身的泥泞,继续上路。
郭刚堂有时会卷起衣服,讲述身上的一道道伤疤,那种皮肉之痛让他觉得像赎罪,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就像刘德华在影片中说的:
“寻亲的人不是活着,而是在受罪。”
然而,郭刚堂从来没想过放弃,他总觉得跟儿子就差一张窗户纸,在每个明天到来之前他都跟自己说,“也许明天,郭振就回来了”。于是,再找一次吧,再找一次吧。就这样,不知不觉,24年过去了。过程中,很多人劝他停下来,开始他会愤怒,时间久了,他开始礼貌地感谢。
妻子张文革从未阻拦过丈夫,曾经有节目组希望她在镜头前劝丈夫回家,她感到非常崩溃。每一次丈夫归来,她都会帮忙擦洗摩托车;丈夫出发,她会准备好两身结实的换洗衣服,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报平安的消息。
为了补贴家用,郭刚堂的父亲也曾到饭馆里刷盘子。母亲会在饭桌上多摆一双筷子。“找孩子”,永远是这个家庭的头等大事。
电影《失孤》上映前,刘德华根据郭刚堂的故事填词并演唱了一首《回家的路》。
“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郭刚堂寻找孩子的一程又一程,也是自己回家的路。只有找到孩子,他才算回家。
很长一段时间里,郭刚堂都害怕回家。
一年有七八个月在路上,怀着团聚的希望上路,最后却总是独自归来。每次回家,妻子都会远远地向他身后张望,确认后座无人后再小心翼翼地藏起痛苦。然而,一切都落入他的眼中。
儿子被拐后,很多人劝夫妻俩再要个孩子,“先暖和着点,让心里好受点”,于是,1999年,妻子张文革怀上了二儿子。
妻子临产前2个月,在外奔波的郭刚堂赶回家中,走到家门口,他顿住了脚步,妻子也有些不知所措。在那座早已破败的院子里,大着肚子的女人,正用馒头蘸着酱油,吃着她的“午餐”。
妻子张文革抱着郭振
郭刚堂的心里陡然升起一阵悲凉,自从儿子被拐的那一刻起,这个家就已经被分成了两半,一半不知所踪,一半满目凄凉。
多年以来,郭刚堂负责找儿子,整个家就靠妻子张文革撑着。
二儿子郭伟2岁多时,她抱着他到家附近的工地打零工,肩上扛着一袋袋水泥,眼睛却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一眼看不到孩子,就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
郭伟上五年级时,有一次因为去辅导班之前没有跟家里打招呼,张文革丢了魂一样冲进教室,当着老师的面打了他一巴掌,那是她唯一一次对孩子动手。
“我要再把你丢了,我咋活啊?!”她抱着二儿子哭喊,努力维持的平常瞬间崩塌,这个沉静的女人没有一刻不被煎熬着。
然而,这一切她只能独自承受。
郭刚堂常年在外,常常是走的时候,麦苗刚浇了头茬水,回来的时候,麦子已经割掉了。在郭伟的童年回忆里,父亲总是在说“都长这么高了”。
郭刚堂与二儿子郭伟
有一次,郭刚堂从外地回来,夫妻二人难得一起去中学看望儿子。直到午饭时间快结束,他们才看到儿子出来买饭。
彼时,人潮褪去,郭伟买了两个一块钱的烧饼,一边走一边把类似辣条的东西倒在饼上。
郭刚堂定定地站在远处,看到其他孩子餐盘里的排骨,心如刀绞。
如今,郭刚堂的三儿子也已经读初中了,总跟他说:“爸爸,你不用管我,你去找找哥哥吧,等你老了,找不动了,我替你去找。”
两个儿子的懂事,像玻璃一样扎在他的心上,他有时会问自己,“我做的真的对吗?”
答案很难,导演彭三源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一场考试,但上天给了郭刚堂最难的一张试卷。
直到今天,郭刚堂还在忍痛答题。
郭刚堂至今没有停下寻子的脚步,24年步履不停,是旁人眼中的伟大,然而对于他来说,是一场心力交瘁的消耗。
这些年,收到福建的线索,他就一头扎向福建,在福建接到电话说浙江有个符合条件的孩子,又立马掉头北上。希望一次次被吹起、破灭,太多的碎片压在他的心上,越来越重。
郭刚堂用过的地图
在儿子丢失一个月后,郭刚堂就接到一名男子的电话:“我知道你儿子的下落,他被聊城莘县张寨乡一个叫张泽成(化名)的人收养了。”
当晚,郭刚堂带领亲友赶赴张寨乡,发现确有张泽成(化名)其人,但已经去世三年。
第二天,那名男子又说,孩子在阳谷棉纺厂附近的一户人家,但他提出条件,要想知道确切地址,需要拿4000元线索费。郭刚堂自然满口答应。
随后男子说,孩子在阳谷县石佛镇。这一次,与郭刚堂同行的是聊城警察,骗子虽被抓获,但郭刚堂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2008年,他参加某个民间组织的“寻亲大会”。会后,他接到100多个诈骗电话。大多数电话声称:“找到你儿子了。快汇钱来,就告诉你地址。”他明知会失望,却从未肯放弃一丝希望。
2011年,是郭刚堂距离希望最近的一次。
那时,他收到了一条线索:有一户人家里有一个买来的孩子,这个孩子左脚上有一块伤疤。左脚上的伤疤是郭振最明显的特征。
等待DNA通知结果当天,老母亲坐在郭刚堂身边,手按在他的腿上问“冷吗”,他的腿一直在抖。
原本说12点电话告知,一直到下午4点,电话铃才响起。全家屏住呼吸等待命运的又一次宣判——
答案是,不符合。
母亲把他抱在怀中,眼泪从郭刚堂脸上滑落,他说:“我没哭,就是流泪了。”
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趟吧。“万一DNA弄错了呢?”
当他赶到那户人家里,迎接他的,是孩子惊恐的眼神。他试图扑上去解开孩子的鞋带确认伤疤,却被孩子用力推开。
他坐在地上愣住,这些年他好像停在了儿子失踪的那一天,然而眼前这个孩子的抗拒让他看到了岁月的残酷,即使真的是自己的儿子,十几年的分离,也可以把一对父子变成陌生人。
希望和失望,不断折磨这个伤心的父亲,有一回,郭刚堂又一次经历DNA比对失败,他落寞地走出那户人家,几步之后,又回过头,给那家人跪下了,说:
“你们一定要对他好。你们一定要让他上大学。”
“但愿现在你流落到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家。”——郭刚堂在日记本中写给儿子郭振的信
他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本应叫做“郭振”的男孩早已长大成人,就算能找到,很多事已经无法挽回。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个孩子帮着养父母打亲爹亲妈。
一别经年,如果有一天真的找到儿子了,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郭刚堂有一个本子,流水账一样记录着二十多年来帮助过自己的人。
有一回,他走在异乡的寻子路上,夜幕降临,摩托车的车灯却坏了,他只能放慢速度前行。
但是身后的一辆小轿车却始终没有超车,一直跟在后面,郭刚堂内心警惕,停车询问,轿车的司机指了指寻子旗,对他说:“我看你是找孩子的,就想给你照个亮。”
那一刻,郭刚堂想到,“如果最终我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也没能帮助别人找到孩子,那么郭刚堂这辈子就白活了。”
许多好心人在郭刚堂的本子上留下祝愿
多年寻子,他见过无数丢了孩子的家长,“有的离婚了,有的疯了,有的还在找,有的死了”。
他曾与寻子15年的贵州父亲宋怀南有过几次交谈。2006年,精疲力尽的宋怀南,跳楼自杀。留下一张字条:我只要我儿宋彦智。
10年后,经过DNA比对,宋怀南的妻子张雪霞找到了失踪25年的儿子,母子俩相拥而泣,儿子说:“妈妈别哭,我长大了,不会再丢了。”然而,他的父亲早已倒在寻亲路上。
“拐卖是超越谋杀的犯罪。”郭刚堂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普通人永远无法体会丢失孩子的痛苦,也很难理解寻亲圈里流传的一句话,“总有一天,会死在路上。”
寻子的人没有退路,奔波到生命的尽头,或许是唯一的归宿。
相同的经历,让他们抱团取暖,也让郭刚堂找到了升华的途径。在十几年的骑行中,他看到五花八门的寻人启事都会停下来,小心翼翼地揭下,夹进自己的本子里。一路上,他汇总了上万条失踪儿童的信息。
郭刚堂的本子上记录着上万条寻亲信息
后来,每到一个城市,他就会摊开一张将近100米长的横幅,上面是一些走失与被拐儿童的照片。横幅是他亲手制作的,被拐儿童的照片、资料则是他在沿途收集的。
看到人群围过来,他会举起高音喇叭,普及防拐知识。
郭刚堂在街头摆出百米寻亲横幅
2014年9月14日,郭刚堂发起成立了天涯寻亲协会,并通过了民政部门的注册,后来又借助直播软件寻子,“互联网比我骑车管用”,他希望可以让一个人的寻亲变成整个社会的寻亲。
电影《失孤》中,在雷泽宽(刘德华饰)的帮助下,年幼时被拐卖的曾帅(井柏然饰)最终找到了家人,一家人相拥而泣,雷泽宽则站在远处用黑挎包捂着脸,哭哭笑笑。
郭刚堂说:“那一个镜头,把我的十几年都浓缩在里面了。”
这些年,靠着他的努力,很多孩子被找到,但是他却很少见证团圆的时刻,“我替那些团圆的家庭高兴,我也更希望,那个团圆的是我”。
2020年5月,郭刚堂接到了寻子母亲李静芝的电话,她找了32年的儿子,终于出现了。
郭刚堂握着电话哭了。
5月18日是李静芝与儿子正式相认的日子,作为十多年的“战友”,郭刚堂赶到她的家中,两人相视一笑,他走上前给了她一个拥抱,轻声说了句:“恭喜!”
郭刚堂与李静芝(左)
那一天,借着许多媒体都在,郭刚堂又开始发起了寻人启事,有他自己的,也有其他父母的。
从2016年底至今,疑似郭振的孩子有几百个,他都做了编号。他跟其中不到二百个孩子做了DNA检测,都不是。他把这些数据交给了公安部数据库,“不是我家孩子,那就是别人家孩子”。
他希望这个数据库,大一点,再大一点,大到有一天,可以匹配到自己的儿子。
郭刚堂会将印有失踪儿童信息的扑克牌分发出去
郭振出生于4月4日,再过不久,就将是他的26岁生日,然而提起他,51岁的郭刚堂还是习惯喊“小郭振”,在他的脑海里,“小郭振”一直都是寻子旗上的样子,他有时会盯着另外两个儿子想象“小郭振”的长大后的模样,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寻子旗上那张照片的原件,早已破旧,郭刚堂常年将它揣在身上,24年的风雨、尘土、汗水、血泪……都一一留下痕迹。
在很多个深夜,他尝试跟照片里歪着头的小男孩对视,记忆会把他带回到1997年9月21日之前:
每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只要拖拉机的声音响起,“小郭振”就会跑到门口,对着回家的他喊“爸爸抱,爸爸抱”。
那时,一家人还在一起,他的人生还没有被改变……
世界很大,人和人,是很容易走散的。一
旦走散,下次相见,不知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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