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人甘愿抛家别子到外地工作，甚至是到国外开辟新的阵地，这并不容易……

【散文】以招待所为家 

那时我二十出头，大学刚毕业，业余爱写作，就常给报纸副刊投投稿。因为公开在地方报纸上发表的散文多了，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刚好单位缺所谓“笔杆子”，很快就破格当上了小单位的办公室副主任，科级干部，也不小了。那时，单位技校毕业的职工子弟，上班好多年了还是工人身份，也未必能有机会聘为干部。

半年后，我还在苏州医学院参加核电外语培训期间，单位主要领导换了。从浙江调来一个新的经理，单枪匹马上任了。他每天以招待所为家，一日三餐吃食堂，生活挺简单的。

他烟瘾奇大，每天两三包烟，而且只抽一元五角的“游三峡”牌子的香烟。下属单位的负责人到他办公室来汇报工作，给他散发“红塔山”。他当场黑下了脸，你那点工资，还能常年抽这个档次？

隔一段时间，经理会到外地开发任务、回浙江家中看看之类。每次回来前，他来个长途电话交待一下，我就提前联系招待所，请服务员把床上被褥换一下，拖一拖地，打上两瓶开水，仅此而已。经理的办公室也会带人提前洒水扫地，收拾得窗明几净。

那时，年轻的女收发员，趁领导不在期间，每天将党报党刊从门缝塞进去。有一天，我发现了，就拿办公室备用钥匙，打开经理办公室的门。看到满地都是横七竖八的报纸，就像是秋天大地上铺了一层不甘屈服的落叶。我把收发员请过来现场“考试”：如果你是经理，面对此情此景，该作何感想？从此以后，从门缝塞报刊的事情就不再发生了……

当时，那个城市正在修建一座大型的民用机场，此前只有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老百姓是无缘享用的。经理每次都是乘坐火车来回。我不会开车，那时总是带着办公室小车司机接送他，多早多晚都必须到场，这也是我的职责。车上正好也报告一些工作情况。

我们共事不到两年，他突然就要调走了。临走前，班子一起吃了最后的晚餐，是我就近安排的。大家喝了不少酒，很有点依依不舍之情。交流的场所，一帮人从酒店又转移到他的宿舍，夜深人静才肯散去。那一夜，他的烟一根接一根，加上酒精作用，话也比平时多，有时激动得满脸通红。他算是如释重负，可以想见，那时保军转民、市场“要饭”企业的头儿很不好当，职工工资还有拖欠……

那些年，我们相处愉快。他认可我，对脾气。我像是他身边随时待命的警卫员。因为我和他都是简单务实的人，不会玩虚的。我从副科提拔到正科，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是他提议的，据说会上很顺利通过。油印的红头文件40份，第二天就发下去了。我那时年轻，很容易就找到了“存在感”。

后来，他没有想到，因为彼此信任，我下班后斗胆找他“走后门”，请求他在我报考杭州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申请上签字。那时，人事制度很僵化，全国都一样。“生是单位的人，死是单位的鬼。”只能一条道儿走到黑，人才流动异常困难。没有一把手签字，人事部门决不会盖章，也就没有参加考研的资格。

夜晚，就在招待所单间，他点上烟，问清我的真实想法。我说也简单，就想提升一下学历，增长一番见识，边工作边学习，争取试一回吧，也保证不耽误手头的工作。

他比我父亲小两岁，是领导也是长辈，知道我是好学的年轻人。于是，他拿起笔，龙飞凤舞地签上“同意”和他的名字。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腋下忽然像是多了一双翅膀，仿佛马上就能振翅欲飞……

等他调走之后，我也终于考上研究生，脱产读书去了。然后，才有了像鸟儿一样飞翔的自由。

老领导是个好人，抽烟喝酒都厉害，批评人也毫不留情。分别之后，我们通过多次电话，声音依然很温暖，就像是亲人之间，彼此那么深深地惦记着。再后来，听人说前些年他病逝了，也就无从再见了，他的手机号码也就只好狠心删去了……

今天，异乡的昆明，雨下得很大。忽然想起老领导，想起这些旧事。

年初，组织上派我到昆明工作一年。一纸调令，我就像过冬的候鸟从北飞到南，飞机落地就成了“单身汉”。天天守在单位里，住在招待所里，每天吃食堂，难免会“同命相怜”起来……

十多亿人要吃饭，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发展，无数的党员干部甘愿抛家别子，服从上级安排，到外地工作，甚至是到国外开辟新的阵地，这是必然之事。局外人看来，可能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情，甚至算是一件十分光鲜的事情。然而，局中人的心情，可能就要复杂得多吧……

（本文配图选自李建、曹杰先生作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