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如其画，形神兼备 ——文同《东谷圆潭》诗赏析
肖旭/文
北宋著名书画家兼诗人文同有一首《东谷沿小涧，树木丛蔚中有圆潭，爱之久坐，书所见》（省称《东谷圆潭》）：
野水泻古穴，石岸盘回渊。
飞尘不可入，竹树围清涟。
静往得胜玩，深居逃俗缘。
寒光照颊襟，景寂心自圆。
枯篁蹲碧禽，垂颈窥沉鲜。
对之不敢动，相望两俱禅。
这是一首记游诗，除中四句自述诗人前去东谷圆潭游览妁心情和感受外，前后八句都描写他亲眼所见，全诗一任自描，浅显易懂，明白如话。初初一读，似乎觉得若对其多作解释，真有点浪费笔墨，但反复吟咏，便感到并非那么简单；再深入体味推敲，
就更觉这首诗古朴淳质，清幽雅淡，寄意深邃，韵味无穷了。
文同字与可，自号笑笑居士，人称石室先生，又称文湖州。生於真宗天禧二年(1018)，卒於神宗元丰二年(1078)、。．东谷是他的里居地名，在梓州梓橦郡永泰县（后并入盐亭县）东数里。因历代家贫，在山谷内沿岩壁造屋。谷内有小涧，过一圆潭汇入今名湍溪的小河，流经永泰县城。这里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树竹成荫，风景如画，民风悖厚，老幼相扶，故乡培育了诗人，诗人也深深恋上了故乡。诗人在这里不仅画了不少美妙的画卷，而且写了许多传世的诗篇。
《东谷圆潭》是诗人东谷组诗的一首。无序，不明写作年代。从诗的意境分析，绝非少时之作。南宋家城之所编<丹渊集》，这首诗放在《晓入东谷》之后，《东谷茅斋》之前。三首意境相似，而与其二十九岁时的述志诗《太元观题壁》自称“三十奇男子，”“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大相庭径。可见，这三首诗很可能同期所作。《东谷茅斋旁仿陶渊明诗首联为“野径转深密，静无车马痕”，末联为“俗尘何处入，长是掩谿门”，已明显表露出诗人已厌倦仕途，感到辞官返乡才是最大乐趣。《晓入东谷》更明显提出：“振缨效王官，释来去乡县。十年始还北，景物觉尽变……功名竟何所，旅跻转孤贱。”此诗的系年，便可大抵确定了。
按文同于仁宗皇祐元年(1049)登进士第，次年赴邛州任军事判官，即所谓“振缨效王官，释来去乡县”之时。嘉祐五年（1060)他以判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改判邛州，曾于赴邛州途中顺道返乡探亲，虽正合所称“十年始还北”之十年，然由汴京返永泰当是南行，且系路过，与“还北”之说不符。仁宗嘉裙六年(10 61)至英宗治平元年(1064)，文同丁父忧辞官返家居丧，时既久，乃能写此组诗，又由临邛返乡，符合“还北”之说，则所称“十年”者，取其整数而言。故此诗疑当作于这段时间。
弄清楚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很重要的。因北宋祐到了仁宗嘉祐年间，在表面承平的掩盖下，冗官充斥，纲纪废弛，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已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兵不能战，每岁向契丹和西夏两个强敌输银绢各数十万两匹。致使国库空虚，临近财政崩溃的边缘。嘉祐三年，王安石和苏洵分别写的《上仁宗皇帝书》，都说明了这时国家情势的紧迫。而这时的文同，为官十余年，年已四十余，却从朝廷的馆任内被排挤到边远的邛州任通判，官场失意，壮志难酬，所以更加眷恋其美丽的家园，如果说“官味十年如水薄，归心一日共云高”（《送蒲霖中舍致仕归阆中》；“也待将身学归去，圣时争奈正升平”（读渊明集》）是诗人归家前内心的自自，那么《东谷圆潭》就是抒发他归家后的心情的了。
文同的挚友苏东坡十分赞赏文同的诗，他说：“文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把文同的诗放在书画之上。因为在他看来，文同的“诗不能尽”，才“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他又在给文同的书信中说：“老兄诗笔当今少俪，惟劣弟或可以髣髴。”所以后人说文同的诗“虎视西州，与苏氏并驰。，，明人杨升庵极称文同的五言律诗：“有韦苏州（应物），孟襄阳（浩然）之风”，并说如果把文同的有些五言律诗“置之开元诸公（主要指韦应物、孟浩然等人）集中，殆不可别。今日宋无诗，岂其然乎。”苏东坡和杨升庵的评论都是正确的。因为文同比王安石、苏轼都年长一些，他的诗一般均朴质无华、精雕细琢，寓情于景、含而不露，保持着盛、中唐时的风格，与王、苏以后讲究词藻和铺排典故，富予机锋哲理的所谓宋诗格调不很合拍。《东谷圆潭》虽然是五古，不是律体，但其诗律清新，兴高寄远，可以看得出源出于杜甫、孟浩然；而其文体焕烂，句琢字练，则不无学习韩愈的痕迹。
《东谷圆潭》，正说明了文同诗的这种特色：
野水泻古穴，石岸盘西渊。
劈水指溪水；古穴，古老的泉眼；渊，深潭；回渊，溪水遇潭而回旋，故回渊即诗题所称之圆潭。这起手两句，诗人如实地勾画出圆潭的形貌；溪流与一古泉交汇，圆潭为石岸盘绕，给人以清幽之感。而且读者自然会连想到两水交汇冲激，长年累月，泥土早被冲刷殆尽，岩石逐渐剥蚀，形成了这个被石岸盘绕的圆潭，又给人以悠远之思。由于诗人在穴字上用了一个古字，并于第二句用盘回二字，不仅把眼前景写得逼真，而且把圆潭形成的原因交待得十分明白，显示出诗人的高才妙手。
飞尘不可入，竹树围清涟。
清，明晰；涟，细小的水波。圆潭四周竹树茂密，飞尘不入，潭水清澄见底，水波明晰，自然能引人入胜。读者自会连想到，只有处在密林幽谷之中，才能有此佳景。而且山谷之中，虽有护风竹树，也兔不掉常有微风轻拂，激起微波。一个涟字，给人以多少避想，多少韵味。
静往得胜玩，深居逃俗缘。
俗缘，佛家、道家谓世俗人事之牵累。按佛说，
缘即情，指行之能得果者。譬如种树是因，地、水、空、时及栽培是缘，树成是果。静，道家修养之称。谓修练之士，当须入静，一百日到三百日不等。居，亦道家语，清静无为之谓居。这两句全用佛道语，意思是诗人所以要到此飞尘不入的幽静之所，有如佛道者所说：入静以求胜玩，无为以逃俗缘。好像这小小圆潭，就是超尘绝俗的洞天佛地，他准备在此隐居终身了。其实他愈写得超然洒脱，愈说明他心中的忐忑不安。请看下文：
寒光照烦襟，景寂心自圆。
寂，静，和烦是反义语。圆，中空，亦禅语。佛谓圆中有空，则无杂念，无尘埃，无烦恼，亦即上文“飞尘不可入”之意。佛经说：“如亲观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往。”这样完满地融会贯通，便是最高境界。这两句指明，诗人到此圆潭，不过企图以此清澈见底的潭水来洗净他烦恼的襟怀，以此飞尘不入的寂景来攫取他本性的圆融罢了。这烦襟二字，生动地透露了诗人此时此刻胸中块垒之沉重。
枯篁蹲碧禽，垂颈窥沉鲜。
枯篁，老竹子。碧禽，翠鸟，即钓鱼郎。沉，隐；沉鲜，隐入水中之鱼。这两句说，就在这个清幽寂静的世外桃园里，飞尘虽不可入，但却有从空中飞来的钓鱼郎蹲在枯竹上，垂着颈项等待捕食那与世无争，悠自得的鱼儿。读到这里，有如万籁中的巨雷，黯黑中的闪电，使人心胆俱裂。这真是神来之笔!
对之不敢动，相望两俱禅。
禅，亦佛家语。按《传灯录》：禅有五：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最上乘禅，乃佛家修行之称谓，修成者即为禅定。佛家认为，修行者必须静坐敛心，专注一境，久之，才能进入身心“轻安”、观照“明镜”的状态，达到禅定境界。
这两句说，翠鸟望见鱼儿，怕惊动它后沉入水底洞内隐藏，失去一顿美餐；鱼儿望见翠鸟，怕被它看见后被其捕捉，牺牲了性命，两者均如诚心修行之人，“静坐敛心，专注一境，进入禅定境界了。诗人在此似乎用了戏谑口吻，用“禅定”这样超尘绝世的词汇来形容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然而，仔细想来，一个强者，一个弱者，一个靠吞噬弱者为生，一个要逃避强者的吞噬求存，它们在特定条件下，都只得以退求进，以静求存。这样的现实，岂止在翠鸟和鱼儿之间存在，在整个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中，难道还少吗?诗人所以用了“禅”这个字眼，不过说明所谓静，往往是在那生死搏斗盼阕隙，大风暴前的暂时和平宁静，是搏斗者双方为了生存不得不使出的招数。
综观全诗，全用白描的写实手法，用了许多佛家，道家的出世词汇，却揭示了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深刻哲理。尤其难得的是，除第一句的“泻”字和第二句的“涟”字外，全诗都是写的静景，连鸟、鱼这些动物都在“禅定”状态，然而却透露出诗人火热的心肠和悲天悯人的气质。诗人的心脏岂止在跳动，简直是在沸腾！诗人的这种朴质中显焕斓，无声中闻惊雷的艺术技巧实在令人惊叹仰止。
从诗的结构看，全诗分三段，每四句一段。第一段概述圆潭全景，第二段写诗人去游览目的，最后一段写鸟和鱼的神态，脉络很清楚，而又以一个“静”字贯穿全诗，幽静的风景，诗人求静的心情和看到禅定状态的鸟和鱼，显现出清幽雅淡的独特风格来。前两段是后一段的铺垫，即求静的诗人在幽静的环境中，表面上看见鸟和鱼这样好动的小动物也是静的。而弦外之音却是生死搏斗即将来临，令人惊心动魄，在平静中突起波澜。这样的结构，就不是用严密二句可以概括得了的。
文同是位大画家兼诗人，在诗里描摹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在一起，如他的《晚雪湖上寄景孺）：“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尤为难得的是他常用绘画的艺术手法来写风景诗，使他的诗增色不少。《东谷圆潭》诗便是突出的一例。
如果把这首诗换成一幅画，则前四句犹如诗人横笔挥毫，用大写意的笔法，三下五下就活脱脱地勾画出一幅幽谷深涧图：一注野水倾泻直下，遇一泉水交汇，回旋注入深潭。巧妙地构造了整幅画的局。接着用淡墨轻抹，使潭中碧波微漾，潭水清澈见底。周围竹树成荫，而于画的背景稍染靛色，使人顿感幽森静閟，寒气袭人。中四句画的是一个头戴方巾，身着便服，两鬓已斑，面无表情而态度潇洒自如的中年人，一望而知他是一个饱经风霜，看透毽情，外柔而内刚的长者，他矗立潭边，仰对圆潭对面之竹稍而两眼则俯视潭水。这仍然是陪衬，所以仍然不用浓墨。最后四句才甩浓墨着意描画这幅画的主题——贪婪而狡黠的翠鸟和活泼而机智的鱼儿，惟妙惟肖地描绘出它们在生死搏斗前的暂时宁静神态，使观者、包括画中的那个长者即诗人自己，把视觉集中于此，从而悟出此主题的真正寓意。
杨升庵在其《论诗画》中说过：
东坡先生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画贵神，诗贵韻也……晁以道和（苏）公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为定，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
不管是苏东坡还是晁以道论诗画的标准，文同的《东谷圆潭》都是当之无愧的。以画而言，他是否画过东谷圆潭，现无资料可考，不便妄测。但他画墨竹，“必先得成竹予胸中，执笔熟视，乃觅其所画者。”又自题诗句曰：“拟将一尺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这已是近千年来人所共知的佳话。说明文同的画既重神似，而又“物形不改”，配称我国第一流的大画家。
至于这首《东谷圆潭》诗，的确达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含而不露，意在言外的境界。只要我们在读这首诗时不是浮光掠影而过，而是反覆吟咏，则绝不只是由溪流、泉水、石岸、清涟、竹树、水鸟、小鱼等所构成的一幅美丽画图，即晁以道所说的“贵有画中态”给人以美的享受。也不止于一般地“诗传画外意”，即画面所直接传出的在这样飞尘不入的所在仍然存在着弱肉强食。而所谓宁静和平，不过是生死搏斗的前夕这样的机锋哲理，给人以深刻启示。
这首诗最可宝贵之处，在于诗人对眼前景倾注了深刻的感情。诗人是有所感而发，绝不是玩弄技巧和卖弄智慧：当诗人看到水鸟和鱼儿一动不动地相持时，一定是首先想到这水鸟就像那虎视眈眈、朝夕企图并吞中国的强邻契丹；那鱼儿就象苟且因循，坐以待毙的北宋王朝；其次，那水鸟就像那如虎似狼的监官里胥，那鱼儿就像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织妇，如诗人的《织妇怨》所揭露过的残酷现实。诗人的这种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和忧国忧民的真挚感情，是他能写出这首好诗的最本质的原因。
当然，也不能排除诗人在这首诗里，透露了他对满口仁义道德，谈玄说佛而实则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官僚政官们的憎恨，而对自己宦途失意求超脱之情。但这样的感情，不正是和他的忧国忧民思想渗合在一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