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德鲁克》第三十五讲：反对战争
原文
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篇》7.13)
德鲁克对曰：“凡是未曾尝过我们那一代习以为常的恐惧生活，从未受到战火蹂躏，未曾吃过战俘营苦头或生活在恐怖警察国家的人，不仅应心存感激，更应该凡事怀有包容心与怜悯。”（彼得.德鲁克《明日地标》）
解读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情可以轻松以对，而有些事情则需要很谨慎。在《论语.述而篇》7.13中，孔门弟子提及孔子以慎重态度对待的三件事分别是：斋戒、战争、疾病。
第一个是斋戒，就是祭祀前的准备，将其列为第一位，可见孔子对鬼神的诚敬的态度。人死为鬼，鬼就是我们的祖先，想到了祖先，就会想到自己终有一天也会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斋戒的意义，它可以让我们不在乎世俗的成败得失，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同时也是在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在《论语.乡党篇》10.7中，孔子斋戒前，沐浴一定有浴衣，用布做的。斋戒时，一定改变平日的饮食，居住也一定换房间。（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这些都是在提醒自己，如此才能专心祭祀，如果与平日无异，就很难转变心情。斋戒时，人的心情就会收敛。
第三个是疾病，人应该珍惜自己的身体，何况古代的医药不发达，出现疾病就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要格外的小心。在《论语.乡党篇》10.8中，谈到了孔子很多的用餐习惯，很多东西他都不吃，比如鱼和肉腐烂了不吃，颜色难看了不吃，味道难闻的不吃，烹调不当的不吃，季节不对的菜不吃等等，结合本文不难理解，病从口入，孔子是非常注重饮食的健康的，他说食物不以做得精致为满足，肉类也不以切得细巧为满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是把健康放到第一位，从而避免疾病的发生。孔子可以活到73岁，这在他的年代来说已经是非常不得了，想来跟他对身体的爱护也是有关系的。
最后我们要重点讨论的是战争。毫无疑问，孔子是反战的，战争决定国家的兴衰荣辱与个人的生死存亡，怎能不慎？就连写下《孙子兵法》的孙武其实也是反战的，在《始计篇》中，孙武开宗明旨说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中国的古代，诸侯之国都不大，人口从向万到几百万不等，一旦战败，就有可能是亡国灭种。而且上战场的都是一个国家最富有生气的一群人，将生命丢在战场上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怎么能不慎重呢？
也因为如此，所以孔子才会对管仲给以很高的评价，并一而再，再而三的替管仲辩解，比如在《论语.宪问篇》14.16中所记载，子路说：“”齐恒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此而自杀，管仲却仍然活着，这样不能算是合乎行仁的要求吧！“孔子回答说：”齐恒公多次主持诸候会盟，使天下没有战事，都是管仲努力促成的，这就是行仁的表现，这就是行仁的表现！“连续说了两遍，可见孔子对自己的观点是非常确定的。
接着，在《论语.宪问篇》14.16中子贡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当时很多人并不认同管仲的，子贡说：“管仲不算行仁的人吧？桓公杀公子纠，他不但没有以身殉难，还去辅佐恒公。”孔子子立即纠正他的话：“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百姓到今天还承受他的恩赐。如果不是管仲，我们今天已经沦为夷狄，披头散发，穿着胸襟开在左边的衣服。他难道应该像坚守小信的平凡人一样，在山沟中自杀，死了也没有人知道吗？”
孔子多次帮助管仲辩解，首先是基于对历史以及人物的正确认识，当时的背景是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权威大大减弱，诸侯国内的篡权政变和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不断发生。与此同时边境族群趁机入侵，华夏文明面临空前的危机。齐恒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尊崇周天子，并数次发动帮助诸侯国攘斥夷狄战争。如果没有管仲，中原分裂，当时四周强大的蛮夷部族，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就会乘虚而入，中原恐怕就要被夷狄统治了，而中华文明可能会就此消失。孔子能从大局出发去评价一个人，其目光何其远大。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逢动乱年代，老百姓的性命往往是贱如草芥，只能在逐鹿群雄的刀剑和铁蹄下流血和呻吟；就算生在和平年代，老百姓也随时会被政客们献上祭坛，充当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所谓“苍生福祉”，所谓的“百性利益”往往是统治者拿来当政治口号用的，绝对不可当真。由此元人张养浩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孔子才会对战争持如此谨慎的态度，也才会如此的理解和评价管仲了。
德鲁克对待的战争的态度和孔子非常相似，。司马迁在《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就是生逢此乱世，对战争的破坏性感同身受，德鲁克同样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
德鲁克本来是一名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者，在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在这两方面崭露头角，并引起了业界的注意。可是在这个时候，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术生涯当中已经很顺利的那个阶梯，却去研究管理？
这是有根源的。这个根源就是“同情”。英文叫Sympathy，佛教里叫“慈悲”，在儒学里，中国的国学里面叫“恻隐”，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德鲁克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09年，成长于从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之间，事实上，战争是德鲁克童年时期大部分的记忆，那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身处战争漩涡的奥匈帝国就此四分五裂。德鲁克回忆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想象，那场战争会有结束的一天。事实上，每个和我同年龄的男孩都晓得长大的意思，就是送到前线作战。”1959年，德鲁克在其出版的《明日地标》一书中写道“凡是未曾尝过我们那一代习以为常的恐惧生活，从未受到战火蹂躏，未曾吃过战俘营苦头或生活在恐怖警察国家的人，不仅应心存感激，更应该凡事怀有包容心与怜悯。”
如果说战争带来的是恐惧，战争结束后和平带来的则是饥饿，跨越1919及1920年的那个严冬。德鲁克在他那本自传《旁观者》一书中写道“我和其他维也纳的小孩一样，都是胡佛总统救活的。他推动成立的救济组织，提供学校每天一顿午餐。这顿午餐清一色是麦片粥与可可粉冲泡的饮料，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这两样东西倒尽胃口。不过整个欧洲大陆，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饥饿孩童的性命，都是这个组织救活的。”
一个组织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功用。从德鲁克活生生的童年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德鲁克强调“通过组织这种工具，尽量发挥人类创造力”观念的源起。另外，德鲁克的出生和成长的背景让他看到和体验到了人生的不幸，他才有了强烈的动机和热情去做学问。那时候需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呢？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政治学。所以，德鲁克很快就成为一个教法律的、政治法的教授。
因为希特勒的兴起，德鲁克的学术著作被列为禁书，他感到了生命危险，然后就去了美国。当时一大批欧洲学者纷纷离开了欧洲，因为希特勒很快要发动战争占领欧洲。
到了美国以后，德鲁克意外地发现，美国有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社会在组织化，有很多企业诞生，企业代替了之前的乡村社区，成为人们寻找工作机会、找存在感、能够得到身份的认可、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新场所。
那时候的美国乡村，就跟今天中国的城镇化差不多，农民纷纷从农村走到城市。当时的美国，那些大工业都集中在一些新兴工业城市，比如说底特律汽车工业。德鲁克看到了这一点——社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社区，而这个新的社区就是工作社区，也即我们所说的企业。
德鲁克还看到，有些社会组织（企业）办的很成功，而成功背后的原因则是：有些人在承担组织、协调、统筹的工作，也就是我们称之谓的“管理”，管理作为一种能够使企业和社会组织有效的新生事物，引起了德鲁克的好奇。而德鲁克的一生，就是在不断探索和研究，怎样用管理取代独裁，用管理来发挥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功能，有效地规避战争所带来的损失，实现社会持续的进步和发展。
彭信之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德鲁克创新工坊
微信号 : Druckershuodedui
新浪博客、知乎、喜马拉雅：@彭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