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璐璐 黄岩： 新型柔性专业化——以平台为中心的服装业生产组织与劳动关系
本文基于柔性专业化的理论视角，通过实证研究分析电子商务影响下的服装业在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方面的特点，并提出“以平台为中心的柔性专业化”的概念。以平台为中心的柔性专业化指为了满足电商平台对于产品提出的低加工费、小批量、多品种、快返单的要求，服装业形成了以小微型的生产组织为主和大量使用极致的灵活化雇佣方式的生产模式。这一生产模式的出现受到了电商平台形成的信息中介主导的价值链和消费者需求驱动的供应链影响，也和服装业用工荒背景下工人对于就业形式的主动选择相关。平台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就业形态的大量出现，也对劳动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范璐璐，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黄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工场手工业时代、机器化大生产时代，再到信息化与智能制造时代，不同的工业化时代也伴随着生产组织方式与劳动关系模式的变革。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是一个受到技术、市场、政府政策和企业战略选择等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蒸汽机革命和电力革命使得机器化大生产挑战了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模式。在资金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出现了纵向一体化的生产组织，也产生了基于伯利恒钢铁厂的强调生产工序分割和标准化的泰勒制和基于福特汽车的标准化和流水线作业的福特制两种工业管理思想。这两种管理制度都是基于重资产运营的模式，由企业主购置生产资料，直接雇佣工人并负责组织生产。已有的关于劳动过程的研究揭示了这两类企业对于工人的管理控制手段的多样性和针对性。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消费品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难以预测性日益突出，原有的以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和垂直一体化为特征的福特制难以适应市场要求，以小批量、差异性和复杂的生产网络为特征的，对市场需求量、产品构成和产品设计等方面反应快速的柔性专业化（flexiblespecialisation）的生产方式应运而生。柔性专业化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模式。内部柔性专业化是指一些大公司的各个子公司之间既有专业化分工，又能灵活生产非标准化的产品，这些产品是由适应能力强的熟练工人运用机器设备根据顾客需求定制生产的。外部柔性专业化表现为各类企业相互之间以契约形式建立起既竞争又密切合作的网络。每个企业之间既有专业化分工，各自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或者某一产业的某个环节，同时又能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灵活地调整生产过程。外部柔性专业化有利于企业以轻资产运营的模式减少市场风险并获得足够的产能。而外部柔性专业化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大企业主导的柔性专业化，另一类是专业市场主导的柔性专业化。前者为中小企业围绕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龙头企业的需求而形成的供应商集群的现象。围绕着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需求形成的“丰田城”即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类的外部柔性专业化多是基于正规的生产组织，采用正规的劳动关系雇佣工人。后者是中小型或者微型企业形成的生产技术复杂程度较低产品的产业集群，比如围绕大型服装市场形成的产业集群。这类产业集群充斥着大量非正规的生产组织和非正规就业的工人。
近年来，中国电商平台销售额和影响力连年攀升，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电商平台销售最多的两大商品类别为服装和家居家装，占了网购商品30%以上的份额。这两类商品都不像丰田汽车那样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的产品，因此与第一种外部柔性专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有很大不同。同时，电商平台相对于线下的专业市场来说更直面消费者的需求，价格竞争更激烈，产品更新换代更快，对于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其如何影响了制造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劳动关系特点还需要结合具体的产业进行深入的分析。本文所考察的平台经济对于制造业劳动关系的影响既包括“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in production），即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如资方如何利用各种策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也包括“生产关系”（relations ofproduction），即基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发生的针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本文以服装业为例，考察平台经济对于制造业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的影响。阿里巴巴集团的零售平台是中国平台经济的一个典型代表，服装业在销售额和创造就业的数量方面都占据阿里巴巴平台的首位。国内已有的关于平台经济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服务行业，较少有针对阿里巴巴这类电商平台所影响的制造业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的研究。
笔者在2018年4月至2021年4月在广东的广州、揭阳、深圳，浙江的杭州、嘉兴以及江苏常熟的电商，对电商生产产品的企业主、管理人员和工人，阿里巴巴公司的相关人员以及电商协会负责人、电商培训从业人员、劳务中介人员、服装市场店主和知名工业互联网平台负责人等共计60余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同时笔者也参与了淘宝村转型与发展论坛、女装供应链大会和工业互联网大会等业内会议，以了解平台经济和服装业发展的相关动向。
二、电商平台对于服装业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改变
（一）电商平台主导的服装业价值链——流量和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有学者研究认为，不同于以往的“买家驱动”（buyerdriven）或者“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中国电子商务服装业产业链符合“信息中介驱动”（infomediary-driven）的特点，具体包括两大特征。一是大公司控制了互联网平台，也就是控制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边市场；二是基于对“信息”的控制可以产生新的价值。在中国，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是高度集中化的。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在2015年，阿里巴巴的平台天猫和淘宝掌握了国内电商市场65.2%的市场份额，之后是京东（23.2%），前两位的平台占据国内电商88.4%的市场份额，同时这些互联网平台收集了大量中国消费者的数据，这种消费者反馈链的大多数价值被这些平台公司获得。
阿里巴巴这样大的平台对于价值链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于数据和流量的占有实现了巨额的利润。在阿里巴巴，数据已经被提升到生产要素的高度来解释平台在分享利润方面的合理性。数据化是淘宝村的重要发展方向，“在设计、制造、营销、销售、物流、金融等各环节，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广泛应用，显著提升效率，促动创新”。在电商平台繁荣发展、商品竞争白热化的时代，流量成了网店商家最希望获得的资源。电商为了争取顾客的流量，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来进行淘宝直播、首页推广和竞价搜索等。同时，电商需要借助刷单来营造人气假象，争取搜索排名的前列，这也要花费大量金钱。根据对服装类淘宝店主的访谈，广告、运营的费用占去了销售额很高的比例。“平均下来一件衣服中的销售价中，45%左右是生产成本和网店员工的工资，35%左右是广告、运营费用，5%左右是给天猫平台的费用，净利15%左右。”（天猫销量前2000女装店店主，广州，20180417）
除了在电商平台上的广告展现和竞价搜索外，流量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了价值分配的一个表现是近些年网红直播带货赚取大量广告费或者差价的现象。根据笔者2019年9月对于广州市沙河网批服装市场的档口老板的访谈，在淘宝上直播的网红会将档口的服装价格提高20%—40%来进行销售，这一利润所得超过了档口老板从服装作坊老板那里进货后售卖的利润，网红直播所得的广告费或者差价是由网红、网红所在的公司以及平台共同分配。
电商平台对于价值链的第二个主导作用在于对价格竞争机制的制定方面。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巴巴网、淘宝网、淘工厂网，以及支付宝信用系统、菜鸟物流系统等拥有大量的数据和流量，而天猫店主、淘宝店主和制造商等必须服从阿里巴巴公司的规则，才能顺利销售商品。淘宝网和阿里巴巴网都有搜同款的功能，很多受访者都提到这造成了全国性的销售商之间和生产商之间的价格竞争，使得利润变得透明和日益微薄。“淘宝有搜同款的功能，因为淘宝平台不允许盗图，所以同一个模特穿的同一款就是同一货源。要是有人没有从供图的卖家这里进货，就会被举报，这个店就会被处罚。搜同款的功能会是让利润透明化，谁都没法多加价。”（淘宝服装店店主，杭州，20180520）
被访的淘宝网店店主普遍提到2014年左右淘宝网店的流量竞争变得激烈，如不购买营销的增值服务，非著名的网店或者新进驻淘宝的商家很难销售服装产品。价格竞争的加剧、营销成本的提升挤压了利润率。这种价格竞争也波及了线下的服装市场，许多被访的网店店主和线下的服装市场店主提到原本大约30%—40%的利润率下降至10%—20%左右。电商平台垄断性的加强使得流量和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分享了更多的价值，也加剧了服装产品的低价竞争。平台经济对于服装业价值链的改造和下文将提到的消费者需求驱动的供应链结构的兴起共同影响了服装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劳动关系的特点。
（二）消费者需求驱动的供应链结构
通过电商平台，中国服装企业中形成了消费者需求驱动的供应链，一个经常被研究的个案是天猫店韩都衣舍。韩都衣舍按照五天一个周期，根据产品的市场表现，按照“爆、旺、平、滞”四类产品划分，分析产品销售情况及库存周转情况，以及试销过程中消费者的市场反馈，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产品小组，使小组能够迅速决定是否对产品的款式进行调整。一旦发现“爆”款类产品，小组马上按少量、多批次原则快速向供应商返单，既尽快满足市场需求，又降低公司库存。
根据笔者对于各种规模的天猫店和淘宝店的店主以及服装生产者共计33人的访谈，天猫店、大型淘宝店向工厂或者作坊下某个款式服装的首个生产订单是50件起，首单50件至150件比较常见，然后利用淘宝平台进行预售或者购买广告位进行点击量测试，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决定停止生产、修改款式或继续追加订单。中小型淘宝店有时直接向小作坊下单，有时经由实体市场和网络市场来购买成衣。中小型淘宝店向小作坊下单最少可低至30件一单，经由市场购买成衣则可做到一件代发，不留库存。中小淘宝店通过直通车和视频直播等方式进行推广，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生产订单的策略。
笔者在江苏常熟访谈了传统服装市场的店铺老板，这位店主回顾这些年服装业的变化时提到电商平台兴起对服装业生产订单特点的改变：“在淘宝兴起以前，我们一个款可以做几千件来卖半年，现在每周都要换款，每个单子也不能做太多，但是来服装市场买货的人还是少很多。”（服装市场档口店主，常熟，20180518）
总的来说，电商平台的出现，使得服装业更直接、快捷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受此驱动，服装业的订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款式更新快，单一款式生产订单首单量小，后期形成爆款可在少量多次生产订单的情况下售出数量巨大的服装。由于阿里巴巴平台和天猫、淘宝平台都有搜同款功能，使得全国性的价格竞争激烈，进而压低生产价格。
三、以平台为中心的柔性专业化与极致的用工灵活性
从柔性专业化的理论视角出发，本文结合访谈过的各类服装生产企业的情况以及已有的相关文献，将不同的服装产品与互联网平台的关系、订单特点、生产工艺、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特点进行了类型学的划分（见表1）。这种划分是因为服装业的发展在受到平台经济影响的时候不只受到电商平台这类消费互联网的影响，也会受到工业互联网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服装产品与各类平台的关系不同，生产的组织方式和劳动关系的特点也存在差异。消费分层使得不同的服装产品对应着不同的消费者，其在生产的组织方式上有着不同的选择。
第一种类型是高端定制服装。高端定制服装重视品质、交货期和个性化等方面，购买此类商品的消费者对价格不甚敏感，使得生产此类商品的企业并不单从经济回报这一个维度来衡量数字化制造的投入，并且有能力投资高昂的智能制造设备。一个典型个案是山东青岛的红领集团以大数据为背景，从网络云端上获取信息、数据、指令，与用户实时对话进行定制生产，并以3000人工厂作为试验室，探索出以3D打印模式产业链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的新模式。但这种定制化、高端化、智能化的服装生产不是以电商平台为主要销售渠道的，也不是电商平台的主流。这种高端定制的服装单价高，会结合智能制造的生产工艺在工厂内部进行柔性专业化生产，生产组织内的劳动关系为正规劳动关系。
第二种类型是多渠道销售的大众消费服装品牌，这类服装品牌所对应的消费者重视质量的标准化。已有的对于广州市新塘镇主营牛仔裤的淘宝村的研究显示，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可能使用内部MES、ERP等计算机信息系统辅助柔性生产。这类大中型企业投资信息化系统的意愿源于其稳定的销售渠道和销量。这类企业的产品并不只限于在电商平台销售，线下还会通过专卖店、大型商场销售专柜、特许经销商、加盟店等形式销售，还有稳定的出口市场，且单价处于中等水平，由此才能支撑企业做计算机技术辅助生产的尝试。这种类型服装不只进行工厂内部柔性生产，也联合厂外的各种生产单位协同生产来应对订单需要。笔者在嘉兴访谈到的一个中等规模服装厂的老板就提到，在生产任务较多的时候，她会联系外发厂来联合生产，其有五家比较熟悉的外发厂，这些厂大多是十几个人的小厂或者作坊，劳动关系有正规的，也有非正规的。她还提到自己的厂不愿意做淘宝单，因为厂内十几个人一个流水线，淘宝的小订单几个小时就能做完一单，工人刚一熟悉一个款式就换款，计件数量很难提升，而且经常换款，管理人员也很操心（服装厂老板，嘉兴，20190401）。
第三种类型是依赖电商平台销售的服装，这类服装产品的消费群体注重款式的流行性和产品的价格，对服装的质量要求不高。由于处于消费者需求驱动的供应链上，这类服装产品生命周期日渐缩短，单个订单30件起。受平台经济所导致的低价竞争的影响，这些订单生产单价通常很低。阿里研究院对于平台经济影响下工作形态发展趋势的描绘是自由连接、快速聚散和灵活就业，这也符合笔者对于电商平台影响下的服装生产环节劳动关系的观察。在生产组织方面，服装电商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新型柔性专业化的出现。以往大企业主导的柔性专业化是由各类中小型企业生产不同的零件以整合成复杂产品的供应链，并且这些中小企业中有不少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与此不同，以平台为中心的柔性专业化中的企业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它们生产规模类似，产品的同质性高。相比于传统线下专业市场主导的柔性专业化，以平台为中心的柔性专业化的产品价格竞争更加激烈，产品的生命周期更短、首次生产订单量更小，产品销量极度依赖网络流量，订单需求非常不稳定。因此，以平台为中心的柔性专业化需要更加灵活化的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以降低生产成本和应对不确定的市场需求。非正规的生产组织、自雇者和日薪制工人在以电商平台为中心的柔性专业化地区大量地、长期地存在。在服装业用工荒现象大量存在的情况下，这些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的形成也包括了工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工人因此可以在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下获得较高的工资，但也带来了很多劳资争议的风险。
从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就持续高于1，求人需求主要来自制造业企业，在工厂中出现了用工荒。到了2018年第三季度，求人倍率已达到了1.25。而服装业的求人倍率常常在各地制造业中处于前列。而当服装业用工荒遇上对于灵活生产具有巨大需求的淘宝服装产品，许多服装工人选择成为自雇者、日薪工，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强的时间安排自主性。
在杭州九堡这一服装生产聚集区，很多熟练工夫妻二人就可以成立做整件衣服的作坊，承接大量淘宝订单。淘宝常规的小订单，如50至100件的，他们一至两天就可以完成一个订单。他们提到，很多淘工厂接到小订单会外发给这些夫妻作坊来做，因为在工厂中十几人以上的流水线来完成这些小订单会造成换款太快，工人不愿意生产（夫妻作坊，杭州，20180518）。笔者在2011年和2013年都曾前往九堡调研服装业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情况，当时九堡的非工厂生产单位多是十人左右的小作坊，少量的夫妻二人的家庭作坊所接的订单一般也是200至300件的，两个人要生产四天至一周才能完成。电商平台的兴起，使得“工厂外的赶工生产”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是服装业的“老板游戏”却有所改变。根据2018年对九堡夫妻作坊的访谈，有一些之前做小厂或者小作坊老板的人，因为觉得运营小厂或者小作坊太累，还承担经济风险，宁愿夫妻二人自己做家庭作坊，这也是由电商平台的兴起使得服装业的订单越发碎片化造成的。在2018年，夫妻二人的服装生产作坊，一天1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加工费可达到人均400至500元，小时工资可达到28.6元至35.7元。工人的日常再生产方式也有所改变，在广州市为淘宝服装店加工订单的城中村中，每天都有很多小作坊主在街边招募工人，工资随走随结。面向工人租住的城中村床位也是按天来收费的，床位一般是12—13元/天，没有空调的单间是30—60元/天，空调单间是60—100元/天，这种租住模式也是为了满足灵活化用工的需求。据广州的一位服装厂老板介绍，这种更加灵活化的租住模式也是在淘宝订单多起来之后逐渐普遍的（服装厂老板，广州，20181019）。
和服装业有着类似车缝工艺的皮具制造业也出现了相似的灵活化用工的趋势。广州花都区的狮岭镇是皮具生产重镇，在2018年，这里有16个淘宝村，也有很多为淘宝皮具订单进行加工的工厂和作坊。这里比较有特点的是形成了5个日薪劳动力市场，每天有超过1万人在这些市场寻找和议价临时性的工作，大多是按日结算工资的工作。这种就业类型的增多也和网店订单的增多有关，因为网单的数量不稳定，且款式多变，通常会先做几十件试销，之后如果成了爆款就可能有几千上万件的订单，且交货期较紧张，这使得工厂和作坊的用工量也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需要灵活化的用工模式。出口订单和专卖店的订单则一般比较稳定，更好预估用工量。出口订单的数量一般在800件以上，专卖店的单个订单件数比外单首单少，但是比网单首单多。
极致的用工灵活性对于资方和工人都是双刃剑。对于资方来说，日薪制的工人虽然极大地满足了工厂和小作坊对于用工灵活性的要求，但也对企业的生产秩序和管理造成了一些冲击，增加了劳资争议的可能性。在劳动过程管理中，由于日薪工人在工厂的未发工资较少，所以相对于长期工，更有底气和老板、管理方就工作中的纠纷进行争执；因为没有成文的协议，日薪制的出现本就增加了劳资双方在工资、生产速率和产品质量方面产生纠纷的可能性。同时，日薪制也增加了生产安排方面的不确定性，在一些工厂中一个流水线有20多个工人，少了做某个工序的工人会影响整体速度，在某些工序上人员流动太快会影响订单完成的速度。对于工人来说，自雇式的家庭生产和日薪工这样的生产组织和用工方式降低了工人抵御风险的能力。笔者在2020年5月至7月对广州的服装工人和2021年4月对杭州、嘉兴的服装工人进行了访谈，访谈显示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服装业不能开工及订单减少时，工厂的长期工还是有基本工资作为生活保障的，但是非正规就业的工人却没有任何基本保障，并且很多非正规就业工人在遭遇资方由于疫情影响，资金链断裂而不能给付工资时，相对于长期工更加孤立无援。根据访谈了解到的情况，在2020年的下半年，国内服装业的订单明显回升，服装业劳动力市场又处于用工紧缺的状况，且工资水平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但是由于服装业受“双十一”“双十二”“618”等网络购物节影响，淡旺季明显，电商平台订单量波动大，再加上疫情使得企业更具有风险意识而不愿意大量雇佣长期工，服装业非正规用工的状态将长期存在并且有加剧的趋势。
阿里研究院认为中国智能经济的独特路径是消费端倒逼拉动供给端。中国消费端数字化程度全球领先，但是中国供给端的数字化水平较低，供应链柔性生产、定制化生产能力不足，供应链体系数字化能力不够。但是基于对淘宝销售第一大品类服装的考察，本文发现，数字化的消费端并没有必然推动供应链的数字化，反而促进了非工厂单位和非正规用工在制造业中的大量使用。与此相反，不依赖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的中高端服装才有可能采用工业互联网技术进行生产。电商平台的兴起对于制造业用工模式的影响不像网约车平台、网络家政工平台和外卖平台的兴起对于服务业劳动关系的影响那样直接可见，相关的用工模式的数据更难统计，但是随着电商平台的迅速发展，其对制造业生产组织和用工模式的影响也应该引起足够关注，相关的劳动治理问题也需要得到直面和解决。
四、讨论与结论
在平台经济兴起的时代，数据和流量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参与并主导了价值分配。在这种价值链中，服装的生产环节依然处于低位，并承受着激烈的价格竞争。平台主导的价值链和消费者需求驱动的供应链共同作用，产生了以平台为中心的柔性专业化。不同于大企业主导的柔性专业化和传统线下市场主导的柔性专业化，以平台为中心的柔性专业化所生产的产品价格竞争更激烈，生命周期更短，首次生产订单量更小，产品销量极度依赖网络流量，订单需求更不稳定。在服装业用工荒的背景下，工人基于自身选择，参与建构了两种非常极致的非正规用工模式，使得生产得以适应电商服装“小批量、多品种、快返单”的订单特点。这两种用工模式一是夫妻二人的作坊完成淘宝服装订单的加工，二是大量日薪制的工人参与工厂或作坊的生产。电商平台主导的服装业供应链以数量众多的自负盈亏的组织、自雇者的协同取代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以此提升灵活性、降低成本和企业的责任，但是利润又大量地流向垄断了流量和数据的平台。
互联网和数字化的发展为很多群体的雇佣关系和劳动过程带来了改变，这些群体包括平台影响下的传统雇佣领域的工人、互联网平台中的大量零工、互联网公司技术工人以及平台中的产销者等。劳动组织架构都从纵向科层式向扁平化发展，雇佣关系也呈现灵活化的趋势，劳动者因工作稳定性的降低而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本文涉及的电商平台影响下的服装制造业的劳动关系也显现出了这些特征。平台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就业形态的大量出现，也对劳动治理的法律政策、体制机制和管理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界定和统计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在面对其参与社会保险和解决劳动纠纷的需求时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应对，各级政府、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如何促进新就业形态的良性发展，使其在稳就业、保民生等方面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成了学界和政策研究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平台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具有一定意义。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5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