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古代的瘟疫 / 开普饭

故乡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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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往事

黄石古代的瘟疫及其预防

文|刘远芳

瘟疫疾害，自古有之。然而，受财力和工艺制约，古时修编史志极为艰难，而兵火频仍，变乱相继，流传下来的更为数寥寥；又，古人修志，重田赋选举秩官，轻社会民生经济，故旧志中关于瘟疫的记载比较罕见。时值疫期，笔者检索相关史料，稍作整理，仅供参考。

一.黄石历史上的疫情

根据相关研究，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疫疠高发期，现存文献中，仅三国六十年间的疫情就有8次，其中吴国最多；两晋则更加频繁，有确切年份记载的流行瘟疫多达25次，其特点是南方多于北方。如西晋泰始七年(孙吴建衡三年，271)，“旱，大雩，疫，吴土亦同”。东晋永昌元年(322)、太元四年(379)、义熙元年(405)、泰始四年（468）等年份都大面积发生瘟疫。（《晋书》卷二十八等）黄石地区（本文一般指兴国州、大冶县两地）其时隶于吴、晋，屡屡遭受疫疠残害。

但由于前述原因，黄石地方志中关于灾异的记载，迟至南宋才有，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皆湮灭无闻，而关于瘟疫的记载，直到明代才出现。明永乐十二年（1414）三月，“湖广诸县疫，皇太子命人巡视；如武昌等府疫”。（《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明成化十三年（1477）四月，巡抚湖广左副都御史刘敷奏：“去岁夏秋亢旱，田禾损伤，人染疫疠，死者甚众。”（《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五）两条均指湖广地区，前者并例举武昌府，鄂东南自难独免。

具体到黄石地区，已知最早的瘟疫发生于明代晚期：“万历十七年（1589），（兴国州）大旱，疫。”事载光绪《兴国州志·时事志》。康熙《大冶县志·治忽志》则记载次年发生大疫。二者可能是同一场疫事，而阳新比大冶先发，更有可能是时人疏忽导致年月差异。比较而言，大冶的记载比较详细：“十八年春，大眚；秋旱。饥馑之余发为疠疫，死亡大族动以数十计，小户多无孑遗。蓬蒿满目，村落绝鸡声。是年早稻薄收，迟禾绝粒，凶荒迭至，人民困苦极矣。”春秋两旱，酿成饥馑。在此之前亦连年灾荒：“十六年春，饥民相劫夺，知县郭逵取乱首杀之。”“十七年，大旱，自夏四月至秋七月，不雨，民大饥。是年春，麦大熟，忽乃异旱，斗米二百钱无可籴，细民五七日不一举火，剥食草木都尽，裹尸遍原野，相传二百年来所未睹也。”旱情严重，且连绵数岁，导致百姓大批饿死，积尸遍野，无人收葬，从而引发万历十七年、十八年的瘟疫。至于究竟是霍乱、鼠疫还是其他传染病，则无从考证。

半个世纪之后，一场全国性的瘟疫爆发。康熙《武昌府志》卷三载：崇祯十四年（1641），“天下大旱，疫，死亡无算。十五年春，咸宁大疫”。疫情延至次年，兴国被祸。州志载，是年“大疫，飞蝗蔽天”。康熙《大冶县志》则载：“旱，蝗且疠。是时连岁旱蝗，税敛繁重，民不聊生，而国运随之矣。”是时，国事窳败，官贪吏浊，又兼连年荒歉，民不聊生，纷纷举义，明政权濒临崩解，“国运随之”即指此，两年后，明王朝即告覆亡。

第三次大瘟疫发生于清顺治三年（1646）秋，《兴国州志》载：“大疫，大麦一石价一两八钱。”其时，清军攻占湖广，并俘获南明隆武帝，张献忠等败走川陕，内战绵延，神州板荡，百姓哀号无告，死于疫事者难以计数。

180余年后，大冶再起瘟疫。同治《大冶县志·治忽志》载：“道光十二年（1832），大疫。户有绝者。”此次疫情起因不是旱灾而是水灾，属于特大水灾引发的次生灾害。头一年，大冶发大水，“过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寸”。而乾隆五十三年灾情如何呢？志载是年“水大于前”，即大于此前历史记录。远者不论，仅乾隆年间此前就发生6次大水灾，其中乾隆七年的水灾使“江湖为一”。以此可知道光十一年的惨况。十一年夏，“五月，江水暴涨，五日涨起丈余，居庐漂没无数。是时，民鲜蓄积，猝遇大灾，流离载道，至冬多有殍死者”。屋舍漂没，庄稼失收，民无衣食，大族仅以自保，小家坐以待毙，病饿而死者众多，遂致次年瘟疫大行。

第五次瘟疫发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虫伤麦。水，不及辛卯年四尺许。荒疫，民相劫夺。”最高水位仅比道光十一年低四寸，可知当年的灾情也非常严重。

道光二十八年（1848），大冶又遭水灾，并引发瘟疫。“四月至六月，多暴雨，大水。民庐被淹，每遇风起，倾倒之声不绝，听之惨然。十月，疫甚。……冬，大疫。”

清光绪年间，兴国州、大冶各发生至少一次大瘟疫。《兴国州志》载：“光绪三年（1877），大疫，连岁不止，毙人无算。”寥寥数字，触目惊心，不难想见疫事之烈，邑人被祸之惨。光绪《大冶县志·后编》之“祥异”篇载：“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秋大疫，西南乡尤甚，民有绝户。”阖门毙命，惨不忍闻。

附带说一下民国时期的疫情。阳新一地，至少发生三起疫情。由于科技的进步，瘟疫的种类及被祸人数较旧时为详。据《阳新县志》（1993）载：民国九年（1920），荻田一带1000余人发病，死亡600余人；民国十四年（1925），沙村一带发病190余人，死亡110余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排市一带山西、下桥等村发病1412人，死亡206人。三次均是天花致疫，其中民国十四年那次并有霍乱流行。

富河流域是血吸虫病（古书称水毒、石水等）的多发区，百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1949年以后政府大力治理，该病渐趋消亡。

二.古人对瘟疫的认识及应对

瘟疫与人类相伴而至，如影随行。历来见于正史的全国性的大瘟疫至少有240次（邓拓《中国救荒史》）。古人认为，灾异起于阴阳不和，四季不时。《吕氏春秋·季春纪》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节气不和、“非时之气”为起因之一。东汉何休说：“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转引自《后汉书·志》第十七）曹植也说“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说疫气》）

古人又认为，瘟疫往往因人祸而发，亦致人祸。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发生牛疫。“是岁遣窦固等征西域，置都护、戊己校尉。固等适还而西域叛，杀都护陈睦、戊己校尉关宠。”章帝建初四年，京都牛大疫。“是时窦皇后以宋贵人子为太子，宠幸，令人求伺贵人过隙以谗毁之。”（司马彪《续汉书》）史臣将牛疫与时事对应，认为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皇帝受命于天，世间无人管束，而其既为天子，则唯上天可以降之。故史臣曰：“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休咎之征，随感而作。”又曰：“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晋书·志·五行》）君主好战喜功，或奢侈无度，或枉害将臣，都可能导致瘟灾。因而一旦发生荒灾疫疠，大臣往往借机上疏劝诫人主息兵爱民，约奢从俭，以符天心。这也算是应对灾异的一种机制吧。

明弘治三年，内阁大学士刘吉等上言：“迩者言象示警，妖星出于天津，历人星、杵臼，将近营室。灾变如此，是皆臣等不职所致，谨以一得愚见上陈，伏望皇上审察而图之。今天下连年风雨不调……边境夷狄窥伺中国……臣等惟望皇上深思祖宗创业之艰，今日守成之不易，常存此心……庶几人心欢悦，天意可回。”皇上自然要做做样子，于是下诏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其令金山口、沙河桥、南海子及王府做工军人等俱与休息，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庶副朕畏天恤民之意！”再如，嘉靖三年，户部言：“近该南京守备太监秦文、魏国公徐鹏举、侍郎席书、御史朱衣各疏报灾请赈。……臣伏为今日计，在朝廷宜敦节俭，慎爵赏，停织造，止工作，……以答天谴，苏民困。”皇帝还算爽快，命有司“诏如议行”。（《明世宗实录》卷三六）有时候，皇帝也会主动下罪己诏，或提出若干举措，如嘉靖二十三年，明世宗谕礼部曰：“今年仲夏以后，霪沴非正，灾人疾物者多。兹为天下生灵祈于上玄，其禁屠停刑，止常封九日，军机勿论。”

至于求神问鬼以消灾禳疫之举，更是史不绝书。古人也会对染疫者进行隔离，并派遣医官诊治，如《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亦知与患者分餐而食。（秦《封诊式》）

应对灾疫的另一个重要举措，便是顺民情，苏民困。如免除一年或数年之积欠或徭役，或发官仓赈济，或将已派未征物料，量从减免；不急之务，悉令停止。有时候，还令“文武官吏，量减之本色俸粮，以济民急”。

然而，科技不昌，物力有限，一旦瘟疫发生，往往救援不及，只得任其蔓延，荼毒生灵。因此古人更重视对灾疫的预防，以图防患于未然。南朝梁时人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历来为史家学者广为称引，影响深远。该书专记有史以来至当时荆楚地区的时俗风物，其中多种风俗，实系防疫之举。今按时序先后，摘举数例。

1.“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其下有注云：“按《炼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各七枚，辟瘟气。’又《肘后方》云：'元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

2.“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其下有注云：“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续魄，祓除岁秽。周处、吴徽注《吴地记》则又引郭虞三女，并以元巳日死，故临水以消灾。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则水滨禊祓，由来远矣。”

3.“五月，俗称恶月，多禁。……是日，竞渡，竞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4.“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饼。”

5.“八月一日，民并以朱水点小儿豆额，名为'天灸’，以厌疾。”

6.“仲冬以盐藏蘘荷，以备冬储，又以防蛊。”

7.“十一月冬至日，作赤豆粥。说者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为人厉（一作'为人疫鬼’。）。”

8.“十二月八日为腊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

9.“除夕，宜焚辟瘟丹，或苍术、皂角、枫、芸诸香，以辟邪祛湿，宣郁气，助阳德。”

三.古代黄石地区独特的禳疫仪式

《荆楚岁时记》所记既为荆楚地区的时俗风物，当然包括鄂东南地区。其中部分风俗，鄂东南未必全有，但大冶、阳新也有独特的风习，亦或与他处有异。例如，大冶旧俗，五月五日“午刻收采药物屑丹砂、雄黄饮酒，并涂小儿耳鼻辟虫”。又，“立春前三日，民扮狮子，戴鬼面，持斧跳舞……即古方相氏傩以逐疫之意。”（康熙《大冶县志》）

今择本地与《岁时记》大异之二事，稍加记述。

富池甘宁墓

阳新“富池三月三”

前文第三部分所列第二条，写到三月禊祓之习。农历三月初三郊游踏青、祓禊除灾，本是一项传统活动，《周礼》《论语》等先秦典籍已有记载，自《汉书》以来的历代正史也有连续而明确的文献记录。推原其旨，多为临水洗濯、祓除不祥。其俗几近绝迹，然而在阳新县富池一带，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和演变，作为一项特有的民间祭祀和娱乐活动却神奇地延续下来，此即“富池三月三”。该民俗遗弃了若干旧俗，也掺杂了一些新的内容，最大的特色是与甘宁崇拜相结合，成为一种混合形态的新民俗。

三国孙吴名将甘宁，智勇兼备，屡建大功，曾为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殁后屡次显灵，被历代王朝屡次加封，仅有宋一代，即六次受封，直至加尊号为“昭毅武惠遗爱灵显王”，声名地位直追关羽。

富池三月三庙会，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程式，主要包括：吴王庙拜祭、抬神像出巡游、祭扫甘宁墓、普施斋饭、抢彩球、唱大戏等系列活动。其主旨由禳灾祈福，演变为纪念吴王甘宁。当然，抢彩球等环节仍含有浓重的祈福意味（求子）。2014年，“富池三月三”被列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事载拙作《甘宁在阳新：由人而神的故事》，此处从略，详见文后链接。）

大冶“龙舟会”

在古代大冶，农历五月有两个重要的民俗活动，一是五月五日龙舟竞渡，二是五月十八日送瘟神。二者演变至今，合二为一，成为“西塞神舟会”。

大冶古时设有防疫禳灾等相关机构。清同治、光绪年间，县城有天花宫，专司禳疫祷灾之职。有与善堂，承办育婴、救生、送牛痘、施药等事，并在道士洑设救生船。有瘟司庙两处，一在县城濒湖处，一在道士洑。（嘉靖《大冶县志·附录》）前者为主庙，后者系洪武初年由邑人黄政轻等盖造，是主庙的“派出机构”。西塞山突兀横江，于道士洑形成江湾洄流，常有覆舟之祸，且每年自上游漂下的人畜尸体汇集其地，如不及时打捞营葬，或将化腐成瘟，贻害地方，故有培德堂捞江会等，一则营救落水之人，一则打捞和瘗葬浮尸。为辟瘟祛疫，亦有龙舟送瘟之俗。

清康熙《大冶县志·地舆志·风俗》载：“五月五日，观竞渡之戏。”有注云：“旧俗龙舟甚雄，因嘉靖庚申有斗溺之变，禁罢。今惟一二小艇轻桡点缀吊屈之意而已。”可知大冶在明代龙舟竞渡规模颇大，龙舟也很雄壮，竞渡场面想必声势浩大，由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发生引发斗殴，被地方政府禁罢，老百姓只得以一二小舟应景，不过其意仍在祭吊屈原。五月十八日的龙舟会就更热闹了：“自四月初即染纸造龙舟，长丈余，中像三闾大夫，冠服，器用、绮绣、银锡，余人亦俱尽饰。先期一日摆设，罗列珍玩，远人来观，比屋衢饮，难呼达旦，东西二舟，靡费各百余金。至期，迎至青龙堤火之，谓为送瘟云。”

明末清初之际的大冶名儒胡梦发，曾作《五月十八日龙舟记》（载同治《大冶县志·艺文志》，对大冶龙舟会习俗有详尽记述。他认为五日竞渡之习，屈原说、伍子胥说、曹娥说皆为附会，舍事征理，“阴阳交战，竞渡以助阳气”之说较为可信。竞渡之戏，各处江城水驿，相率举行，五月十八日龙舟会则为楚地所独有。而大冶的龙舟会又自具特色。“古时缚茅为船，故谓茅船，后易以纸，有木雕而岁加缋绘者。”这是别地的做法，虽然随时而有所改易，总以节俭为原则，而大冶人则务求盛大奢华。一条船长一丈二尺，载人物数十，其中主要的神灵一律冠带纯银，衣服绳锦，其他配角各路神祇也全身彩绮，绚烂夺目。椅案、屏榻等皆实木制造且上漆，盘、盂、虎子等皆非铜即锡，笔砚、灯具等一应俱备。龙舟雕栏画栋，夸妍斗巧。到了五月十七日那天，移船郭外，罗列珍玩，次日正午，迎舟过市，徐行水次，于青龙堤畔焚之而去。龙舟会的过程和仪式大致如此。

胡梦发生长于大冶还地桥书香世家，两次参与修撰《大冶县志》，康熙四十四年获“五经”考试第一名，是当地名人。作为士绅阶级的代言人，他如何看待龙舟会呢？

《五月十八日龙舟记》载：“（冶人）装饰楼船送屈子，谓疫气随之以去，不知始于何时。市井细人易惑于鬼神祸福，崇尚兹举，有逾他处。”具体情形是：“邑分二市，市分五坊，二市岁各一舟，五坊轮办”。即每年须新造两条龙舟，全县分为二市，每年每市各造一舟，由五坊轮办，则每坊五年必轮一次。轮值之坊，无论贫富老少，家家出钱，人人出力，“输金紧于收税，献力急于奉公。呵詈日闻，督催时至，长忿启争，恒必由之”。

胡梦发作此《记》，原其本意，并非夸饰而重在检讨。他在记述龙舟会的过程中，间或加以评点，并指陈其弊。他否认龙舟会与祭祀屈原有关，因为：一者会期不当。五月五日纪念屈原犹当有辨，十八日则无据可依。再者，屈原乃餐菊纫兰之性，大讲排场逆其本心。五月十八日的龙舟会，主旨是送瘟神。他对龙舟会的奢华靡费极表不满。冶人本来困穷，野多萧索，比户输银，百姓难以承受。此其一。而且可能给上官造成错觉，以为冶人富饶，或多加征遣。“乌知缯帛缠树，翻滋冻饿之忧；金碧辉煌，适生膏血之感！”此其二。每年二市五坊互相诮让，相互比拼，以俭为耻，“百金一炬，人心乃快”。无形中助长了奢侈之风。此其三。一旦活动失序，“长忿启争”，极有可能酿成械斗。此其三。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条，胡梦发认为冶人虽尽力媚神，而每年都难免灾殃疫疠，可见送瘟神之举徒费无补。综上可知，胡梦发从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对龙舟会给予了全面否定。

胡梦发还说，若冶人不惑于鬼神祸福，知悉龙舟会之弊病，“而兹事之革不难也”。但风土人情移于习气，龙舟会旋革沿兴，流传至今，而且在晚近一变而为“神舟会”，享祭之神祇也越来越多，数以百计，众神毕集，蔚为大观。经华丽包装，层层递报，“西塞神舟会”于2009年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其送瘟之本义，则被逐渐淡化。*（全文约6200字）

202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