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评价西医的当代科学标准来评价中医，也是当代科学的悲剧

⊙作者：彭坚

⊙编辑：小余

家学渊源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却并非书香门第，祖上是农民，原籍湖南岳阳彭家大垸。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银樵不满包办婚姻，从老家出走，一担青菜挑进长沙，成了城里的打工仔。有一次，看到钉马掌的工匠在削马蹄皮，突发奇想，他将削下的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调上冰片、麻油，试着用来治疗臁疮：一种当时劳动群众最常见、最不易治愈的小腿胫部溃疡，俗称“烂脚杆子”病。岂知真的有效，一炮打响，由此起家，俨然当起了“外科医生”，当然，按大清律例，现时标准，只能算作“江湖郎中”。从此，彭氏医生的招牌在长沙市白马巷64号一挂就是七十余年，直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烧起为止。

祖父这一辈，有五人行医，业务涵盖了中医各科，以大伯祖父的名气最大。他老人家专攻叶天士的学说，一部《临证指南医案》，读得滚瓜烂熟，用得出神入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军阀何键的父亲得了病，老爷子从乡里头次进城享福，不到半月，一病不起，高烧不退，群医束手。伯祖父以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加保和丸煎汤，一剂而热退身凉。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滞烧”，用几分钱一帖的打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偏偏就难倒了众多名医，不知如何既能照顾到病情，又能照顾到大人物的面子，让善于玩“脑筋急转弯”的伯祖父捡了个便宜。经何键一褒奖，伯祖父于是乎就“饮誉三湘”了。

我的父亲行四，学医的是二伯、三伯。二伯彭崇让生于1902年，家境贫寒，只念了四年私塾，全靠博闻强记，苦读成才，青年时即医名鹊起。五十年代初，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恰逢得了肺结核，未能成行。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医顾问、教授、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二伯曾为胡耀邦、叶剑英、王震、陶铸、杨得志等来湘的军政大员多次看病。徐特立先生的夫人患有一种“癔病性昏厥症”，每次发作即昏不知人，任何药物无效，过几天就自动苏醒。

1964年初，徐夫人在长沙发病，二伯用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鼻饲，旋即苏醒。徐老先生大为惊叹，问原因。二伯回答：这个病中医古有记载，名“尸厥”，《史记·扁鹊传》中，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种病，扁鹊凭脉断定三日后复苏，未尝用药；《旧唐书·许胤宗传》中，柳太后得此病，御医用黄芪、防风煎汤数斛，置于床下，熏蒸而醒；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新瓶子装旧酒而已。听得徐老先生感慨不已，不久，亲自提名二伯为第三届省政协常委。

对于先人的这些轶闻趣事，虽然从小耳熟能详，但到后来从事医学史研究时，我还是正经八板地考证了一番。结果发现：用马蹄皮焙枯治臁疮，方书未载；人参烧炭消滞，经传无考；即使是将赵简子、柳太后、徐夫人，千年故事一锅勺，也似乎有马嘴驴唇、移花接木之嫌，不那么绝对科学严谨的。我这几位可敬的先辈，除了敢于实践、胆识过人之外，还有一股子灵性，也就是中医常讲的悟性，所谓“医者，意也”，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诗品中的心有灵犀、画论中的形神兼备、文章中的妙手偶得、佛学中的境由心生等等，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但悟性这东西，用讲究实证的现代科学方法，大概找不着形态，它却是渗透于中国古代文化各门学科的灵魂，而一个缺少悟性的中医，永远只能在低层次的临床实践中徘徊。

最初跨进中医这个门槛，远没有听故事那么开心浪漫。我开始为徒学医，已过弱冠之年，背书的“童子功”自然是没有了，对中医的了解，也近乎一张白纸。二伯递给我一本张仲景的《伤寒论》，嘱咐不许看注解，以免受干扰，要把原文反复读熟，仔细体会，直至倒背如流，全部刺进脑子里，溶进血液中。二伯是有名的伤寒大家，平日里说起《伤寒论》来，口若悬河，纵横千古，这时节却来了个“沉默是金”，把我打入冷宫，令我独学无友。莫可奈何，我整日在《伤寒论》中遨游爬疏，苦思遐想，围绕着这本小册子，搬来一大堆中基、方剂、中药、内科著作，像无头苍蝇一样，瞎冲乱撞。王国维讲的读书三境界的前二境“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我当年啃这三百九十七条简牍的真实写照。大约半年后，当我还在这两层境界中熬煎度日时，二伯把我带上了临床，一经点化，全盘皆活，我逐渐明白了《伤寒论》的价值，享受到思维的乐趣。当然，到蓦然回首，见灯火阑珊、佳人俏立时，己经在很多年以后了。至今为止，没有哪本书读得像这本书这么苦，也没有哪本书像这本书那样使我获益终生。

就这样，白天抄方看病，晚上读书讲经，我在伯父身边度过了五年典型的中医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二伯最后一次教我，是临终前的一刻。那是1978年1月17日，春寒料峭，二伯病危，等我赶到他身边时，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抢救，能坐起来了，面色潮红，精神尚好，大家松了一口气，二伯一会儿嚷着肚子饿，要吃荷包蛋下面，一会儿喊我接尿，我刚把尿壶凑上去，忽然抓住我的手，叫我摸他背上的汗，连声问：“摸到没有？摸到没有？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话音刚落，气绝而亡。二伯用他生命迸发的最后一闪火花，为我上了最后一堂课。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啊，刻骨锥心，终生难忘！

中医的科学方法

古代中医对人体生命活动的研究所采用的认识论和治疗疾病所使用的方法论，主要来源于老子《道德经》。《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老子提出的道，是一种哲学范畴，既是指宇宙的本原，又可以指事物的普遍规律，以及每一门学科的最高法则。根据我的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道这个东西，是混沌模糊的，它的内部，有形象，有物质，从外面观察，似乎能看清楚，却又看不真切。在它的幽暗深处，藏有精气。这种精气是十分真实的，有信息传递出来。”这段韵文很流畅，并不难懂。从外面看不真切的是象和物，因为形象和物质是静态的；能够感受到的是精，因为精气是动态的，老子用“其精甚真”来强调流动的的精气给人造成的逼真的感官冲击，而体内的信息是靠精气的流动递送出来的。

请仔细体会一下：这不正是概括了人体生命活动这个复杂系统所具有的模糊性、不可直观的特点，并且揭示了医学应当为之采取的研究方法吗？的确如此！请紧紧抓住象、物、精、信这四个关键词。先讲信，信的意思是凭据、信息。人，只要是活着的人，不论处在健康、亚健康、患病的哪一种状态，总是有愉悦、疲乏、不适、疼痛等各种感觉，这就是体内发出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自己可以感受到，旁人也可以观察到。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从各个角度来捕捉、收集病人体内发出的信息。然后，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分类、归纳、抽象，上升为“证”。证是经过加工提炼之后的信息，可以据此确定疾病是在体表，还是在体内，属于寒性，还是属于热性，人与疾病之间的态势是属虚，还是属实，整体性质属阳，还是属阴，形成了有名的“八纲辨证”。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几年前在香港做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科学”关系的一次讲演时，提到中国古代科学家善于把复杂的现象归纳、抽象成简单的原理，举的就是“八纲辨证”的例子。在辨证清楚之后，医生或用针灸，或投汤药，给予种种治疗，而采用的所有治疗措施，都是医生向病人体内输入信息。病人经过治疗后，是好是坏，又会通过主观感受和客观体征的改变这些新的信息，反馈到医生那里，医生再决定如何进一步治疗。这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教给我们的“辨证论治”。辨证论治，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中医处理人体疾病信息所采用的科学方法。

辨证有严密的逻辑，论治有严格的规定，不是可以任意施为的。这就与光凭经验用药的“经验医学”有了本质的差别。举例来说，《伤寒论》第十三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在这里，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四种症状，就是患者得病后体内发出的四种信息，这一组信息经张仲景分析、归纳后，抽象、上升为风寒表虚证，而后用桂枝汤治疗。由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五味药构成的桂枝汤这个信息组，在输入患者体内后，使体内原来发出的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这一组信息迅速消失。于是，这种特定信息的输出与输入，形成了一个范式，清代伤寒名家柯琴称之为“桂枝汤证”，并且将伤寒方所适应的证全部命名为麻黄汤证、小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继而提出以“汤证结合”为纲学习伤寒论的方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和十分正确的导向，真是慧眼独具！

“汤证结合”或“方证结合”概念的提出，使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的搭配标准化、规范化，达到了信息处理的最佳效果。掌握和贯彻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方法，就可以使中医摆脱经验医学的桎梏，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大幅度提高治病的疗效。为什么中医临床家总是反复强调治病时要“认证无差”？因为对疾病信息的归纳、分析、判断一旦有错，再多、再好的方子也不会有效；为什么经方派医家一再叮嘱用伤寒方必须用原方，“不可随意挪动”？因为几乎每一首伤寒方都有严谨的结构，而且被多次证明：这是对应于某一个证的最佳输入信息组合，如果随意加减，破坏了它的结构，即使认证再准，输入了错误的信息，治疗同样会失败。现在人们动辄批判经方派医家守旧复古，谁知“不可擅自改动经方”之训，其中蕴藏着深刻的道理，浅薄的反而是自己。

只要认真读过《伤寒论》的人都知道：在《伤寒论》里，有分析，有综合，有演绎，有归纳，有抽象，有推理，有假设，有比较，组方缜密，计量严谨，中国古代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成果，被张仲景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在这里，不需要解剖知识，不需要动物模型，不需要药理试验，不需要实验研究，不需要统计分析，只需要掌握好患者与医生之间直接的信息交流，也就是掌握好辨证论治这个中医处理人体信息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

因此，辨证论治是中医所有科学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是近现代医学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方法，是目前中医、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相互沟通中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它却是中医临床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医认病、治病最犀利的武器。《伤寒论》不仅提出了辨证论治的思想，而且通过书中理、法、方、药的紧密结合，完成了中医临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所以，它在中医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试问：《伤寒论》所阐述的，难道只是一种经验医学、应用技术，而不是一种科学体系吗？结论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有人认为：中医的治疗经验不具备可重复性，不能经统计学处理，因而它是一种经验医学。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如果是针对西医所说的病，中医任何良方可能都经不起统计学处理；如果是针对中医所说的证，中医无数方药的疗效不仅经得起亿万次的统计学处理，而且精确的辨证论治可以取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效率，例如《伤寒论》中的两百余首经方，重复了一千八百余年，至今仍然疗效卓著。请问，有哪一种西药比得上中医古方的这种统计和重复呢？用评价西医的当代科学标准来评价中医，用研究西医的科研方法来研究中医，必然导致中医的悲剧，但这何尝又不是当代科学的悲剧？

明明看到那些临床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治某种病疗效卓著，用他的方子去做实验，却得不出阳性结果，没有统计学意义，只好否定，这不是活活的“睁眼瞎”吗？这把貌似公正的“金尺子”，不知挫伤了多少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为了屈从西医的科研标准，他们只好放弃自我，而放弃自我的结果，导致搞了几十年的科研，却拿不出一项像样的、世界级的中医成果来。这不是中医不科学，更不能证明中医治病无效，只能说中医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己这门学科的“金标准”。

当然，正如我曾说的：中医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自然科学仅存的熊猫、活的化石”，言外之意，现代社会几乎再找不到类似于中医这样的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参照物，要建立自己的“金标准”，实属不易！没有办法，只好先借别人的鞋来紧自己的脚，甚至要削足适履，还得低声下气，这种做小媳妇的日子当然是不好过的。我认为中医的科研要想扬眉吐气，取得真正的突破，必须走自己的路，而要走自己的路，必须先做自己的鞋，建立一套适合本门学科的科研方法和评估体系，如果一时做不到，不妨把全面继承放在首位，耐心等待当代科学的嬗变，否则，一条死胡同走到黑，是难有出头之日的。

我注意到近年有报道说，日本研制的《伤寒论》小柴胡汤制剂已成功打入美国的药品市场，我不知道“小柴胡”是如何逃脱“统计学处理”这一类紧箍咒的，这似乎应当引起有关科研人员的高度重视，仔细研究，迅速跟进，也许从中能找到一条中医药迅速融入现代社会的快捷方式。我早已觉察到西方人并不把“金标准”当作什么金科玉律来卡中医的脖子，也许是因为不存在竞争就没必要踩对手的缘故吧。总之他们一直在假装“睁眼瞎”，明明用实证的方法看不到经络的存在，却不去否定它，反而大开绿灯，到处放行，这种中国式的“难得糊涂”，倒表现了一种科学的聪明。如果硬把当代科学当作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把自己完全不懂并且根本不想去弄懂的东西统统斥之为非科学，岂不是太霸气一点了吗？倘若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能够意识到当代科学和当代医学的某些不足和缺陷，目光稍微留意一下中医独到的临床方法论，也许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找到当代科学的原动力。

钱学森先生二十多年之前曾说过：中医的合理内核一旦被揭破，整个现代科学都要改写。虽然改写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悲剧的阴霾依旧笼罩着中医的天空，可是，从中却透出了一线亮光。最近，中国科技部向中国中医研究院下达了一项科研课题，题名为：“中医药科技信息库”。课题的设想前提是：既然中医古代治病是一种信息的方法，而这些信息又都保存在一万余种中医古籍中，为什么不利用计算机这个当代科技的最高成果来处理这些信息呢？先从中药文献开始，而后是方剂、临床各科、医案医话等等，用建立知识库系统的形式，把两千年来中医治病的信息采集、存储下来，使中医的物化、功能化语言成为计算机语言，以利于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在数字化地球的大框架下，实现“数字化中医”。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我虽然只参加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点工作，但从中受到鼓舞。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发明的计算机网络，有可能成为任何学科的发展前沿，与它同步，就是真正的“与时俱进”，这种全新的思维、研究方法和手段，有可能使中医出现整体的、跨越式的突破，并由此起步，最终实现中医的现代化，让中医从此走出悲剧的阴影，变成一曲人间喜剧。这是一幅多么美好诱人的前景！

对于那些至今仍然认为当代科学完美无缺的人们，我建议他们读一读金世明教授最近送给我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复杂》（三联书店出版，1998），作者是米歇尔·沃尔德罗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基本粒子物理学博士，担任美国《科学》杂志高级撰稿人长达十年之久。书的封面是一段饶有兴味的话：“这部书叙述一群美国科学家如何开创'二十一世纪的科学’的故事，对正在形成的科学的复杂体系做了深入浅出的描述。介绍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故事是，美国一些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越来越无法忍受牛顿以来一直主导科学的线性和还原的思想束缚。他们在各自领域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进化的世界，并非线性发展的，并非现有科学可以解释清楚的。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不仅存在着混沌，也存在着结构和秩序。他们逐渐将自己的新发现和新观点聚集起来，共同努力形成对整个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认识”。

当然，书中不可能有中医的故事，因为，目前大概还没有一个西方科学家真正读懂了中医。但是，我从中看到了希望：人体的生命活动绝对是一个复杂体系，是不可能凭借解剖的、实验的、统计的、微观的这些“现有科学”完全解释清楚的，现在已有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开始发现了当代科学存在的缺陷，那么，中医这门古代科学在当代所蒙上的尘埃，总有被拂去的一天，中医的科学方法和合理内核，最终一定会被未来科学所揭示和承认。

中医的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黄帝内经》是中医第一部经典著作，它在中医学著作中的成书之早、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显然超过了《伤寒论》，正因为如此，当代科学家总是把他们的目光全部聚焦在《黄帝内经》上，认为它是中医科学体系的代表。钱学森先生把《周易》和《黄帝内经》并列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部科学著作，而把后者更看作是研究人体科学的杰出作品。

《黄帝内经》确实吸收了先秦、秦汉在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各方面的巨大成果，构筑了一个以研究人体生命活动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然而，一旦深入，却又发现：我们只能体会到其中的各种科学思想的表达，无法把握住它的具体的科学方法。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人文学者曾这样评价中医：中医是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的结合体，换句话说，中医具有科学精神，而不具有科学方法，是运用中国人文主义方法实现科学精神的一种医学范式（邱鸿钟，《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一期）。

显然，作者是研究《黄帝内经》得出的结论。应当承认，这个结论是诚实的，却不是全面的。怎么能够设想：两千多年来，中医不具有科学方法，就凭点科学精神、人文主义，居然能看好病？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怪作者，因为几乎所有研究中医的学者们，由于临床实践有限，不可能领略到《伤寒论》中科学方法的强大作用，以为中医的全部科学要素都在《黄帝内经》中。然而，用“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来概括《黄帝内经》的实质，却又十分中肯。这两点，正代表了中医的本质特征。

科学精神的重要前提是，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在这方面，《黄帝内经》与先秦大部分哲学家一样，表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让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道德经》中的象、物、精、信这四个关键词，还是先讲“信”，追溯其源，对于人体这个复杂系统，是《黄帝内经》最早继承了老子的方法论，即从人体外部来观察体内发出的信息，所谓“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黄帝内经·灵枢·本藏篇》）。也就是通过体外的反应，来了解内脏发生的变化，于是掌握了疾病的规律。内脏是如何认识到的呢？《黄帝内经》中使用了解剖，依次看到了皮、肉、筋、脉、骨，和内脏器官等实体，以及血液、体液等流体，从而知道“其中有物”与“其中有精”。但通过解剖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些停止了功能活动的静态物质，并无法帮助当时的医生直接了解人体的生命活动，于是，《黄帝内经》又一次使用了“象”这样一种科学方法，通过“立象”，建立了中医的“藏象”学说。

藏象学说虽然是以最初的解剖所见作为物质基础，并且脏腑的命名也相同，但本质上已抽象为一系列观察人体生命活动的模型，哪一种正常的或病态的生命活动，该归纳进何脏何腑，是经历了无数次人体的信息交流，最后才得以明确的。老子说：“执大象，天下往”（《道德经》三十五章）。在中医建立了自己独创的脏象学说，或曰脏腑经络学说之后，从此就有了认识生命活动和疾病现象的系统理论，至今，仍然在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无人能够推翻。

《黄帝内经》是一个庞杂的知识体系，古人早就说它“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及人事”，它确实广泛涉猎到古代天文、历法、数学、气象、物候、农业、地理、哲学、历史、文化、军事、音韵、音律、人际等各个学科。但它并不是一部百科全书似的著作，它只是以医学研究为目的，围绕着养生治病这个中心，摄取各个学科的部分有关知识，反复阐明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因而各个门类的知识广而不深。《黄帝内经》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人的生命活动，必然与天地相应，与人事相通。因而体内发出的各种信息，固然是脏腑功能协调或失调所产生的结果，同时，也与气候的凉热变化、空气的潮湿干燥、居处的冷暖干湿、季节节气的交替更叠、太阳月亮的起落升降、人际交往中的情绪波动、饮食口味的饥饱偏嗜、房事生活的放纵节制、先天禀赋的厚薄强弱等等因素密切相关，医生必须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全面考察，才能捕捉到人体真实的信息。

总的来说，《黄帝内经》不把人看作是孤立的、静止的死人，而看作是生活在一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的活人，死人是发不出生命活动信息的，活人不但发出大量的信息，而且时时充满了变量。为什么中医特别强调治病一定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就是因为每个人得病的原因和证候都不相同。学中医最难学的也就在这一点上。后人从《黄帝内经》中归纳出的中医“三因”学说，把疾病的原因总结为：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内伤喜、怒、忧、思、悲、恐、惊，以及房事、金刃、虫兽、饥饱无常等内外因。这种宏观的归纳方法与西医微观的认识方法显然不同。毋庸置疑，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方法，或者说，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更加毋庸置疑的是，《黄帝内经》一开始所奠定的，就不是一种生物医学的模式，而是一种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医学模式，这恰恰又是现代医学正在提倡的一种新的医学模式，这就是中医的本质特征，这就是中医与当代西医最大的区别。

中医是中国古代文化孕育出来的一门学科，中国的语言文字和中国哲学的重形象、重意境、重联系、尚体验、尚感悟、尚取类比象这些特征，赋予了《黄帝内经》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但这种民族化的思维模式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谨的逻辑。假如我们只有《黄帝内经》，中医必然会像中国古代其它各门科学一样，纵有无数杰出的发明、发现，却只能停留在工艺技术层面，未能向近代科学转化，最终被当代科学吃掉。幸亏我们还有一部《伤寒论》！《伤寒论》以其强大的逻辑思辩力和正确的科学方法弥补了《黄帝内经》的不足。中医没有被近代科学所淘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科学活的化石、惟一的熊猫，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只有中医这一门科学，例外地同时拥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这两种思维方法，其代表作就是《黄帝内经》和《伤寒论》。我们应该庆幸中医的源头上有这两部伟大的著作！

中医的优势领域

现代医学毫无疑问是当代的主流医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医学，由于几百年来，它与近代、现代科学同步发展，充分吸取了后者的创造性成果，因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特别是在外科手术、器官移植、遗传工程、微观诊断等领域，占领绝对优势，中医和其它传统医学望尘莫及。然而，拥有自己独到的科学方法和本质特征的中医，至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必定也有它的优势领域，我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是当代西医所不及的：

A.治疗手段的优势

西医治病，除了手术之外，就是服药。对于许多器质性的疾病，手术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很多人不适合于手术，很多人手术后留下长期的后遗症，同时，手术也改变不了产生某些器质性疾病的内环境，例如，肿瘤、囊肿、结石，割了又长，难以根除。西药绝大部分是上个世纪发明的化学合成药物。而这些药物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和导致的药原性疾病，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中医治病，主要也是两大类手段：针灸与方药。针灸被西方人认为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针灸治病疗效好，副作用小，特别是在镇痛、调节内分泌紊乱、调节神经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据美国一家医学杂志统计，针灸至少对四十六种疾病的治疗拥有优势。而且，针灸是一种非药物疗法，不存在药物在体内代谢或存留对人体器官所造成的任何伤害，因此，针灸在西方国家受到普遍欢迎。中药绝大部分是天然药物，天然药物比化学合成药物副作用小，据说，这是因为前者的化学结构更接近人体细胞，因而亲和力大，损伤力小。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中医治病，历来看重的是方剂，而不是中药，这在外人、特别是外国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方剂固然是由药物构成的，但是，根据个人经验，使用一味或几味中草药治病取得疗效，这只是经验医学的水平；选择几味或十几味中草药、按照严谨的构方原则组成方剂来治病，这才上升到了科学方法的高度。中医目前临床所使用的药物不超过一千种，中医历代使用过的药物也不超过一万种，但是，由这些药物组成的古今方剂却至少达到三十万首。这是为什么？因为方剂的创制，存在着很高的技巧性和科学性，即使同样的几味药物，仅仅因为用量不同，所适应的证就可能完全不同。我们从《伤寒论》的桂枝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芍药汤等完全可以领会到这一点。古人特别强调要“因证制方”，就是因为已经意识到“方证结合”的思维模式，能使人体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的对接达到标准化、规范化，从而取得人体疾病信息处理的最优效果。历代名方是中医学最精华、最核心的部分，在医学史上，几乎每一首方剂的问世，都凝聚着创方者的心血和经验，十分珍贵。

现在教中医、学中医的人，绝大部分不理解这个极其重要的道理，以为守古方是抱残守缺，自己拟方是发展创新，不愿去大量记诵古方，不屑于使用原方，以至于临床疗效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特别是大部分搞中药科研开发的人，把重点放在单味中药上，总是想从中发现或提炼出某些有效物质，从而取代西药，挤入国际医药市场，这种研究思路似乎有问题，几十年来，开发出来的重大药物没有几个，反倒被美国人研究出几十种单味中药对身体有损害，现在，不但要担心“废医存药”的问题，照这样研究下去，连中药都在现代社会“无地自容”了。我历来不敢相信现代化学的研究手段有多么高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石膏退高热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至今为止，现代化学就是分析不出其中哪一种物质起的作用。石膏不过是由两水硫酸钙组成的一种简单无机物，研究结果尚且令人汗颜，更何论中药大部分是有机物，更何论方剂又是由多种中药组成的。

况且，有什么理由说在实验室里通过化学分析得出的结果与服药后在体内发生的作用是一致的？我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对《中药大辞典》最大的意见是：每当在临床上发现某种药疗效好，想查查现代研究结果、找到一点理论根据时，书中往往“顾左右而言他”，令人失望的时候何其多！我不能设想在“现代”的旗帜下到处都留下空白的这种研究结果，究竟有什么权威性！总之，我在这里要强调的重心有两点：第一，中医内服药的优势不在单味中药，而在由中药组成的方剂；第二，检验中医内服药优势的标准，主要在临床疗效，而不在实验室里用有限的手段可能得出的检测结果。

B.治疗思想的优势

“治未病”是中医学最著名的思想之一，这种预防医学思想早在《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就已经形成，所谓“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临渴穿井，临斗铸兵，岂不晚乎？”即在疾病形成之前，甚至还处于萌芽状态，就应当积极预防和治疗。在《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中，系统阐述了身心调节、起居调节、饮食调节的各方面要素，如：“恬淡虚无，真气存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形与神俱”等等。这些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医学中，当然是极其可贵的。

近几十年来，联合国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新概念”，许多医学科学家提出“现代医学必须由单纯的生物医学转型为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医学”，人们广泛了解到在健康与疾病之间还存在一种“亚健康”状态。所有这些新观念，坦率地说，都是中医学坚持了两千多年的老观念，并且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西医从上个世纪开始广泛使用的免疫制剂，无疑也是“治未病”、即预防群体疾病的一项更伟大的措施，但是，要实现医学转型、要用医学手段促使人们从亚健康状态转向健康状态，西医该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其原因是，西医目前的这种范式已经形成好几百年了，自从十八世纪意大利的莫干尼利用解剖发现患者的组织改变，发表了《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之后，至今为止，西医仍然把寻找病因、寻找病原微生物作为治病的首要前提，由于充分利用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西医对人体的微观认识越来越清楚。

特别是近年来，现代科学在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等方面取得的巨大突破，更加强化了西医使用微观方法的信心。在这种大背景下，试图劝说一个西医临床医生转换一下思维定式，多用宏观的、整体的、联系的观点看待疾病，恐怕收效甚微。目前，虽然西医的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然而，有相当多的疾病最终是查不出原因的；有相当多的疾病一开始查不出原因，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到查出原因时，疾病已成严重发展的态势。对于一切以检测结果为主要用药目标的西医来说，因此而误诊、耽误病情的实例，的确不在少数。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些痛苦不堪的病人，被医生宣布无病，他认为有病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是一种心理障碍，因为所有的客观检测指针都是呈阴性的。中医却不以检测指针作为诊断标准，而是以证候——人体发出的疾病信息作为诊断标准，只要有证可凭，就有办法治疗，这就使得那些处于亚健康状态、处于疾病初中期而检测指针暂时显示不出、属于功能紊乱、属于内分泌紊乱的人们能获得有效的治疗，这可以说是古代“治未病”思想在现代的运用和发展。

西医对付疾病的主导思想，是对抗性治疗。发现是细菌引起的疾病，用磺胺、抗生素杀死它；发现是细胞增生变异引起的癌症，用手术割除、用放化疗杀死它；发现是病毒引起的疾病，虽然目前还没有发明出杀死病毒的药物，也转着法子想杀死它，例如：用干扰素杀乙肝病毒，等等。人文学者王一方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是一种典型的'战争模式’，有'敌人’，有'杀伤性武器’；有'战场’，有'战斗’，把治疗关系定格成对抗关系，药物手册里有许多类药物都以'抗××’命名，抗生素、抗寄生虫药、抗感染药物、抗肿瘤药、抗过敏药、抗贫血药，连维生素C都曾叫'抗坏血酸剂’。其实，维生素类是营养要素，补充型的治疗思路，而非对抗型思路。从医学人文的角度看，'战争模式’的治疗观容易产生两种迷失，一是把病人当'敌人’，把疾病与生命混为一谈，抗生素的摄入不仅杀死致病的细菌，作为代价，也杀死了正常的菌落，使体内菌群生态发生倾斜，同时，抑制体内免疫功能，中间代谢物还可能引发免疫反应。二是确立了外在干预（涉）占主导的治疗观念。”（《医学与哲学》，2001年第八期）

中医对付疾病的主导思想，是平衡调节，调节是手段，平衡是目的，通过调节，使体内失衡的状态恢复平衡。《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决”，把阴阳之间的平衡，看作是维系生命的基础。体内阴阳气血的失衡，是有确切的信息输出的，《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举例说：“阳虚生外寒，阴虚生内热”。凡阳气虚的人，总是形寒怕冷，凡阴血虚的人，总是手足心发热。因此，医生应当根据这些信息来“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由此而确立了“平衡调节”这个总的治病原则。中医特别强调“扶正驱邪”，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非常符合辩证法。扶正就是帮助和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保护人体的免疫功能，驱邪就是把疾病及其代谢产物排除到体外，“正安邪自去，邪去正乃安”这句话在中医界可说是脍炙人口。“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更说明在疾病急性阶段所采取的非常手段只是权宜之计，而一旦病情缓解时，就要顾护人体的正气这个根本。张仲景重视阳气，叶天士珍惜阴津，钱乙补肾，李杲补脾，张景岳全面调补五脏气血阴阳，都把保护患者的机体放在首位，并且作为治愈疾病的先决条件。由于目光凝聚点有着偏重于“人”和偏重于“病”的不同，因此，中医在临床，着重考察的是病人的功能状态；西医在临床，着重注意的是检查结果。中医在临床，重视与病人的交流，以求能全面收集病人的信息，这种无形中的心理治疗，更增加了病人对医生的信任；西医在临床，重视各种检测手段的使用，惟恐有所遗漏，无形中忽略了倾听病人的叙述，增加了医患之间的隔膜。这两种医学哪一种更具有人文精神、更符合医学的目的与宗旨，是不言自明的。

平衡调节与扶正驱邪方法，是对“对抗治疗”的一种很好的补充。以细菌引起的急慢性炎症为例：在急性炎症阶段，西药抗生素确实具有强大的效力，但是，使用多了，使用时间长了，往往产生耐药性，疗效降低，转成慢性炎症之后，抗生素几乎完全无效。中医的仙方活命饮、五味消毒饮、清瘟败毒饮、黄连解毒汤、犀角地黄汤等等，对很多急性炎症引起的疾病也疗效卓著，但是，其中的任何一味药，甚至任何一首方，杀菌的实验研究结果，却远远不及抗生素，因而又出现临床疗效与实验结果完全不同的巨大困惑。这至少说明：中医方药不是通过对抗治疗取得疗效的。转成慢性炎症之后，中医在扶正驱邪的总原则下，治疗的方法极其丰富，疗效也不错。因而在慢性鼻炎、咽喉炎、食道炎、胃炎、胆囊炎、肠炎、膀胱炎、尿道炎、盆腔炎等等一系列慢性炎症领域，中医药大有用武之地。再以癌症为例，西医目前采用的手术、放疗、化疗三大常规治法，目的是尽可能多的杀死癌细胞，然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证明，癌细胞是不可能完全被杀死的，只要有一个，就可能克隆出新的癌肿来。如何减少三大疗法的毒副作用？如何从长计议，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抑制癌细胞的增生？西医至今没有较为成熟的方法，而中医扶正驱邪的许多措施，能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有效地延长患者的寿命，提高其生存质量。更何况对内分泌失调、神经功能失调的各种疾病，中医用平衡调节方法治疗的效果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中医在治疗上的优势领域还不止这些。但是，能不能有效地发挥中医的优势，关键在人，在于施治的这个人，能不能真正学好中医。真正学好中医，却并非易事。

C.文献资源的优势

学中医除了辨证难、用方难之外，还有读书难。我这里不光指古文字难读，主要指古代留下的医学文献数量巨大，作为个人，一辈子都难以全面学习，全部继承。中医不比西医，西医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发展的，最新的成果，就代表最高的权威，旧的结论，多数被淘汰，过去的资料，重温的价值不大。中医是滚雪球似的发展的，历代中医古籍，都是当时医家治病的经验总结，都不可废。因为无论世界变化有多大，人类的疾病谱变化不大，换句话说，现代人有的病，大部分古代人都有，只是疾病排名的次序有所变动而已；加上指导中医临床的理论体系根本未变，因而，这些丰富的资料仍然可以直接用于临床。这不像西医，医圣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也留下一百多篇医学文献，却形同废纸，无任何参考价值，因为希氏的“四体液学说”早就被近代医学给废了。

中医的古籍有一万种之多，收载方剂三十余万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给它的后人留下这么一份庞大的、可直接兑现的医学遗产。对于学医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是临床治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现在不是正在提倡“循证医学”吗？恐怕哪一种医学都没有中医这么丰厚的循证资源。真正从事中医临床的人都知道要多读古医书，然而在现代社会，急功近利，诸多干扰，肯吃这种苦头的人实在不多，因此，成才也难。目前，国家已经启动了用计算机网络处理中医古籍的巨大工程，这一笔宝贵的资源可望得到最充分的、最有效的利用，中医的人才培养也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慢、那么辛苦，也可能在将来会出现一种新的教育模式。

总而言之，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与西医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比较而言，西医的优势更大一些，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当代科学不但给予它最新的成果，而且作为原动力不断推动它迅速前进，当代医学二十世纪末暴露出来的许多毛病，在新的世纪有可能迅速得到纠正。中医目前的优势是相对的，也是由来已久的，由于中医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稳定性很强，原动力不足，局部的改革对它难以触动，因此，中医在充分保持自己优势的同时，要争取与现代科学技术例如计算机网络相结合，才有可能实现整体的、跨越式的突破，决不应当跟在西医后面亦步亦趋，用牛顿时代以来的这一套老方法，试图改造自己，装点自己，扭转自己的“劣势”。东施效颦是没有出息的！

[本文来源：《天涯》200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