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清代铜印印谱之冠，录1000＋先秦古玺、秦汉官私印《双虞壶斋印谱》精彩重现 / 开普饭

双虞壶斋印存

吴式芬辑藏 ▏吴重熹编刊

有清一代铜印印谱之冠

1000＋先秦古玺、秦汉官私印

与陈介祺齐名的收藏大家吴式芬收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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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虞壶斋印存序言

朱琪 / 撰文

清代金石之学蔚然成风，山左地区尤炽，古玺印逐渐成为金石收藏的大宗。晚清齐鲁地区的古印收藏家中，以陈介祺、吴式芬两家藏品最称宏富。吴式芬家族所藏玺印，辑为《双虞壶斋印存》。

双虞壶斋印存内页

吴式芬（1796—1856），字子苾，号诵孙（颂孙），山东海丰（今无棣）人。清道光二年（1822）中举，道光十五年（1835）成进士，翌年散馆授编修，历任江西南安、建昌知府，广西右江道兼署按察使，河南按察使，河南、直隶、贵州、陕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浙江学政等职，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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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式芬长于音韵训诂之学，工诗文，精鉴赏，富收藏，为清代后期著名金石学家。其金石学著作有《攈古录》《金石汇目分编》《舆地金石目录》《江西金石存佚总目》《陶嘉书屋泥封目次》《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汉封泥考》等，多未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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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式芬出身世家，家学渊源，自幼即好金石文字，“双虞壶斋”之得名即因吴氏家藏一对西周晚期虞司寇壶。吴母查氏的祖父查礼官至湖北巡抚，嗜金石篆刻，搜罗古印数百方。查氏父亲，即吴式芬外祖父查淳（篆仙）擅书法、篆刻，其于嘉庆四年（1799）集两世所藏为《铜鼓书堂藏印》，并请翁方纲、王文治作序，是乾嘉时期重要的古铜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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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家学熏染之下，吴式芬对金石情有独钟，不仅在宦旅之余广为罗致，更结交了何绍基、龚自珍、陈介祺、许瀚、吴荣光、刘喜海等金石同道，切磋探讨。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文字》与陈介祺的《簠斋印集》等金石名著，吴式芬均参与校订。吴式芬与潍县陈介祺相交最契，次子吴重熹（仲饴）娶陈氏之女，缔结金石姻缘，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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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虞壶斋印存》的辑藏正处于清中叶以后金石收藏的全盛时期，此书在清代金石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和艺术价值。罗振玉评曰：“予尝评骘诸家谱集，自以陈氏《印举》为最博；而语其精，则以《双虞壶斋谱》为冠。”（《澂秋馆印存序》）清代古印谱中，此谱以审订精严、分类详尽为特征，代表了当时印学研究的较高水平。其后，罗福颐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中亦称：“其分数颇详尽，为近世作铜印谱者所宗。”又在《印谱考》中列举其分类：

《双虞壶斋印存》八卷，海丰吴式芬子苾藏。每叶印六枚，前无序目。签条分古玺、官印、古朱文、玉印、牙印、瓦印、姓名、姓名名、姓名印、姓名名印、姓名之印、姓名私印、姓名印信、姓氏名名、姓名字、复姓、一字、阑文二字、阑文三字、阑文四字、殳篆、朱文、朱白文、长方印、圆印、长圆印、六面印、子母孙印、子母印、母印、子印、二面印、闲文、吉语、斗检、花纹卅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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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多次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印谱往往带有“稿本”的性质，即使是同一作者（编者）、同一名称的印谱，其内容也并不完全相同。吴氏藏印曾多次钤拓，故《双虞壶斋印存》实际存在诸多不同的版本，而无论哪一种版本，都没有序跋、目录，这就对印谱版本的鉴别和成书过程的研究造成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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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知见《双虞壶斋印存》的版本特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称为“篆体不分卷本”（习称“陈州本”），多为八册。粗黑版框，半框尺寸纵十八点五厘米，横十三厘米，四周单边，书口上端篆书“双虞壶斋印存”。每册首行题“双虞壶斋印存”，次行书“海丰吴式芬子苾考藏”，皆为小篆。正文每叶三行，每行分上下两部分，共六格，上端正方格钤印，下端长方格留空，或许是为书写或套印考释文字所预留。正文每叶一至三印，一般以三印为主，子母印、两面印、多面印则依次多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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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为“仿宋体八卷本”（习称“福州本”），多为八册或十六册。半框尺寸纵十八点九厘米，横十一点三厘米，四周单边，粗黑版框（比“篆体不分卷本”略粗），同向双黑鱼尾，无界格。书口上端有小篆“双虞壶斋印存”，下标卷次。卷首题“双虞壶斋印存”并卷次，次行书“海丰吴式芬子苾考藏”，皆为宋体楷书。正文单面钤印，一般每叶一至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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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可归为“其他散见版本”。如“十钟山房印举本”，亦不分卷，扉页书“双虞壶斋印存，海丰吴式芬考藏”（篆体，分题正反两面），书口上端印“十钟山房印举”，下端印“簠斋藏古之一”，实为沿用十钟山房印笺纸钤拓。再如“亚字版框本”，多为六册，不分卷。雕版刷印蓝绿色“亚”字形框，首页题“双虞壶斋印存”“海丰吴式芬鉴藏”，皆为隶书。此外，还有吴重熹孙保锴（次衡）所辑《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谱）》（习称“天津本”）等衍生版本，为晚出者，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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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类版本成书时间为早，且存世略多。1940年，王懿荣幼子崇焕（汉章）曾以娱堪老人署名作《印林清话》，将第一种版本的《双虞壶斋印存》称为“陈州本”，第二种为“福州本”，并述其成书过程甚详：

阁学之子仲饴中丞重熹守陈州时，曾印木板黑匡之本，钤成印谱五十部，分贻同好，未几即罄。后由苏臬调闽省时，又有上海鸿宝书局石印细匡之本。在闽由中丞之子阗生都转崶、稼生太守豳兄弟手打百部。前者为陈州本，后者为福州本。上海西泠印社曾据福州本影印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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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透露出的消息，对探考《双虞壶斋印存》的成书时间与经过十分重要。《双虞壶斋印存》的成书时间一直众说纷纭，以往著录时多以罗福颐《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清道光间钤印本”为依据，从者有王敦化等人。但后来罗氏又将成书时间改定为同治初年，张鲁庵亦认为是同治年间所辑。日人横田实在《中国印谱解题》中将时间推定为道光二十年（1840），实无准确依据，却影响最广。由《印林清话》可知，《双虞壶斋印存》所收虽系吴式芬藏印，但正式钤辑成谱时吴式芬已过世，真正的刊行者乃其子吴重熹，这一情况正与《封泥考略》类似。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双虞壶斋印存》一书署名“吴式芬考藏、吴重熹辑”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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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翁大年记载，吴式芬生前辑有《陶嘉书屋藏印》，然流传极稀，当系供同好间欣赏研究的“稿本”。他逝于咸丰六年（1856），故《双虞壶斋印存》初次钤辑绝非出于其手，而是吴重熹任陈州知府期间辑成。结合陈介祺借吴氏藏印钤辑《十钟山房印举》（癸未本）的时间下限，可知“篆体不分卷本”的成书时间在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十五年（1889）之间（“十钟山房印举本”成书时间亦在此际）。“仿宋体八卷本”成书则又在“篆体不分卷本”之后，是由吴重熹之子崶、豳二人主持钤拓的，但这一版已非雕版刷印，而是采用石印的方法印制版框，与《封泥考略》（1904年刊行）版框最接近。成书时间为吴重熹在闽任职之际，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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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颐曾称赏：“至谱中诸印则选择至精，尤为有清一代铜印印谱之冠。盖吴氏以鉴别古彝器之法，以甄选古铜印，宜乎得超上乘。”当为的论。他还提出《双虞壶斋印存》首次将古玺官印列于秦汉印之前，这种编排方式为后世印谱所从，代表了当时对古玺认识的进步。然据《双虞壶斋印存》正式成书的时间来看，这一观点实待商榷。但《双虞壶斋印存》的分类排列方法明显带有《铜鼓书堂藏印》的遗痕，可能正是因吴重熹继承了吴式芬的辑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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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虞壶斋印存》收录古玺、官印的数量不少，颇有仅见之异品，私印也多为精品，不仅有助于考证职官、地理，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值得篆刻爱好者取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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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各种版本《双虞壶斋印存》所录印章数量不同，但总体出入不大，大多在一千枚以上。藏印的来源，绝大部分为吴式芬亲自购藏，也有部分为吴氏后人续购。吴式芬曾在河南、陕西任职，两地素为金石渊薮，罗振玉认为吴氏藏印“出于宦游其地”，颇有见地。此外，据王克盟考证，吴氏藏印还有少量来自宛平查氏铜鼓书堂与王毂（莲湖）旧藏等，但比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