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像是被裁员，说不清哪时候就消失 | 群租生活
电影《情书》剧照
李子璇工作的单位名叫未知大学。创始人本想取名理想国，但一来这个名字已经被出版集团注册，二来国中之国在政治上存在问题，创始人思来想去，决定借鉴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小说《未知大学》，把机构名字定了下来。从一家专做公民课程的教育坊，拓展到课程辅导、出国留学申请、少儿中英文写作培训等，这家机构的口号就是：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
未知大学的创始人名叫秦淮，他年少时是工科生，坚信技术强国、科技兴国，对无法迅速生产效益的文科比较轻视。但后来，在听过一次历史学讲座后，尤其是对现代性屠杀背后的工具理性有更多了解后，秦淮开始改变看法，转投文科专业。他曾经疯狂迷恋过诗歌与演讲，也曾出国攻读政治哲学，涉猎历史与文学，回国后在报社和出版社待过，三十五岁后自主创业，以儒商、媒体思想家的名号被媒体报道，员工则统称他为校长。一来与未知大学贴合，二来此人高瘦，头发少，看起来像蒋光头。国产剧里，蒋委员长被校长校长地叫，我们这位校长叫着叫着也就盖住了他的真名。
他开的是夫妻店，在这一行，开夫妻店是不少的。事业和爱情，总是互相促进又互相消磨，直到鱼水交融，工作与生活，日益搞不清了，就仿佛结婚也跟雇佣合同一样，两个人按时完成彼此的任务，效果良好再续签合同。
他的妻子名叫李念，是一名外表温婉做事雷厉风行的女高管。在秦淮还天真地坚持原则一意孤行乃至得罪别人的时候，是李念一杯杯酒把得罪的贵客请回来，也是她软硬兼施暗中收拾丈夫留下的烂摊子。在未知大学，秦淮是面子，李念是里子，二人相得益彰，事业有声有色，夫妻俩有了上海户口，也在上海添置房产，人到中年，已不必为吃住忧愁，但孩子的教育又成了心头病。不但考试要考好，课外还得报几个兴趣班，否则别家孩子都报了，自家孩子不报就显得有些不合群。
生娃之后，李念对孩子的教育格外重视。她无法置身事外于打鸡血似的教育氛围中，她想让娃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娃如果落后在起跑线，她觉得娃未来一定不会快乐。李念在用应试教育的法子践行素质教育，所不同的只是以前一门心思提高考试成绩，现在除了提高成绩，还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显得自家孩子从小兴趣广泛、素质健全，不是死读书的小镇做题家模样。这样，无论是未来申请高外名校，还是通过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都会有一个稳健的基础。
李念琢磨着，与其把孩子送到其他培训机构，不如自己请名师，开课，把未知大学的招牌做得更响亮。听到妻子的主意，秦淮犹豫道：“这样……会不会急了点？”
李念说：“教育这块蛋糕，越早做越好。”
秦淮说：“我是担心……别人会说我们利用教育焦虑挣钱。”
李念说：“我们这是在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秦淮问：“你可得想好，是走大众向还是精品向？”
李念说：“当然是精品，一对一，最多不超过十个人，小班授课，这样老师们省心，对家长也才有吸引力。”
秦淮琢磨道：“那这些课可不便宜吧？”
李念说：“跟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前程相比，也不算贵。”
秦淮突然觉得眼前的妻子有些陌生。他不置可否，兀自吞下几根韭菜。李念做事雷厉风行，饭局里确定的主意，当天晚上就拟定了一份预备邀请名师的名单。恰逢未知大学创办六周年，六六大顺，李念想，周年庆一定要比去年办得更风光。
周年庆那天热热闹闹，李子璇和同事一起进入会场，脚步声踢踢踏踏的，交头接耳的声音嘈杂地像是个鸟窝。那会场犹如椭圆形的剧院，上下两层，正前方是亮堂堂的主舞台，一个人站在那里，就像是面对闪闪发亮的夜空，而座位第一排贴着的，都是文化界叫得上名号的名字。李子璇坐在昏暗的角落，听同事兴致勃勃地聊起到场的嘉宾，令她大感意外的是，一位她敬重的学者，曾经在学校内教育过她的老师，赫然出现在嘉宾名单之中。李子璇对此感到违和，在她眼里，这就像是一家自称独立的媒体，公然给一家资本机构站台，她虽然在未知大学就职，可她心底里清楚，这个精品课程不过是精英发起的圈钱游戏，打着素质教育的幌子，用名师的人脉和资源吸引家长买课，嘴上说着理想，心里都是生意。而家长们也不是傻子，他们花高价购买课程，本就不指望学历普通的作家，能给孩子多好的作文教育，但如果能得到大作家的联系方式，让外人知道，自己认识这位作家，那么将来孩子投稿、写履历，甚至找人写推荐信，都有一个潜在的坚实依靠。
“可是，为什么老师会在这里……”
她下意识说出“老师”这个称谓。那个令她尊重和推崇的人，在一次出现在她面前。光辉，慈悲，用最温厚的语调，说出打动人心的道理，令她在艰难岁月，也没有放弃追求良好生活的努力。
沈寂。她不敢忘记老师的名字。即便那老师只给她上过选修课，她不过是他许多追随者中不起眼的一个。但她没有忘记，老师在讲台上掷地有声地说：“怎样活着，这是比死亡更严肃的哲学命题。”他讲到萨特和加缪，也讲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良善生活的探讨。他对比了道家和儒家不同的生活观，也借助电影《哀乐中年》，谈到中国人容易未老先衰的问题。
他强调人在利己主义之外还要有利他精神，强调独立思考与理解他人的重要，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潮流的警惕，哪怕他的一些观点在同行中显得迂腐、老派，他依然强调信仰与原则的重要性。但在那一天，他打扮油光体面，为一家教育机构站台。
“挣钱而已，没什么可耻的。”
“可这是不得不挣的钱吗……”
“你在想什么呢，谁会和钱过不去？”
她把想说的话收了回去。在那个排场里，她有一肚子疑惑想要询问老师，尽管那些疑惑在他人眼里或许显得无关紧要，但对她来说，一些不值得的事情，她却觉得很重要这关乎她对一个人及其主张的生活的信念。
未知大会每个月会有采访嘉宾的名额，李子璇猜想，老师既然出现在了周年庆，以未知大学的名义采访他，想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她默默酝酿着一个计划，借助采访老师的名义，向他询问为商业机构站台的根本原因。虽然，她为自己打预防针，得到的很可能是失望的回复。
盛筵易散。人群像车窗上的街灯。周年庆结束后，她心不在焉地告别同事，卷入经停的地铁中。搭地铁的人像餐盘，随着滚动条传送到厅堂。厅堂名流荟萃，美酒佳肴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食客汗津津舔舐美食，剩余空盘，被滚动条传回黑漆漆的后厨，清洗，叠放，碎掉的盘子被扫进簸箕，丢入垃圾桶，留下干净透亮的无损物，第二天清晨又被送上滚动条。日复一日，直到新的盘子取代它。
一个称职的员工，必须是一只使用率高的盘子，而她还没有机会，从一只盘子变成会飞的鸟，自由地越过山川与湖海。无所畏惧的自由，对她来说太过遥远，眼下的她更迫切地需要收入和安稳，一个不必被房东赶出来的生活。
可是，想要一间自己的房子，在大城市也是遥远的期盼。如果她对同事说，我想在上海有一个自己的家，同事问，你有上海户口吗？她摇摇头。同事又问，存款够三百万了吗？她说不够。同事说，你说的家，是独栋还是群租房？
公司里有很多相似的人，从小镇来到都市的人，在大城市付出青春，三十岁后又回到故乡。大都市很热闹，但那热闹不属于自己。那些极好极好的盛宴，离自己如此的近，又是如此地远。若是要在这里安家，对于穷人来说是半辈子也还不完的房贷。
所以，当妈妈劝她“别在上海硬撑”时，她不是没有过动摇；
当爱说教的领导要她去酒局，她虽有不适，但也默默忍受；
当编辑要求她大改时，她咽下疲惫，下班后继续把稿子改完；
……
站在台下，看着被众人簇拥的作家，什么时候自己才是被看见的人？
妈妈的电话打来，再一次劝她考老师。那些隐痛的记忆如敲打骨髓一般在意识里幽幽作响。她记起来研二那阵，暗搓搓复习考老师，复习和考试只让她确认一件事，那就是不想过日复一日教书育人的生活。从小到大，她听过无数次做老师的意义：小时候，老师是知识的园丁，是点亮孩子成长道路的明灯。长大了，老师是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是社会上体面的象征。但她的学历不足以让她在高校教书，她也不喜欢整日面对孩子和家长的生活。是，做老师很有意义。但那不是她自己想追求的意义，而是爸爸妈妈为女儿设想的生活模样。她毕业后没有顺从这样的人生，但也不像天赋异禀的同龄人那样，可以很快通过出书、绘画、拍片，或者拿下某些耀眼的奖杯来证明自己。铺在她眼前的，是一条不太被人注意的小径。不会被历史书写、没有多少关注、没有太多阳光的照耀、需要耐心接受批评、每月存款只有两三千的生活。
她曾经排斥教师，乃至一切可能被联想到教师的工作。那时候，她放弃考老师，转投一家北京的报社。他对北京这座城市并无多大兴趣，但在中国，大部分上游媒体都在北京，南方系没落后，有志于新闻的青年人纷纷选择北上，行业极不均衡的地域分布，让他们只能被迫挤上拥挤的列车，呼啦啦驶入华北平原的深处。
那还是媒体被尊重的年代，担任深度记者被视作荣耀之事。新闻特稿宛如皇冠上的明珠，象征着新闻报道的最高品质。可是，她进入报社的第二年就遭遇了裁员。深度调查部被裁撤，业绩最不好的文化组也遭遇裁员，除了领导和几位老人，新人不是调岗就是走人。调岗的人，会从采写变成维护APP后台发稿系统的员工，传统报业向新媒体，算法犹如巨兽吞噬纸媒，报刊上的文字成为粉饰，APP里有为你制定的记忆。投其所好，接管趣味，信息孤岛的人反向奔流。智能推送之外，需要人工筛选，安全的，放心的，对客户负责，让组织放心，精品内容，每天十条，去现场的记者，成为流水线的数字民工。互联网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足不出户就可以指点江山。那年冬天，子璇协商后离开报社，一辆辆绿色的希望之心，从她眼前飞驰而过。
重回上海后她急需一份工作来维持生活，于是到了现在的公司，兼做着课程设计和采访的工作。而她的母亲仍会劝她：“还是公家的好！囡囡啊，考一个公务员或者老师吧！你去那种私人机构，哪天倒闭了，你失业了怎么办？”
到后来，李子璇放弃了跟家人的理论，因为她发现这家机构主要的收入来源确实是靠卖课——向中产阶级兜售素质教育。写作、绘画、钢琴、参与公益机构，履历表一项项填满，考官心满意足地微笑。素质教育车间制造出一个个履历美满的人。
她对这份工作没有多大热爱，但她需要收入。长大是一个信心慢慢被锤掉的过程，越努力，越挫败，而理想像是被裁员，说不清哪时候就消失。
她不是应届生了，年轻的资本，已然疾步而去。二十岁时，长辈对你说后生可畏，人生有无限可能。接近三十岁，人们就说这生活也就这样，我们只能像大部分人一样活。好像人活着的目的就是等死了。可是人的平均寿命有八十岁，三十岁后还有半个世纪的人生，一个人才刚到中年，却像是等着领口棺材睡觉一样。
她常听人说起年龄的困惑，二十七八，就在想三十以后的事。三十岁，结婚，买房，生娃，好像一切都要提速了。而自己明明刚出学校没多久，自个都过不好，却要教育别人怎么生活。她想，教师真是一份需要有勇气骗人才能问心无愧的职业。
她在跟阿达聊天时叹了口气。阿达劝她宽心，过想过的生活，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她问阿达，是否担心过三十岁后的生活。阿达一脸无所谓，这个问题对她来说还太早。她才二十四岁，正处于对生活还有无限热情的年纪，敢爱敢闯，任情用事，生活好像还有无数个日夜可以挥霍。阿达说，自己还没考虑过结婚，也不准备要孩子，世界都七十亿人了，为什么还生小孩祸害地球？大家的生存资源已经那么稀缺了，为什么还要孩子加入这内卷的世界？子璇说，或许人们只是需要亲密关系。阿达说，我身边也有喜欢孩子的姐妹，生不生都是个人自由，只是我自己不想生吧。
“那你家人会催你吗？”
“我爸妈还挺想要男孩的。”
“那怎么办？”
“先拖着呗，子宫是我的，他们催有什么用。”
阿达爽快地跟子璇碰杯，劝她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必有太多顾虑。子璇对阿达说了声谢谢，仿佛这女孩自信的笑声，已经给了她些许勇气。她告诉阿达，会的，自己会坚持住。意识海浮现的却是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女生。
“李子璇，你到底喜欢什么？有什么是你真正想做，愿意为之倾心付出的？”
看着眼前自信的女孩，她不禁有些羡慕。
红绿灯前人们去往不同的方向。
她默默地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会。”
那天深夜，李子璇独自外出。月色下，街上买炒粉的阿伯已经收摊了，扫水车沙沙地扬长而去，道路上刮着透明而清澈的风。四野俱静，又安然地笃定。仿佛一块沉重的石头落地，一个人被巨大的力量拖拽入深渊中，又在漂浮于黑暗之流的过程中，感到一种不确定性中的确定，一个漂泊状态下的心安。
黑夜中，树叶沙沙的声音很好听。洒水车的声音、醉酒姑娘的声音、细雨和微风拂过耳畔的声音。犹如躺在故乡的草地上，身体贴着一片薄薄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