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志5日记人生

在读书人的圈里，说起晚清大学士周祖培,不一定有几人知道，说起学者、藏书家李慈铭，很多人并不陌生。

知道李慈铭首先是因为他的《越缦堂日记》。《越缦堂日记》被人称为清末四大日记之一。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这后三种日记是主人去世后经人印行才为人所知，而李慈铭的日记是他本人还在世时就为士人所称道。据说他记一段日记，隔一段装订成册后，就有人借去抄录传诵。同治光绪年间读了他的日记的士子感慨道，“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官都可以不做，李慈铭的日记不可不读，可见他日记的价值。

说起他的日记出版，倒得益于另一位大教育家蔡元培。蔡元培与李慈铭是浙江同乡，早年蔡元培慕李慈铭才华，曾有交集。蔡元培光绪二十年做了翰林院编修后，李慈铭邀其到宅中教其嗣子承侯，并为代阅天津问津书院课卷。李慈铭去世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联络友人，集资印行了尚不完整的《越缦堂日记》，其间曲折难一一道来。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曾述其事。

李慈铭虽有才华，但科场不顺，屡试不第。在文人中，都知道他口无遮拦，放荡不羁的轶闻趣事。咸丰九年，来京欲捐资买官，但由于妹夫周季贶挪移其款而不得任，李困顿京师，正不知所以，经潘伯寅引荐，吾高祖周祖培慕其文名，延其为西宾，在家中教授其二子。从此，李慈铭与周祖培就有了一段因缘际会的佳话。

周祖培自其父周钺自嘉庆六年金殿传胪后，与兄长祖荫、祖植均于嘉庆年间先后中了进士。兄长二人做了短暂的京官后，均到地方任职去了。大哥祖荫曾官至直隶布政使，二哥祖植官至江苏布政使，其由庶吉士、编修、学政转任刑、工、兵、户、礼部，一步步升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户部，不可谓不权倾一时。李慈铭此时正穷愁潦倒，有相国相请，立即应允，并立即搬到周祖培宣武门外周宅中居住。

关于李慈铭到周祖培家中授读之事，其中《越缦堂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四：“商城周允臣（文俞）比部来，致其尊人相国意，延予课其弟二人。”初九日：“午后赴商城之招，草草具酒数口而已。学徒二人，周文龠为商城第五子，恩赐举人，年二十二；文令为第六子，年十四。具衣冠出拜。”

刘禺生撰《世载堂杂忆》对此曾有记载：说周星誉先是向潘伯寅介绍李慈铭，“又推荐于商城周祖培之门。”

关于李慈铭与周祖培的交往，徐一士在《一士类稿》中曾有专章记载，亦称《李慈铭与周祖培》。慈录如下：

李慈铭尝授读周祖培家，祖培相待颇厚，有爱士之雅。祖培之卒，慈铭丁卯五月二十五日日记云：“秦镜珊来，言新见邸录，商城相国于四月间薨逝，官其子文令主事，荫一孙举人。相国容容保位，无它可称，而清慎自持，终不失为君子。其于鄙人，亦不足称知己，然三年设醴，久而益敬，且时时称道其文章，颇以国器相期；常谓其门下士曰：'汝辈甲科高第，然学问不能及李君十一。’予甲子京兆落解，为之叹惜索日。是亦可感者矣。追念平生，为之黯惨。时居母忧在籍也。”慈铭性狷傲，不肯轻许达官以知己，而如所云，盖亦未尝无知己之感焉。

癸亥（同治二年）五月，慈铭以捐班郎中签分户部。到部未几，奉派稽核堂印差，深以为苦，辞而未果。其是年日记中道及此事者，如六月初三日云：“得署中司务厅知会，予派稽核堂印。向例满汉各八员，须日日进署。生最畏暑，近日炎高尤酷，支离病甚，又无一钱可名，乃正用此时持事来，殆非人力所能致者也。”初四日云：“晨入署，诣司务厅，托其以病代告堂官，改免此差，不可得……作片致方子望，托其转致首领司，代辞此事……晡后偶从芝翁谈及署中事，大被嗤笑，盖深以予求免差为不然也。御前仗马，被锦勒，系黄缰，方蹀躞得志，闻山麋野猿羁绁呼喧声，固无不色然骇者。然芝翁之于予，自非恶意，且谓我能读书而不能作官，尤为切中予病。”祖培“能读书不能作官”之语，对慈铭自是定评。又慈铭是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记有云：“东坡云：'乐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此论诚为名言，然慕与畏犹有不同。慕于功名势位，诚为妄耳；若宫室妻妾饮食之慕，则临时固尚可乐也。畏则虽极至砧斧鼎镬，尔时若实已无法可免，当亦心死，不复觉可畏矣。以予自论，平生所慕者书，所畏者事。书自性命所系，一日不得此书，一日不能不慕。若言所畏，家居时或明日有小事必须出门，先日方寸即觉兀臬。今年到官后，更畏派差使。此虽四月不入署，然日惴惴恐书吏送知会来。以此类推，此心安得有一刻自在处。东坡谓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趁梦，四者犹有彷佛，诚可笑也。呜呼！人生有几许寒暑，乃尽为此幻境消磨；吾心有几许精神，乃禁得此细事胶扰。以后当痛定此心。如近日所最畏者，户部请当月，天坛派陪祀耳。彼进牢户戍绝域者，岁不知几千人，何况入衙署宿郊坛乎？遇虎豹陷盗贼者，岁不知几万人，何况接同僚对吏役乎？”慕书，畏事，自道良然，故久官郎曹，而平日几绝迹于署门，斯亦所谓能读书不能作官耳。统观慈铭日记，固多穷愁之语，而读书之乐，时时可见。此种清福，正自难得。

关于文字者，慈铭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记，述代祖培撰挽袁甲三联事云：“前日商城属撰漕帅袁端敏挽联。予始撰云：'尽瘁在江淮，身去功成，千载犹思羊太傅。哀荣备彝册，子先母老，九原遗恨李临淮。’上联谓端敏移疾后，以苗练复叛，奉诏办团，旋于防所，今苗逆已平也；下联谓端敏太夫人犹在堂也。芝翁谓：'佳则佳矣，然太华，请更易之。’因改撰云：'名扬台府，功在江淮，更喜能军传令嗣。史炳丹青，庙崇俎豆，只怜临奠有高堂。’芝翁大喜曰：'此真字字亲切，不特端敏一生包括，并其家世及身后优崇之典，事事都到，情致缠绵，固非君不办此也。’因激赏不已。予所撰先后之优劣，识者自能辩之。特记于此，以示为贵人作文字之法。亦颇有致。

《曾文正公日记》影印行世之前，有湘潭王启原所编《求阙斋日记钞》印行，系就日记原文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钞辑，摘撷编次，具有条理，亦颇便阅者。且有印影本中作空白而见于《类钞》之处。戊辰（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有云：“阅张清恪之子张悫敬公师载所辑课子随笔，皆节钞古人家训名言。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等，败家则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谢余致赙仪之信，则别字甚多，字迹恶劣不堪，大抵门客为之，主人全未寓目。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弹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既以面谕纪泽，又详记之于此。”此节中之“周中堂之子文翕”、“周少君”，影印本均作空白，不观《类钞》，不知所言为谁何矣。“周中堂”即指周祖培，祖培卒于丁卯（同治六年）也。曾国藩日记中，罕对人诃责之词，此特借以训诫子侄，遂不觉词气之峻激，本旨固不在周氏耳（《类钞》列诸伦理类，亦以此；可与其《家书》、《家训》中训诫诸语合看。“欲禁子侄之骄”。句之“侄”字，“类钞”误作“弟”。手头之《类钞》系“上海朝记书庄印行”，“上海中华书局承印”之本）。使慈铭在京，关于祖培家此类文字，躬为董理，当不致如是。

慈铭回京后，为祖培撰神道碑，并代祖培子撰行述。其日记中记其经过。辛未（同治十年）九月初四日云：“撰周文勤公神道碑文，既无行状可据，仅取文勤自癸卯至丁卯日记采缀之。”二十四日云：“为允臣代撰《文勤公行述》，至夜分成，约三千六百言，与碑文事同文异而较详密，文勤遗事，搜辑靡遗，至其师弟渊源，家世衰盛，亦俱附见，谨严完美，不见其斡旋诘曲之端，而气体仍极醇实，自信并世当无二人，而沉埋下僚，无过问者，恐数百年后，当有子云、君山其人，思之而不得也。此文是代人作，例不存稿。”十一月二十日云：“夜周允臣来，送文勤碑铭行述润笔银八十两。”《祖培行述》，慈铭极得意之作也。（民国二十三年）

一士在这篇文章中，将二人的交往叙述甚详。但李慈铭在周祖培于青厂胡同的周宅中，除了教授周祖培的几个儿子外，还充当幕僚，为祖培赞襄政务。李慈铭应周祖培之邀，曾为鼓励慈禧垂帘听政，检视历朝历代太后参政的史实，撰写了《临朝备考录》。

李氏日记八月初四日云：“当国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属为检视历朝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予随举汉和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辽睿知（景帝后），懿仁（兴帝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无贤称者亦附见焉，益为考定论次，并条议上之”。后来慈禧垂帘虽有数人上疏，但均引用李慈铭《临朝备考录》中的事例。

后来周祖培在朝政中遇到棘手的事，也与李慈铭商量。如同治四年（1865年）编修蔡寿祺劾奏恭亲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慈禧欲重治其罪，谕诸臣速议。周祖培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回府后与李慈铭彻夜长谈，并以慈禧朱谕见示。李慈铭在日记中记载了此事，并且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李慈铭经济上拮据，周祖培待之如国器，报酬颇丰，在李慈铭辞馆后，仍然住在周家大宅中。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担任周祖培家庭教师的地位，为乡人跑官说项。他在日记中记载，乡人寿祝尧，系李的中表兄弟，拣发知县，希望分发到广西为官。李慈铭托周祖培，周祖培又托亲家、大学士贾桢，寿氏因之得以遂愿。寿氏上任前赠银五十两给李慈铭。此类跑官的收入，李氏记载不止此一例。

同治四年五月初八，李慈铭离京回乡看望年迈的母亲，周祖培为之备酒送行，希望早日相见。但周祖培于同治六年猝逝，二人再未能把酒畅谈。但李慈铭应周家后人之请，为周祖培撰写了神道碑文。此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碑传文全编》中，现附于后。

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周文勤公神道碑

同治六年夏四月丁亥大学士商城周公薨于位，上闻軫悼，即日命睿亲王率侍卫十员赐奠。赐陀罗经被降，昭褒惜推恩子若孙，并下所司赐卹如例。子谥文勤，维公敭历四朝、遍践六官、叠主文柄清华暉暎、恩礼始终，盖以慎密一心克孚。帝眷有非外人所能尽知者，而一节之士矫行立名，思急起以赴功，辄庙堂敬以事上，勤力正过夷险一致，固足以镇百僚、风天下也。

公讳祖培，字叔滋，一字芝台。先世自婺源迁汴，遂为河南光州商城人，至明之季，侍郎汝璣都御史，汝弼从兄弟以进士起家，其族始大。曾祖逾籛诸生，祖作渊广东惠州府海防同知，父鉞嘉庆六年进士，历官顺天府丞鸿胪少卿，三世俱以公官。赐光禄大夫曾祖妣氏杨、祖妣氏祝俱一品夫人，鸿胪公有吏治经术、训子曹严。公幼挺异，濡染家学，文誉骤起，少长补商城县学生，年十六中式，嘉庆二十三年河南举人，明年偕仲兄按察君同成进士，改庶吉士。又明年授职编修，时伯兄巡道君先以进士起家，由庶吉士官户部主事。公与按察君继之，而公叔父武进君又于是年成进士、入翰林。言科名者以为盛事。

道光元年为顺天乡试同考官，二年为云南正考官，四年丁鸿胪公忧，七年服阙充国史馆协修官，十二年开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充文渊阁校理，十三年充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十四年开右春坊右庶子，旋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五年协同内阁批本，十六年汉军教习，十七年督山西学政转侍读学士，十八年升詹事府詹事，旋丁祝太夫人忧，二十一年起原官充文渊阁直阁事，二十二年稽察左翼宗学，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旋擢升礼部右侍郎，二十四年兼署兵部右侍郎，转礼部左侍郎，调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二十五年为会试副考官，调刑部左侍郎，二十六年偕尚书赛尚阿公驰勘江南江防善后事宜，校阅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营伍，甫复命为浙江正考官，二十八年赐紫禁城骑马，三十年充实录馆副总裁经筵讲官。

咸丰元年升刑部尚书，充实录馆丛本总裁，二年为会试正考官，三年以失察要犯刘秋贵庾毙一案，降三级调用，即日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吏部左侍郎。四年升左都御史，擢兵部尚书，五年署顺天府尹，六年兼署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调吏部尚书。八年都理五城团防，九月协办大学士兼署户部尚书，九年调户部尚书兼署吏部尚书，充武英殿总裁，为顺天乡试正考官，十年为会试正考官。车驾东狩，为留京办事大臣，十二月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十一年文宗崩，为恭録饬仪大臣兼办定陵、平安裕工程，充实录馆总裁。

同治元年调刑部，充实录馆稿本总裁，二年充文渊阁领阁事，四年教习庶吉士，晋太子太保。以山陵告成，赏戴花翎其间，充殿试读卷朝考、复试大考阅卷以及荫生教习、拔贡、优贡等考试。其三十余次，公一以敬慎小心翼翼、旦夕趋事，耄而益勤。凡处大议、平大政，博咨集思，未尝稍自专。其使江南也，时和议初定，夷性不测，军民惴惴，公冒暑跋涉，深筹利便，以为长江两岸？台，掎角门户虽固，而苏、松二府在江防之外，港溆纷错而地殷，赈夷所耽伺宜于上海宝山之间。若闵行镇得胜港、东汊口等处，广储舟楫、择地屯戍，黄浦江南通浙江之嘉善，北通泖湖以达苏州，宜于澱山湖长运泾等地设伏拒守厚积其势力。凡所经画皆足永久，校武三省严而不烦，都试之日，威仪陈列，上下凛凛而鞭贯不？事毕即行驿无留宿。主试浙江，榜发三日，星驰北返抵苏州。又奉命偕侍郎伯葰公讞昭文县吏薛桂狱，七日牍具，人无驿骚。咸丰之季，奸党倾仄，大狱数起，岛夷蹈瑕，国如缀旈，公榰柱其间不为同异，事持正论誚隙芹。

及今上践作，两宫临朝，祲绎廓清，公節益著，首上疏更正祺祥之号，改元居正，天下称颂。特诏褒美以为关心典礼、周详慎重、委任有加，而公益谨明。议陈孚恩、何桂清之狱，张锡嵘明堂宗祀之疏，皆析理准情无所阿。徇两僃宣宗、文宗实录，皆总办稿本，夙夜屹屹手自鉤稽，纲举目张巨细咸秩，乃至文义点划偏旁正俗，必再三考核，致慎致详。上邀极赏赐及余子孙，至公之歾而有宣力弥勤之？然后知公之精白任事式简。帝心而上之倚？未有已也。公与安察君友爱甚笃，按察以池甯太广道入观，公时为侍郎。召对询家世，公禀悉。宣宗喜曰：“卿读书世家。”及公阅兵江苏，而按察君陈臬于吴旌節相连观者，啧叹公衡文最久，门生遍天下，所特荐者如刑部郎中易公棠、吴公廷栋、太常少卿李公汤階等，后皆为名宦。

予馆公家，久课公之幼子，公虚己下询日久益敬，常称誉不出口。乙丑之夏，予南归省亲，公置酒为别，执手慨然曰：“君，太夫人年未老，君行必速返，予老矣，悬一榻以待君也。”呜呼，孰知予归，再逾稘而丁大故，苦？之中复闻公讣，今再入都而公葬已克期。公子辈将以公柩归矣。公生于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二日，距公薨之岁七十有五。配刘夫人生子五，某某侧室朱生一子，胡某生一子。文令恩赐举人以主事用。女二，长以适两淮盐运使方濬颐，次适河南章德知府贾致恩，皆刘夫人出。孙四人，某某公次子户部陕西司员外郎。文俞恬静好学，于公诸子中为最良，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之原，属予三次，公行事以文其对道之碑，予不敢辞。铭曰圣清撫运枢庭，执机东阁四俌，以翊皇维猶唐僕射，百僚具师承乾，布化不言而治，维公翼翼麟游凤仪，接迹承明？拜帝墀民所系祥刑是司。公再执奸狱以不疑，六府九贡国仰度支，公长地官。综其棼絲协归蹈衡尺矩不迻。帝曰：“休哉，实惟予毗温樹不言益畏，而寅受终纪政大法所治。”公再珥笔謨焕烈，垂润色鸿业荷。天子知云何徂谢不究其？苏山盘薄，淮流逶迤，鞏兹宰木，甘棠？思国史有纪，我辞不欺。

李慈铭是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他一生最著名的事情，就是写下了《越缦堂日记》，这部日记始自咸丰四年，讫于光绪十四年，洋洋洒洒数百万言，内容涵盖国乘野史、人物评述、书画鉴赏以及各地风俗等，与《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龢日记》并称为晚清四大日记，根据其日记整理出的《越缦堂读书记》，更是我案头长备之物。

手捻兰花的李慈铭小像

李慈铭自小就很有才气，十二、三岁时所写之诗就受到了乡人的赞誉，被称之为“越中俊才”，然而他的科考之路却并不顺利，在考秀才阶段，他就4次落榜，考举人阶段，又11次落榜，而考进士阶段，则耗费10年3次落榜，可见他对考试不在行，直到光绪六年，他51岁时，才考中进士，为此他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刻为了一方闲章：“道光庚戌茂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科考路上，屡败屡战，终得成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磨练，才养成了他喜欢骂人的个性。

李慈铭至潘曾莹书札

其实还有一件事也对他的性格有较大影响。李慈铭14岁时，他的祖母病重，李慈铭的父母想让他马上结婚，以冲喜的方式令祖母躲开病魔，于是就在李14岁那一年，家人给他找来了一位表姐马淑人。这位表姐比李大5岁，但结婚的当天，祖母就去世了，这件事对李慈铭的心理影响很大。自此之后，他就跟这位马淑人成为了姐弟间的情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让李慈铭无后，于是他在以后的岁月中，就纳了三个妾，但是依然没能生出孩子，这件事对李的性格也有影响，于是他就常到妓院去欢乐，后来渐渐厌倦了眼见的这些美色，改为喜欢男色。

当年李慈铭住过的北京保安寺街

但即使如此，李慈铭也有着自己常年不厌的习俗，那就是记日记。他的生年虽然仅66岁，然而他的日记却记了几十年，这就是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他的这个日记，将自己一生的各种事情都记录在内，而且在其生前，他就拿日记给朋友们看，以至于他日记中的内容被“士友多传抄之”，正因这种传播，使得《越缦堂日记》名气极大，在当时北京的文人圈儿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

因为《越缦堂日记》的名气，在李慈铭去世之后，很多人就想将其出版，然而这个出版过程却有着许多的曲折。光绪二十年，李慈铭病逝，他留下来的日记手稿70多册，当时沈曾植、缪荃孙等人就想办法将这部日记出版，然而其中的最后一函，被李慈铭的弟子樊增祥拿走后，一直未曾归还。

李慈铭撰《越缦堂时文书札》

到了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等人的捐赠下，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将《越缦堂日记》影印出版，这个版本只选择了日记中的51册。到了1935年，又将其中的13册予以影印出版，本次名称为《越缦堂日记补》，然而这次的补仍然没有包含樊增祥带走的那一函。直到1980年，樊增祥的那一函才被发现。到了1988年，才被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次的名称改为《郇学斋日记》，总计9册，至此，《越缦堂日记》才影印完全。当初樊增祥为什么拿走一函？其中的原因，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说法，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搜索吧。

1920年出版的《越缦堂日记补》，经过了蔡元培的修改。蔡为什么做这件事？他修改了哪些内容？上海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黄显功主任，专门写过介绍文章，想了解细节者，也可找来此文一看。因为《越缦堂日记》原稿现在分藏于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上图藏有其中的14册，而黄主任就是根据这14册，探寻出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拆拆拆

关于李慈铭的性格，《清史稿》中有这样的评价：“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李慈铭的诗作，我未曾读过，但他自己也认为在这方面很有才能，他在自己的诗集序言中曾说：“所得意者莫如诗”，并且他对如何作诗也有自己的见解：“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凡规规摹拟者，必其才力薄弱，中无真诣。”

《清史稿》中对他的第二个评语，则是他口无遮拦地信口雌黄。这个结论当然也是从他的日记中总结出来者，我们抄录一段《越缦堂日记》中，李慈铭对前人的评价：“若李贽、唐寅、祝允明、孙（金加广） 、金人瑞、袁枚、赵翼、张问陶之流，诞妄不经，世上小儿稍有识者，皆知笑之，不足责矣。”

沧桑

这些名人都被他视之为荒诞不经，可见李慈铭评价古人，所用之词绝不吝啬，这样的评价在他的日记中，比比皆是，也正因如此，他才得罪了许多诗人，而背负了骂名，但李慈铭自己却不这么认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予生最不敢轻议人”，他的自我评价跟社会的认定，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反差，然而他的日记却在其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鲁迅对他的日记没有好感，但这并不影响当时的人对此日记的看重，因为有太多的史实就是由这本日记而记录下来者，胡适当年就对该日记极其夸赞。

《越缦堂日记》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清代学者像传》中的李慈铭小像，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刻薄的人，最多有一些促侠而已。画中的李慈铭长衫白须，双目圆睁，毫无心计，再看看，又透出些许天真，似乎有些不谙世事，手里还捏着一朵兰花，大约是寓意其清高。李慈铭自题61岁小像时，称：“是翁也，无团团之面，乏姁姁之容；形骸落落兮，谨畏匔匔；须眉怊怅兮，天怀畅通。故其貌谿刻兮，而心犹五尺之童；其言謇呐兮，而辨为一世之雄。不知者，以为法官之裔，如削瓜而少和气兮；其知者，以为柱下之胄，能守雌而以无欲为宗。呜呼！儒林耶？文苑耶？听后世之我同。独行耶？隐逸耶？止足耶？是三者，吾能信之我躬。”

这段自我描述与叶衍兰所绘的形象颇有几分相合，事实上，他也实在是刻薄、自负而清高，在《越缦堂日记》中，时时见他以妄子、鼠辈、耄昏、佹客、风狂、宵人等词汇议论同辈，钱仲联《梦苕盦诗话》中对他的评价更是毫不留情：“诗人喜自负，不足怪。然未有如李莼客之大言不惭者。……连篇累牍，自为夸诩，真欲令人喷饭。”然而，人们对于李慈铭的各种评价，他自己其实是知道的，并撰文解释自己为什么冷傲清高，这全是因为自己出生于冬天：“先生秉生于冬，冬气寒，故性冷。得气于秋，秋令肃，故性傲。惟冷惟傲，故所值多阻而命穷。”

《读书脞录》李慈铭跋语

寒斋藏有他写给潘曾莹的书札，札中称：“昔裴中令退老洛师，与梦得、香山屡相唱和。慈学识谫劣，不足方驾二贤，而翁之雅道虚怀有过中令，平生得此殊可不恨耳。”这通书札一度藏于潘景郑宝山楼，经潘老转赠给郑逸梅之后，复流落书肆，为吾所得。潘老在将书札转赠郑逸梅之前，特意在札后写有题辞：“先生以名进士官山西道监察御史，以肃党被废不用，其才藻固著词林，诗文而外，所作《越缦堂日记》，煌煌钜编，尤为后世所重。先生与先曾祖暨先郑庵叔祖累世深契，家藏尺牍数十通，先兄曾为装袭成册。抗战后余续检得数通，未遑付装。戊申散笈，掇拾烬余，只此残简而已。札中以裴中令喻先曾祖，而自比梦得、香山，盖自负颇形诸笔墨。简后附署绂丈者，则称先绂庭曾叔祖是。顾先生恃才傲岸，不肯下人，与赵撝叔先生同里同时，而龃龉殊甚，每称赵为'天水狂人’，而赵亦反唇相讥，毕生冰炭不容，此亦才士陋习，实皆一时畸人耳。”经过潘老一番讲解，此札可做李慈铭自傲的又一件物证。

越缦堂的藏书

文︱赵龙江

新冠疫情较少出门，得以翻看以前买过的几本书，其中有《李慈铭研究》（作者谢冬荣，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李慈铭年谱》（张桂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8月印），《越缦堂书目笺证》（张桂丽笺证，中华书局2013年9月印），另外还有最近刚买到的一本《李慈铭致潘祖荫信札》（谷卿、冯松整理，中国书店2020年10月印）等。之所以关心李慈铭，是因为我在二十年前偶然得到一部乾嘉学者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清嘉庆九年刻本，书很普通，不过看到卷端所钤印章，知道它曾经是越缦堂的故物，而且还是越缦堂主人李慈铭手自批校过的本子。

李慈铭生于清道光九年（己丑）十二月二十七日，逝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一月二十四日，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字㤅伯，也称爱伯（㤅：爱的本字），号越缦，又号霞川，小字莼客。据说他自幼聪颖好学，禀赋优异，少年时便工诗韵，且博览群籍，文名享誉乡里。但他一生在科举及仕途上并不得意，屡次应试不遇。正途蹇涩，于是希冀通过捐纳改变命运。他三十一岁时北游京师，其间经历诸多屈曲不顺，李母得知捐纳未成，又卖田数十亩，并托人将捐资送京，未料想钱又被他人挪用。直到同治二年（1863），补交捐纳余款后的李慈铭方得为户部候补郎中，这年他已三十五岁。居京期间，李慈铭曾馆于周祖培相国府上，得以扩大交往范围，在与潘曾绶、潘祖荫父子相识后，又结交了诸多学者名士。同治四年（1865）回浙。不甘心的他再次参加乡试，同治九年（1870）以第二十四名中举。次年再度离家赴京，又经历四次会试落第后，终于在光绪六年（1880）应会试，以第一百名中进士，这时他已年过五十了。又十年后的光绪十六年（1890），李慈铭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这时他已是六十二岁了。四年后，李慈铭病故。

李慈铭科举考场上屡屡受挫，在官场上也不大顺意。有研究者称，李慈铭官位一直不高，故薪俸本就很低，其他收入来源也是有限，因为捐官又掏空了家底，“中年以后，他实在是十分困顿落拓的。功名上不能如愿，为了维持一个所谓'名士’的门面，就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以自命清高来掩饰他对功名科第的执着，这些在他的日记和诗文中可以看得很明显”（摘引自《越缦堂读书记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3年3月新1版1印）。

作为清同光时代的著名学者，李慈铭的博览饱读在当时也是颇有口碑的。他曾在《白华绛柎阁诗集初定本自序》中有言：“平生所作之诗不啻数千首也，所读之书与所为之业，自经史以及稗说、梵夹、词曲亦无不涉猎而模仿之也，所学于史为稍通，见于作者有古文，有骈俪文，有词，有乐府，有杂说、杂考、杂志，综之为笔记，而己所得意莫如诗，其为诗也，溯汉汔今数千百家，源流、正变、奇偶、真伪无不贯于胸中，亦无不最其其长而学之……”（摘引自《白华绛柎阁诗集》，中华书局1939年8月发行）由此可见他的学识渊博，除自身天赋外，更是于孜孜不懈、闭门修习中积累而来的。有研究者称，李慈铭日常开销中，最大金额就是买书，他在日记中常有买书的相关记载。当年陶承杏曾撰文讲，“（李慈铭）全部日记中对于收购书籍之源流及作者，均有详细叙述，若汇而钞之当能继晁陈二氏以传，固不让周中孚之郑堂读书记也”（陶承杏《关于越缦堂藏书》，刊于《古今》半月刊四十九期）。买书、读书是李慈铭的生活常态，成为他自幼至老最为自豪且快意之事。

这部《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又馀录三卷，一函八册，旧函装。书名是由作者钱大昕的侄子，据称清代篆书第一人钱坫书写，同为乾嘉学者的阮元作序，又作者自序。在序文页卷首，有藏者名印数方，自上而下分别为“越缦堂藏书印”（白文）、“利器读过”（朱文）、“果行育德”（朱文）、“延昌书库”（朱长）、“慈铭私印”（白文），其中“延昌书库”朱文单行长印，应该是李盛铎木犀轩藏书用印，据张玉范先生在《李盛铎及其藏书》一文所说，“'木犀轩’是李氏藏书的总堂号，除此之外，李氏又根据书的性质分别储藏，这些藏书室也均有名号。如藏先代遗书之所称'建初堂’，藏御纂钦定图籍之所称'甘露簃’，藏先贤遗著之所称'古欣阁’，藏师友翰墨之所称'俪青阁’，藏写经及名人墨迹之所称'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藏铅石影印图籍之所称'延昌书库’。李氏本人著书之所称'凡将阁’，潜修之所称'师子庵’，与子弟讲学之所称'安愚守约之室’。另'麐嘉馆’也是李氏藏书的重要堂号”（摘自《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一书“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但其中“果行育德”印章不知属于谁何。在“总目”首页钤“慈铭”（白文）“越缦堂主”（朱文）各一方。卷一首页有印章两方：“会稽李氏困学楼藏书印”（朱文）、“王利器印”（白文），之后的第二册至第八册，每册首页均有这两方印，并在此两印下方多出一方“慈铭”（白文）。另外在二、三、七、八册卷末钤盖王利器的书斋印章“晓传书斋”（朱文），第四册卷尾有“李㤅伯读书记”朱文印。在谢冬荣先生《李慈铭研究》一书中，有过这样的文字描述：“李慈铭嗜好钤印，他曾言道：'亦颇喜用印记，每念此物流转不常，日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数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记识，不特一时据为己有，即传之他人，抑或不即灭去，此亦结习难忘者也’如此看来，李慈铭钤印的主要目的是表明此书曾经本人收藏。因而其藏书的序、目录、卷端、书末等位置往往都钤有印章，所用印章往往不同。故而观其藏书，钤印累累，内容不一。这在中国古代的藏书家中，也可以算得上有特色的一位了。”（《李慈铭研究》，72-73页）这些大小不一的印章，除了为他的藏书增色，也可让后人了解这部书的大致流转信息。

另据《李慈铭研究》作者发现，李慈铭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题写书名，他引用了李越缦本人日记做说明，认为题字的目的“就是视同目录，便于检阅。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也可以藉此练习书法，因为题签之字必须工整，书写时自然十分认真”（《李慈铭研究》，72页）。看来不止是这部《十驾斋养新录》，谢冬荣先生作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负责人的作者，依托馆藏李氏越缦堂藏书及李氏日记，所言应该是有依据的。说到李慈铭为藏书题写书名，这部《养新录》便是一个例证。李越缦在此书首册封页，以篆书作“钱竹汀先生十驾斋养新录共二十卷馀录三卷”并用楷字书“养新录”及卷数、起止内容并条数，之后诸册封面沿袭楷书题写“养新录”及相应卷数、起止内容并条数。此外，这位越缦先生将每本以八卦方位图顺序标写册数，八册依次写作：乾一、兑二、离三、震四、顨（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李慈铭在首册封页以篆书作“钱竹汀先生十驾斋养新录共二十卷馀录三卷”，用楷字书“养新录”及卷数、起止内容并条数，并标记册数为“乾一”

综观这部越缦堂曾经的旧藏，印象深刻的除了“钤印累累”，更多便是他的批校墨迹了。像李慈铭这样的旧时文人，学问笃实精博，他毕生勤学，涉猎四部，阅书多留批识，其笔墨功夫使人观之难忘。当年凡科第中人，大多擅作蝇头小楷，李越缦于这部书的书眉、行间作纤小细密的按语，凡八十五条，八千三百多字，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我注意到，在这部书第二十卷卷尾，有李越缦短跋：“己未十月朔日阅竟于春明邸舍  越缦生”钤印“越缦堂主”（朱方），在《养新馀录》中卷卷末另有跋语：“竹汀詹事此书考订精密，足继困学纪闻、日知录而起，非它说部可及也。馀录则多札记未定之语，后一卷尤多，惟修容一条可取耳，此刻时未别择之过也。己未十月既望越缦学人李慈铭识”，钤印“慈铭”（白方）。《越缦堂读书记》引用李慈铭日记中记录《十驾斋养新录》相关内容有四处，其中最早的一次也是己未十月（己未十月初一日）：“夜阅钱氏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乃随时札记之作，不及《日知录》《蛾术编》诸书之赅博，而考证古义，搜辑佚文，亦卓卓可传......”（《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63年3月新1版1印，1169页）。咸丰己未（1859）五月十七日，是李慈铭首次入京日期，据张桂丽在《李慈铭年谱》中讲，李慈铭“自五月初十日辍日记，至十月初一日始记”，由此即知，李慈铭阅《十驾斋养新录》，应该是在五月十七日初到京师之后的某一段时间，直到这年十月（旧历）阅竟。初到京城的李慈铭，因累次报捐被驳而不能到部，所幸友人周星誉揄扬于潘曾绶、周祖培等，谋得在周祖培府上教家馆的差事，得以补贴生计。从《李慈铭年谱》中看，最初李慈铭暂居周星誉处（此时两人尚未交恶），大概也是因为生活所困的缘故吧，有周星誉日记为证：“近年都门百物腾贵，词曹除俸米而外别无生计....”（见《鸥堂日记》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鸥堂日记·窳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从周星誉日记里，也能大致了解他与李慈铭等友人，于咸丰九年（1859）进入京城之后的日常生活点滴：“入都以来，豪兴愈减，宾从酬答之暇，终日闭户，就季贶斋中，与诸子论文评诗为乐；否则归内室，共令芬话故乡村居杂事，相为欢噱。至于广场丝竹，曲院琴樽，后约清游，屏除略尽”“今日与莼客论钱法一则，甚可采，因记之以贻台官之留心国是者”“抵都已逾四旬，终日杜门逃暑，惟看唐宋小说杂书”“夜色甚凉，与莼客论骈体文”“莼客述陈德甫评定近人诗文，以予为第一，莼客次之，季贶次之，郭云轩编修（嵩焘）又次之，王平子居第五，余如李芋仙、扬子恂辈皆不与月旦”“莼客占骨牌，数问今科得失，占词甚吉，兼为平子代占，亦得转忧成喜之语”“看题名录，王平子中副榜，莼客又复失意，感叹不已”……（以上均见《鸥堂日记》卷三）

在这部《十驾斋养新录》“自序”页的边框外，有一行小字写道：“庚申八月既望山阴陈寿祺子谷氏借阅一过。”这是陈寿祺借阅后写下的题识，不仅只有这行观后题识，他在书中还留下几处墨笔眉注按语。陈寿祺，原名源，字子谷，一字珊士，咸丰六年（1856）进士，浙江绍兴人，官至刑部员外郎。李慈铭于咸丰九年五月第一次入都时，也曾得到陈寿祺揄扬，使其结交了一些京城名士，其中也包括了潘曾绶、潘祖荫父子，李慈铭于这年十月初二日日记中记有“潘绂翁侍读来。绂翁名曾绶，太傅文恭公子也，以四品卿秩居京师，工诗好士。自予入都，陈珊士称之于令子伯寅学士，学士侍直海淀，见吾乡人，数询及予。未几，绂翁忽来访，予以他出，未得见。次日书来，索予诗及叔子兄弟诗去，旋各题诗见还，推奖甚至......”（见《李慈铭年谱》78页所引李慈铭日记；有关李慈铭与潘祖荫交往，另可参阅《李慈铭致潘祖荫信札》“潘静如序”）李慈铭与陈寿祺关系特殊，二人同年出生，既是挚友，也是中表亲戚。据谢冬荣在《李慈铭研究》一书中讲，陈寿祺之母李氏，为李慈铭高叔祖之孙。另据谢冬荣转引李慈铭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日记，李氏常用藏印“会稽李氏困学楼藏书印”即出自陈寿祺手：“珊士来，为刻印章一枚，文曰会稽李氏困学楼藏书印。”（均见《李慈铭研究》68页）两人中陈珊士出生在先，李越缦称其为表兄，有两人诗词唱和可证：同治元年陈珊士回浙寻母，李越缦作金缕曲词《表兄陈珊士弃官由海道入浙寻母送以二首》为赠，陈寿祺答以金缕曲词《壬戌春暮航海寻亲李越缦表弟拈金缕曲为赠途次依韵和之》（《李慈铭年谱》，94页）。同治六年（1867）四月陈寿祺卒，年仅三十九岁（《李慈铭年谱》，127页）。

李越缦性喜读书，其家学渊源有自，少时承袭祖上家藏书籍，他勤于博览，日常也热衷购书蓄藏。李慈铭曾在他日记中说：“予性喜书，幼即私购之，乃苦家贫，迄今出所藏尚不能汗牛马。平生无他嗜好，出入起居，无非皇皇于书，一饮一食，亦非此不乐，有一必读之书未置者，即若为深耻之事，往往形之梦寐。”（据陶承杏《关于越缦堂藏书》转引李慈铭日记）阅览《李慈铭年谱》及《越缦堂书目笺证》等，能了解到李慈铭得书的大致途径，以购买和获赠为主。早年家居时，会稽城内沈氏味经堂是他经常出入的场所，来到京城后，若身上稍有馀资，厂肆书铺也是他闲时乐于光顾消遣之地，只是薪俸有限，日常支出外往往囊钱有限，加上物值激增，使其生计日艰。所以李慈铭购买的书多为寻常版本，显然他更注重的是书籍的文本内容。在越缦堂藏书中，友人馈赠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李慈铭交游渐广，才望声名日隆，四十岁以后，特别是在他第二次入京城之后，时常有人来访赠书，其中有熟人朋友，有学者同仁，也有弟子晚辈，甚至还有书铺商人等，这些赠书大多为当时的新刊本。有时李慈铭也会利用交换获得书籍，即“以有易无”，以无用或重复的本子换取需要的书籍。另外也有个别以书籍替代润笔的情形，即为友人撰写墓志铭、神道碑等，对方酬以书籍为谢，虽然这种例子极少。再有就是其先人留存在家乡的藏书之所“困学楼”，也是他早年居家读书之室，据说藏书万卷，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杭城、绍兴，困学楼连同李氏族居尽数毁于兵燹。我曾经臆想，不排除这部《养新录》出自困学楼旧藏，李慈铭首次北上时携带入京，从而避免了兵火焚毁，但这只是我个人主观猜想，并未见有确切的文字佐证。

光绪二十年（1894）李慈铭去世，其子李承侯（原名孝璘，为李慈铭季弟惠铭之子，后出嗣越缦，更名孝琜）携带越缦藏书回绍兴。民国七年，李承侯故后，族人李钟骏和友人徐维则代为整理检点越缦藏书，抄目封藏，共计二十八箱，九千一百馀册，内中手批手校之书二百馀种，约二千七百馀册。几经曲折，终由北平图书馆费一万二千元购进。有关越缦堂整体藏书迁移过程，陶承杏《关于越缦堂藏书》言之綦详，此不具录。但据谢冬荣书中讲，“根据国图采访档案，民国十七年三月六日购藏越缦藏书，共计七百九十二部、九千零二十七册，费用一万二千元......”“当时入藏的数量与南京图书馆藏本《越缦堂书目》记载的九千六百一十五册尚有一定差距，说明当时所购尚非全部。笔者曾将馆藏目录与张桂丽博士整理的《越缦堂书目笺证》一书相比对，发现除了有不少零星书籍未见入藏外，整个子部医家类十六部一百五十七册书都没有入藏”“在所购书中，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9）西湖书院刻本《劝学篇》一部，断非李慈铭藏书，或许误将李承侯之书混入其中”“除了此次大宗购藏之外，国家图书馆还陆续通过其他途径入藏了越缦堂之书，如......这说明李氏藏书在在民国十七年以前即已陆续散出”（《李慈铭研究》第四节《藏书流散》，75、76页）。国图李慈铭藏书与南京图书馆藏本《越缦堂书目》记载的九千六百一十五册，两者相差竟然高达五百八十八册，这意味着在李氏族人和朋友对越缦藏书检点抄目之前，藏书就存在流失现象，甚至在李承侯生前，藏书已经有所缺失，也是有可能的。张桂丽在《李慈铭年谱》中，曾引用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越国春秋》载文蔚《越缦私乘》：“予尝闻乡人言，越缦之子某，自失恃返里后，以家无恒产，饔餐綦艰，乃于光绪末叶以先生手校藏书四笥粥于故家，得资千金......民国某年，以爱女癫痫病殁，往视其丧，激刺过甚，亦染斯疾，婿家亟为舁归，百方疗治，时愈时发，一日忽自溺而死，可见越缦后嗣亦已式微矣。”（《李慈铭年谱》，17页）虽系乡里传闻，但也存在真实可能。另外，陶承杏在《关于越缦堂藏书》文中提及，越缦藏书在售与北平图书馆前，就已经在杭州书肆售卖了：“十三年，诸贞壮（即诸宗元，著有大至阁诗）言，杭州书肆，已有越缦之书，络续散见......”近代藏书家、学者伦哲如先生也曾有过类似记述：“会稽李㤅伯先生慈铭，卒于光绪中叶岁乙未，其家以越缦堂遗书九千馀册，归北平图书馆。每书皆有校注，经史要书尤详。迩年杭州书店，屡以㤅伯精校书标目，索重价，则馆中所收，似未全也。”（据《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版）这些都说明了越缦藏书在转入北平图书馆之前，流散于杭城书肆，在当年已不是秘密了。顺便一提，王利器在《越缦堂读书简端记》“纂辑说明”里，也言及他与友人苏继庼都存有李越缦手批藏书“三十年来，我从北京图书馆阅读所藏李氏书，一般都有简端记，又得见故人苏继庼先生收藏的李氏手批书，我也收得几种李氏手批书，颇服李氏读书得闲，创获良多，其中如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世说新语》和寒斋收藏的《十驾斋养新录》，程功尤深，非率尔操觚者可比……”（《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可见李越缦藏书虽说整体售与北平图书馆，但仍有部分流落民间。

这部《十驾斋养新录》除去书眉、行间的批校墨迹，还留有几张签条夹页，其中有一纸抄录《郝兰皋懿行与王伯申侍郎论孙卿书》，同样蝇头细楷，从字迹风格看，正是李越缦手笔。另外几枚用硬笔书写的签条纸片，则不大可能是李慈铭那个年代人的手笔，是否为王利器字迹，不能断定。

书上这方“延昌书库”印章，说明这部书曾经为李木斋（李盛铎）收藏，但不知道是何时何地为其所得到。有文章称，他晚境窘迫，藏书陆续散出。去世后，藏书绝大部分由其子李滂售与北平伪政府。之后这批书交付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也有少部分李木斋旧藏散佚厂肆。除了这枚“延昌书库”长方印章，在这部书中就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与李盛铎及他的木犀轩相关的痕迹了。同样，这部书何时进入晓传书斋，王利器也没有留下得书经过的文字记录。不过，我在《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一书中，见到了与这部书相关的一段文字：“我的藏书不仅多，还相当精，约有三万册。后来，我由红二楼搬到东四十条39号北大教授宿舍，光是书就来回搬了几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附近五中的学生来造反，肆意破坏，我生怕我的书遭殃。第二天，我就把我的好书两大书柜交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开车来把这两书柜的书连书柜一道运走了。这批书有：《大乘大悲分陀利经》数朝邋遢经折本（以千字文编号，有随函音义，其赖三卷末有补刊）'天圣三年’（1026）......”一连串善本书名之后，终于见到了“李慈铭手批《十驾斋养新录》”几个字。所幸这部批校本未随岁月消损，王利器当年利用特殊手段，留存下来了这部李越缦的旧物。

王利器先生是1998年7月25日故去的。时隔约半年，我在书店里见到了这部书，应该是从王家佚出的。这部《十驾斋养新录》历经几位名家学者收藏过，之后被我幸运购存，当什袭珍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