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话朋友 !

人这一辈子,最理想的生活大概是有几个真诚相待的朋友,生活无需波澜壮阔,平淡清静,有情趣、有意义就是好。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这一称谓变得很俗气了,就连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面对素不相识的观众,也开口就称“各位朋友”;有好多可能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也加上微信好友,于是就有许多微信朋友圈的朋友,其实不知是何许人也。

王维新先生(字刃石1933—1992年)作品 1991年作

就像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街头见面就称“师傅”一样,都是一种语言符号,已经失去了它的内在涵义。另一方面,在社会交往中,哪怕是邂逅相遇未知姓名也都相互攀称“朋友”自然含有故作亲密请予关照的意思。俗文化的冲击波荡,使人际关系日趋俗化,而人们又未必警悟其俗,这就显得更俗了。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应该是相互敬重、相互关怀、心曲相通、性灵相知、情思相萦、肝胆相照,是超越了亲情、师生、同学关系,人格精神的沟通,又是一种文化形态。在生活中无论工人农民、学者贤达或文人墨客,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极其珍视友情的,绝非功利相系或虚于应酬,不管是知心换命之交,还是神慕情往之谊,都是令人景仰的。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承蒙本校英语老师、著名书法家刘兆威先生照拂,刘先生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在学校德高望重。1980年内蒙古工学院举办首届师生书法展览,我有幸获得一等奖,从此先生对我另眼相看,交往频繁,情谊甚厚。

刘兆威先生(1925—2006年)作品 2001年作

作品题跋:余与雪峰虽系师生,然余每以畏友视之,雪峰性谦善,嗜书如命,过目成诵,所作书画篆刻独步逍遥,艺苑人士多乐与交。自谓疏放,书野马尘埃四字赠之。辛巳孟冬,同客京华,兆威古稀晋七。

1982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当时比较偏远的锡林郭勒盟,拿到报到证以后,于1982年的8月3号匆匆从学校赶往锡林浩特报到。

二十多天后,返回老家探望母亲,因为我父亲于1981年冬辞世,母亲身体状况欠佳。路过呼和浩特看望刘兆威先生,当他知道我分配到锡林郭勒工作的情况后,非常担忧。认为一个有文化志向与潜力的青年,到一个偏僻的草原深处工作,无论对个人前途还是文化事业,无疑是一种损失。于是,他找到学校,又通过他的朋友找到自治区计划委、人事局,着手为我更换工作地点。

经过近三个月的协调,经过复杂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事管理程序,多个部门的批复,于1982年的12月底,改派成功,重新分配到包头从教。(本文所配中国画作品,都是我在包头期间,画家朋友所赠。)

潘志成先生(1946—2014年)作品 1989年作

1991年我因工作调动到天津,临行前向先生辞行,先生说:“我们亦师亦友,走出去以后,好好研究学问,能拿出好作品,就是对我当年让你留在城市的最好的证明。不做学问,不求进取,即使天天在一起,也未必落到实处。”那一代人,有责任心与待人真诚,而非俗情,更不是今天人与人之间那种惟利是图的目的与虚伪、世故、圆滑的手段。

不管从哪种文化观念来观照,一种超越师生、超越世态的友情也是珍贵的。从刘兆威先生来看,他是温厚长者,爱惜人才,提携后学,对人真诚坦荡,交友则心往情至,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

人一生中,遇到的人不计其数,都可以称为朋友,但有的认识几年甚至几十年,却始终只是见面点头打个招呼;有的萍水相逢就相见恨晚,真好像冥冥之中有某种缘分,人一生中交往的范围其实很小。

1991年我初到天津,虽然有朋友内蒙古著名画家潘志成先生,在我临行前写给我三封信,把我推荐给他在天津的三位画家朋友,潘先生是天津人,上世纪50年代支援内蒙古建设,一直生活在包头。但是到了一个人地两生的地方,难免感到孤独。

任德超先生(字恨石1927—2005年)作品 1986年作

一天闲来无事,展观离别包头时,朋友 们 赠 送 的 书 画作品,回想我在包头9年所交往的朋友。拿起笔一一列出名字,过往频繁,有些共识的仅20余 人。而在这20余 人中,能锦上添花的占多数 ;相互默契,志趣相投, 能敞开胸怀,畅所欲言的只是少数; 在我遇到困难或迷茫的时候,能主动出手雪中送炭 者大约十之二三 。这也是因为那时年轻、单纯、有激情,年轻人之间来往比较多。

又过了十几年,2004年我又到了北京,再回想在天津13年的朋友,知心者也就三五人,2004年至今,更是寥寥无几。这一方面是人到中年后,忙于做自己的事,性格形成,与人疏于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地域文化有所差异。

真正的朋友,可以称作好友、良友、益友或诤友,巴金说:“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朋友就像镜子,让我们认清自己的同时,也少走很多弯路。我清楚,在我偏执时,给予纠正;在我落寞时,给予陪伴;在我迷茫时,指明方向。这样的朋友,就是渡我的贵人。

王维新先生(字刃石1933—1992年)作品 1989年作

作品跋语: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包钢书画院成立,大会间偶然结识微雕家雪峰先生,甚为幸运。见先生作品精绝微妙,小中见大,韵致深邃,使予得到一次绝好的艺术享受,同时从中领悟到收与放的真谛。今峰弟来画室,匆匆涂成墨梅一纸相赠,仰希赐正。刃石与览翠轩。

朋友,不在多,而在于真。就这三五知己,胜过微信朋友圈的几百泛泛之交。孔子讲:“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我心目中的朋友,既非泛泛之交的熟人,也不是每天在一起的酒肉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人一生,可以选择的事很少,没法儿选择怎么生,也没法儿选择怎么死,我们能选择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喜欢什么,一是怎样生活。人生不必思虑过重,开心快乐就是好。因此,在真朋友面前,可以无需伪装,更不用小心翼翼,可以敞开心扉,以诚相见。和这样的朋友相交,如沐春风,舒心愉快。

但是,人总是喜欢听奉承自己的话,这是常情,往往声气越广、名字越响的人,更加如此。 一些人在某个位置上,在一片赞扬声中,真是怡然自得,其乐陶陶。 其实这样的人,他会失去真正的朋友,交往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

不记得哪一年应邀参加一个画展开幕式,经一位熟悉的年轻参展画家介绍,认识了他的老师,这位老师在江南也是名家,长我几岁,待人随和热情。他知道我是内蒙古人,希望有机会邀请他到内蒙古一游。后来一两年每次打电话来,都提出有这样的愿望,并且说内蒙古幅员辽阔,希望多去几个地方。

任德超先生(字恨石1927—2005年)作品 1994年作

我是一个对待朋友真诚实在的人,我与他只一面之交,他把这样的希冀寄托于我,我感觉这是对我的信任。于是,我把他的话记在心里,这件事如果完不成,感觉对不住朋友。于是,于2013年7月联系了内蒙古东、中、西部的几位朋友,朋友再找朋友,安排好接待与日程,我又邀请北京两位画家作陪。行程是从呼伦贝尔,然后经科尔沁、锡林郭勒、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到阿拉善。

7月中旬的一天如期到达海拉尔,这位老师还带来一位学生。 晚餐按照内蒙古人迎接贵宾的礼遇,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内蒙古的宴会自然少不了酒,唱祝酒歌、献哈达、马头琴演奏,这位老师也陶醉其间,不免多喝了几杯。宴会结束,各自回房休息,计划明天去看额尔古纳湿地。

潘志成先生(1946—2014年)作品 1988年作

东北的天亮的早,次日早晨我5点起床,在海拉尔河边转一转,非常凉爽,心旷神怡。8点多仍不见老师起床,打电话关机,学生电话也关机。叫服务员打开房门,老师一件防雨绸外套还挂在衣架上,人却不知去向。四处寻找都不见踪影。 无奈之下调出酒店监控录像,方知凌晨4点前老师领着学生带着行李已经离开酒店了。中午时分打通学生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齐齐哈尔,老师认为接待方不很友好,怕加害于他,就提前离开了。

就此内蒙古之行兴致全无,只好缩短行程。一个星期后,我回到北京,看到画室桌子上,有一份快递,打开一看,有一封信和一些票据,信是那个学生写的,大意是说,已将两人的往返机票、车票寄去,要求报销。

我在这一年内数次给这位老师打电话,均被挂断不接。4年后的2017年春节,老师突然打电话来拜年,说那一年在呼伦贝尔有些误会了,没有游内蒙古他将终身遗憾,希望再给他安排一次机会。我当时便回绝了,后来再未联系。

人与人相处,若是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看待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是不可能做到心心相印、相处融洽的;若没有感同身受,便很难做到关怀与体谅。

而性情相投,相处起来就像是伯牙遇子期,才会有高山流水遇知音。

刘兆威先生(1925—2006年)作品 1997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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