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熄灭的北极光 ——悼念许渊冲先生
我有幸在许老晚年，与他有十多年交往的机缘。今年4月18日是许老100岁的生日，第二天去看望他。他看起来还很精神，仍在工作。不料一个多月后，听到他仙逝的噩耗，甚是意外、难过。记得最后一次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朱凯教授去看他，听闻同班同学朱伯章先生94岁无疾而终时，许老曾说：“无疾而终好，老人就希望无疾而终。”没想到，他真的也“无疾而终”了。他平静地走了。
初识许老是在2010年，那年我刚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工作不久，很幸运有机会陪人文社科分社吴浩社长去许家拜访。当时我们分社成立不久，有意策划出版许老的全集。这第一次拜访没有做好功课，对许老尚无深入了解，见到他给我的名片上写道：“书销中外百余本 诗译英法唯一人”，顿感好大的口气！回到单位后，在网上搜索，见许老等身的著作，才发现狂言绝非虚言，初见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
因为全集出版之事，在帮着许师母梳理版权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多多，许老授权较为“随意”，“专有”“非专有”、授权“五年”“十年”的合同都有，因存在侵权的法律风险，所以想在短期内做全集，基本上不太可能。我们当时只签下《逝水年华》这本许老自传的再版本，暂时放弃了做全集的念头。不过，我从法律专业的角度，善意提醒许老夫妇，以后只须签“非专有”。这样至少不至于给自己惹版权的麻烦。后来二老基本遵循我的建议，他们虽然仍不看合同大部分的条款，但一定会注意到“非专有”的约定。许老于2019年11月应邀到北京外研书店做客，送他回去的路上，我问起版权之事，他立即说：“我记得呢！非专有。”让我颇为感动和欣慰。
我与许家来往时，发现有不少缘分：许老在西南联大读本科，我在云大读本科，虽然时间相隔半世纪以上，但谈起云南的美食、风物都颇怀念；许老是北大的名教授，我是北大的研究生，都是北大人；我是张家口人，许老曾在张家口执教过，许照君师母是河北人，也有地缘上的亲切感。总之，我与二老越来往越感到亲近，加之老人的孩子都不在身边，我便乘逢年过节，尽量尽些“有事弟子服其劳”的义务。
许师母性格活泼开朗，对人很热情，大部分外联事宜都由她办理。我开玩笑夸她说，她是许老的金牌“经纪人”，她也欣然接受。有时陪同事、媒体去看许老，接洽好之后，我就和师母在旁边的屋子里聊天。她会骄傲地谈起远在美国的儿子，或者讲起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还记得她提及名字的由来：照君老师年轻时在西柏坡做密码工作时，有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一听她的原名赵军就说，昭君是要出塞的呀。于是她就取姓名之谐音改名为照君。
许师母热爱许老，还有些崇拜他，在聊天时总是称呼“许先生”而不名。有一小事印象深刻，有天晚上去许家做客，二老拿出凤凰卫视刚给许老拍的纪录片光盘给我看。其中有许老谈起大学时候因爱情而痛哭流涕的镜头，我当时还“担心”师母的反应，哪知她一如既往地平静，让我敬佩不已！我最后两次见到许师母，是许老上了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火红”了之后。许老因为上了《朗读者》，出版社、媒体、粉丝们纷至沓来，变得越来越忙。我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再登门拜访。突然有一天，师母叫我过去教她使用“微信”。她一边学习，一边感慨“太累”，还戏言：“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时还觉得虽然累人，但是很“与时俱进”。之后没多久，我听到她住院的消息。恰逢北大校庆，参加完校庆同学聚会活动之后，我匆匆奔赴校医院，在护士的指引下找到师母的病床。许师母已不能说话，也不认识人。我在旁边拉着她的手说话，忽然师母眼角流下眼泪。我想她应该是认出我来了。一个多月以后，许师母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因为师母比许老小几岁，加之性格活泼，总是觉得她很“年轻”，没想到却走在许老前面，让人很是意外和难过。
许老很健谈，声音又洪亮，但三句不离本行，他最挚爱的莫过于翻译。我因为做出版工作，也结识了江枫、屠岸等很多与许老同一辈的翻译家，与他们闲聊，总是能隐约感到他们与老先生之间由于翻译理论之争，颇多“恩怨”，但是又觉得老人家们都很“真”。记得江枫先生的《不够知己》出版时，我正要拜访许府，一时忘记两人在翻译上的不同意见，就带了江枫的新书作为“伴手礼”去见许老。许老见到江书，我察言观色，感到不妙，表示歉意。许老说：“没事儿，我看看他翻得有多差。”我回来后婉转告知江先生。他哈哈一笑说：“他也未必翻得多好！”
另有一次，熊式一的《天桥》中译本出版，因为知道熊是许老的表叔，两人在国外还有颇多过从，特意带书去送给许老。没想到书前有一首诗，是请屠岸先生翻译的。许老看后很不满意，挑出几处他认为译得不好的地方给我看，觉得应该由他来译才对。吐完槽他又跟我说：屠岸好像也90多岁了。你就不要告诉他了，免得让他生气！神情甚是可爱。
许老“自负”。他批评别人，不稍假借。别人批评他，他直言回应，毫不退让。即使年过90，依然有精力打笔战，斗志高昂。记得在2017年的下半年，我看到网上有一位研究文学的副教授撰文说许老的“英文不过关，还有抄袭嫌疑”云云。我怕许老会拍案而起，没敢告知。哪知第二天，许老就托许师母来电询问某位记者的电话和邮箱，他要撰文回击。我劝他犯不着去回应无端的指控，但他还是回应了。2019年的11月里，我请许老来书店做客，当他看到新出的《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马上拿书翻阅，看看是否更正了多年前旧版本中的错别字，足见他的认真。那股子毫不含糊的精神，令我更加懂得，许老是多么爱惜自己的作品及其翻译事业！
许老从18岁开始从事翻译，到100岁仍然着迷于此，夜以继日，孜孜不倦，译出大量的中外名著，近百部的作品，何止等身？他的精神与毅力，罕见其匹。翻译原是艰巨的工作，不同的语文之间有隔阂，排除隔阂犹如跨越鸿沟，稍有不慎就会留下遗憾。译文要能信、达、雅，知之甚易，行之维艰，三者之间孰轻孰重又争论不休。许老最重“雅”，也是他与同侪争论的要点，例如他译《红与黑》的最后一句“她死了”为“魂归离恨天”，引起不小的风波，很多人批评译得不“信”，有违原文的“真面目”；其实，中文读者看到“魂归离恨天”，难道会有“死了”以外的理解吗？中译能使中文读者“信”“达”，足矣！我想，将之译成古典的“魂归离恨天”，提高到“雅”的层次，有什么不好呢？我的朋友汪荣祖先生就觉得直译无法沟通不同语法的隔阂，直译貌似“信”，但既不达也不雅，所以主张“意译是王道”。他特别欣赏许老讲究翻译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有了三美才能将译文提升到艺术的高度，庶几不亚于创作的地位。译诗更难于译文，一般人只能译成“自由体”（free verse），但许老坚持诗要押韵，如章太炎所说，诗不押韵如和尚吃肉，殊不可取。但是要把汉诗译成有韵的洋诗，或将洋诗译成有韵的汉诗，难度都极高，而许老优为之，连他的老师钱锺书先生都赞叹，许渊冲居然能够带着脚链跳舞。当我看到许老译杜甫有名的登高联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不仅押了韵，而且展示了原句的对仗，令我啧啧称奇。我深感许老的自负与执着有他的底气，他毕竟能以中、英、法三大语文互译，舍“许”其谁？他译作之丰硕，几人可望其项背？他于2014年获得 “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Aurora Borealis Prize for Outstanding Translation of Literature），为国际最高奖项之一，不仅是中国第一人，也是亚洲第一人。许老在翻译领域内，奋斗一生，实至名归。他的名山之业将如北极光一样，永远不会熄灭！
十年来与许老过从甚密，他突然离去，令人顿有失落之感。去年腊月胡晓凯女士寄来许老《西南联大新生日记》的样书，披览之下，兴趣盎然。说来又是缘分，北京外国语大学朱凯教授在我办公室看到《西南联大新生日记》借去翻阅，发现其父伯章先生竟是许先生大一时的同班同学，提到许老当年追求的女神“颜如玉”，是伯章先生的同乡好友，晚年更多通信往来。当许老进入101岁的第一天，我邀请朱凯教授一同去拜访老寿星。朱凯教授很有心，特意抽空回到青岛老家找到信件和女神的照片，复印后作为礼物送给许先生。许老感到相当惊喜与兴奋，谈兴甚高，笑语不断。老人一派天真烂漫。当时我就想写一篇许老日记的读后感，题目都想好了：《百岁依然一少年》，但迟迟未能动笔，直到惊闻许老逝世的噩耗，想到与敬爱的老先生交往已逾十年，聚谈也不下数十次之多，不胜伤感。翻阅往日的照片，追忆逝去年华的点滴，写下这篇短文，以表达对许老的怀念与哀思。
（本文写作得到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的帮助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