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荐书 | 制度之弊如何激发人性之恶：谢天佑遗著《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赠书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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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已故谢天佑教授的遗著《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是一部古代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态史，展示了权力游戏中臣民如何明哲保身，揭示制度之弊如何激发人性之恶。
谢天佑先生的三本著作，《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和《谢天佑学术文存》，是谢先生作为学者一生钻研学问、寻找突破、笔耕不辍的结晶。
本书简介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谢天佑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本书是一部古代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态史，堪称古代官场现形记；也是一本史实和评论俱佳的历史政治小品。书中以中国古代君臣关系、臣民心理为切口，剖析专制主义的内涵，以批评的笔触，呈现出专制主义的产生过程、权力结构的确定，以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臣民心态的种种表现。
作者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以读史札记的形式，分析从先秦至清代君臣间的心机和智术，以及忠臣义士的应对苦心，别善恶，寓褒贬，辛辣精准地揭示了制度之弊如何激发人性之恶。史论结合，展示了古代朝堂上的生存法则，以及集权政治下的君臣博弈。
作者简介
谢天佑（1932—1988），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江南地区史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国农民战争简史》等。
谢天佑先生 · 青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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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30年过去了，
我们依然可以感受这本书的魅力
专制主义统治下为何盛行讲假话、做违心事？臣民如何通过讲假话、做违心事来面对喜怒无常的帝王？为什么说讲假话、做违心事的这种性格、语言、心理和行为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古代历史从来不只有文人生活风雅、美好的一面，朝堂之上的残酷超乎你的想象。
想要在集权政治下明哲保身，为何要学会“拍马屁”才行？在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你或许可以窥视一二。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纳入吉林文史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推出的历史反思丛书系列，3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可以感受这本书的魅力，作为一部未定稿的遗著，作者的学术关怀透过文字表露无遗。我们在原书的基础上，增补了作者后人及学生提供的诸多材料，更为全面展现作者的学术风貌，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心理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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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创作于特殊的时期，历史反思的风潮赋予这本书一种难能可贵的基调——历史与现实的强烈碰撞。作者有极强的时代感，以及不可抑制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君主是法，君主高于法，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也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个致命病根。作者对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的研究，揭示了它对当时政治文化、臣民心理和人性的摧残。这个制度本身无法自救。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其名号，如果统治者高于法律，不受法律监督，那么，专制主义的那个致命病根就依然存在。可以说，这本书触摸了千百年的历史神经。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目 录
史笔千斤重：谢天佑先生著作集总序
序言
一 无秩序中的秩序
二 主宰一切
三 喜怒无常
四 攀龙附凤
五 明争暗算
六 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七 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八 做“良臣”，不做“忠臣”
九 苦心支撑，力避嫌猜
十 失掉后台的改革者
附录
一 “君主制”与“君主专制”
——答洪家义同志
二 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
——读《说苑·君道》
三 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
四 陶渊明“猛志”的继承与变异
五 郑板桥的怪
后记 谢天佑先生著作集编纂后记
精彩书摘
喜怒无常：古代朝堂的君臣相处之道
韩非子通过透析古代君王的心理，列出13条说君王之术，从而揭示古代朝堂的君臣相处之道。
——编者按
君王的心理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有两多：多疑和多变。
君王多疑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由他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君王周围危机四伏，不可信的人固然危险，可信的人更危险，这就叫作“人主之患在于信人”。
臣子之所以要奴颜婢膝取得君王的信任，是因为屈服君王的权势，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窥觇其君心”，以求私利得逞。一旦“人主怠傲处其上”，他就要“劫君弑主”。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子”，乘人主之子“以成其私”；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妻”，乘人主之妻“以成其私”。请看，妻子如此近，儿子如此亲，“犹不可信”，此外还有什么人能相信呢？
君臣关系和一般的人与人关系一样都是利害关系。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有利，他们希望君王长寿；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不利，他们希望君王早死，如同制车子的希望人们升官发财，做棺材的希望人们夭亡一样，儿子因为母亲失宠而丧失了继位权，则“冀其君之死者也”，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的君王，“则身死见疏贱，而子不疑不为后”，则“冀其君之死者也”。历史记载，君王正常死亡居半，另一半都是被奸臣利用继承权之争而杀害的。
韩非认为“人臣有五奸”：一是滥用“财货”收买人心以取得声誉；二是广为“赏赐”将君王身边的人拉拢过来；三是潜心结党以扩大势力；四是任意赦免罪犯表示有生杀予夺之威；五是身穿华艳的服装，口发狂言怪论，受人财货评论是非，以“眩民耳目”。这五奸，为“明君”所疑，为“圣主”所禁。但是，由于人臣玩弄了权术，而使“主不知”。这才是最危险最可怕之处。
君王既要利用臣子又不信任臣子，臣子既要依靠君王又畏恐君王，这种微妙的关系，就决定了君臣之间要玩弄权术了。法、势、术的术，主要是一种权术《韩非子·奸劫弑臣》载：“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这说明术不完全是权术。这种权术，有的用在内政上，有的用在外交上，更多的是用在君臣之间。君对臣用权术，臣对君也用权术。
臣子用术来对付君王喜怒无常复杂多变的心理。臣下向君王进言，如何既能自由驰骋自己的意思避免杀身之祸，又能进一步取得信任重用呢？韩非曾为此列了13条说君王之术：
壹
进言者应夸赞君王自己认为得意的事情，掩盖他认为羞耻的事情；
贰
君王急谋私利，进言者应将私利说成合乎公义，并纵容他大胆去干；
叁
君王有卑下的念头，想干而又有所顾忌，进言者就要故作姿态，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干；
肆
君王想做实际做不到的事，进言者不要硬顶，而是揭示这件事的缺陷，称赞他不去做的明智；
伍
君王想要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应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据，而又要假装不知道；
陆
进言者要为人说情，既必须用好的名义加以阐明，又要暗示此事合君王私利；
柒
进言者要劝阻君王做危害社会的事，不仅要说明做此事定遭议论，而且还要暗示此事有害于君王本身；
捌
…… …… ？ ？
一边是操有生死予夺之权的君王，一边是无生命财产保障的臣下；一边是至高至尊神圣不可侵犯，一边是在苟且偷生下求贵求富。这些君臣之间的极不平等的关系，迫使臣下向君王阿谀奉承、讨好，讲假话、讲违心的话，即使是真实的思想，也要通过假话、违心的话表现出来，因为臣下随时随地一言一行都怕触犯了喜怒无常的君王。
（节选自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失掉后台的改革者：王安石变法始末
作者以改革者为视角，回溯了“王安石变法”的过程，透析其变法失败的原因，从而揭示古代专制社会改革派（维新派）共有的弊端——以皇帝的支持为变法动因。
——编者按
当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时，宋王朝已处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恃才傲物的王安石决心以改变这种状况为己任。他确实有足以凭借的才识，在未上台之前，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曾巩等无不欣赏、称赞、推崇他。他确实有不怕千难万险的气概。北宋朝廷盛传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提出这样三句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这样有胆有识的改革家，在待价而沽，有哪位皇帝敢用他？仁宗庆历七年(1043)，王安石作《读诏书》诗曰：“去秋东出汴河梁，已见中州旱势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近闻急诏收群策，颇说新年又亢阳。贱术纵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
英宗在位四年，正值王安石在江宁结庐守孝，丧期过，神宗即位，天赐良缘，王安石遇到了支持他变法的皇帝。
王安石出众的才学和治理地方的政绩，使他已名噪社会，当时士大夫“恨不识其面”。神宗在做太子时不仅有所闻知，而且还读过他的《万言书》，欣赏他的才干，“想见其人”。所以，神宗即位第二年，授王安石翰林学士，“越次入对”，神宗本以唐太宗为榜样，王安石认为唐太宗不足学，“当法尧、舜”。王安石心目中的尧、舜是什么样子，只有王安石自己知道。不过，王安石的话使神宗扩大了眼界，从而使神宗感到王安石抬高了他的身份。所以，神宗谦和而又充满希望地说：“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随即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兼新建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副主管。王安石向神宗推荐吕惠卿，开始推行新法。
王安石变法坚持了十六年，变法的内容广泛，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等。
从表面上来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是够坚决的了，但神宗的内心活动是极复杂的，他既要王安石变法，又要容忍保守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既要王安石当权，又要保守派与王安石共同执政。因此，出于这种原因的支持不可能是稳固的，是经不起韩琦和司马光这些有极大社会影响的上层人物挤压的，用王安石的话来说,神宗对这些人“刚健不足”。
王安石最亲信的吕惠卿背叛了他，这对他是最沉重的精神打击，以致王安石打不起精神与吕惠卿合作共事。王安石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述他的心情：“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波常出于交游之厚。”促使他不得不心灰意懒。吕惠卿对神宗说：“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复来，乃一切托疾不事事，与昔日异。”“安石不安其位，盖亦缘臣在此，不若逐臣使去。”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纠葛，引起了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对吕惠卿的怨恨，王雱因此伪造罪状企图陷害吕惠卿，事情败露，王安石受牵连。
王安石责子王雱，“雱愤恚”，于熙宁九年(1076)“疽发背死”。王雱“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深得王安石喜爱。王安石早就“多称疾求去”，儿子死，更“力请解机务”。这时神宗对年老多病的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已有所厌恶。
56岁的王安石获得恩准，回江宁养老了，从此王安石一去不再返回政治舞台了。
（节选自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明争暗算：西汉王朝的君臣博弈
作者以“晁错削藩”“七王之乱”等事件为视角，展示了西汉王朝君臣间一系列的“明争暗算”，透析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君臣的心理状态。
——编者按
共同的敌人被打倒了，战胜者为了权利的分配而发生层出不穷的明争暗算。只是这种明争暗算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以特有的方式进行着。
刘邦在战胜项羽登上龙基之后，曾经“攀附”于他的一批文臣武将，拿出了当年打仗的劲头与自己的伙伴争权夺利了。
打败项羽后，刘邦在臣下的推拥下急匆匆在定陶登基，在会上，“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他们争权夺利的贪欲，把一个庄严隆重的会搞得乌烟瘴气。
如何论功行赏？争论不休，刘邦要封萧何第一，众武将不服，他们说，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而萧何未打过仗，没有“汗马之劳”，只是舞文弄墨，怎么居臣等之上？刘邦居高临下，以皇帝绝对的权威发言：“诸臣知道打猎吗？追捕兽兔的是狗，而指使狗追捕的是人，“诸臣”只是追捕兽兔的，属于“功狗也”，萧何是“发踪指示”的，属于“功人也”。就这样，将一场争论压下去了。
经过反复考虑，刘邦封三十余功臣为侯，而未得到封的人得不到满足，他们“日夜争功不决”。刘邦在洛阳南宫过“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刘邦问张良：他们在讲什么？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是在讨论谋反事呀！刘邦说，天下已定了，为什么还要谋反呢？张良说，陛下以布衣得天下，是靠他们，“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的都是萧何、曹参等所亲近的人，所诛的都是陛下生平所仇怨的人，应该封的人多，而不能一一满足，因此，有的人怕封不到自己，有的人怕“见疑平生过失”而遭诛，“故即相聚谋反耳”。刘邦听到此，很忧虑地说，怎么办？张良乘机问道，陛下平生最厌恨的是谁？而且此人大家都知道。刘邦说，在未起兵前,我就与雍齿相处不好，他曾多次侮辱我，使我难堪，我想杀他，“为其功多，故不忍”。张良建议说，陛下马上先封雍齿，使得“群臣”知道，“则人人自坚矣”。
这个故事也许有所失实，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集团内部权利分配之争确实激烈；第二，权利分配的主宰者是皇帝，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憎恶行使权力，刘邦之所以听从张良的建议，这主要是取决于他个人的素质。
在秦汉之际，封王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思潮，陈胜封王，项羽封王，几乎无人不王。刘邦新即皇帝位，自然也迫于诸将要求封王封侯的压力，不得不封韩信、黥布、彭越等人为王侯，刘邦毕竟对这些桀骜难驯的异姓王侯不放心，为了给他的子孙留下太平天下，所以刘邦在他去世之前将韩信、黥布、彭越一一铲除。与此同时，大封同姓王，此后，就产生了地方势力同姓王与专制主义集权的矛盾，经过文帝、景帝、武帝几代的努力，解除了同姓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
继之而起则是外戚势力的崛起，以致刘家天下为外戚所握，一个威胁势力解除了，另一个威胁势力又产生了，威胁势力就像王朝自身的影子一样，始终伴随着它，所以任何王朝都是存在于“明争暗算”的漩涡之中……
（节选自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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