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名”的巨子何止徐渭

古今中外的英杰中,特别是站在文学艺术峰巅的巨子,有多少能公平地在生前获得名声呢?

而在有生之年叱咤风云、煊赫当时者,又有几个能在身后幸免盖棺论定,而不成为“粪土当年万户侯”呢?

所幸的是,在家乡绍兴的六大圣人——书圣王羲之、诗圣陆游、哲圣王守仁、画圣徐渭、教圣蔡元培和文圣鲁迅中,其中五“圣”均获得生前名,尽管都多少有过功名蹭蹬、宦海风波或经历坎坷。唯有千古奇才徐渭却是孤独于世穷蹇入土,长埋地下数年而不为人知。

多少风流人物厥功至伟,鹤立鸡群,却硬是为时代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历史从来就不是一杆公平秤,它往往只为官宦权贵们称重,却不给那些卓然而立之士一个位置,于是就出现了如徐渭那样的“身后名”者。徐渭生前经历过欢少悲多的凄惨人生,最后以鬻字卖画艰难地度过残年。

对于生前寂寂无名而身后名留青史的“身后名”,很有人不以为然。《晋书·张翰传》记载了一件事,西晋著名文学家张翰经常纵酒豪饮,以醉态做世,有人劝他说:你任性狂饮,难道不为死后的名声着想吗?张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就是典故“季鹰杯”、“张翰杯”或“眼前一杯酒"的由来。

宋代文学家楼钥写过一首真挚感人的诗《孙子才挽词》,其中有“身后名何用,人亡意愈深。盖棺悲昨梦,挂剑答初心”之句。人亡后,意更深。当一切盖棺定论,想起昨日如梦,那些同游对酒的日子,就如季子挂剑,泉下之人还能知道吗?

生前寂寞的魏晋田园诗创始人陶渊明,也是被时代矮化、被权势淹没的一员。尽管相信自己的成就和名声就如闪闪发光的黄金,即使被盖上沙土,也难以挡住四射的光芒,然而那毕竟是遥远的身后事了。因此在其《饮酒·十一》中无奈地叹道:“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傲视苍穹的诗仙李白,生前已经名扬当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却也是人生潇洒走一回。他也不看重身后名,他说:“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少年行三首·其三》)

话再说过来,从来文人愤世嫉俗,壮志难酬,其中不少人生前不得志乃至几无影响,却很在乎“身后名”。于是就有了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在名作《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所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而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更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悲壮诗句。

徐渭的“身后名”来之偶然,令人唏嘘叹息。我一直以为在古今“身后名”的英杰中,徐渭应该是独居老大的位置了,后来知道一位名气甚至大于徐渭的巨子,竟然也是生前寂寂,死后隆誉。此人是谁?他就是今天被称为诗圣的杜甫。

怪哉怪哉!怪乎哉,不怪也!不管你信不信,真实的历史是,虽然杜甫殚精竭虑,直抒胸臆,写了很多足以传世千古的好诗,但在其有生之年,他的诗名排位却只是等外级的四流。

自我从小诵读唐诗起,不论在老师的教学还是史家的作品中,留下的印象都是“诗仙”、“诗圣”两座高山。在群星璀璨的唐诗夜空,最亮的明星无疑应推李白、杜甫。而历史的真相却是,在当年唐朝时,一流诗人中不但杜甫缺位,而且李白也仅列最后,在他之前的是王昌龄、王维、白居易。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盛唐诗人王维,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山水诗的辉煌,称其一流并不为过。情深艺精,雅俗共赏,使白居易的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其在生之时,他就已亲眼目睹了掀起于大江南北的“白诗热”。他在《与元九书》中兴奋地写道:“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足见粉丝之众多,以点赞人数评奖则非他莫属、

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虽然被誉为“七绝圣手”,然而被高捧为大唐冠军,总觉得难以服众。不过这只是后人的想法,其实他的绝句,尤其是七绝,留存下来七十余首,可以说写得首首都好,多首杰作已经被永久地储存于历史的回音壁。他是那个时代的“诗家天子”,其时他的诗经常被歌女们传唱。一次,王昌龄、王之涣和高适三个均以边塞诗名闻天下的诗友,在旗亭上的酒楼里饮酒聚会,来了十几个皇家梨园的乐师和歌女,择优唱他们的诗。四个歌女中有两个唱的是王昌龄的诗,这是唐人小说中记录的“旗亭画壁”的故事。

尽管如此,足以压倒群星并与李白双峰插云的杜甫榜上无名,总使人忿忿不平。然而在往后的评比结果,则更令人伤心了。评比揭晓,唐人把王勃、骆宾王、王之涣、陈子昂、高适、岑参、韩愈、元稹、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列为二流诗人。稍逊一筹的三流诗人,提名为元结、卢纶、韦庄、李贺、孟郊、贾岛。杜甫呢?干脆被淘汰而名落孙山!

面对无情的现实,杜甫能够承受吗?诗人也是常人,笔下的诗是写给人们阅读传播的,欣赏者寥寥,总未免忧心如醉,情何以堪。在杜甫的诗作中,多次为自己怀才不遇、知音难觅而发出沉重的感叹:“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百年歌自苦,未曾有知音”,这已经不是无奈的感喟,而是痛苦的呻吟。

杜甫始终没有弄明白,自己腹有诗书,毕生呕心沥血,吟下与泰山同垂不朽、共长江奔流不息的诗歌,然而为什么缺知音少粉丝?他自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晚年他在夔州写的回忆诗《壮游》中,对自己少年时代学业之成绩,既含有辛酸的感叹,也不无自豪的追溯。“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居然已经扬名于洛阳文坛,并被比作为班固、扬雄。如此才气纵横,即使在仕途上落败,也总应当在诗坛上夺冠。

诗人的人生经历,除了年轻时的读书和漫游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困居、漂泊和逃难中度过的。其实,他何尝没有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愿望,而且从少年时代起就胸怀治国安邦的壮志,何况他的才能、学识和见解也早就足以成为国之栋梁。然而在近一个花甲的人生之旅中,他却始终没有撞开幸运之门,宦游固然与他无缘,而文海的畅游居然也未能遂愿,他能不发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叹息吗?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杜甫不明白的事,后人却看懂了。大唐王朝前期的进步政治和发达经济,促成了唐诗的空前繁荣,在灿烂的诗流中,辉映着点点滴滴的盛世波光。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最足以使后人振奋和自豪的黄金时代,唐诗人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诗文,也留下了不少千古名篇。

当时受欢迎的唐诗是两个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为领唱的田园山水诗派,一是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田园山水诗派以标举隐逸、寄情山水和歌咏田园生活为特征,寓情于景,表现了自然美,抒发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悲欢之情。边塞诗派的作品,描述的是壮丽寥廓的边陲景色,表现的是马革裹尸的英雄壮志,抒发的是从戎御侮的爱国精神,尽管也有征夫思妇的幽怨情感和穷兵黩武的战争灾难,但主题却反射着盛世时期的回声。

独立诗人李白不隶属于哪一派,不过他的诗歌勉强跟上了潮流。青年时代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走出巴蜀,漫游全国的李白,以浪漫主义的情调和丰富奇特的想象,写下大量张扬个性、关注民生、尤其是赞颂名山大川的诗篇,主题总的说还算符合时代主旋律。加上被文坛领袖贺知章推崇为谪仙人,又有金龟换酒的佳话传颂,使得李白一夜成名。不过李白成名也不算早了,时在天宝元年,已经跨进不惑之年。

而杜甫却“不服水土”了。他是一片漂流四方的云,不断地穿行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事件之间,也不断地向人间洒落着诗篇,洒下对人民的忧患,洒下对时局的悲愤。如同孟姜女哭倒长城、祝英台把梁山伯墓哭开一条裂缝那样,面对大唐朝廷的浮华衰败,杜甫发出的沉郁顿挫的悲叹和疾呼,把长安帝宫前面那道遮丑的大墙轰倒了一半。

现代文化学者刘小枫所说:“苦难记忆证明历史是负疚的,有罪的,而杜甫正是这苦难记忆的见证人,他在无力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时,用自己的双手记录下了历史的罪恶”。不断走向成熟和觉醒的杜甫,在半生颠沛流离、浮沉起伏的生活中,写出了一连串不朽的名篇。这位忧国忧民的布衣诗人,为大唐痛哭流泪,因为他太爱这个中华帝国;他也对权贵们嘲讽指责,因为他太恨这群无耻小人。

不合时宜的诗篇,自然不为朝廷上下所容,甚至连相当一部分听惯颂歌的民众,也不乐意听到这种时代的悲歌。于是,杜甫被冷落了,杜甫成了诗坛的弃儿。

伟人的不朽多在身后,因为对伟人的审核和评定,有待于历史去伪存真的公正化,也有待于人民直言无讳的民主化。当伟人趾高气扬地自命自己是伟人的时候,或者任凭吹捧手把自己捧为伟人并因此洋洋得意的时候,无异于那种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的人,这样的伟人也就不复为伟人了。

徐渭的成名在身后,由于文坛领袖袁宏道的发现和大力弘扬,其才华和成就立即惊动了家乡和中国。同为身后名的杜甫,却没有像徐渭那么快一步登天的运气,而是经历了漫长的两个朝代的酝酿发酵。杜甫身后能登上诗圣宝座,首先有赖于一位唐朝小诗人樊晃慧眼识英雄,他在大历年间(770~780年)曾集杜甫诗为《杜甫小集》,作序推崇杜甫为“当今一人而已”。

中唐时期的大诗人元稹、白居易开始赞赏杜诗,他们的眼光超越了当代其他文人。以《马说》呼唤伯乐的大臣和文学家韩愈,自己就是一位难得的伯乐,他曾在李贺默默蛰居乡间的生前,发现了这匹千里马。而也正是他,以“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的赞语,首先把杜甫与李白并称,甚至把杜甫看得高于李白。

杜甫真正成名是在宋朝。那是一个积贫积弱、屈辱懦弱的时期,尤其是一场靖康之耻,使文人和平民深感家国之痛。以“三吏三别”为代表、具有“诗史”特质的杜诗,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强烈震撼与共鸣。杜甫成了宋人顶礼膜拜的圣贤,在铺天盖地的美称中,以诗人杨万里的“诗中之圣”一语中的。直到明朝,撰写《杜臆》的作者王嗣爽正式以“诗圣”称呼杜甫。

生活把杜甫逼上绝路,时代让诗圣感到悲凉。诗圣的美称姗姗来迟,恰如杜甫在《梦李白二首》中那句伤感的诗句所说那样:“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生前报国无路,身处困境,纵然身后流芳千秋,人已寂寞无知,又有什么用呢!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在杜甫逝世前三年,他在夔州登高望江,唱出了一首被后人誉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的人生悲歌——《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寂寂地死了,在当朝的唐代宗室眼里,他的死不过是在皇宫御花园的某棵大树上掉下了一片枯叶。杜甫轻轻地走了,在煊赫的权贵们看来,他的死无非是在官邸厨房间的某次做饭时飘走了一缕炊烟。

然而中国不能没有杜甫,诗坛更离不开诗圣。杜甫的光辉形象使“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冯至《杜甫》),“身后名”使他成为“诗史孤忠在,文星万古沈”(元·宋无《杜工部祠》)的不朽圣人。

杜甫的诗篇永远不会枯萎,诗圣的悲歌至今依然回旋于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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