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那年那猪

那年那猪

题记:又到猪年,总想写点有关猪的文章。思来想去,小时候养猪的一系列记忆太过深刻,值得回忆。那段特殊岁月早已远去,如今,物资生活极大丰富,猪肉早已是稀松平常的副食品,许多人因为顾虑健康问题,甚至不愿吃猪肉。今天,重新翻开那段养猪的历史,只希望能帮助大家体会现今幸福生活的可贵,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美好的一切。

上篇  猪的使命

养猪,有时并不是单纯的养殖业。在那些特定时期,一头猪会承载诸多使命。

有时是政治使命。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生猪养殖量跟不上市场消费需求,为保证猪肉、鸡蛋等副食口品供给,国家的“菜篮子工程”应运而生,且推行了相当长时间。有些猪肉供应紧张的城市,保供给还成为“一把手”工程。

小小一块猪肉牵动大局面,此言不虚。

时间再往前,一头猪就是一户人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不仅要承担日常用度,更承担着改善住房,甚至是延续家族香火的重任。

经历过农业生产集体化年代的人们都知道,那时口粮由集体分配,盐巴、火柴、衣物等生活必需品,要花钱去国营商店购买。还有小孩子的学费,虽然费用不高,但也是要花钱的。大多数生产队分点粮食,只够糊口,仅有个别经营活动搞得好的生产队,年终可以分少量现金。

普通家庭开支,全靠自己想办法。卖粮食换钱,是简粗暴的办法。因为粮食本来就不多,这条路只能偶尔应急。常走的路子,是养猪换钱。

那时,养猪被称作家庭副业。政府鼓励各家各户养猪养鸡,既为农业生产积累肥料,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又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满足家庭日益增长的各项开支需求。鸡的产能有限,卖鸡蛋的钱,仅能维持盐巴、煤油和火柴这种小开销。象改善家庭住房条件这类大的支出,还得通过养猪来实现。

那个年代,城市居民等待国家分配住房,自己不用操心,也没办法去操心。农村完全靠自己筹集材料建房。一穷二白的年代,农村基本是草房。草房住不了几年,就会漏雨,采光通风都不好,住瓦房是大家的梦想。率先实现这一梦想的,是那些户主头脑灵活、劳力充足的家庭,他们率先掀起了草房变瓦房的革命。

这一革命是艰辛的过程。

买石头,要花钱;买木材,必须花钱;干技术活的木匠和石匠,必须给工钱。

钱从哪里来?养猪卖钱是唯一可行的路。

还有,来帮工的人,虽说是互帮互助的左邻右舍,但也得办出象样的伙食招待人家。如果没有猪肉,伙食就谈不上好。猪肉太少的伙食,会被笑话,影响名声。远房的大伯家盖房,为了节省开销,猪肉片切得有些薄,开饭时,一位老石匠大声吩咐徒弟,快把门关上。大伯不解,遂问:为何要关门,老石匠依旧大声说,我怕筷子上的肉被风吹跑了。众人大笑。这坏坏的笑,让大伯感到耻辱,只得咬牙多上猪肉。

那时猪肉七角多钱一市斤,肥猪可以卖到四角多钱一市斤,一头一百多市斤的肥猪,可以卖五六十元钱,盖三间瓦房大约需要八百元钱。

一个普通家庭,没有五年以上的准备,很难实现草房变瓦房。这五期间,一切开销皆要服务于盖房子,其他支出是能省则省。

除了住房,为儿子娶媳妇也是花大钱的事。那个年代,虽然不象现在结婚条件这么苛刻,但是,有些条件实现起来也不容易。

当部分人家率先住上瓦房之后,未来丈母娘的审美观很快被刷新:没有瓦房,除非这家人的儿子特别优秀,否则,没人愿意把女儿嫁过来。

草房人家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至少在儿子找对象成家这事上,就比较头痛。刚刚筋疲力尽把房子的事解决好,就要面临为儿子张罗婚事。

有的家因为儿子年龄大了,两件大事叠加一起,难度可想而知。再难,也得坚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那个年代,一些家庭底子差,儿子自身又不怎么样的家庭,可以说要举全家之力来创造条件,闯过一道道难关,助儿子成亲。

成亲要闯的第一道关,是男女双方见面。

媒婆约定男女双方在某处见面,如果双方初步印象都不错,接下来,就进入家庭考察的关键环节。

为什么是关键环节呢?初次见面的事比较好搞定,男方穿一身象样的衣服,是最低配置要求。高配一点的,会戴手表,穿皮鞋。无论哪种配置,几块钱的茶水钱也就是见面礼,那是必须的。与后续的大笔支出,这只算小儿科。衣服、手表、皮鞋,也可以找朋友友情赞助,临时借穿。

家庭考察这一关,就是对家庭综合实力的检验。房子是硬指标,媒婆断然不敢乱吹,也没法作假。除了房子,还要看家庭摆设,家具,粮食,房梁上挂的猪肉,都是判断家庭生活水平高低的硬指标。粮食和猪肉可以借邻居家的凑数。家具是不能的,如果第一次家庭考核合格,以后女朋友以及女朋友的妈等各种话语权较大的人,都会以各种形式随时开展突然性的“回头看”。粮食和猪肉不见了,比较好解释,消耗了,家具呢,总不至于也吃掉了吧。因此,必须要花钱置办家具充门面。

经过几番考察及“回头看”,如果女方家认可了,这时,恭喜这位小伙子,就算有正式对象了。

不过,从有对象到结婚,还有漫长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对硬实力的持久检验。

确定男女对象关系后,基本上会有两至三年的考验期,女方要对男方从人品到能力进行全方位考核,满意之后,才会正式商定结婚大事。

漫长的考核期内,男方家要随时保证有猪肉储备,否则,女方家任何一位说话有份量的人的任何一次造访,如果没有猪肉招待,都可能被评定为生活水平低。只要有这个差评,那就前功尽弃。

还有,逢年过节,男方必定要准备礼物去女方家,联络感情。礼物是需要钱的,但更多是直接送猪肉。有一种讨好女方家的礼物,叫肘子,就是猪的整只前腿,和现在的整只火腿差不多。

通过了各项考察,终于可以步入结婚正题。酒席的各项开支,没钱不行吧。酒席更是靠猪肉当家。这一切,依然靠猪实力说话。卖猪换钱,杀猪取肉。事情就得这么办。

处处都需要用猪来摆平。圈里那几头猪,就拜托啦,你关乎全家的生活质量,更关乎家族香火延续的重任。对你高看一眼,厚爱一分,自然是情理之事。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弟弟几个月大,父母忙于干农活,就将小孩放在摇篮里,因为摇篮太低,小孩一只耳朵被小猪咬掉。

换作现在,不杀掉这头小猪,怎能平民愤。然而,他的父母忍住了怒火:那么小的猪,杀了不值钱。就这样,小猪逃过一劫。

由此可见,猪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猪满圈,粮满仓,是那个时代的人能想到的最令人激动的事了。

中篇  养猪

那时的农村,基层行政层级是这样设置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或镇,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生产队就是现在的村民小组。粮食生产是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来组织开展,粮食分配是也各生产队独立核算,大队和公社只是监督和指导生产队抓农业生产。

这样的生产模式下,人人天天起早贪黑地劳动,粮食始终不够吃。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们小学生农忙季节都要停课放“农忙假”。现在求假若渴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很羡慕?然而,“农忙假”可不是现在这种天天窝家里“空调、WIFI、西瓜”那般滋润,而是要投入农业生产实战,跟农民伯伯一起割麦子、拔秧苗,事事真刀真枪地干。

即使全民皆农,还是缺吃少穿。缺到什么程度呢?大米和麦面这种主粮缺口极大,基本上当季收回来,吃三五个月就没了。主粮不够,就靠杂粮来补充,“瓜菜代”是那个时代耳熟能详的名词。意思是,主粮不够就用瓜菜来替代。于是,当我们不想天天吃红薯的时候,总能听到母亲的教育:瓜菜当三分粮。

有时收成不好,到春季,红薯、玉米等杂粮吃完了,瓜还刚出苗,菜已开花,小麦还没灌浆,“瓜菜代”也行不通时,国家会从东北等地调来玉米,按一定数量分给群众度春荒,这叫吃“供应粮”或“返销粮”。

在口粮这么紧张的情况,如何养猪?养猪的重要性前面说了太多,不需要更多的宣传动员,群众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

能作为猪饲料的,通常是青草、红薯藤和烂菜叶这些,米糠和麦麸算是精饲料,因数量非常有限,只能当调味品一样使用。如此养猪,生长极慢,而且长不出什么肥膘。一头猪养两三年出栏是常有的事。那时,国家规定的标准猪是67.5公斤以上,不但价格高些,养猪户的其他待遇也不一样,这在后边要细说。

这个标准,现在看似很简单,可那个清汤寡水的年代,达到标准猪是不容易的。有的猪养了两三年,只有三四十公斤,被称为铁疙瘩,这种铁疙瘩,要托关系,设在公社的屠宰场才同意宰杀。

虽然养猪如此艰难,毕竟让农民看到了希望,全民养猪运动自发地开展起来。养猪的重任,主要是未成年的孩子来担,尤其是未成年的女孩子。

未成年人,太重的农活不能干,养猪这个活,不重也不轻,基本合适。

养猪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猪饲料。怎么办?发动小孩子去扯野菜野草。

打猪草,扯猪草,讨猪草,这些叫法,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即,去野外把能喂猪的野生植物取回来。

这么多名称,我觉得最贴切的叫法是讨猪草。

你想啊,漫山遍野都是背着背箩找猪草的人,实际就是大家向大自然讨要猪的食物。所以,这个讨字,我认为是极为生动和贴切的。

为了讨到更多猪草,家里要给每个小学一年级以上的小孩准备背箩和镰刀,算是标配。严厉一些的家庭,甚至规定一个小孩一天要讨回多少斤猪草。为了完成任务,背着背箩上学的情况十分常见,以便在上学和放学路上一边走一边讨猪草。

全民皆兵式的讨猪草,很快就让讨猪草变得越来越难。平坝人口密集,猪草不好讨,我们就向远山进军。远山人少,植被好,猪草丰富,但因为路远,只能星期天一早跟着哥哥姐姐去。奋战大半天,每人的背箩都能装得满满的。这还不够,还要在上面加个帽子,就象现在货车超载一样,让猪草高高地耸立着。如此回家,走进村子,仿佛胜利的士兵凯旋归来,沿途有大人见了,都要夸奖。一句“这些娃儿好能干”,那就是极有面子的事。当然,有些大人回家就会教训自家小孩,你们好好学学XX家的娃儿。

果然,好的东西总在别人家,那个年代也这样。

长年讨猪草,让我有点强迫症:只要看到可以作为猪食的野草,就会产生拔之而后快的想法。后来去当兵,因为在团机关服役,地处热带气候的团机关院子里经常有野草长出,只要看见,我就不由自主地去拔掉。这样的行为,经常被团首长看见,也总是表扬我爱护环境。我受宠若惊,觉得这没坏处,对这样的谬赞,也就笑纳了。

养猪的关键在猪草,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不算事,所以不再费笔墨细讲养猪的其他事。

下篇  杀猪

养一头肥猪,在过年前杀掉吃肉,如今变得很简单,乡村已经有杀猪“一条龙”服务。你在家里把猪交给屠夫,他负责把活猪处理成猪肉拉还到你家,整个过程,你只需要在旁监督。完事后,付400元钱。就这么干净利落。

而在我小时候,农民要杀一头猪,要经过繁琐的手续。

现在很多年轻人虽然天天吃猪肉,却并没见过猪跑,更不知道杀猪的事情。

杀猪最复杂的程序,当属农业集体生产废除割资本主义尾巴政策后,包产到户前这个阶段。

讲述这时期的杀猪流程,会涉及到很多专用名词。我会一一解释,不然,理解起来有难度。

一提到杀猪,现在好些人就想起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杀猪饭场景。理论上说,只要杀猪了,总会有点猪肉吃,总有点油荤。那时,杀猪并不是这般美妙。

然而,那个年代,要想畅快地吃猪肉之前,还要把“吃整猪”和“吃半边猪”的问题解决掉。

吃整猪好理解,就是允许养猪户自家全部享用这只猪的肉,不强制交售部分猪肉,如果主动交售,国家是鼓励的,有时公社的广播站还会专门表扬;吃半边猪,就是养猪户杀猪之后,自己只能吃一半,另一半要卖给国家。当然,国家会按公布的价格付钱。那时,国家要保证城里的猪肉供应,只有这么办。

怎么吃猪,涉及一个票证:它的名字叫宰杀证。由于国家要保证城市猪肉供应,鼓励农民养猪卖给国家,你卖给国家一个标准猪,不仅会得到一笔钱,而且还能得到国家颁发的一个宰杀证。有了这个宰杀证,你家过年要杀猪,一张宰杀证就可以保证自家完整享用一头整猪。

没有宰杀证,那就只能吃半边猪,这时,你就要讨好屠夫,让他下刀分割时,能稍微照顾你一下,多留点肥膘。那时屠宰场有完整的控制流程,猪去毛刮净之后,绑住两只后腿倒挂着,屠夫问老板,要左边还是右边,猪老板说要哪一边,就意味着另一边是国家的。这时,只见屠夫操起尖刀,从猪尾根部下刀,沿猪背脊猛力下划,犹如一条楚河汉界,刀口一边是国家的,一边是自己的。这个刀口,露出的都是白花花的肥膘,是农村人所说的盖面肉。如果屠夫的刀尖偏向猪老板要的一边,就意味着,猪老板家应该自己吃的盖面肉要被国家买走,那是很可惜的。因此,猪老板一定会求屠夫刀下留情,刀子不要走偏,让自家多点肥膘。

如果某人家养的那头猪又肥又壮,当然极不愿意分享,就有两个办法,养两头猪,卖一头67.5公斤以上的标准猪给国家,取得一张宰杀证;另一个办法就是,在黑市上去买个宰杀证,行情是5元人民币,那时鸡蛋价格是6分钱一个,小学生一学期的学费是1元8角;由此可以看出宰杀证的含金量。

宰杀证的交易只能私下进行。如果被市管会抓住,就是投机倒把,轻则没收票证,让生产队队长来领人;重则罚款,甚至进学习班。

因此,杀猪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图片/网络

作者简介

罗冬泉,1970年代初出生,当兵二十多年,从商近十年。工作一直离不开写字,但都是为了谋生而写。业余写点诗歌散文类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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