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学院
文化现代性过程中诞生了新的审美生命政治，这使得各种后发现代性国家民族文化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获得了借助异文化启迪而实现再生的生命权力。文化现代性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于确立普遍性审美生命政治原则，将后发现代国家个体的生命力从对异文化的拒绝、抵抗态度转化为仿佛自觉欢迎并从中获得快乐的热情。异文化会向本文化打开其多层次而又相互交融的错综复杂面貌，为个体生命的未来开拓展现多重可能性，从而与本文化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涵摄关系。处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异文化常常被个体主动或者不知不觉地内化于本文化结构中，表现为多种不同而又相互交织的情形，进而转化、化生或再生为新型本文化即中国现代文化。应当认真研究异文化的角色，关注审美生命政治运行体制，为本文化的更生作出预案，这涉及知往鉴今、合理应变、以本化异和以本访异等。审美生命政治 文化现代性 本文化 异文化 本文化再生
当前还在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球各国以及各国文化界的敏感神经。这是因为，全球化作为一种全面、深刻而持久的社会转型过程，本身就内含一种文化变迁过程即文化现代性进程。而在文化现代性进程中，既有本土文化即本文化，也有外来的或陌生的文化即异文化，它们共同构成文化现代性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文化现代性过程中如何处理外来文化或异文化的角色问题，也即本文化面对外来文化如何开放的问题，都会遇到很多问题。福柯、阿甘本等先后提出的“生命政治”概念，在今天依然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本文从这个角度讨论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异文化角色及其权力问题，这也可同时视为跨文化学视域中的审美生命政治问题。
回顾文化现代性进程在中国的发生和演变，过去人们谈论较多的，要么是保种救国意义上的救亡冲动，要么是文化上的启蒙思潮，当然还包括救亡压倒启蒙还是启蒙压倒救亡等争论，这些都是从中国本文化内部生发而来的自我反思。然而，容易忽略的是，文化现代性进程本身其实早已经产生并且慷慨地送来了一种普遍性原则：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如同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有着自身生老病死的过程，但也都有可能在世界文化一体化过程中依照理想的异文化范本而实现自身的更生、化生或再生。对此，西方有不死鸟的浴火重生等传说，中国更有娥皇女英化鹃、庄周梦蝶、梁祝化蝶、牛织化星等一系列有关化生的传说。这些传说告诉人们，任何一种本文化都可能会走向衰落甚至死亡，但还是可以再生。而西方也确实送来了诸如文化复兴之类理想的文化再生范本，并且告诉人们，假如固守本文化的旧规范而不思改变，必死无疑；如果积极参照文艺复兴等范本而面向异文化开放，就可能获得再生的良机。与此同时，针对来自西方的文艺复兴范本，中国文化界也确实积极行动起来，返身找出“魏晋风度”“盛唐之音”等中国自身的文化艺术高峰时刻作为来自本文化自身的回应。所以，研究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异文化角色及其权力运行机制，从跨文化学视角探索审美生命政治原则，对于认识文化现代性的将来是有必要的。确实，按照文化现代性所确立的新的审美生命政治原则，对于后发现代性国家而言，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文化生命，都可因为西方异文化资源的强势输入而获得崭新的生命机遇，呈现出类似米歇尔·福柯于1976年3月17日在法兰西学院演讲时提出的“生命权力”及“生命政治”现象。在福柯看来，在18世纪出现了一种“权力的新技术”“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使得“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构成了知识的首要对象和生命政治学控制的首要目标。”这种“生命政治”大意是指本来属于自然状态的生命，已经被纳入社会权力机制的规训或控制体系之中，其结果是，自然生命已经成为社会权力予以制度化或权力化加工的对象和产品。这表明，文化现代性的进程本身就伴随一种生命政治的诞生。乔吉奥·阿甘本指出：“现代生命政治的新颖之处在于，生物性事实直接就是政治性的，而政治事实本身直接就是生物性的。”这种把自然生命权力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让自然生命开放其新的创造性潜能的过程。不妨由此而引申着说，生命看起来是生物性的，其实也同时是文化的，把文化生命化了，把生命变得文化了。乔吉奥·阿甘本有一个关于创造性潜能的观点。“所有的潜能都是非潜能”，“非潜能，在此并不意味着所有潜能的缺席，而是不付诸行动的潜能，……因此这个观点定义了人类潜能的特别的双重性，在其原初结构上，就与其自身的丧失联系着——就同一个事物而言，永远是存在与非存在的潜能，做与不做的潜能。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正是这个关系才建立起潜能的本质。因为与它本身的‘非存在’和‘不做’相关，它才可以‘存在’和‘做’。在潜能中，感觉是合法的感觉缺失，思想就是非思想，劳动就是非劳动。”根据对潜能的双重性的这种理解，“生命完全存在于潜能领域中，存在于能与非能的潜能领域当中。所有人的潜能与非潜能都有同样的起源。对于人来说，所有存在和做的能力，都与它本身的丧失合法地相关。这就是人类潜能之不可估量的特点的起源，相对于其他生命的潜能来说，它既暴力又极具效率。它们可以仅仅是特定的潜能，也可以是这样那样登录在生物学使命上的某种行为。人是持有自己的非潜能的动物，其潜能的伟大是被非潜能的深渊所估量。”他相信，这样的潜能既可以把人送上伟大的高峰，也可以使人坠下无边的黑暗深渊中。这样的潜能观是辩证的，对潜能的好坏、高低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正是对“潜能形象”的这种独特阐发，会促使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在美学中的创造与作品的活动状态”。这样，当阿甘本把福柯的观点引来考察美学中的创造性作品的生命时，文化现代性进程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对此，不妨暂且称之为审美生命政治。审美生命政治是涵盖广泛的生命政治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一种存在方式，表明来自异文化的审美和艺术资源当其与个体生命的特定需要相契合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规训力量，能够既有创造性的潜能，也可能有其他的东西。一方面这种审美生命政治确立了民族国家文化借助异文化获得再生的普遍性原则；另一方面又让这种普遍性的原则内化为个体的生命权力的规训原则，让个体感受到从自己出发是多么美妙的事，是快乐的事，接受外来的文化不是被动的，不是强制的，不是可怜的，而是主动的。为什么？因为一旦接受外来异文化就可能获得再生，就像孙悟空72变，可以产生新的变体。这样，把生命权力审美化，再把它个人化，就为文化现代性进程中面向异文化开放，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如果这还不够有力的话，再举德国启蒙思想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的观点。他在论述历史哲学的时候，提出了“效用之链”的观点。按照他的看法，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生长着一种“效用之链”的客观历史链条。这种“效用之链”是一种仿佛“不可见的、隐藏的介质”，能够运用共同的思想、情感、动机、法律、建制、印象和形式等多种方式，将个人与祖先、他人和后辈之间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生命共同体，在其中使个人以及文化的生命都能达于“不朽”。而这种“效用之链”的作用，往往就是由内化的个人自觉地率先发动的。个人对这种“效用之链”的服从或适应，受到他设想的人们本性里的文化共同性好尚的内在驱动：
我们本性中越是纯粹和高贵的要素，就越是向他者开放自身，超越自身的狭隘局限，向外展露，变得无限、永恒。……凡是能给他们自由呼吸的空间、为他们带来快乐的，凡是能让他们享受自由、为他们带来鲜花自由绽放的极乐世界的，才是不朽的纯粹媒介。举例说吧，真诚、明晰的思想，还有各种科学上的发现，令人潜心忘我、只专注于研究对象之理——就是我这里所指的。……这样的和弦无论在哪里响起，一切纯洁的心灵都会感应而和之。我们从这优美旋律中得到极大的快乐，直至不知不觉中，它们成了我们自己灵魂之弦。
在文化现代性进程中，每一种本文化中的个体都有可能以这种出自“本性”的“纯粹和高贵的要素”“纯洁的心灵”而面向异文化的他者开放，“感应而和之”，甚至“得到极大的快乐”，并且终究在不知不觉中化异文化他者为自身。中国传统讲“三不朽”，而赫尔德则用他的“效用之链”使人达到“不朽”。自己被异文化所吸引，情不自禁地要仿效它，因为会感到很快乐，可见我们本性中有一种“纯粹和高贵的要素”，越有这些越善于向他者开放，而且会带来快乐，就像带来鲜花、带来自由的极乐世界，从而把强迫的、被迫的事情转化为一种主动获取的快乐。由于“效果之链”的作用，主体获得了快乐：“这样的和弦无论在哪里响起，一切纯洁的心灵都会感应而和之”，于不知不觉中敲响“灵魂之弦”。这样的论述，总的来讲，告诉我们文化现代性过程中诞生了一种新的审美生命政治，使得各种后发现代性国家民族文化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获得了一种借助异文化启迪而实现再生的生命权力。本来被迫面向外来异文化的被启发现代性国家民族文化，被这种新的审美生命权力管理或规训的结果是，要么不是被迫而是主动地去面对，要么不是痛苦地而是快乐地去师法异文化。这就等于把后发现代性国家的被迫的文化现代性进程，无意识地内化为仿佛是本文化内部自然生长的自觉及自由的生命渴望，进而再无意识地内化为其中的特定个体的同样自然、自觉和自由的生命渴望。文化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工作之一正在于确立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审美生命政治原则，将后发现代国家个体的生命力从对异文化的拒绝、抵抗态度，管理或规训为一种仿佛自觉地欢迎并且从中获得快乐的巨大热情。检视晚清以来中国现代艺术与美学可知，伴随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来自西方的异文化对中国民族文化及艺术的再生乃至对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再生及其艺术创造力的再生，都产生了新的审美生命政治。与在此前闭关锁国时期个体生命获取异文化承受诸多限制不同，开放时代或文化转型期的异文化生命力会变得异常丰盛，使得个体拥有了吸纳异文化生命力而寻求再生或更生的正当权利。由于面向异文化生命力吸取的权力已经被新的开放制度和机制所合法化获取，异文化所可能产生的面向个体生命涵濡趋向也随之变得合法化、合理化和情感化了，当然其与本文化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了，从而值得仔细辨析。正是在本文化与异文化因相互接触而产生的生命涵濡过程中，异文化会向原来习惯于本文化权力统治的个体打开其多层次的而又相互交融的错综复杂面貌，为个体生命的未来开拓展现多重可能性。第一层为与本民族文化颇为不同的外来异文化，代表来自外来民族的陌生价值体系的异常性介入，这会给个体带来生命中前所未有的新鲜刺激。第二层为与主流文化不同的多种边缘文化，属于本文化中过去剩余的、位居底层的或新生的力量，对主流文化构成新的挑战性力量。这是被重新激活的往昔本文化中沉睡或被压抑的异文化因素，它们的浮现和活跃也会为个体生命增添新的选择。第三层为主流文化自身裂变出来的多种文化变体，代表本文化内部衍生出来的自反性或自我颠覆性力量。这也会给个体的生命选择提供新方案。第四层为由上述三层面交错组合成的多种群体或个体性的“义”文化或“义气”文化形态，在孔子仁爱思想指引下，和平时期可以走在仁的路上，但是非常时期仁就没有在正路上，需要用孟子说的“义”，也即孟子意义上的当正统文化失范时被激发出来的、以非常态方式全力回归于“正路”的异常力量。这也会成为个体参与文化转型的新资源。例如谭嗣同的《仁学》及其为变法事业慷慨赴死的大义行动。特别是在某些特殊的历史缘由（如重大历史实践）、自然变故（如疫情或者自然灾害）或偶然因素（某些历史遇合）等强力搅动下，上述异文化资源可能会呈现出异常突出的变迁性生命力，如黑格尔说的偶然因素，必然中有偶然，掺杂在一起，就会对本文化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需要仔细辨析。例如五四运动时期外来侵略事件所激发的爱国浪潮有力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广效应。在上述多层面交融的复杂情境中，处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异文化，实际上已经并不只是代表外来陌生文化了，而常常就已经被个体主动地或者不知不觉地内化于本文化结构中，成为被其生命热情所激荡和唤醒、并制约其行动的“个人知识”。知识本来是客观的，但是主体要接受知识就要调动主体的热情、调动主体的情感、调动主体的生命体验去拥抱它。这样，本来的“客观知识”就染上个人的情感色彩，成为“个人知识”了。同样，外来异文化也因为我们生命热情的拥抱而变得个人化了，变得本土化了，从而就发生主体主动去接受的转向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异文化就发生了转化，成为本文化再生的积极因素，并具体表现为如下多种不同而又相互交织的情形：一是外生的异文化生命力。例如来自西方的有关不死鸟菲尼克斯的传说给留日的郭沫若以影响，导致其有关“凤凰涅槃”的创作，产生出《女神》诗集。在创作过程中，他的全身处在热烈的迷狂的状态，全身不由自主地激动，就把外在的东西内化成自己的生命力的一部分，导致了浪漫、诗意的《女神》作品。另一个例子是郁达夫，他的英文、日文都很好，短短几年间阅读了上千部外国文学作品，心理分析学文献，从中探索出本能被压抑、升华为艺术与文学这样一种渠道，产生了小说的自觉，写出小说集《沉沦》。大家都熟悉，像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及欲望论，被王国维未加解释就直接拿来分析中国的《红楼梦》，但现在回过头看，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出现了开拓性的新东西。外来的“典型”范畴被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们及时吸收，用来把握阿Ｑ为代表的那种新的富于个性特征而又能揭示社会生活本质和规律的文艺形象。二是内生而复活的异文化的生命力。我们本土本来就有一些奇异文化，奇花异草、奇花异木、奇异的东西、新奇的东西，过去一度被正统规范压住了，但是借助外来异文化的激发也显露出来。比如鲁迅的《故事新编》对本文化传统的神话传说所做的改写。王国维从“醉境”“梦境”这些概念引出“境界”“意境”这些概念，把中国文学的传统激发出来了。三是先外生而后与内生潜能相互贯通的异文化的生命力。有的看来是外来的东西，结果把内部的东西结合起来，像哲学、美学学科中国古代没有，这是来自异文化的现代性学科制度的一部分，结果被他者激发出来，我们有了中国哲学、中国美学这样的本土文化学科。今天任何人都得承认有中国哲学、中国美学，这也是本土化用了外来异文化的典型。第四，被外生激发的内生型的异文化生命力。外来的异文化有可能让似乎原本和它毫无关联的中国本文化的东西被激发出来。二胡最初是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乐器，被北大的刘天华等用来和西方乐器产生对比，结果被命名为“国乐”。用二胡等本土音乐去应战以钢琴为代表的西洋音乐的挑战，从而找到中国古典音乐在现代再生的路径。更别说像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所做的中国画方面的自我革新。第五，多重因素激荡下产生的相互之间为了“承认”而斗争的不同群体的异文化的生命力。像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理论很有道理，光自己关起门来认同自己，说自己有多好还远远不够，还要获得别人对我们的承认，也就是外来异文化对我们本文化的承认变得至关重要。而突破自我认同，求得他者的承认变得尤其重要。结果就是原来陌生或敌对的西方异文化，在文化现代性进程中似乎与本文化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涵摄关系，再也难分彼此了。要定义我们本来的文化就得和异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就像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所说的，自我是和其他主体在一起时才能被定义的，没有其他主体也就没法定义本文化自身。异文化应该与本文化交融在一起，转化、化生或再生为新型本文化或者本文化的新形态，也就是促成了本文化再生。这种再生的本文化就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化，尽管其也同时充满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吊诡之处。总之，从审美生命政治视角重新考察文化现代性进程，可以发现一种预设的异文化权力机制在暗中起作用，激励本文化果断面向异文化而开放自身并进而由此寻求本文化的再生之道。这种来自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普遍性的文化再生权力预设，一旦与本文化的自反力量形成共谋，本文化借助于异文化而再生的机遇就会到来。当前，我国和世界各国都同样正面临一种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值此特殊时刻之际，我们的文化现代性进程应当如何持续进行，特别是面对其中的异文化角色应当如何加以选择和应对，就变得紧迫而重要了，相信在此过程中本文化是有机会发挥自身的主体性的。对此，鲁迅在就“送去主义”和“送来”做分析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的“拿来主义”主张，至今也仍是我们面对外来异文化应有的自觉的主体性态度。“拿来”，不是盲目地对别人“送来”的东西照单全收，而是调动自身主体性去加以挑选和批判，之后才对其积极成分予以适度吸收。这里要紧的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也即实施必要的“占有”和“挑选”程序，以自己本文化的“脑髓”“眼光”去选择性引进和批判性吸收，再将其中的积极成分统合到本文化整体之中。“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重要的不是听凭异文化任性地“送来”并恣意妄为，而是以自觉的主体性姿态去主动“拿来”，不好的加以拒绝，有益的吸收进来，让其效力于本文化的自我新生进程。需要预防的是，本文化自身尚处于身不由己的茫然失措状态中，不由自主，言不由衷，不知所措，结果一不小心被迫折向那条最不理想的路径中。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有时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认真研究异文化角色及其权力机制的作用，关注其中审美生命政治的运行体制，以能动的主体性姿态，为本文化再生制订自身的应变性预案，自有其必要。首先，知往鉴今，即回头分析和参照中外历史上重大社会转型期巨变案例，联系当前我们的本文化的具体境遇而考虑怎样吸取往昔面对异文化时的经验和教训。回望20世纪70年代末，是40多年前创始的改革开放转型期，面对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我国冲破各种内部和外部阻挠，果断而坚强地启动自身的改革开放进程，为随后至今发生的中国“富起来”“强起来”巨变创造出吸纳异文化角色的崭新体制和机制；较远回望，则有百余年前“五四”转型期，面对本文化传统的衰落和外来异文化强势介入，那时的仁人志士以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姿态，从林林总总的文化思潮激荡中作出自主选择，开始了中国文化现代复兴进程，包括我们至此一直在谈论的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更加久远的，则要追溯到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时期”，那时的世界相继兴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新文化或新文明的初始形态，它们的兴起想必也是顺应当时的变革大趋势，以那时的原始本文化去整合多种异文化元素的结果。由此看，正处在大变局转型期的中国，需要认真回顾往昔历次重大社会转型期的经验和教训，以此作为深入分析和妥善处理异文化在本文化变革中的角色的基础。其次，合理应变，这就是在以史为镜基础上，制订今天本文化面对异文化时的合理应变方略。今天的新形势在于，不仅本文化在变，而且同时异文化也在变，从而两者之间的地位和角色在发生变动，不会再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了。这就需要重新审视本文化和异文化之间的新型关系状况，在此基础上重估审美生命政治体制和机制的新价值和新功能。例如，当中国本着生命至上、举国之力抗疫等理念全力控制疫情，让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逐渐回归正轨，阻止疫情对经济与社会继续造成损失时，也有其他国家出于多种原因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待疫情，这样的差异有可能会给中国与那些国家各自的发展以不同的影响。而随着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所赖以支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的变迁，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变迁时日及其关系的变迁机遇也会到来，因而需要及时制订对策。再次，以本化异，这意味着依循本文化的主体性意志，在包容中转化异文化元素，使其成为本文化自身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元素。不妨以“艺术”（又称“美的艺术”“文艺”“美术”“文学艺术”等）概念的现代中国旅行为例。这种包含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和美术等若干艺术门类的普遍性“艺术”概念，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只是从清末以来才从欧洲经日本“中转”而传入，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和拓展而逐渐风行开来。这个原本来自异文化的陌生概念，来到中国后却迅速地被包容、吸收和转化，体现了本文化的主体性意志的主动或积极的运行。重要的是，它有效地激活了中国本文化内部的“文”“道之文”“道艺论”等固有思想传统，并为其现代性转化提供了具有高度共鸣点和认同度的合理渠道。这样，面对来自国外的“艺术”概念，中国本文化开启了激活自身的“文”“道之文”“道艺论”等本土传统与外来异文化中的“艺术”概念相对话、相交融的进程，其结果是在包容、转化和激活等基础上，催生了中国自己的现代艺术概念及其知识型建构。也正是依托这种现代艺术概念及其知识型建构，中国现代各个艺术门类得以发展起来，并使之成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粗略地看，有这样几种情形：（1）既有从国外引进的话剧、油画、版画、芭蕾舞、现代舞、电影、电视剧等新兴艺术门类或样式；（2）也有被激活的中国戏曲（国戏）、中国画（国画）、中国音乐（国乐）、书法、中式园林等自身固有的传统艺术门类或样式；（3）还有新发掘出来的中国古典舞等传统类艺术品种。这表明，来自异文化的“艺术”概念历经本文化的富于主体性的吸纳和转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艺术体制赖以构建的基础型理念以及中国现代艺术活动赖以运行的基本法则。可见，在文化现代性进程中，要让异文化角色真正有利于本文化自身的积极变革和现代性转型，关键之一在于确保本文化的主体性得到高扬，并探寻到异文化的合理转化路径。最后，以本访异，即本文化主动探访异文化，让自身话语得到异文化的理解、承认和重视。以往所含的中外文化对话，多是指外来异文化的冲击迫使本文化加以应对，从而是被动中的跨文化对话；现在则需要在持续推进这种意义上的跨文化对话的同时，寻求另一种跨文化对话——以本文化为主动方的跨文化对话。当前，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的中国本文化，在坚持面向异文化开放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本文化自身面向异文化的主动输出或传播事项。例如，即将迎来学科诞生十周年纪念时刻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是国外高校所没有的或尚未普及的，它主要是根据中国古典传统和当代需要而创生的。与国外高校目前通行各艺术门类学科专业分别设立不同，中国于2011年新设立艺术学学科门类之际，在让各艺术门类学科继续分别设立的同时，果断地设立了横跨各艺术门类学科并使之相互贯通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这个新兴学科的设立，一方面传承了“中国各种艺术精神，实较能相通共契”等中国古典艺术及学术传统，另一方面适应了当前各个艺术门类之间新兴的跨媒介、跨门类及跨学科等艺术实践前沿趋势，由此形成来自中国艺术学界的学科开拓尝试。显然，这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科制度设计。这种中国式艺术学科制度设计是否能够引起国外艺术学科同行的理解、承认和重视？不妨寄望于未来，也就是通过开展实际的中外艺术学科对话实践去加以沟通和检验。只有得到理解才有可能得到承认，而只有得到承认才能被重视。比较而言，目前尤其要紧的还是让本文化的创新成果得到异文化的承认，而这种承认是比认同更基本而又重要的事情。他者是否认同并不真正要紧，但假如连承认的姿态都不愿意给予，那可就是一种根本上的伤害了。获取广泛的认同，是中国式学科体系自立于当代世界学科之林的重要步骤。而这种承认的获取，可以进而为当代中国式学科体系乃至整个当代中国本文化在当代世界的价值理解和地位获取及其提升奠定必要的基础。当前，中国本文化如何增强应战能力，面对来自异文化的诸种挑战，已成为一个尤其关键的问题。应当以切实有力的措施，设法拓宽文化传播渠道，在继续巩固政府媒体传播的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更加注意发掘个体和民间的传播力量，加强其与外国个体和民间力量之间对等的互动和交流，让它们在对外展示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发挥更加活跃的作用，赢得来自异文化更多的承认以及认同。同时，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新媒体平台（包括网络平台和短视频社区平台等）的优势，短小灵活地宣传当代中国文化形象。另外要加大力度开发文化旅游渠道，通过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文化遗产、艺术传统，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吸引力和影响力。总之，中国本文化面向异文化继续拓宽传播渠道，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离不开对异文化角色的重视和理解，认真考虑和精准应对外来异文化的影响，是本文化摆脱困境进而实现再生的重要阶段之一。当前，我们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本文化更需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以应对外来异文化的种种挑战，力求在积极应战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应变力、创造力和再生力，以便稳步地朝向自身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