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思辨的精华全在这！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
原创：文章首发于今日头条
中国哲学自我洞见（本文节选）
上面具体地分析了可能产生问题的不同层次，即，概念是产生问题的根源，范畴是产生差异的原因，标准是产生争论的缘由。
当我们已经搞清楚这些可能导致中西方理解差异的不同层次之后，我们作为中国人，在面对外来“中国无哲学”的强烈冲击下，要沉着应对，要认真对待，更要理智地回答这一问题。
比如说，在提出中国无哲学这一命题的同时，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一命题能否成立，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它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凭借着什么证据而存在。其次，我们还要对不同的人的不同提法进行比较，求同存异，找出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利于我们更加合理地全方位地理解问题。问题的关键不是将问题扩大化而是在不同差异下寻求对话的可能。
既然我们中国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普遍反对这一提法，那么我们就要提出能够让对方放弃立场的充分理由，我们想说服他们，就必须从大量的事实出发举出足以令其信服的充足证据。否则，一切空洞的苍白的匮乏的辩驳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助于助长他人的志气而灭掉自己的威风。
首先，我们从西方所谓的哲学的角度出发，来回答中国到底有无哲学的论调。
西方所言的哲学最能彰显古希腊之风的无非有二：一是众所周知的它是智慧之学，是对智慧的追求，是对终极真理的追求。例如苏格拉底为了坚持真理而被希腊民主制以“腐化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阿基米德在敌人屠刀的霍霍之下要求“等他算完这道数学题之后再杀他”；布鲁诺因为宣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触及教皇而被活活烧死，临死前还说“烈火可以烧死我的身体，但烧毁不了真理”。尤其是比达哥拉斯定理的发现，当比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无理数时所爆发出了的那种喜悦，令他们学派内部举行盛宴狂欢，如果说真理非要以有用的标准来衡量，而无理数的发现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只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
二是哲学是一个比较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现代人们对古典哲学的定义就是“有本体论的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瞥见西方哲学史就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辩证法的否定所构成的圆圈，环环相扣，以至无穷。例如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从世界的本源是水一直到近代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再到道尔顿的原子论；西方哲学经历了智者的挑战与伦理学的转向，再到洛克、休谟等不可知论的冲击，经历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之后，西方哲学在黑格尔之后走向尽头，面临自古以来最大的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开辟了新的天地。语言学的转向拯救了生死垂危的西方哲学但是随着分析哲学的贯彻到底，哲学又开始面临着自我消解的危险境地。
西方哲学家所说的“中国无哲学”之论可以有这样两个推论：一是中国没有爱智慧之学，二是中国没有本体论的思想体系。
根据逻辑规律，前提真必然能够推出推论为真，如果推论为假则前提必然为假。假如我们能够推翻西方哲学的这两个推论，则必然能够证明中国无哲学这一命题是一个假命题。（自己以前自学逻辑学，但是时间长了，有点忘记了，今天读的时候感觉这里有点问题）
对于第一个推论，说中国没有爱智慧之学，我们则要反问道，什么是爱智慧之学？难道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是爱智慧吗？难道勾股定理（西方所谓的比达哥拉斯定理）不是对智慧的爱吗？难道祖冲之的圆周率不是爱智慧吗？难道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罗盘、印刷术）不是对智慧的追求吗？
对于第二个推论，中国有没有本体论的思想体系。肯定的说，确定无疑存有，但是很稀少、很匮乏，但是这并能代表就没有。例如，老子的《道德经》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南华经》也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都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都是比较庞大体系的思想建构。综全上述对西方哲学两个推论的反驳，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无哲学论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中国存有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爱智慧之学”和“有本体论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从中国哲学的特点出发，进行自我洞见，看看是否能够找出符合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交集。再厘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之前，事先声明这并不是牵强附会地使中国哲学的特点适合西方哲学的特点，而是客观地总结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的特点我们可以得出：
①中国哲学滥觞于封建社会的形成创建时期。中国哲学始于先秦，历史悠久，与同时期世界其它地区的哲学相比，属于少数达到较高水平的哲学形态之一。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故中国哲学在殷周哲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了历史久远，具有较高形态的封建社会的哲学。而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哲学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只是在近代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哲学遂逐渐发展。
②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主要同经学相结合，而不是同神学相结合。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教神学虽比较活跃，但未能占据统治地位。西汉武帝以后，中国哲学一直以儒学为正统，儒学虽因袭了传统的天命观念，但着眼于现实社会，不注重彼岸世界；强调道德教育而非宗教说教。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以“正统”自居，批判宗教神学观点。而在西方，中世纪时神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唯物主义思想只能披上宗教外衣或以宗教异端的形式存在。
③中国传统哲学与伦理学联系密切，本体论、认识论同道德论相互渗透，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等诸家都以天道观为其伦理学说的理论依据。秦汉以后儒学被奉为正统，无论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还是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的主张，都是通过各自的本体论为儒家的纲常伦理作出论证。在宋明理学中，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结合更为显著。张载以气为万物本原，宣扬“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爱精神，二程和朱熹以理为本体，强调天理即是人伦的最高原则。在中国哲学中，认识论也往往和道德认识、道德修养相联系。孟子的“思诚”，荀子的“虚壹而静”，程朱的“格物致知”，陆王的“发明本心”无不既是求知方法又是道德修养方法。
④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整体性、有机性与连续性。中国哲学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许多哲学家运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了他们的辩证思想，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物两体”、“分一为二，合二以一”等。他们把宇宙的演化视为一系列生成、转化的过程，把天地、万物、动、静、形、神视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
⑤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概念范畴。中国哲学这些独特的概念范畴如：道、气、理、神、虚、诚、明、体、用、太极、阴阳等。凝结着中国思想家的智慧。在中国哲学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范畴被不断地充实、丰富，赋予新的内容，围绕这些范畴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哲学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传播到周围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国家，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总体来说，中国哲学的特征又可以归结为这样三个方面：天人关系、人人关系与自我关系。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本体论部分或者说是中国哲学的宇宙生成论部分，天人关系首先是对神话的追求然后是对宗教的信仰，孔子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然后是荀子讲“人定胜天”，刘禹锡讲“天与人交相胜”，“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开始讲天与人之间应该和谐相处，而不是谁战胜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对统治者要诚惶诚恐，对妻子要相敬如宾，对儿女要关怀有加，对朋友要讲义气。自我关系则主要是自己的修养，这一部分是中国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区别于西方哲学的根本所在，修养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围绕着这一特色而让中国哲学开花结果、长出枝枝蔓蔓。
重新思考的结果与启示
通过上面不同的角度、立场、标准的分析与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争论产生的不同根源与历史背景，如果我们不鞭辟入里地讨论不同的人、派别、阶级以及不同文化圈的民族看待问题的差异所在，我们必然会陷入尔虞我诈的纷争漩涡之中。
对于中国有无哲学问题，这一问题的成立之初就遭到不仅仅是中国学者自我的反驳而且也受到西方哲学内部哲学家有如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批判。
在中国学术界，围绕着这一问题又开始分化了两个派别，一个派别持着捍卫本民族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尊严，一个派别则摇尾乞怜，主张用西方的标准取代中国的（或东方的）标准。
在西方学术界，同样地，分化为两个派别，他们同是站在西方哲学的角度、立场与标准来看待问题。例如以利玛窦开始，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而不是他们所谓的“思辨哲学”。在他们看来，只有思辨哲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除此而外的全是“鬼话”。
他认为“中国所熟悉的惟一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在他们哪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
维科也认为“孔子的哲学，几乎全是凡俗伦理”。康德也说“孔子虽然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但他并非哲学家，在整个东方根本没有哲学。”我们要问，既然孔子的哲学如此低俗，为什么还非要把它称之为哲学，把孔子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伦理学或者说道德哲学虽说是哲学的一个支流，但不能因为它是支流就否定它的存在？
另一方面，西方的很多哲学家则是反对中国无哲学论这种观点。例如从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谢林、格鲁塞特、施韦策、布伯、雅斯贝尔斯等西方哲学家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完全是以西方哲学的理念、范式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讨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问题，研究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探讨中国哲学的体系，分析中国哲学中“天”的含义与西方基督教之“上帝”的异同，释读老子之“道”及其“有”、“无”的关系问题，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等等。
莱布尼茨曾指出“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
尽管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的结论有待继续商榷，但是从这次论争中我们发现中国有无哲学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它至少使我们明白了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涵义。我们还是要用这么一句话来总结：“凡是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对其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歌德语）。
如果非要从这些争论中找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来，必然要陷入理论悖论，例如标准悖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实践证明，这一问题正是因为它有价值并且值得人们去思考，所以才会这么备受青睐。我们获益匪浅，正是有了外来的冲击与挑战才促使我们形成颇具规模的中国哲学学科、专业以及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断地反馈到域外而为西方学者所关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哲学家因为这一问题而进行的内部自我洞见也促使了中国哲学的复兴，这才是我们所真正获得的东西。
总之，我个人倾向于中国毫无疑问有哲学。如果非要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来说，那我只能表达我的观点：中国没有哲学，西方没有思想！因为思想与哲学是可以互通的，哲学一词是舶来品，我们不能用西方的舶来品判断中国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