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放390名死囚回家过年，约定次年来问斩，年后回来多少人？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李世民曾经随其父亲李渊征战多年，在太原起兵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李渊也答应他，建立王朝后任命他为太子。然而，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却并没有履行当年的承诺，而是立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任李世民为秦王。

太子李建成始终认为李世民是个威胁，于是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曾经预谋夺掉秦王的兵权而杀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先下手为强，杀掉李建成，逼迫李渊退位，最终，李渊通过禅让的方式，传位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后，改国号为“贞观”

李世民御宇期间，励精图治，他在军事上，主动出击，消灭地方割据和边界侵扰，在朝政上，虚心接受大臣的纳谏，说出那句经典的：“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于此同时，李世民也从隋朝的灭亡中，深刻领会到百姓的力量，他在民生上，与民生息，大施仁政，总而言之，天下一片欣欣向荣，国泰民安，很快便成为了盛世，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蓬勃发展，为后来出现的另一盛世，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贞观六年，也就是公元663年，出现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这件事在《旧唐书》、《新唐书·刑法志》和《资治通鉴》等史书中，都有过记载，可见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一件事情，这件事便是“纵囚归狱”。

后世对于唐太宗纵囚归狱的评价，褒贬不一。有认为是皇恩浩荡，白居易就是这一态度，于是他在《七德舞》中写道：“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有人则认为纯属作秀，沽名钓誉，例如欧阳修就在其散文《纵囚论》中写道：“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历史上发生的唐太宗纵囚归狱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其起因和背后动机是什么？

这件事得从一条奏折说起，贞观六年的某一天，唐太宗在批阅奏折时，掌管刑狱的大理寺卿呈递上的奏折，引起了唐太宗的注意。奏折上说，有390名死囚，本应该在秋后实行“大辟”，也就是问斩，然而他们却是日夜痛哭，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阻止，于是上奏折询问是否可以提前行刑。

唐太宗看完之后，当即便去囚狱了解情况。原来群囚犯并不是怕死，而是他们在临走之前，心中还是有很多遗愿没有完成，例如年迈的父母没有安排人照顾，例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传下“香火”等等。

唐太宗得知情况之后，冥思苦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朝，他做出了一个让群臣觉得匪夷所思的决定，放这390名囚犯回家过年，处理好后事之后，次年再于约定时间问斩。

这一决定，出乎了群臣的意料，大理寺卿就认为，这群死囚，都是罪大恶极的，而且人数不少，这样放虎归山非常危险，甚至到时候也很难抓回来。但是寄予皇命难违，唐太宗坚持己见，这个决定还是被实施了。

这群死囚以为是皇帝要提前行刑，谁知是释放了他们，让他们去料理后事，各个都感激涕零，大呼万岁，而天下的百姓也为之震惊，认为皇帝仁悯，到了次年，这群死囚，果然按照约定，全部归数，390个一个不落。

唐太宗纵囚归狱的导火线，其实是在贞观四年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引起的，那便是——“李好德案”。

贞观四年，河内有个叫李好德，经常口出狂言，史书记载“以风疾语妖狂”，被人举报犯了“谋逆罪”。大理寺卿的大理丞张蕴古审理此案，张蕴古认为李好德纯属精神有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癫病”，因此将其无罪释放。

负责监察的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复查此案，发现李好德的哥哥与张蕴古交情匪浅，张蕴古是徇私枉法。唐太宗知道后，大怒，下令斩首张蕴古。

然而，后来唐太宗意识到，自己这样一时冲动，将之前的宽仁政策，全部泡汤了，于是出了挽救措辞，认为应该慎用死刑，于是采取了死刑复核制度。可是一切如同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负责司法的官吏，人人自危，战战兢兢，他们为了不走张蕴古的覆辙，宁愿多杀，也不愿错差。

自从李好德案之后，出现的死囚犯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一些是错差的，唐太宗冥思苦想之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一直在找一个机会，重新找回宽仁政策，终于在贞观六年，等来了机会，采用了“纵囚归狱”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