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
文/肖旭
在高宗至武后初年，诗坛上出现了四个“以文章齐名天下”、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一一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人们称之为“初唐四杰”。他们都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并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但仕途蹭蹬，政治地位低下，因而作品中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郁郁不平的感慨，并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他们对初唐诗坛沿袭齐梁诗风深为不满，力图突破宫体诗的束缚，扭转浮靡的诗风。
因名满海内而誉为“四杰”，这在当世当时就已被公认了。只是对他们的顺序(实际是地位)，人们尚有异辞，如《旧唐书》称为“王杨卢骆”，王世贞《全唐诗说》则主张“卢骆王杨”的，据说连“四杰”之一的杨炯也为此发过“愧在卢前，耻在王后”的牢骚。不过，平心而论，不若说王勃是一位学者和文章家，仅就其诗歌的成就和影响而论，他居于“四杰之冠”(《四库全书总目》)也是当之无愧的。当然，从年龄上看，卢、骆是应列在前，而王、杨要排于后了，这也许是提倡“卢骆王杨”者的一种理由。不过我们认为，与其着眼年龄的争坐次，尚不如闻一多先生从诗人的人格、交谊和诗的创作风格上分为“两组”更为合理，也更有意义。王勃在《涧底寒松赋》中说：“徙志远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他们不凭借政治势力和出身门第，完全凭着自己的创作登上初唐诗坛。若细分，王杨和卢骆其实是两类完全不同的诗人。卢骆比王杨时代稍早些，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擅长五律。这样，在论述“四杰”在唐诗发展中的作用时也许会更方便些，对“四杰”在创作方面的成就认识也许会更明确些。下面对这四人作一简介：
王勃(6 4 9～6 7 7)，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他是文中子王通的孙子，王绩的侄孙。父亲王福畤，任太常博士，王勃兄弟六人，都以诗文为人称道。他自幼聪颖，六岁能文，九岁就纠误颜师古的《汉书注》，并撰《指瑕》十卷。曾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参军。后溺水而死。《唐才子传》说他“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人谓之'腹稿’”。他学识广博，著述颇多。清人蒋清翊所撰《王子安集注》，较为详实。
王勃的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较广，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送别诗尤具特色。长于五律、五绝。五律《送杜少之任蜀川》是其代表作：“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五绝《山中》也向来脍炙人口：“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诗写旅愁乡思，意境悲凉浑涵。他的《滕王阁序》是一篇杰出的骈文，广为传诵，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二句尤为有名。而七言古诗《滕王阁诗》写得气势奔放，意境高远，尤为后人所推重。
杨炯(6 5 0—6 9 3 ?)，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幼年即聪明博学，善为文章。十岁应神童举及第，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 7 6)应制举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在此期间写有《浑天赋》等学术性文章，并作有著名的《王勃集序》。杨炯仕途坎坷，几经贬迁，最后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县附近)县令，卒于任上。今存《杨楹川集》。杨炯恃才倨傲。其实，在四杰中他的诗数量最少只有三十余首，成就也低于其他三人。他擅长五言律诗，题材多为边塞从军生活。《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风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卢照邻(6 3 7 ？—6 8 9 ？)，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他在四杰中身世最为悲惨。早年聪颖博学，深为邓王(元裕)爱重。邓王曾对人说：“此吾之相如也”(《唐才子传》)。曾任新都县尉，因风疾去官。后病势加重，“手足挛缓，不起行”十余年(同上)。终因不堪病痛，自沉颍水而卒。他一生不得志，还曾被捕下狱，故其诗多悲苦之音。存诗九十余首，最擅长七言歌行，对发展和提高七言歌行有一定贡献。杨炯誉之为“人间才杰”(《王勃集序》)，有《忧幽子集》。长诗《长安古意》是他的代表作，在诗史上享有盛誉。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游蜂戏蝶身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风翼。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这首七言古诗篇帙浩大，洋洋洒洒，为唐以前所未见。它词采华丽，对仗精工，音律谐美，感情充沛，具有初唐歌行的特色。虽然在词彩方面，还残存某些六朝余习，但其内容已大大冲破宫体诗的樊篱，已是可喜的初唐新声了。胡应麟在其《诗薮》中赞道：“七言长体，极于此矣!”恰切地评价了这首诗的艺术价值。另有《行路难》、《悲夫》、《曲池荷》等。
骆宾王(6 4 O？～6 8 4 ?)，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他天资聪颖，七岁便能作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被目为神童。他初入仕途时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后从军蜀中，历任武功、长安主簿。仪凤三年(6 7 8)迁升侍御史，因事下狱。遇赦出任临海县丞。不久“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旧唐书》本传)。嗣圣元年(6 8 4)，他客居扬州，又随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任艺文令，写下了著名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兵败之后，下落不明。今存《骆临海集》。
骆宾王亦长于七言歌行，他的诗在四杰中数量是最多的。他的《帝京篇》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很相似，“当时以为绝唱”(《旧唐书》本传)。诗以纵横奔放、富丽铺张之笔，描绘出长安繁华壮丽的风景并暴露了王侯贵人们奢侈堕落的生活。全篇平仄自然转换，声调流美圆转，五七言迭用，意态纵横，气势浩大。它对唐人长篇歌行的发展，同样具有发轫之功。又有《畴昔篇》自叙身世，千二百言，为罕见之巨制。他的咏物诗影响尤大，《在狱咏蝉》用托物寄兴的手法，抒发高洁受冤的悲愤：“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全诗对仗工整，取譬明切，语多双关，感情充沛，开辟了咏物题材的新境界。五绝《于易水送人》，在送别诗中亦独具特色：“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音节流亮，用语自然，感情冲破时空的界限，临易水而怀荆轲，突出地表现了激昂慷慨的心情。诗人愿为国捐躯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分别谈谈“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首先，“四杰”力求摆脱唐初的齐梁诗风。初唐诗歌有一个发展的主轴——反对绮靡的文风，在批判的继承前代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实现诗歌的革新，为诗歌的繁荣开辟道路，这是初唐诗歌发展的一条主线。初唐继承前代成就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完成了律诗的定型。而这一活动又是同因袭六朝的绮靡文风纠集在一块的。在唐朝建立后的五十年内，初唐诗坛的中心在宫廷里，不是在民间。诗坛的主要人物都是宫廷诗人。所以齐梁六朝那绮丽文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和虞世南、魏征等君臣，虽在理论上反对那浮糜文风，但他们的创作仍在齐梁的宫体诗范围之中。当时影响最大的诗人是上官仪。他在贞观年间为弘文馆的直学士，到高宗时升为秘书少监。他的诗就内容而言都是点缀升平之作，没什么可取的。但在形式上有创新，“以绮错婉媚为本”。“绮错”，即纵横交错。“婉媚”，即有追求华丽的倾向。“绮错婉媚”，即纵横交错而华美。上官仪做了高官以后，多有效“上官体”者。上官仪把六朝以来诗歌的对仗技巧加以总结规范，写出了一些诗论，有“六对”“八对”之说，既有理论又有创作实践，再加上沈佺期、宋之问等不断总结对仗的规律，这对律诗的成熟做出了一些贡献。到武则天、中宗时期，宫体诗风仍然很猖獗。上官仪孙女上官婉儿，聪明、善诗，在武后、中宗时期她都在宫中执掌诰命，为皇帝书写命令、传导命令，很受皇帝赏识。所以她常劝皇帝招揽文学之士，然后请大家来作诗。因此作诗在当时朝中蔚然成风，并形成大臣以无文为耻的风气。这样宫廷诗歌都成了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之作。由于宫廷诗人的相互竞争，对诗歌的艺术技巧也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从唐太宗、高宗、武后以至中宗，没有一个不是写艳情的能手；从皇后、妃子至公主无一不热衷此道；至于所谓“十八学士”、“文章四友”以及“沈宋”之流，更对艳体兴味浓厚，浮靡相矜。而其应制之作也不让官体，歌功颂德，陈陈相因。这种浮艳诗风笼罩诗坛，几乎蔓延一个世纪之久，这不能不说是唐诗发展史上的很大遗憾。然而就在这浮风靡雾之中，一群步入文坛的青年，唱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就是以“四杰”为代表诗人们的诗歌创作。他们“在旧风的影响下，力求创造与解放，克服落后部分，吸收有益部分，在缓慢过程中，向前发展。”(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还不能彻底摆脱齐梁余风的影响，其创作正如杜甫所说的是“当时体”，但他们反对浮艳诗风是自觉的，是有意变革诗风的。杨炯为《王子安集》写的序言，对王勃的主张加以概括，王勃认为：“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龙朔初年(高宗年号)自高宗以来，大家写文章都是在小处用力气，指词句雕琢，结果“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所以提出了“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的明确任务。他希望“积年绮碎，一朝清廓”。他想把这弊病改过来，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达到使浮靡细巧的诗风廓清。同时也描绘了他们斗争的队伍“知音与之”、“知己从之”的不断扩大，和“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的浩大声势和威力，以及他们的斗争功绩。这里所指，如看作是“四杰”文学创作“宣言”和“总结”也是可以的。尽管对他们自己的作用估计过高，仿佛改革诗风只是他们四人努力的结果。但如不计他们的夸大之辞，这篇“序”也不失为反映“四杰”在反浮靡文风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文献”，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篇“序”，也许不会有陈子昂那篇“序”(即《修竹篇序》)，也就不会有明确的口号、光辉的战绩。所以，“四杰”才是在唐诗创作业绩里最早负起时代使命的作家；在反对浮靡诗风中是有重要贡献的。
第二，“四杰”开拓了诗歌思想和题材的领域。唐初的诗歌创作，无论宫体诗、应制诗或类书诗，内容是极其贫乏，题材也十分狭窄的，因为作者都是久守宫廷和高踞台阁的上层人物。可是“四杰”都“行为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就有三人死于非命)”(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王勃因溺水惊悸而死，年仅二十八岁；卢照邻因苦于疾病投水而死，不满四十岁；骆宾王因政治运动失败而流亡，也只有四十岁；杨炯死于任所，算是善终，也不过五十岁。可见，他们生活遭遇不一，而其愤慨也是所怀万端的。他们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但在文学上却是成功者。因此他们的诗言必有情，言情必真。他们的诗从思想到题材都有创新开拓。其中王勃、杨炯都是学者兼文人，他们重点作五言律诗，而以王诗最为出色。除一篇七古外，大部为五言律绝，其中一些绝句颇为清新。
五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我们可以通过这首诗体会上述的特色。是一首送别诗，写朋友之间的离别之情。历来的离别诗都以依依不舍的缠绵凄苦之情为主，该诗却一洗悲酸之志，意境开阔，音调爽朗，情绪豪迈，独标高格。在声律上它完全符合律诗平仄的要求，中间两联对仗，前一联“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虽不尽工巧，却活脱多姿。后一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则是工整的。律诗首联并不要求对仗，却也可以对仗，是律诗中之一格。该诗成为初唐五律压卷之作。
七古《滕王阁序》是一篇杰出的骈文，《滕王阁诗》“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 槛外长江空自流。”较之其序更为气势奔放，强烈而深沉地抒发了历史感情，风格高昂，气势雄放，感慨万端，比序文更凝练，表现诗人生活上不凡的胸怀，政治上失意的不平之鸣。这首诗用了许多华丽的词藻，却无六朝诗歌之绮靡，是所谓声色与性情结合的作品。这首诗虽是七古，却又有律诗的匀称和平稳，很适于抒发这种不甚强烈却又相当深沉的历史感情。
杨炯以《从军行》为其代表作，借用乐府旧题，描写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云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仅用四十个字，既揭示人物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表现了诗人向往边塞生活的豪迈气概，诗意凝练含蓄，笔力遒劲奔放。
卢照邻、骆宾王是浪漫气质的人物，他们喜欢作铺张扬厉的七言歌行。卢照邻，自号幽忧子，一生贫病交加，身世至为凄惨。他的代表作是《行路难》和《长安古意》，其中《长安古意》最为有名，虽为宫体旧制，但“这是宫体诗破天荒的大转变”(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古意”本就是宫体惯用的题目。但它却标志着宫体诗的转变。所谓宫体诗是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隐情诗。这种宫体诗到了虞世南、上官仪手中越发萎靡不振了。《长安古意》把宫体诗由宫廷带入市井，描写唐代长安繁华，对统治阶级中各类人物做了有声有色的刻画和揭露，对被压迫的女性渴望自由寄予同情。热烈的爱情追求，代替了艳情的描写：“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两句是说，如果能成为比目鱼，死了也甘心。愿意化作鸳鸯而不羡慕成仙。变艳情描写为爱情的追求，而且是站在受压迫者一边，对爱情的大胆表白和对幸福的热切渴望。这样的声音在盛唐算不得什么稀罕，在初唐的宫体诗中却是空前有力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长安生活的感受是新鲜而清醒的，不像一般宫体那样带着醉醺醺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一切。诗人好像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在诗的末尾冷言冷语地对贵族加以讽刺：“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那些权贵自称他们的豪华享乐生活可以永远不变，他们的骄奢淫逸超过了汉代的五公，可是四季的景物风光不断变化，时间过得很快，不会等待他们。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世界转眼之间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华丽的宫殿，现在已经不见了，只能看到一棵棵青松。诗人认为权贵们豪奢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寒士的读书生活才有意义。最后以寒士生活作结，显示诗人的志趣和胸襟。“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汉代的杨雄在汉成帝、哀帝、平帝三世做官都没有升迁。后来闭门著书很少有人到他门上来。只有南山的桂花飞来飞去落到他的衣襟上。全诗格局开阔，语言清丽流畅，不仅内容上透露出对现实讽刺，对人生感慨等在宫体中的生疏气息，而且洋洋巨制，实为七古中之罕见。骆宾王被闻一多称为“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是一个参与政治运动的流亡者，他不仅以叫历史上第一位英威女性破胆的讨武曌檄闻名于世，而且也是敢打抱不平，喜欢杀人报仇的豪侠人物。《长安古意》的内容已不是宫体诗所能容纳的，而回到了左思《咏史》的主题上去。这首诗的思想接近左思《咏史》诗的第四首。题目虽是宫体诗的题目，但它标志着宫体诗的转变。
骆宾王也擅长七言歌行，他的《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帝京篇》写长安的繁华和贵族的豪奢，以及祸的无常，并感慨寒士之不遇。此外还有《畴昔篇》自叙身世，长达一千二百余字，是少见的巨制。初唐长篇歌行的写法都近似于赋，所以《长安古意》、《帝京篇》对长安都有铺张的描写，很像《西都赋》和《西京赋》，不过不重在地理贷殖的描写，而重在人物活动的描写和诗人的抒情。
《在狱咏蝉》是一首工整的五律，是他任侍御吏时获罪入狱之作“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残余心。”
“那堪”二句是说哪能受得住寒蝉向我这般哀吟？感叹自己将年华消磨在狱中，以至老迈。工虽工，但嫌艰涩，说明律诗这种形式运用得还不够熟练。
《于易水送人》是一首著名的绝句，诗题一作《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前二句写荆轲在易水辞别燕太子丹前往秦国刺杀秦始皇的故事。后二句是诗人的感叹，荆轲临别时曾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昔日的荆轲虽然一去不复还了，但至今易水还是那么寒冷。绝句寥寥二十个字，表现了积极乐观精神及怀古伤时的感慨，充满了豪侠之气，音调雄浑，气魄悲壮。这种格调概括了诗人的身世和性格，实为难得之诗作。
第三，“四杰”诗歌促进唐诗形式的成熟。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诗体完善和成熟则是要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和一定过程才能实现的。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四杰”不仅有意识地摆脱因袭的重担，从色情、宫廷等黄色无聊的题材中将诗解放出来，将视野转向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真正地开拓了诗的领域；同时，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将已萌芽于前代的诗体，如律诗、绝句以及七言古诗等，也使之得以完成、巩固和传播。卢，骆檀长七言歌行，而王、杨专工五言律诗，在这两方面“四杰”都用创作完善了这种形式，加速了唐诗形式成熟的进程。五言八句的律诗，是唐诗的最主要形式之一，有人甚至视为唐诗正宗的诗体，运用极为广泛。但这种诗体，可以说到了王、杨手里才完全定型化。他们的五律诗作，如上文所列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咏风》及《从军行》、《在狱咏蝉》等，都是有力的实证，对沈佳期、宋之问也有直接影响。卢、骆的七言歌行，不仅在内容上是极大的发展，在形式上也有一定的改造和提高，他们创作直接影响到刘希夷和张若虚。如果没有卢、骆的鸿篇，也就不可能出现刘、张的巨制《代白头吟》、《春江花月夜》，也就更不会产生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琵行》和韦庄的《秦妇吟》了。由此可见，王、杨是五律的奠基人，而卢、骆便是宫体的改造者。“四杰”对唐诗形式发展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综上所述，“四杰”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继承了六朝以来诗人们积累的丰富艺术经验，并加以锤炼、革新，初步固定了五律的形式，同时还发展了七言歌行。
他们扩大了诗的题材。在边塞、写景、送别、咏物、闺愁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们的作品虽没接触重大的社会主题，但已经冲破宫廷的圈子，走向一般的人生，把诗从台阁移到关塞，从宫廷引向市井，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生活各个角落，诸如羁旅乡愁，怀远别情，边塞从军，江山景物，社会风情等，无不成为他们歌咏的内容，给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正是有这种题材的扩大，才有诗的思想内容的转变和丰富。他们的诗中所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抑郁不平的愤慨，增强了诗歌的思想意义，标示了诗歌创作的正确方向。这时人们才在纤丽绮靡的诗风里，从那“众作等蝉噪”(韩愈《荐士》)中听到了清新与流丽，宛转与悠扬的乐章，感受到低徊与惆怅，严肃与激昂的情调。“四杰”的诗，不论对闲适生活的歌咏，历史遗迹的缅怀，还是对羁旅乡思的抒发，怀友惜别的寄语，都是情真意切，深刻感人。词藻华丽，但不绮靡，诗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含蕴一股慷慨不平之气。既使在被视为“黯然销魂”的离别之际，也能唱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样异常警策豪迈的诗句，这不能不说是大唐帝国处于上升阶段，时代精神的体现。他们的歌唱，仿佛给唐诗注入了新的血液，赋予了唐诗新的生命。他们的诗篇，称得上是体现真正唐音的抒情诗，显示了诗歌创作的健康方向。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在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郑振铎先生曾充满激情说到了王勃等人对唐诗“正如太阳神万千缕的光芒还未走在东方之前，东方是先已布满了黎明女神的玫瑰色的曙光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不可否认，由于时代的局限，“四杰”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并将楚辞、建安文学和六朝诗歌不加区别的一概视为绮靡诗风。所以，四杰的理论主张，不但自身存在着矛盾，同他们的创作实践也有相当距离。正因这不足，他们在反对齐梁余风的同时，并未能完全摆脱其影响，但不能据此而抹煞其成绩，甚而加以挞伐。有的竟说“四杰”是“虽有文采，而浮藻浅露”(《旧唐书·文苑传》)，“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王世贞《艺苑卮言》)这种不客观的武断谬说，早已被伟大诗人杜甫所粉碎：“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之二》) 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