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杀而死,中国传统精神的文化内核也跟着死了近百年

中国近现代的学者当中,很少有哪一位的死比王国维之死更引人注目!也很少有哪一位的死比王国维之死更有争议!

有人把王国维之死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之死相提并论。而王国维之死,意义似乎更加深远。

似乎王国维一死,中国传统精神的文化内核也跟着死了近百年。

如果真是这样,这实在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悲剧!

这样沉重的悲剧却是以一个轻飘飘的投湖动作来终结。

人生如树叶一般。

而王国维这片树叶,却因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内涵、文化内涵、精神内涵,激起了层层波澜。此波澜一直震荡至今。

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字静安,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他虽然没有什么学历,是一位世人景仰的学术大师,对学术界做出多方面的贡献。

与他同在清华研究所工作的梁启超这样评价: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功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

除梁启超外,陈寅恪、吴宓、郭沫若等国学大师无不对王国维的学问深表钦佩,而钱穆等人更是直接从王国维的学问里获得了最基本的养料。

令世人震惊的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竟从清华园走到颐和园,在昆明湖自沉而死。死前随身带着一份遗书,内容为: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

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二日,父字。

遗书中对死因的解释,只有八个字:“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世变”者,与时局相关。“义”者,“道义”也。“辱”则与人格、尊严、情感有关。

对此,人们纷纷发表看法,探究王国维的死因。总而概之,有“逼债说”、“由于国家没有研究机关而致死说”、“《殷虚书契考释》出王代撰说”、“受罗振玉影响说”、“不问政治说”、“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性格抑郁说”、“仿照屈原自沉说”、“因病厌世说”等等。

不管有多少说法,王国维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他死于1927年武人横行的年代,知识分子惨遭军阀杀戮者比比皆是。

中国之大,竟然搁不下一个安静的书桌。

王国维跳湖处

王国维选择自杀,表面看是肉体之死,而其实质是精神受到逼迫而选择的向死而生。

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评价最受世人重视,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

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先生显然对王国维之死有至高的评价。

清华园内王国维先生纪念碑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

岂不是知识分子最应该尊崇的品质?

岂不是是整个社会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

岂不是实现人人平等、走向大同世界的核心源泉?

然而,这样的精神与理想,在世俗而功利的社会,能受到多少尊重?

有几人能意识到它们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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