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格·伊根 《快乐的理由》

１

２００４年９月，过完十二岁后日后不久， 我进入到了一种近乎永恒的幸福状态。我从没想 过为什么会这样。虽然学校里的课业仍旧繁重， 我却可以应对自如，让自己在任何乐意的时候都 能做做白日梦。在家里，我可以随意浏览有关分 子生物学、粒子物理学、四元数①以及星系进化 的书和网页；我还可以编写我自己的复杂的电脑 游戏，制作令人费解的抽象动画。虽然我是个身 材极瘦、四肢又不怎么协调的孩子，任何规则复 杂、没有意义的体育运动都会令我昏昏欲睡，但 对于自已的身体状况，我却非常满意。不管我什 么时候跑起来――不管我跑到哪儿――感觉都很 棒。 【① 四元数是１８４３年由英国数学家哈密 顿发现的数学概念。】 我有吃的、有住的，安全无忧，有爱我的父 母，他人的鼓励，还有生活的动力。为什么我不 该觉得幸福呢？虽然我还没法把枯燥的功课和让 人压抑的校园政治完全抛诸脑后，还不能忘记通 常我的一腔热情是多么容易就被一些最琐碎无谓 的小问题所浇灭，但当日子过得不错的时候，我 没有数着日子等所有一切再变糟的习惯。幸福到 来时总让人相信它会持续下去――虽然之前我已 经无数次地目睹过这种乐观的希冀是如何落空 的，可也许我还是不够成熟世故吧，当这希冀最 终表现出要成为现实的迹象时，我竟一点也不觉 得惊讶。 我开始不断地出现呕吐的症状后，全科医生 艾什给我开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并准了我一个 星期的假。我想我的父母一定觉得挺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从天而降的假期带给我的快乐居然远远 超过了任何病菌带给我的痛苦；也许他们还奇怪 为什么我都懒得去表现一下痛苦的样子，可既然 我每天都要实实在在地吐个三四次，实在是没有 必要再不停地嚷嚷自已的胃好难受了。 抗生素一点作用也没起。我开始逐渐失去平 衡感，走路时跌跌撞撞的。在艾什医生的办公 室，我得眯着眼才能看到视力表。她把我送到威 斯特米德医院的一位神经科医生那儿，那位医生 立刻给我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当天晚些 时候我便住进了医院。我父母当时就知道了诊断 结果，但直到三天后，我才从他们嘴里问出全部 事实。 我脑袋里长了个髓母细胞瘤，堵塞了一个充 满脑脊液的脑室，使颅内压力升高。这种脑瘤有 潜在的致命性。通过手术并伴以高强度的放疗和 化疗，三个处在这个阶段的病人有两个能再多活 五年。 我觉得自已好像站在满是腐烂枕木的铁路桥 上，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一直往前走，寄希望 于这一块块令人忧心的木板可以支掉住我的重 量。我明白前面的危险，非常明白。可就是没有 真实的恐惧感，无法切身感到害怕。我所体会到 的最接近于恐怖的感觉也只是一阵近乎兴奋的眩 晕，好像我面临的不过是冒险坐一次让人难过的 过山车罢了。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颅内升高的压强可以解释我的多数症状。不 过，对脑脊液的化验结果表明，我脑中有一种叫 做亮氨酸脑啡肽的物质也明显增多了。这是一种 内啡肽，也是一种神经肽。它的受体与某些镇静 剂――如吗啡和海洛因――的受体是一样的。在 发展成为恶性肿瘤的过程中，同样的突变转录因 子不仅激活了能够使癌细胞无限分裂下去的基 因，而且同时激活了能产生亮氨酸脑啡肽的基 因。 这种情况很特殊，并非是常规的伴随症状。 当时我还不太懂什么是内啡肽，但我父母把那位 神经科医生讲给他们的原话向我重复了一遍，之 后我又去了解了所有与之相关的知识。亮氨酸脑 啡肽不是在疼痛难忍、危及生命时分泌出来的止 痛剂；它也没有任何麻醉作用，不能使病人的伤 口在愈合时变得麻木而失去痛感；相反，它是能 让人获得幸福感的最直接的手段。在令人愉悦的 行为或环境的刺激下，它就开始发挥作用。数不 清的其他大脑活动一起对这个简单的信息进行处 理，让人产生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快乐情绪。 将亮氨酸脑啡肽与目标神经元结合起来，这只是 一长串其他神经递质促成的事件链上的第一个环 节。除了这些比较难以理解的东西，我可以确定 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亮氨酸脑啡肽能让人心情 愉快。 我的父母在给我讲这些事时，情绪难以自 持。我则像是某些赚人眼泪、讲述绝症的电视剧 中天使般的小殉难者一样，平静地笑着，反过来 安抚他们。这与潜在的坚强和成熟无关，我只是 真的无法为自己感到难过。因为脑啡肽的作用太 特殊，我可以毫不畏缩地面对现实。而如果被药 用镇静剂全身麻醉，我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我 头脑清楚，情绪稳定，神采奕奕，而且勇气十 足。

我的脑袋里被装入了一个脑室分流器。那是 一个纤细的管子，被深深地插进我的颅内。它的 作用是在医生进行消除主要肿瘤的操作时，降低 我的颅内压力。手术计划在周末实施。肿瘤专家 梅特兰医生向我详细讲述了整个手术过程，并告 知了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和不适。现在 我已经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 虽然最初的打击已经逐渐过去，但我那深陷 痛苦中的父母还是决定不能就这么待着，什么都 不做，认命地接受我可能只有三分之二的几率活 到成年的命运。他们满悉尼地打电话，甚至打到 悉尼以外更远的地方，只希望能找到其他的选 择。 我母亲找到了黄金海岸②的一家私人医院 ――那是总部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连锁“医疗圣 殿”在澳大利亚的唯一分院。那里的肿瘤科提供一 种新的治疗髓母细胞瘤的方法。他们将经过基因 改造的疱疹病毒注入患者的脑脊液，这种改造后 的病毒只会感染能自我复制的癌细胞。之后，只 能被这种病毒激活的一种强效细胞毒素会杀死这 些感染了的癌细胞。不考虑手术的风险，这种疗 法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能使病人多活五年。在这 家医院的网页上，我自己查到了治疗所需的费 用。他们给出的价格包含了所有的开销：三个月 的食宿、所有的病理和化疗服务，以及所有使用 的药物，总共六万美元。 【② 黄金海岸：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太平洋 沿岸城市。】 我父亲是位电气工程师，在工地工作，母亲 是商场里的售货员，我是他们的独子，所以我们 家的生活远称不上贫困。但要筹得那么多钱，他 们还是得再次贷款。这样他们便又多背上了十五 到二十年的债务。而且，三分之二与百分之八十 相比也没有多大的不同。我听到梅特兰医生提醒 他们说，这两个数字实际上是没法比较的，因为 病毒疗法才刚出现没多久。他们本应该听取她的 意见，坚持传统疗法。 也许我在脑啡肽作用下的平静反应刺激了他 们；也许如果我还是原来那样阴沉、难相处，或 者表现出全然的恐惧而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勇 敢，他们就不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了――我永远 也没法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不管怎样，都不会 减少我对他们的感激。正因为脑啡肽没有充满他 们的脑袋，所以没有理由指望他们也能如我一样 对它带来的后果无动于衷。 在飞往北部的飞机上，我一直握着父亲的 手。我们之间以前总是有点隔阂，因为我们对彼 此都多少有些失望。我知道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可 以更壮实一点，更爱运动，性格更外向。而在我 看来，他总是不思进取、墨守成规，将自己的世 界观建立在不可靠的陈词滥调和口号上。但在那 一次旅程中，虽然我们几乎一句话都没说，我却 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正转化成一种强烈的、 充满保护欲的父爱。我很惭愧自己以前那么不尊 重他。我脑中的亮氨酸脑啡肽让我相信，这件事 过去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

从马路上看，黄金海岸的“医疗圣殿”很可能 被认为又是一家临着海滩的高层饭店；就是从里 面看，它也和我在荧幕上看到的饭店没有多少不 同。我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面有一台比床还宽 的电视，配有网络电脑③和电缆调制解调器。如 果这些是用来分散我的注意力的，那么目的达到 了。经过一个星期的测试后，他们开始把点滴注 入我的脑室分流器――一开始注入的是病毒，三 天之后加入药物。 【③ 网络电脑：指几乎只通过网络完成操作 的轻量级计算机。】 肿瘤几乎是立刻就开始缩小了；他们给我看 了扫描图。我父母看起来既开心又茫然，似乎他 们从来就没怎么指望这个百万富翁们前来做包皮 手术的地方真的能对我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收 他们的钱，给他们个安慰，然后在我的病情每况 愈下的时候说些高水准的模棱两可的话。但肿瘤 仍在继续缩小，当它连着两天出现停滞不前的现 象后，肿瘤专家立刻把整个治疗过程重复了一 遍，之后核磁共振成像屏上显示的卷须状物和黑 糊糊的团状物又开始继续变少、变淡，速度比以 前还快。 我现在完全有理由肆无忌惮地开心了，但我 却越来越不自在。我把这简单地归咎于亮氨酸脑 啡肽的减少。甚至有可能因为肿瘤一直以来释放 了太大剂量的亮氨酸脑啡肽，所以理论上来说已 经没什么东西能让我有更好的感觉了――如果我 已经被带到了幸福的顶点，那我便无路可去，只 能往下退了。那样的话，我开朗性情中出现的任 何阴郁情绪只会证实扫描图带来的好消息。 一天早晨，我几个月来第一次从噩梦中惊 醒。我梦到那肿瘤如同有爪的寄生体一样在我颅 内四处敲打。我能听到它的硬壳敲在骨头上的“咔 嗒”声，就像困在果酱瓶里的蝎子发出的那种声 音。我很害怕，出了一身的汗……解放了。我的恐 惧很快便被熊熊的怒火所取代：我曾经不得不与 肿瘤妥协，但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勇敢地面对 它，可以在心里将它骂个痛快，带着自认为理听 当然的火气将这恶魔驱逐出去。 对已到穷途末路的肿瘤穷追猛打，这没有想 象中那样令人激动，我反而有些失落。尽管我不 太相信这样的感觉，但也不能全然无视这么一个 事实：认为正是我的怒气在驱逐肿瘤，这其实根 本就是颠倒真正因果关系的做法――这就好像是 看着铲车从我胸前移走大石，然后却假装是自己 深吸了一口气将其搬走的一样。不过对这些迟来 的倩绪作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后，我也就没再深究 了。 住院六个星期后，我所有的扫描图都变干净 了，而且我的血液、脑脊液和淋巴液中都没有出 现转移癌细胞的蛋白质标记。但仍然有可能存在 一些抵抗力强的癌细胞，所以他们给我用了一个 疗程截然不同的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疗程很 短，但用量很大，而且与疱疹感染无关。他们先 给我做了睾丸活组织检查――在局部麻醉的作用 下，我感觉的是尴尬，而不是疼痛――然后又从 臀部取了骨髓样本。这样一来，如果药物从根源 摧毁了我制造精子的潜力和供给新鲜血液细胞的 能力，它们都还可以被恢复。我开始掉头发，胃 壁出现溃疡，呕吐的次数更多，也远比刚确诊时 痛苦。但当我发出哼哼卿卿的声音想博取同情 时，一个护士冷冰冰地告诉我，岁数只有我一半 大的孩子也要忍受好几个月同样的治疗。 仅用这些传统的药物是永远没法治好我的病 的，但作为一种收尾措施，它们大大降低了复发 的几率。我发现了一个很美的词：细胞凋亡――细胞的自杀，一种程控式的死亡――并一遍又一 遍地向自己重复。最后我几乎是在享受这种恶心 疲惫的感觉了；我越觉得凄惨，就越容易想象这 些肿瘤细胞的命运：在细胞毒素命令细胞自杀 时，细胞膜像气球一样炸开或瘪掉。在痛苦中死 去吧，可恶的渣滓！也许将来我可以编一个与之 有关的游戏，甚至是一系列游戏，就以这波澜壮 阔的第三阶段化疗作为高潮：大脑保卫战。我将 因此名利双收，而且有钱还给父母，生活也会真 的变得很完美，就像肿瘤曾经使我认为的那样。

十二月上旬我出院了，所有的病症都消失 了。我父母一会儿神情谨慎，一会儿又面露喜 色，好像他们正在慢慢消除那种担心高兴得太早 会遭来报应的想法。化疗的副作用消失了：我的 头发都长回来了，只有当初插入分流器的那一小 块地方还是秃的；而且也不再有把食物吐出来的 困扰了。现在回到学校去上课也没什么意义，因 为还有两个礼拜就到年底了，所以我的假期便直 接开始了。在老师的组织下，班上的同学给我发 了一封老套、空洞的慰问电子邮件。我的朋友都 到家来看望了我，他们带着一点点的窘迫和无 措，欢迎我从死亡边缘回来。 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难过呢？我可以 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老爸老妈每天总有一个人在 家把我像皇帝一样伺候着――不仅如此，他们还 会给我自己的空间，如果我想坐在电脑前十六个 小时，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可是，为什么每天 早上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湛蓝的大空时，那进入 眼帘的第一缕日光会让我想把脸埋到枕头里，咬 牙低语“我真应该死掉，真应该死掉”？ 任何事情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丝乐趣。我喜欢 的网络杂志和网站不能，我曾经深深痴迷的津巴 布韦音乐不能，那些脂肪超多、糖分和盐分都超 高的垃圾食品也不能。没有什么是我现在想要 的。无论什么书我都读不完一整页，程序代码也 写不过十行。我无法面对现实世界中的朋友，也 没有任何想上网的念头。 我做的每一件事，想到的每一件事，都沾染 着一层让人窒息的恐惧与耻辱。我唯一想到的能 作为这种感觉参照的画面，出自我在学校看过的 一部关于奥斯威辛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以一个 很长的推拉镜头开始，摄像机缓缓地移向集中营 的大门。看到这一幕时，我心里一沉，已经很清 楚里面发生过什么。我不是在妄想；我那时并不 相信我周围每一种闪亮的表象背后都隐藏着某些 难以言表的邪恶。但每当我醒来看到天空时，便 会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正注 视着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 也许我是在害怕肿瘤会复发，但也没有那么 害怕。病毒疗法在第一回合的速战速决还是很让 人信赖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觉得自 己很幸运，也知道感恩。可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 死里逃生有什么好开心的，就像当初因为脑啡肽 而处在极乐状态时怎么也不会觉得难过一样。 我父母开始担心了。他们把我拖到心理医生 那儿进行“痊愈咨询”。这个想法和其他事情一样 让人讨厌，但我实在懒得去反对。布赖特医生和 我讨论说，也许我之所以在潜意识里选择让自己 觉得不幸，是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把幸福和死亡的 威胁联系在一起；也许我内心很害怕如果又有了 得肿瘤时的主要症状，肿瘤就会复发。对这种肤 浅的解释，我既有点儿不屑一顾，又有些愿意相 信。我希望，如果自己承认了这种隐忧，便能将 它暴露在阳光之下加以审视，这样一来，这种不 合逻辑的想法便会消失。但是，那种任何事情 ――包括鸟的鸣叫、卫生间瓷砖上的图案、吐司 的气味，以及我自己手的形状――都会让我产生 的悲伤厌恶的情绪却有增无减。 我想知道，是不是得肿瘤时产生了太多的亮 氨酸脑啡肽，因此导致我的神经细胞减少了相应 受体的数量；或者，是不是我已经对亮氨酸脑啡 肽产生了耐受性，就像吸食海洛因上瘾的人会因 为身体产生堵塞受体的天然调控分子而对镇静剂 产生耐受性。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父亲之后，他 坚持让我去和布赖特医生讨论。布赖特医生装着 很感兴趣的样子，但他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并没 有真的把我的话当成一回事。他一直告诉我父 母，我的所有感觉都是在经历了创伤之后十分正 常的反应，我真正需要的只不过是时间、耐心和 理解。

新年一开始，我匆匆进入了中学。但我一个 星期什么都没干，就坐在那儿盯着课桌发呆，于 是学校做出了安排，让我在网上学习。在家里， 我确实可以用我的方式，在纯粹的、让人无法正 常行动的悲伤情绪的发作间隔期，在如行尸走肉 般麻木无知的状态下，一点一点地学习学校的课 程。同样，在心情相对明朗的日子里，我会继续 思考可能导致我痛苦的原因。我查阅生物医学文 献，发现了一篇研究高剂量亮氨酸脑啡肽在猫身 上产生的作用的文章，但文章似乎认为任何耐受 性都只是短期的。 后来，三月的一天下午，我盯着一张感染疱 疹病毒的肿瘤细胞的电子显微照片――我本来应 该在研究那些已故的探险家――终于想出了一个 说得通的解释。病毒需要特殊的蛋白质来与它要 感染的细胞结合，从而能有足够的时间使用其他 工具来穿透细胞膜。但如果病毒从肿瘤自身冗长 的ＲＮＡ转录体上复制了亮氨酸脑啡肽的基因， 那它也许就不仅仅是可以附着在自我复制的肿瘤 细胞上了，它也能附着在我大脑里每一个带有亮 氨酸脑啡肽受体的神经细胞上。 而其后，只有在受感染的细胞内才会有被激 活的细胞毒素产生，并杀死了所有被感染的细 胞。 因为不再有新的输入，那些由死掉的神经细 胞刺激产生的通路正在消亡。我大脑内中每一个 能感知幸福的部分都正在死去。虽然有时候我什 么感觉都没有，但心情是各种力量调和的产物， 就算只是一点点的抑郁情绪，可如果没有东西去 压制它，它也能轻而易举地赢得每一场心情角力 赛。 我什么都没跟我父母说；我不忍心跟他们 说，他们打的这场仗为我赢来了最大的生存率， 却可能让我变成残废。我试着去联系在黄金海岸 时我的主治肿瘤医生，但我的电话总是被一段自 动播放的莫扎特音乐屏蔽掉，邮件也没有回复。 我独自去见了艾什医生，她很有礼貌地听了我的 推测，但拒绝帮我引见一位神经科医生，因为我 的症状都是心理方面的：对我的血液和尿样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临床抑郁症的标准标记。 心情明朗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自 己每天待在床上盯着昏暗的房间发呆的时间越来 越长。我陷入了单纯的绝望中，我的感觉与现实 的一切都彻底脱节，以至于从某种程度上说，我 的绝望显得无比荒谬：我所爱的人没有被屠杀， 癌症也基本痊愈了，我也仍能分辨出我的感觉与 那种合情合理的真正的悲伤或恐惧之间的差别。 可是我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忧郁，获得自己想 要的心情。我唯一能自由选择的就是到处寻找原 因来解释我的抑郁情绪――假装这是自己在遭遇 了一连串阴谋导致的不幸后最自然的反应――或 者置身事外，把它看成是无用、麻木、如同瘫痪 了的身体一般的情绪外壳强加给我的外来物。 我父亲从来没有责怪过我软弱、不知感恩； 他只是默默地退出了我的生活。母亲一直在尽力 跟我沟通，试着安慰或刺激我，但我也只能握握 她的手作为回答。我并不是真的瘫痪了或者看不 见了，也没有失语或是变傻。可是所有我曾待过 的、灯火通明的世界――现实的或虚拟的，真实 的或想象的，思想的或情感的――都再也看不 见、摸不着了。它们被埋在了迷雾里，埋在了粪 便里，埋在了灰烬里。 当我住进一间神经病科病房时，我大脑中坏 死的区域已经能清楚地显示在一张核磁共振成像 扫描图上了。但就算可以早点确诊，好像也没什 么办法能阻止这一过程。 而且，显然没人能到我的颅内把我感受幸福 的机制复原。

２

十点的时候，闹钟把我叫醒了，但我又花了 三个小时才有足够的力气活动。我掀开被单，坐 在床边，心不在焉地咕哝着脏话，试着避开这逃 不掉、也本不应该在意的结局。不管今天我取得 了多大的成就（逛了商店，还买了些冷冻食物之 外的东西），也不管是多大的好运降临到了我头 上（保险公司在我必须交房租之前支付了保险 金），明天醒来时，我的感觉还是一模一样。 什么都没用，什么都没变。这几个字概括了 一切。但我早就接受了这一切，再没什么事情好 让我失望的了，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坐在这儿，第 一千次为这一创伤而哀叹。 对吧？ 他妈的。只要动起来就好。 我吞掉“早上”要吃的药，是六颗我昨晚拿出 来放在旁边桌上的胶囊，然后去上厕所。我排出 的尿液颜色很黄，都是上一剂药的代谢物。这世 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抗抑郁药能真的把我带入“百忧 解天堂”，但这种药至少能让我的多巴胺和血清素 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从而把我从全然的紧张症 及其带来的流质食物、便盆和擦浴中解救出来。 我把水泼在脸上，试图想出一个在冰箱有一 半儿还满着的情况下离开公寓的借口。整天这样 待着，脸不洗，胡子不刮，确实让我很难过：脏 兮兮又无精打采的，像只可怜的寄生虫。但还是 得再过一个星期或更久，这种自我厌恶的力量才 会强烈到让我活动起来。 我看着镜子。食欲的不振不仅“互补”了锻炼 的缺乏――我感受不到碳水化合物能带来的享 受，就像我领会不了跑步者的乐趣――而且还让 我能数数胸前松弛的皮肤下的肋骨数目。我三十 岁，但看起来就像一个虚弱的老头。我把前额抵 在冰凉的玻璃上，因为一些残留的本能告诉我， 这样做也许能让感官榨取出零星的快感。但是没 有。 在厨房里，我看到电话上的灯亮着：有信息 在等我接收。我回到厕所，坐在地上，努力让自 己相信那不会是一个坏消息：应该没有人过世， 我父母也不可能再离一次婚。 我走到电话边，打开显示屏。上面出现了一 张表情严肃的中年妇女的脸，只有拇指指甲那么 大，不是我认识的人。她叫Ｚ・杜兰尼，是开普 敦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博士。这则信息的主题 是：“修复性神经再造术的新手段”。这让事情有 了点儿变化；大部分人看到我的临床报告时都只 是很随意地扫几眼，认为我大概是有点儿反应迟 钝。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没有了厌恶的感觉――我对杜兰尼博士的“敬意”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但在我看来，不管她有多努力，这种疗法也 只是海市蜃楼。 与“医疗圣殿”的无责任保险协议让我有了一 份相当于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生活津贴，并可以报 销经医院认可的医疗费。我没有足够的大笔现金 可以使用，但任何有可能使我在经济上获得自给 自足能力的治疗，其费用都可以由保险公司酌情 全额赔付。对环球保险公司而言，他们需要支付 的治疗费用――相当于我死之前还要支付给我的 所有生活费――正在不断减少，而全球范围内的 医疗研究基金也正在减少。有关我的消息已经传 开了。 至今为止，我接受的大多数治疗都使用了新 的药物。药物使我不再需要慈善机构的照顾，但 若指望这些药物能让我变成一个快乐的普通工薪 族，就如同指望药膏能让断掉的四肢再长回来一 样不切实际。从环球保险公司的角度看，为更先 进的治疗手段支付费用意味着要拿更多的钱冒险 ――这种观点无疑将让负责我这件案子的经理埋 头于保险统计数据库。既然我仍然很有可能在四 十几岁的时候自杀，那么没有必要总是匆忙作出 支付决定。便宜的疗法值得一试，但任何激进却 有可能成功的提议就一定通不过风险／成本分 析。 我双手抱头跪在屏幕旁。我可以删除掉这则 未读的信息，让自己免于那种清楚地知道将错过 什么的挫败感……可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感觉也同样 糟糕。于是我按下了播放键，然后转开脸――就 算对着一张录下来的面孔，我也羞愧难当。我知 道为什么：在我脑袋里，传递积极的非语言信息 所必需的神经通路早就没有了，但那些对诸如拒 绝、敌视等回应有反应的神经通路不仅仍旧完 好，而且变得四通八达、高度灵敏，不管真正的 事实是什么，都能在感觉的空白处填上高强度的 消极信号。 我尽我所能，认真听杜兰尼博士解释她是如 何治疗中风病人的。组织培养神经细胞移植是当 前的标准疗法，但她却是把经过精心配置的聚合 物泡沫注入受损区域。泡沫释放的生长因子能把 轴突和树突从周围的神经细胞上吸引过来，而聚 合物本身被设计成一个电化学开关网。借助散布 在泡沫中的微处理器，最初无定形的开关网按计 划首先会代替死去神经细胞发挥作用，然后做出 适当微调，与某个具体的接受者相容。 杜兰尼博士一一列举了她取得的成功：视力 恢复了，语言恢复了，能活动，能自制，有欣赏 音乐的能力。我的缺陷――以失去的神经细胞、 突触或是原始体积来衡量――不属于她至今治愈 的所有神经损伤中的任何一种，但这只会让事情 变得更有挑战性。 我近乎冷静地等着她最终抛出一个价值六位 数或七位数的圈套，但屏幕中的声音说：“如果你 可以支付自己的旅费和住院三个星期的花销，我 的研究经费可以负责治疗本身的费用。” 我把这段话反复听了很多遍，想试着找到一 种没那么讨人喜欢的理解――通常我很擅长这样 做。当这种尝试失败后，我下定决心，给杜兰尼 博士在开普敦的助手发了封邮件，请他解释清 楚。 没有任何误解。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在余 下的生命里恢复健康，而所需费用只相当于服用 一年那些仅能让我维持清醒的药。

准备这么一次南非之行当然不是我能做到 的，可一旦环球保险公司意识到这么一个机会， 两大洲的分公司会一起为我积极行动起来。我需 要做的就只是克制住取消所有这一切的冲动。一 想到要再度住院，再一次体会那种无力感，就让 我很不安，但是预想这种神经假体的潜力本身就 像是在世界末日盯着日历瞧一样多此一举。２０ ２３年的３月７日，要不我就将到达一个更广 阔、更多彩、更美好的世界……要不就会被证明我 真的已经无药可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算希 望最终破灭了，也远没有另外一种结果让我那么 害怕；那种结果和我现在的状态差不多，更容易 想象得到。我唯一想得出的和幸福有关的场景 是，自己仍是个孩子，开心地跑着，最后融入到 阳光里――一切都那么美好，让人向往，但就是 少了点儿有真实感的细节。如果我曾想过化为一 缕阳光，早就割腕自杀了。我想有一份工作，想 有一个家庭，想经历平常人的爱情，也想有适当 的抱负――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我被剥夺了的东 西。但我想象不出如果我终于得到了这些，生活 会变成什么样，就像我无法在二十六维空间里描 述每天的生活一样。 登上清晨离开悉尼的航班之前，我一夜没 睡。一位精神病科护士送我去机场，但在去开普 敦的路上并没有坐在我旁边看护我，让我保留了 一点颜面。在飞机上，我把醒着的时间都用来和 偏执症作对了。难过焦虑的情绪折磨着我的大 脑，我得努力克制自己不去为它们找原因。飞机 上没有人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杜兰尼的方法最 终不会是个骗局。我成功地粉碎了这些“解释性 的”妄想……但是和以前一样，我仍旧无法改变自 己的感觉，甚至就连把自己纯粹的病理性抑郁和 任何人冒险做脑部手术前都会有的正常焦虑清楚 地区分开，我都做不到。 不用总是努力把两种事物区分开，不也是一 种幸福吗？忘掉幸福；就算未来充满了无助的痛 苦，但只要我知道那是有原因的，也算是一种胜 利。

来机场接我的是杜兰尼的一个研究生吕克・ 德维希。他看起来大约二十五岁，洋溢着自信，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有把那误读成轻视。我突 然有陷入困境的感觉，很无助；他把什么事情都 安排好了，我就像是传送带上的零件一样。但是 我知道，如果他们让我自己来做什么的话，那么 整个治疗流程绝对会进行不下去。到达位于开普 敦市郊的医院时，已经过了午夜。横穿停车场 时，小虫子的叫声听起来不对，空气的味道闻着 有说不出的陌生感，天上的星星也看起来像高明 的仿制品。在我们快到入口时，我膝盖一软，跌 倒了。 “小心！”德维希扶我站起来。我在发抖，是 因为害怕，也是因为看到自己的样子觉得很难 堪。 “这有悖于我的回避疗法。” “回避疗法？”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医院。” 德维希笑了，虽然我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只是 在迎合我。发现自己能让别人真心地开怀一笑， 这本应是一种乐趣――看来，我的那些感受快乐 的传导通路的确都消失了。 他说：“我们的上一个病人是用担架抬进来 的。她离开时大概和你差不多，站都站不稳。” “有那么糟啊？” “她的人造髋骨出了问题。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走上台阶，进入灯火通明的大厅。

第二天早上――３月６日，星期一，做手术 的前一天――我见到了手术小组的大部分成员， 他们将完成整个手术的第一步，即纯机械的那部 分操作：干净地刮除死去的神经细胞留下的无用 孔洞，用小气囊撬开所有因为受挤压而闭合的空 隙，然后在整个奇形怪状的空间里注满杜兰尼说 的那种泡沫。除了十八年前分流器在我的脑袋上 留下的那个洞，他们可能还要再打两个洞。 一个护士给我剃了头，并在我裸露的头皮上 贴了五个参照点。然后整整一下午我都在做扫 描。最终结果显示，我大脑里所有死去空间的三 维图看起来就像山洞探险爱好者的地图，上面画 着一系列连在一起的洞穴，并夹杂着岩石、瀑布 和坍塌的隧道。 杜兰尼那天晚上亲自来看了我。“当你仍处在 麻醉状态时，”她给我解释道，“泡沫会开始固 化，与周围组织的第一批联系也将建立起来，然 后微处理器将指挥聚合物形成我们选来作为起始 点的开关网。” 我不得不迫使自己说话；我问的每一个问题 ――虽然措辞礼貌、清楚恰当――都让我觉得痛 苦难堪，好像我正赤身裸体地站在她面前，请她 帮我清除掉头发上的粪便。“您是如何找到一个能 用的开关网的呢？您扫描过志愿者的人脑么？”我 会作为吕克・德维希的一个克隆体――继承了他 的品位、他的抱负、他的情绪――从而开始我的 新生吗？ “不，不用这样做。有一个国际健康神经结构 数据库，它的数据来源于两万具死时脑部未受损 的尸体。这比断层摄影技术更精确；大脑被冷冻 在液氮里，由一个带金刚钻头的切片机进行切 片，然后这些切片被着色，并被拍下电子显微照 片。” 我的脑袋在她不经意调用的海量数字前怔住 了；我已经完全对计算没感觉了。“所以你会用数 据库里的某些合成品？你会从不同的人身上选取 一些典型的结构用在我大脑里？” 杜兰尼看起来想把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但她 显然是个对细节要求一丝不苟的人，而她的解释 还没有细致到让我觉得智力不济的地步。“不是 的。这更像是多重曝光，而不是单一的合成品。 我们使用了数据库里的大约四千份记录，全是年 龄在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的男性；在某一个人那 儿，神经细胞Ａ与神经细胞Ｂ相连，而在另一个 人那儿，神经细胞Ａ与神经细胞Ｃ相连……到了你 这儿，神经细胞Ａ则会和Ｂ、Ｃ都相连。所以作 为起始的开关网，理论上来说会被‘消减’成将其构 建起来的这四千个样本中的任意一种。但实际 上，你将把它‘消减’成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版本。” 这听起来比成为一个情绪上的克隆体或者弗 兰肯斯坦般的混合物舒服多了；我会成为一尊已 经雕出大概轮廓、只是细节之处还有待进一步加 工的塑像。但是――“怎么‘消减’它呢？我怎么样才不会变成其他 人，而变成……”变成什么呢？让十二岁时的自己 重生吗？还是保持现在三十岁的年龄，作为四千 名死去的陌生人的混合体而活着？我的声音越来 越弱；我仅有的那么点儿觉得自己不是在胡言乱 语的信心也消失了。 杜兰尼似乎也变得有点儿不太自在――不管 怎样，我对她的这个判断还是准确的。她说：“你 的大脑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部分是完好的，那些地 方保存了一部分丢掉的记录：和成长经历有关的 记忆，和曾给你带来过快乐的事物有关的记忆， 以及没有被病毒摧毁的先天结构片断。神经假体 会一直自动发挥作用，直到与你大脑中的其他部 分相适应――它会和所有其他系统进行互动，而 且工作效果最好的连接会在互动环境中被强化。 ”她想了一会儿，“你可以假想一种假肢，一开始 用的时候问题很多，但随着你的使用，它会自我 调整：当够不到你要的东西时，它会伸长；意外 碰到什么东西时，它会缩短……直到大小、形状都 和你活动时存在于幻觉中的肢体相符。而那幻觉 本身不过是对失去的血肉的想象。”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比喻。尽管我很难相 信自己褪色的记忆会包含足够多的信息来在每一 个细节上重建它们幻觉中的主人，很难相信这幅 关于我曾经是谁、我又变成了谁的拼图，可以根 据些许模糊的提示和四千张掺杂在一起的描述幸 福的碎片拼出来，但我的这个想法可能还会让我 之外的其他人也觉得不舒服，所以我没有把它说 出来。 我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这些情况发生之 前会是什么样的呢？当我从麻醉中醒过来时，所 有连接都还原封未动吗？” 杜兰尼坦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没有办法 知道，除非你自己告诉我。”

有人在不断地叫着我的名字，声音让人心安 却急切。我更清醒了一点。我的脖子、双腿、后 背都在痛，胃也恶心得厉害。 但床很暖，被单很软。就这么躺着很舒服。 “现在是星期三的下午，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我睁开眼睛，杜兰尼和她的四个学生全站在床 边。我看着杜兰尼，惊讶地发现这张我曾认为“严 肃”、“难以亲近”的脸其实……很引人注目，很有 吸引力。我盯着她看了好久。然后我看到站在她 旁边的吕克・德维希。他同样也很出众。我把另 外三个学生一个一个看过去：每个人都是同样有 魅力。我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不出话来。这些人的脸上饱含深意和让 人着迷的东西，我没法单挑出任何一点来：他们 看起来都很聪明、喜气、漂亮、有思想、目光殷 切、有同情心、平静祥和、生机勃勃……一堆白噪 音般的品质，全是积极面的，但毫无关联。 但当我强迫自己把目光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 脸、想努力去搞明白他们脸上的表情时，他们的 意图一下子变得清晰了――就像突然看清了书本 上的字词，虽然我视力一直很不错。 我问杜兰尼：“你在笑吗？” “一点点。”她犹豫了一下，“我们有标准测试 和标准图像来加以判断。不过……请描述一下我的 表情，告诉我我在想什么。” 我不知不觉就回答了，好像她是在让我读一 张视力表：“你在……好奇？你很认真地在倾听。 你很感兴趣，而且你在……期待会有好的事情发 生。还有，你在笑，因为你觉得好事情肯定会发 生，或者因为你不怎么敢相信它居然已经发生 了。” 她点点头，笑意更深。“太好了。” 我没有说我现在觉得她美得惊人，几乎令人 窒息。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给我这种感觉，无论男 女：我曾在他们脸上读到的那种矛盾情绪烟消云 散，唯独留下一种摄人心魄的神采。我觉得这有 点儿让人害怕――它太随意，太强烈――虽然从 某方面来说，这看起来基本上是很正常的反应， 就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突然遇光会眼花一样。而 且，在过了十八年觉得人人都面目可憎的日子之 后，我不准备抱怨这五个人看起来像天使一样的 感觉。 杜兰尼问道：“你饿吗？” 我不得不想了想这个问题，“饿。” 一个学生把准备好的食物端过来，和我星期 一吃的差不多：沙拉、面包圈、奶酪。我拿起面 包圈，咬了一口。很熟悉的口感，味道也没变。 两天前，我是带着通常所有食物都会给我的轻微 恶心来咀嚼吞咽同样的东西的。 热泪滑下我的脸颊。我没有欣喜若狂；这种 体验和嘴唇干裂流血时从喷泉里喝到水的感觉一 样，既有点不可思议，也有些疼。 一样的痛，一样的难以抑制。我吃光了盘子 里的食物后，又要了一盘。吃很好，吃是正确 的，吃是必需的。当我吃完第三盘时，杜兰尼坚 定地说道：“已经够了。”我摇头，想要更多；她 仍然美得超凡，但我却愤怒得想冲她尖叫。 她抓住我的手臂，让我停下来，“这对你来说 将会很难过。你的情绪会经常像这样如波浪般翻 腾起伏，涌向四面八方，直到开关网消停下来。 你必须尽力保持平静，保持清醒。神经假体让很 多你并不习惯的事也变得有可能发生……但是你仍 然没有失去控制。” 我咬了咬牙，转开脸。在她的碰触下，我立 刻痛苦地勃起了。 “是的，”我说，“我能控制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里，神经假体带给我的体验变 得越来越不强烈。我几乎可以想象出这个开关网 最粗糙、最不契合的边缘部分――用一种比喻的 说法――正在使用中被逐渐磨光。吃饭、睡觉、 和人相处都仍旧很愉快，可这不像是某人用高压 线戳了我脑袋的结果，而更像是童年时一个不可 思议的玫瑰色的梦。 当然，神经假体并没有向我的大脑发出信号 让它感到快乐。神经假体本身正是那部分在感受 所有这些乐趣的我――不管这一过程与其他一切 是多么紧密地融为一体：知觉、语言、认知……除 神经假体外，我所有的一切。一开始，这样的想 法让我很不安，不过再一想也就没什么了。不过 是像在做认知实验时，把一个正常大脑里所有相 应的活动区域着上蓝色，然后宣称“是它们在感受 幸福，不是你”罢了。 杜兰尼的小组试图量化他们的成功，于是我 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大多是我每年在接 受保险评估时做过很多次的了。也许一个中风病 人对曾经瘫痪的那只手的自如使用程度更容易被 客观地衡量，而我必须让每一个数值刻度都从底 部升到顶端来表明正面情感。这些测试不但不会 把我激怒，还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新的场合运用 神经假体――这让我很开心，是那种我记得以前 从没经历过的开心。除了被要求解释家庭环境里 日常会发生的一些场景――这个孩子、这个女人 以及这个男人之间发生了什么？谁心情好？谁心 情不好？――他们还给我看了很棒的艺术名作的 影像，从复杂的寓言性和叙事性的绘画到精致的 极其简单的几何图像。除了让我听日常的语言片 断和那种未加修饰的、因为喜悦和痛苦而发出的 叫喊声，他们还给我放音乐和歌曲听，每一个流 派、每一个时期、每一种风格的都有。 就是在那时，我终于意识到某些地方不太对 了。 雅各布・采勒正在播放音频文件并记录我的 反应。其间多数时候他是面无表情的，小心翼翼 地避免泄露自己的看法，从而影响数据的准确 度。但在他放完欧洲古典音乐中描述天国的一个 片断、而我把它评为满分二十分之后，我捕捉到 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沮丧表情。 “怎么？你不喜欢？” 采勒含糊地笑了笑，“我喜欢什么不重要。那 不是我们正在测量的。” “我已经打好分数了，你现在不会影响我的看 法。”我用请求的目光看着他，我渴望任何形式的 沟通，“对于这个世界，我已经死了十八年。我甚 至不知道这音乐的作者是谁。”他犹像了一 下，“Ｊ・Ｓ・巴赫。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曲子能 让人得到净化。”他伸手去碰到触摸屏，继续进行 实验。 那他是在沮丧什么呢？我立刻知道了答案； 我之前没注意到真是个傻瓜，可我实在是太沉浸 在音乐中了。 我给每一项测试打的分数都不低于十八分。 视觉艺术部分的测试也是如此。从我的四千位实 际供体那儿，我继承的不是最低的共同特性，而 是最大范围的品位集合――而且十天了，我还是 没能给这个集合加上任何我自已的限制和偏好。 对我而言，所有的艺术、所有的音乐都是卓 越的；所有的食物都是好吃的；我看到的每一个 人都是一幅完美的画。 也许我只是因为长期缺乏快乐，所以才会沉 浸在任何能得到乐趣的地方。而要感到腻烦，变 得和其他人一样挑剔、兴趣集中、与众不同，只 是时间问题罢了。 “我以后还会像这样吗？什么都喜欢？”我脱 口问道，开始时语气是有点好奇的，说完后已经 有了明显的慌乱。 采勒停掉他正在播放的音乐――一首也许是 阿尔巴尼亚、摩洛哥或者蒙古的颂歌，这我不太 清楚，但这曲子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让我全 身兴奋、精神高涨。 他沉默着权衡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对我 说：“你最好去和杜兰尼谈。”

杜兰尼给我看了她办公室屏幕墙上的一幅柱 状图：在过去的十天里，每天神经假体内已经改 变了状态――新连接的建立，已有连接的破环、 削弱或加强――的人工神经突触的数量。植入的 微处理器一直在跟踪记录这些变化，而且每天早 上都会有天线在我脑袋上晃来晃去地接收数据。 第一天的活动很显著，那时神经假体正在适 应环境；这四千份供体的开关网在它们主人的脑 袋里也许都是十分稳定的，可是在装进我脑子里 之前，这种综合版本从没被连在一起接到任何人 的脑袋里过。 到了第二天，活动量大概只有第一天的一半 了；第三天大概是十分之一。 但从第四天起，就什么都没有、只剩下背景 噪音了。我零碎却开心的记忆显然被存到其他地 方去了――既然我肯定没有得健忘症――在一开 始的剧烈活动之后，界定幸福的神经回路就不再 有其他变化和进一步的调整了。 “如果接下来的几天出现了任何倾向，我们便 能放大它们，把它们向前推进――就像推翻一幢 不稳固的、出现了要向某一特定方向倾倒的迹象 的大楼。”杜兰尼听起来并不很乐观。已经过去太 长时间了，而这幢开关网大楼连微微晃动的表现 也没有。 我说：“基因方面的因素呢？难道你不能读取 我的基因组，从那方面入手？” 她摇摇头。“至少有两千种基因在神经发展过 程中起作用。那可不像是给一种血型或一种组织 型配对；数据库中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会有一小 部分和你一样的基因。当然，有些人的性格会比 其他人和你更相近，但我们无法用基因手段把他 们找出来。” “我明白了。” 杜兰尼谨慎地说：“我们可以把神经假体完全 关闭，如果那是你想要的。不需要手术――只要 我们把它断开，你就能回到刚开始的状态。” 我看着她那张神采奕奕的脸。我怎么能回到 过去？不论测试和柱状图说明了什么……这怎么会 是失败呢？不管我是沉溺在多么无用的美好中， 也比曾经满脑袋是亮氨酸脑啡肽强。我仍能感觉 到害怕、忧虑、伤心；测试显示了所有供体都有 的共通之处。我无法讨厌巴赫或者查克・贝里 ④、夏卡尔⑤或者保罗・克利⑥，但是对于疾 病、饥饿和死亡的场景，我的反应和正常人一 样。 【④ 查克・贝里：美国黑人歌手，被誉 为“摇滚之父”。】 【⑤ 马克・夏卡尔（１８８７～１９８ ５）：俄罗斯超现实主义画家。】 【⑥ 保罗・克利（１８７９～１９４０）： 德国籍瑞士裔画家。】 而且我并非像当初不在意自己的癌症一般不 在意自己的命运。 但如果我继续使用神经假体，我的命运又会 是什么样的呢？普遍的幸福，普遍的痛苦……我的 情绪任由他人摆布？这么多年我都生活在黑暗 中，如果我曾经渴望过什么，那不就是能让自己 的内心怀有一种希望――希望如果有机会自己可 以再做回正常人吗？而那种希望难道不是已经落 空了吗？我得到了塑造自我的原料――虽然我全 都试过了，也全都很喜欢，但却没能把任何一样 变成我自己的。这过去的十天里，我体会到的所 有快乐都毫无意义。我只是一个死掉的空壳，游 荡在他人的阳光下。 我说：“我想你应该那样做。把它关掉。” 杜兰尼抬起手，“等一下。如果你愿意，还有 一件事我们可以试一下。我已经在和我们的伦理 委员会讨论，吕克也已经开始了软件的前期准备 工作……但最终还要看你的决定。” “做什么？” “开关网能被推往任何一个方向。我们知道如 何对此进行干涉――只要打破平衡，使某些东西 比其他东西更能唤起幸福感。虽然这种情况没有 自然产生，但并不意味着不能用其他方法让它发 生。” 我笑了，突然有点儿头晕，“所以如果我说一 句话……你们的伦理委员会将选择我喜欢的音乐、 我最爱的食物和我的新才能？他们将决定我变成 谁？”既然我自己很早以前就死了，让一个全新的 人重生，这会很糟吗？要把我自己――不仅仅是 一个肺或一个肾，而是整个身体，包括无关的记 忆在内――都捐给一个任意构建、但完全正常的 新生的人吗？ 杜兰尼很震惊，“不是的！我们从没想过要那 样做！我们只是对微处埋器进行编程，让你自己 控制对开关网的调整。我们能让你有意识地、随 意选择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德维希说：“试着想象一下控制器。” 我闭上眼睛。他说：“闭眼不是个好方法。如 果养成了习惯，会限制你的能力的。” “好吧。”我看向空中。实验室的音响系统正 在播放贝多芬波澜壮阔的音乐，要集中注意力很 难。我努力设想德维希五分钟前一点一点构建在 我的脑袋里的那个样式统一、樱桃红色的水平滑 动控制器。突然间，它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形 象：它又一次叠加在房间之上，像实物一样清 楚，在我视野的底部。 “我找到了。”按钮在１９周围徘徊。 德维希瞄了一眼背对着我的显示器，“很好。 现在试着把等级降低。” 我虚弱地笑了。打倒贝多芬。“怎么做？要怎 么做才能喜欢一样东西少一点？” “你不用那样做。只要试着把按钮向左移。想 象这样一个过程：软件正在监控你的视觉皮层， 跟踪任何一闪而过的虚幻感觉。就骗自已看到按 钮在动了――这种假想会有帮助。” 确实有用。几分钟内我不断地失去控制，好 像很棘手，但在停下来检测效果之前，我还是设 法把它降到了１０。 “他妈的。” “我看有点作用是吧？” 我傻子似的点了点头。音乐仍令人……愉 悦……但魔力全部消失了。这就好像在听一篇蛊惑 人心的演讲，然后中途意识到演讲者自己一个字 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这样一来，先前的文采 和说服力还在，但真正的震撼力已经没有了。 我感到前额出了好多汗。在杜兰尼解释整个 计划时，它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不大可能成真。 既然我没有能在神经假体上成功地烙上自己的痕 迹――尽管残存的自我仍有数十亿的直接神经连 接和数不清的机会来与神经假体交互作用，并按 我自己的形象来塑造它――我害怕到了做选择的 时候，我会因为犹豫不决而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应该不会再被一首 古典音乐、一首我之前从没听过或因为太有名、 太无所不在而偶然听到过一两次、但毫无感觉的 古典音乐俘获了。就在现在，在几秒钟之内，我 已经摆脱掉了那种虚假的反应。 仍然还有希望。我仍然有机会使自己重生。 我只要有意识地去做，一步一步地来。 德维希一边摆弄着键盘，一边开心地说：“我 会把神经假体上所有主要系统的虚拟配件都编上 颜色。你练习几天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不过要记 得，有些体验需要两个或三个系统一起发挥作 用……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喜欢的音乐听起来没 那么无趣，注意一定要降低红色的控制器，而不 是蓝色的。”他抬起头来看着我的脸，“嘿，别担 心。如果你犯了个错，或者改变了主意，你可以 随时再把它升回来。”

３

飞机落地时是悉尼时间晚上九点――一个星 期六的晚上九点。我坐火车来到市中心，本打算 转乘火车回家，但在看到成群的人都在市政厅站 下车后，我把行李存在一个储物柜里，也跟着他 们来到了马路上。 病了之后，我来过城里几次，但没有一次是 在晚上。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另一个国家待了半 辈子之后――在经历了国外监狱里孤独的监禁之 后――终于回家了。每件事情都让人迷惑。在看 到那些似乎被很好地保留下来、但仍与我记忆不 相符的建筑物的时候，我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眩 晕感；每当我转过一个拐角，发现某个我从儿时 起就记得的私人地标、商店或招牌已经不见了的 时候，都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我站在一家酒吧外面，站得很近，已经可以 感到我的鼓膜在随着音乐的节拍而跳动。我可以 看到里面的人，他们又笑又跳，与周围的人开怀 畅饮，因为酒精的作用和伙伴的在场而面带兴 奋。有些人脸上充满潜在的暴力，另一些则充满 对性的期待。 现在我自己也可以直接加入到这个场面中。 曾经埋葬了整个世界的灰烬已经散去了，我可以 随意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几乎能感到这 些狂欢者死去的表兄堂妹们――他们现在作为开 关网的伴随物而重生，在听到音乐、看到知音后 产生了共鸣――正在我脑袋里叫嚷着，求我赶快 带他们到有生命的地方去。 我向前走了几步，被视线内角落里的某样东 西转移了注意。在酒吧旁边的小巷里，一个十岁 或十二岁的男孩靠着墙蜷缩着，头埋在一只塑胶 袋里。吸了几口气之后，他抬起头，暗淡的眼睛 亮了起来，像管弦乐团的指挥一般幸福地笑了。 我向后退去。 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我随即转身。一个男 人冲我和善地笑着，“基督保佑你，兄弟。不用再 苦苦寻觅了。”他把一本小册子塞到我手中。我凝 视着他，对他的情况了然于心――他蹒跚在一条 能随意制造亮氨酸脑啡肽的路上，但他对此一无 所知，所以他把一切都归结于某种神圣的“幸福源 泉”。我因为惊骇和怜悯而心头一紧。至少我还知 道我的肿瘤。就连巷子里的那个倒霉孩子也知道 自己只是在吸毒。 那酒吧里的人呢？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吗？音乐、伙伴、酒、性……边界在哪儿？什么时 候理所当然的幸福变成了在这个男人看来如此空 虚病态的东西了呢？ 我步履蹒跚地离开，朝车站走去。在我周 围，人们笑啊、叫啊，牵手，亲吻……而我就看着 他们，好像他们是被剥了皮即将解剖的尸体，显 露出上千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精准地在一起工作 的连锁肌肉。深埋在我内心的幸福机制一遍又一 遍地自我识别。 现在，我完全相信杜兰尼真的已经把人类感 知快乐的全部能力都塞到我的脑袋里了。但是要 把这种能力纳为己有，我不得不被迫接受这么一 个事实――比当初肿瘤迫使我接受时更加心不甘 情不愿――即幸福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幸福 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但幸福也还不足以成为人 生的终极目标。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它的起因――并满意自己的选择――但是不管我感觉怎样，一 旦我把全新的自我塑造成型，那我所有的选择有 可能都是错的。

环球保险公司让我年底之前去把所有手续办 好。如果我的年度心理评估表明杜兰尼对我的治 疗成功了，那么无论我是否真的有工作，我都将 被抛向更无情的私营社保机构。于是我在灯下徘 徊着，想找到自已的方向。 回来后的第一个白天，我黎明时分便醒了， 坐在电话旁边，开始翻找。我原先的网络空间已 经被存档了；按照现在的行情，存储费大约只要 每年１０美分，而我户头上仍有３６．２０美 元。这份载满信息的奇异“化石”，因为运营商的 接管与合并在几家公司间辗转了四次，却仍完好 无损。通过使用各种工具对这些老式的信息格式 进行解码，我把过往的生活片断拖到了当下来加 以审视，直到这样做让我太痛苦而无法再继续。 第二天，我花了十二个小时来打扫公寓，清 理每一处死角，听我以前下载的津巴布韦音乐， 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停下来，而且吃得狼吞虎咽。 虽然我已经可以让自己像十二岁时那样喜欢高盐 分的垃圾食品，但我选择――完全是出于非受虐 的、实用的考虑，而不是因为道德高尚――不对 任何毒性比水果大的食物产生兴趣。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胖 起来――虽然当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或是在电 话上使用形象模拟软件时，我知道基本上什么样 的体格都能令我满意。那个神经结构数据库一定 是收录了一大批自我形象很理想的人，或者他们 死时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满意。 我再次选择了实用主义。我有许多没做的事 情要去做，如果能避免，我不想在五十五岁就死 于心脏病，于是我通过形象模拟软件把自己的形 象变肥，并将自己对这一形象的满意度降为０。 但死盯着得不到或者荒谬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我对施瓦辛格的外表也做了同样的设置。我 选择了一具瘦长而结实的身体――当然是在软件 允许的范围之内――赋值１６（最大值是２ ０），然后开始跑步。 一开始我跑得很慢。虽然我记得自己还是孩 子时，可以轻易从一条街飞奔到另一条街，但我 还是很小心，绝不把运动的乐趣抬升得过高，以 至于忽视了伤痛的存在。当我一瘸一拐地来到一 家药房想买些药膏时，发现他们在卖一种叫做前 列腺素调节剂的药。这是一种宣称能够在不减少 任何关键修复过程的情况下把伤害降到最低的复 方消炎药。我很怀疑，但这药用起来似乎的确有 效；第一个月仍然会感到疼，但我既没有因为自 然的肿胀而跛脚，也没有忘记自己扭伤了肌肉。 一旦我的心脏、肺和小腿被惨叫着从它们原 先萎缩的状态中拽了出来，感觉就好多了。我每 天早上都要绕着家后面的马路跑一个小时，然后 在每个星期天下午绕着城市跑。我并不强迫自己 每次都跑得比上一次快；不管怎样，在运动方面 我没有任何抱负。我只是想行使我的自由。 很快，跑步和我的生活融为了一体。我能把 心脏“怦怦”的跳动声和四肢在运动中的感觉当成 一种享受，或者把那些细节淹没在满足感里，就 像在火车上听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看风景一 样。在收复了自己的身体之后，我开始去开拓郊 区。从紧挨着雷恩库弗河的几片森林到帕拉玛塔 大道一成不变的丑貌，我像发疯的测绘员一样来 回穿越着悉尼，把风景用看不见的测量工具测好 后收到脑袋里。我重重地踏过格莱德斯维尔大 桥、艾恩库弗大桥、皮尔蒙大桥、迈德班克大桥 和海港大桥，一点也不担心脚下的桥面会坍塌。 我也曾怀疑过。我没有被内啡肽麻醉――我 没有把自己逼得那么紧――但感觉仍旧好得不像 是真的。这种感觉是像在吸毒吗？也许我的祖先 们在追逐猎物、逃避危险以及为了生存而划分领 地的过程中也得到过相同的乐趣，但对我来说， 这种感觉只是愉快的消遣。 不过，我没有在欺骗自己，也没有在伤害他 人。我恪守着这两条从自己内心那个死掉的孩子 那儿得来的原则，继续跑步。

在三十岁的年龄经历青春期很有趣。病毒理 论上并没有让我性无能，而只是剥夺了我能从性 幻想、性刺激和性高潮中得到的快感，还部分破 坏了我脑丘下部调控荷尔蒙的路径，这让我没剩 下任何能称之为性功能的东西。我的身体会在偶 尔发作的、毫无乐趣可言的痉挛过程中排出精 液；因为在勃起时前列腺没有分泌正常的润滑物 质，每次讨厌的射精都会让尿道内壁有被撕裂的 感觉。 当所有这些都发生变化时，给我的撼动是很 大的――即便我处在相对的性衰老状态之中。与 梦遗相比，自慰的感觉棒得不可思议，而且我发 现自己一点都不想让自制力介入去压制它。但我 不需要担心它会让我对现实的事物失去兴趣；我 发现自己在马路上、商店里和火车上总是直直地 盯着人看，直到经历了极度的恐惧和修复性的调 整之后，我终于靠毅力戒掉了这个习惯。 开关网让我变成了双性恋，而且虽然我很快 就手忙脚乱地降低了自己的欲望，使它远远低于 数据库中大多数男性供体的水平，但到了要选择 是做正常人还是同性恋时，一切还是变得危险起 来。开关网并不是所有供体的平均值――如果是 的话，只要关键时刻大多数供体投票反对，我自 身存活下来的神经结构体系就不可能掌握支配 权，而杜兰尼原来的期望也就破灭了，所以我并 不仅是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的同性恋；两种可 能性是相等的，消除其中任一种的想法都让人不 安，像被毁容了一样，似乎我已经和两者共存了 数十年。 那会不会只是神经假体在保护自己，或者在 一定程度上是我自己的反应？我不知道。甚至在 感染病毒前，我也是一个对性完全没有意识的十 二岁孩子。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性取向是正常的， 当然我也会觉得有些女孩子很有吸引力，但那纯 粹只是审美的看法，没有任何狂热的目光或者秘 密的追踪。我查了最新的研究，但我从各种标题 上联想到的所有与从因有关的论断都被推翻――所以，就算我的性征在出生时已经决定了，也没 有血检能告诉我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我甚至找 到了治疗前的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图，但它们也缺 少足够的分辨度，不能提供一个直接的、神经解 剖学的答案。 我不想变成双性恋。我太老了，不能再像十 几岁的孩子那样去尝试了；我要的是确定性，是 坚实的基础。我想要一夫一妻制――就算一夫一 妻制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 也没有理由让无谓的障碍绊住我。所以我究竟应 该杀死哪一个呢？我知道选择哪一个可以让事情 变简单……但是如果每件事最后都归结到这么一个 问题，即这四千位供体中的哪一个可以把我带到 阻力最小的路上，那我究竟是在过谁的生活呢？ 也许讨论这一点根本就没意义。我是一个三 十岁的处男，有精神病史，没钱，没未来，没社 交技能――而且我可以随时升高自己对当下的唯 一选择的满意度，而让其他听有选择都退回到幻 想中去。我没有在欺骗自己，也没有在伤害他 人。我无法再要求更多。

我之前已经注意到这家缩在洛克翰姆敦一条 小路上的书店好多次了。六月份的一个星期天， 我慢跑着经过那儿，看到橱窗里摆着一本罗伯 特・穆齐尔⑦写的《没有个性的人》，不由得停 下来笑了。 【⑦ 罗伯特・穆齐尔（１８８０～１９４ ２）：奥地利小说家，他的名著《没有个性的 人》是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 冬日的湿气让我全身是汗，所以我没有进去 买下那本书。但我越过展架向柜台瞥了一眼，看 到了一张招聘人手的告示。 找到不需要技能的工作的想法曾那么不现 实；总失业率是百分之十五，年轻人的失业率还 要高三倍，所以我原以为每一份工作都会有上千 名其他应征者来竞争：更年轻的、更便宜的、更 壮实的、精神更健全的。虽然我重新开始了在线 学习，不至于一无所获，但进展很慢。所有我儿 时涉猎过的知识领域都扩展了一百倍，虽然神经 假体给了我无限的精力和热情，但还是有太多的 东西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学到的。我知道如果真想 选择一份职业，一定得牺牲掉百分之九十的爱 好，可我仍旧无法痛下决心这样做。 星期一我又来到这家书店，这次我是从皮特 沙姆站走上来的。为了求职，我已经稍稍调整了 自己的自信，但当我听到没有其他应征者时，信 心自然而然就变多了。店主六十几岁，刚刚闪了 腰。他想找个人搬搬箱子，并在他忙别的事时负 责一下柜台。我跟他说了实话：因为年幼时的一 场病，我神经受了损害，而且最近才康复。 他当场就雇用了我，试用期一个月。初薪和 环球保险公司付给我的保险金正好一样多，如果 我能过了试用期，薪水还会高一点儿。 工作不是很重，老板也不介意我在无事可做 时在后面的房间里看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 到了天堂――有一万本书可以看，又不需要付钱 ――但有时那种害怕崩溃的感觉又回来了。我书 读得很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做出清楚 的判断：我可以把拙劣的作者和高明的分开，把 诚恳的作者和说谎的分开，把陈词滥调的作者和 才华横溢的分开。但脑袋里的神经假体仍然想让 我什么都喜欢，什么都欢迎，让我在布满灰尘的 书架间流连徘徊，直到变得任何人都不是，只是 巴别图书馆⑧里的一缕游魂。 【⑧ 巴别图书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同 名短篇小说中描绘的神秘的六面体图书馆。】

入春后的第一天，她在书店刚开始营业两分 钟的时候走进来。看着她在随意浏览，我努力思 考着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会带来的后果。我已经连 着好几周每天待在柜台五个小时了，因为与人有 了接触，我开始期待……一些事情。不是疯狂的、 相互的一见钟情，而是彼此能有那么一丝兴趣， 能有那么一点点迹象表明我真的能对某个人有更 多的好感。 这种事情还没发生。有些顾客会稍微调调 情，但我知道那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她们特 有的表达礼貌的方式――我不会多想，反应同她 们用少见的、十分正式的方式来表达礼貌时一 样。谁长得是标准意义上的好看，谁看起来很有 活力或神秘莫测，谁机智诙谐或魅力十足，谁散 发着青春的光彩或透着历练的沉稳……在这些问题 上，我也许会和旁观者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我 根本就不在意。那四千名供体爱过的人千差万 别，把他们截然不同的特征集合在一起会涵盖整 个人类。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改变，除非我做些什 么把平衡打破。 所以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我把神经假体里所 有相关的系统都拖到了３或者４的位置上。这样 一来，人看起来就不比一块一块的木头有趣多少 了。现在，我同这个随意选到的陌生人单独待在 店里，慢慢地把按钮往上推。我得抵抗住积极的 反馈。设置越高，我就越想再往上升，但我已经 提前设好了上限，而且我会遵守这些限制。 等到她挑好两本书向柜台走来时，我既信心 十足、带着胜利的喜悦，又因为害羞而有点儿不 自在。我终于同开关网有了如出一辙的感受；我 看到这个女人时的感觉是那样真实，仿佛那就是 我自己的感觉一样。如果为了获得这种效果，我 所做的一切显得太工于算计、不自然、奇怪、可 恶……我也别无他法。 她付钱买书时，我朝她笑了笑，她也热情地 报以微笑。她没有戴结婚或订婚戒指，但我向自 己保证，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尝试做任何事。这只 是第一步：注意到一个人，把她从人群中认出 来。我可以约第十个或第一百个与她类似的女人 出去。 我说：“你愿意什么时候一起喝杯咖啡吗？” 她看起来有点儿惊讶，但并未觉得我有所冒 犯。虽然不明显，但她至少还是有点儿高兴会受 到别人的邀请。我想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她拒绝我 这种说漏嘴的邀请的命运了，但当我看着她做决 定时，残存的自我仍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如果 这种感觉有一丝显露在脸上，她也许会立刻把我 推到最近的兽医那儿，让兽医像杀死动物以免除 它们的痛苦一样杀死我了。 她说：“好啊。顺便说一下，我叫朱丽娅。” “我叫马克。”我们握了握手。 “你什么时候下班？” “今晚？九点钟。” “噢。” 我说：“午餐怎么安排？你都什么时候吃午 饭？” “一点钟。”她犹豫了一下，“这条路的尽 头……五金店旁边的那家店怎么样？” “没问题。” 朱丽娅笑了，“那我大概一点十分在那儿等 你？” 我点点头。她转身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 影，既茫然、惊魂未定，也无比开心。我想，这 真简单。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就像呼吸 一样。 我开始呼吸急促。她只需五分钟就会发现， 我是个情绪反应迟钝的十来岁少年。或者更糟， 她会发现有四千个成熟男人在我脑袋里给我出谋 划策。 我走进厕所吐了起来。

朱丽娅告诉我，她经营着几个街区外的一家 时装店。“你刚来这家书店，对吧？” “是的。” “那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我没有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 “多久？” “从我不再是学生起。” 她扮了个鬼脸，“是种罪过，不是吗？嗯，我 也在尽自己的一份力。我是轮班制，只做半天。” “哦？你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呢？” “真的很不可思议。我是说我很幸运，这份工 作报酬很高，只要一半就够我生活的了。”她笑 道，“人们大都以为我要照顾一个家庭，好像那是 唯一可能的原因。” “你只是喜欢有充足的业余时间？” “是的。时间很重要。我讨厌匆忙的感觉。” 两天后我们又一起吃了午饭，接下来的那个 星期仍是见了两次。她谈她的商店，她的南美洲 之旅，她的一个姐姐治好了乳腺癌。我几乎要提 到我自己很早以前战胜的肿瘤了，但是除了害怕 说了会产生的后果外，那听起来也太像是在博取 同情。在家的时候，我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话旁 ――不是在等电话，而是在看新闻，好确保除了 自己，我还有其他事情对她讲。“谁是你最喜欢的 歌手／作者／艺术家／演员？”“我不知道。”――我可不喜欢这样。 我脑子里全是朱丽娅的影子。我每时每刻都 想知道她在做什么；我希望她开心，希望她平 安。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选择了她。但是……为 什么我觉得一定要选择某个人呢？因为到头来， 这些供体中的大多数一定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 是他们都曾经十分渴望、十分在乎过一个人。为 什么呢？这就要归咎于进化了。你既不可能帮 助、保护见到的每一个人，也不可能和她们中的 每一个都做爱，这两条进化规则的巧妙结合显然 能有效地传递基因。所以我的情感源泉和其他人 一样；这样我还能再问些什么呢？ 但既然我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调整脑袋里的 一些按钮让那些感觉消失，我怎么能假装对朱丽 娅有什么真实的感觉呢？即使我的感觉强烈到使 我不想去碰那些按钮…… 有几天我想，也许人人都是这样吧。人们决 定去认识某个人，一半都是因为偶然；一切都是 从偶然开始的。有几天夜里，我连着几个小时睡 不着，就坐在那儿想我是不是正在把自己变成一 个可怜的奴隶或者危险的妄想症患者。既然我已 经选择了朱丽娅，那我在她身上的发现能让我离 开她吗？或者能引起我的一点儿不满吗？如果她 突然决定中断关系，我要如何面对呢？ 我们出去吃了晚餐，然后乘坐出租车回家。 在她家门口，我给了她一个晚安吻。回到公寓， 我翻阅了网上的性爱手册，想不通自己原先怎么 会期望能隐藏掉毫无经验这个事实的。从解剖学 角度来看，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我需要六年的体 操训练才能做到传教士体位。自从遇到她我就不 再自慰了：在没被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对她进行意 淫似乎太无礼而且不可饶恕。认命了之后，我一 直清醒着躺到早晨，想弄明白自已给自己设的陷 阱，以及为什么我不想从陷阱中挣脱。

朱丽娅弯下身吻我，全身是汗。“真是个不错 的主意。”她从我身上下来，睡倒在床上。 刚刚十分钟我都在控制蓝色的控制器，尽量 避免自己因达到高潮而疲软。我曾听说电脑游戏 有和这完全一样的情节。现在我升高靛蓝色的控 制器，让自己的神色更显亲密――当我看着她的 眼睛时，我知道她看到了控制器的效果。她用手 抚过我的脸颊，“你是个温柔的男人，你知道 吗？” 我说：“我得跟你说件事。”温柔？我是个木 偶，是机器人，是个怪物。 “什么？” 我说不出来。她被逗笑了，然后亲了我，“我 知道你是同性恋。没关系，我不介意。” “我不是同性恋。”不再是了吗？“虽然以前也 许是。” 朱丽娅皱了皱眉，“同性恋也好，双性恋也 好……我不介意，真的。” 过不了多久我就不用再操控自己的反应了。 神经假体正在定型，再过几星期我就可以让它自 行运作了。那时，我就能像其他人一样，自然 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必须去选择如何感受一切 了。 我说：“十二岁时，我得了癌症。”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我观察着她的脸色， 看到惊骇的表情，然后变成怀疑。“你不相信 我？” 她犹豫了一下说：“你听起来语气好平淡。十 八年？你怎么能只说一句‘我失去了十八年’？” “那你让我怎么说？我不是想让你同情我。我 只是想让你明白。” 当我讲到遇见她的那天时，我的胃因为害怕 而抽搐，但我仍坚持讲下去。几秒钟后，我看到 她眼中的泪水，我觉得像在被刀割一样。 “对不起。我不是想故意伤害你。”我不知道 是该抱住她，还是就这样不动。我一直注视着 她，但房间开始旋转。 她笑了。“为什么道歉？你选择了我。我也选 择了你。原本我们俩之间可能会有些不同，但实 际上没有。”她在被单下握住我的手，“没有不 同。”

周六朱丽娅休息，但我八点就要开始上班。 当我六点离开时，她睡意朦胧地给了我一个道别 吻。我轻飘飘地一路走回家。 对进到书店的每一个人，我一定都露出了形 式化的笑容，但我基本没在看他们。我在描绘未 来。我九年没跟父母说过话了，他们甚至都不知 道杜兰尼对我的治疗。但现在看起来，任何事情 都有了恢复的可能。我现在可以找到他们说：这 是你们的儿子，又活回来了。多年前你们确实救 了我。 我回到家时，电话上有一条来自朱丽娅的信 息。我克制住自己，直到把东西放到炉子上开始 煮了才去看。我强迫自己等待，带着期望来想象 她的脸庞和声音，这能给我带来异常的快乐。 我按下播放键。她的表情和我想的不太一 样。 我不断地错过一些话，又不断地停下来，倒 回去重播。一个又一个毫无关联的短语出现在我 脑子里。太奇怪。太恶心。谁都没错。前一天晚 上她并没有完全理解我的话，但现在她已经花时 间思考过了，而她还没准备好和四千个死人展开 一段关系。 我坐在地板上试着决定要有什么样的感觉： 是被痛苦的浪涛淹没，还是通过选择让自己好过 点。我知道我可以唤起对神经假体的控制，让自 己开心――因为我又“自由”了，因为没有她我过 得更好……因为没有我朱丽娅会过得更好，或者就 只是因为快乐一点意义也没有，要得到它，我所 要做的就只是让我的大脑充满亮氨酸脑啡肽。 菜煳了的时候，我正坐在那儿擦着脸上的眼 泪和鼻涕。那股味道让我想到封闭伤口的烧烙 术。 我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没有碰那些控制 器――但我知道自己原本是可以改变这一切的 ――然后意识到，即使我走到吕克・德维希面前 对他说：现在我已经痊愈了，把软件拿走吧，我 不再需要选择的能力了……我也永远无法忘记我感 觉到的这一切是从哪儿来的。

我父亲昨天到公寓来了。我们没有谈很多。 他还没有再婚，他开玩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夜总 会跳舞。 至少我希望那是个玩笑。 看着他，我想：他就在我的脑袋里，我母亲 也在，还有成千上万的祖先、人类和遥远得难以 想象的原始人，再多四千个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每个人都必须利用祖先传下来的同一份遗产来开 拓自己的人生：既普通，又特别；既因为残酷的 自然选择而紧张，又因为偶然机遇的存在而舒 缓。我不过得更赤裸裸地面对人生的细节罢了。 我可以继续这样做，游走在无意义的幸福和 无意义的绝望之间那条蜿蜓曲折的边界上。也许 我是幸运的；也许要想死心塌地地待在那狭窄的 边界上，最好的办法就是看清楚两边都有什么。 要离开时，父亲从阳台上向外看，他的视线 穿过拥挤的市郊住宅区，落到帕拉玛塔河上。那 儿的一根污水管赫然入目，正在把缕缕污油、街 上的垃圾和花园里的废水排到河里去。 他不确定地问道：“你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我喜欢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