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与河西社会交往史新识
摘要：交往在文明史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两汉时期的社会交往表现出划时代的历史进步，行政史、经济史、生活史、思想史进程都因此有所改变。这一情形，推促了历史进步和社会文化水准的提升。出土资料中多有反映当时河西地区社会交往史的信息，从中可知当时的民族交往、城乡交往、军民交往、区域交往以及社会上下不同层次的交往空前活跃。发现、理解并阐释相关资料，有益于深化这一时段历史文化研究的认知，充实我们对于丝绸之路史的理解。
关键词：出土资料 战国 秦汉 交往 河西 丝绸之路
作者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P122—P142
责任编辑：晁天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生产”对于历史进步的意义，同时又突出强调“交往”的作用，认为：“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他们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在论说“生产力”和“交往”对于“全部文明的历史”的意义时，他们甚至曾经采用“交往和生产力”的表述方式。交往促进生产的进步、经济的流通、文化的融合，交往的规模决定了文化圈的空间范围，交往的频次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节奏。不仅如此，交往史与政治的兴亡、经济的盛衰、文化的繁荣和没落都有关系。因此，“交往”与“交往史”应当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很多历史迹象表明，两汉时期的交往达到空前的热度，产生了积极的效能。社会结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都因此有所变化。近年来一系列的出土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充实和补益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使我们看到更加丰富生动的交往史面貌。
战国时期的“客”曾经是非常活跃的社会人群。他们往来列国，适应君主的需求，宣传自己的主张，博取个人的富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以“客曰”的口吻陈说“客”与“君”的“交”：“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说到“客”以“交”为基本方式的活动，“市道”是其原则，目的在于利益追求。汉代的“客”依然主要是靠“交”的行为实践人生，谋求功业的。“以市道交”仍旧是通常情态。《史记·汲郑列传》“太史公曰”载录翟公评价“宾客”文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说死生、贫富、贵贱导致的“宾客”态度的变化，两说“交情”，一说“交态”，都涉及“交”。我们这里不重点讨论世俗社会趋“势”之“态”，而更关注此所谓“交”与“宾客欲往”的“往”，即“交往”的社会表现。
“客”自东周时期空前活跃。借助新异思想、成熟谋略、机智言辞实现了文化交往的“客”，曾经以政治言行和文化论辩推动历史前进，甚至改变历史走向。直到东汉时期，“通宾客”、 “交通宾客”依然是一定等级的政治人物社会交往的习惯。而“宾客”往来四方，交结上下，在社会生活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汉代权贵往往有“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的行为。有学者指出，“客”的身份在春秋时期“有了他国使者的含义”，《左传》桓公五年说“巴客”即“巴行人”，“《周礼·秋官》中有小行人之官，‘掌使适四方’，即作为使者出使别国，这段话中前言客，后称行人，则客就是使者无疑。”河西汉简可见“远客”“有客从远所来”及“东方来客”等简文，可知多有以“客”的身份生活在西北边塞的“东方”人。居延简文所见“客吏民”“客民卒”称谓，暗示“客”具有与“吏”“民”“卒”不同的社会身份。“客民”“客子”作为身份标志，也值得注意。“客”也用以标识使团成员身份。敦煌汉简“东方来客”“久客关外”“身皆远客未晓习俗不便”等简文，都体现出“远客”一方面经历着“关外”艰苦生活，另一方面体验着并不很适应的当地“习俗”，实现着文化交往。
居延汉简有“送客使者甲渠鄣候”（EPT51∶227A）简例，整理者对于“送客使者”的解释是：“送（西域）各国使团成员归国的使者。客，《说文·宀部》：‘客，寄也。’段玉裁注：‘自此托彼曰客。’王筠《句读》：‘偶寄于是，非久居也。’”毕竟汉代促成中原文化与西北方向外域文化交流者，以“使”的作用尤为突出。他们经历艰苦磨难，走向更遥远的地方，以实现空间更广阔的文化交往。回顾社会交往史，“客”和“使”的历史功绩都不能忽略。
居延汉简：“候长候史马皆廪食往者多羸瘦送迎客不能竟界大守君当以七月行塞候尉循行课马齿五岁至十二岁”（EPS4.T2∶6），说到出入境的“客”的“送迎”。有学者解释“竟界”：“指马所应达到的行程范围。”似不妥。“不能竟界”，应是不能抵达边界。 “客”很可能指往来西域的使团成员。敦煌悬泉置简所见“使送康居诸国客”（Ⅱ 90DX0114④∶277），“使送大月氏诸国客”（Ⅴ 92DXT1411②∶35），“送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Ⅱ 90DXT0113②∶24），“遮要苐一传车为乌弋山离使者”（Ⅱ 90DXT0115②∶95）简例，以及“送自来鄯善国副使者”（Ⅰ 0116②∶15），“使送于阗王诸国客”（Ⅱ 0216②∶54）等，可能是西域使团前来的记录。“客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Ⅰ 91DXT0309③∶97）简文，说到8个国度。有的涉及“诸国客”人数众多，如“送精绝王诸国客凡四百七十人”（Ⅱ 0115①∶114）。又如“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Ⅰ 0309③∶134），这是汉王朝“使者”与于阗王及其国人西行的记录。他们在长途行旅中的交往体验，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也使得这条东西交流通道上的文化风景更为多彩生动。
在民族交往中，“译”的作用特别重要。所谓“译人传辞”，对于文化沟通的意义是无可替代的。居延汉简“诏伊循候章发卒曰持楼兰王头诣敦煌留卒一人女译二人留守余”（303.8），敦煌汉简“都护虏译持檄告戊部尉钦车师前附城诩”（112），都出现“译”的身份。后者“虏译”称谓尤其重要。出土文献中所见“译”的作用与史籍记载相结合，可以说明当时文化交往进程的复杂背景与困难条件。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写道：“可（何）谓‘旅人’？●寄及客，是谓‘旅人’。”（200）所谓“寄及客”，符合《说文·宀部》“客，寄也”之说。汉代的“客”，依然是以居地流移为生活特征者的身份标志。汉代石刻文字《“通利水大道”刻石》中也可以看到“寄客”字样。甘肃甘谷汉简内容为东汉桓帝延熹元年（158）宗正府卿刘柜关于宗室管理事务的上奏，其中说到“流客”（29）和“客流”（31）。前者指社会身份，后者指社会现象。《汉书·艺文志》著录“《金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此“客流”文意与甘谷汉简“客流”不同，但是也可以反映这一语词当时习用的情形。
离开乡土、脱离户籍的自由移民或称“流民”“流人”。《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汉书·天文志》：“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关。”《汉书·食货志上》：“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汉书·王莽传下》：“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流民”数量惊人，形成了特殊的交往关系。“流人”称谓屡见于汉代帝王诏书，其指代对象与“流民”大略一致。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曾先后十一次诏令宣布赐爵奖励“民无名数及流人欲自占者”，并给予多种优遇。汉安帝时代和汉顺帝时代也曾经推行类似的恢复民户控制的政策。边地似乎比较容易吸引“流人”往归。《后汉书·窦融传》记载：河西安定，“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居延出土汉简中可见载录“客民赵闳范翕”案例的简文。其中涉及“客民赵闳范翕”等“俱亡”事的内容值得注意。这起盗钱带兵器越境逃亡，即所谓“持禁物兰越塞”涉案五人中，包括常安亭长王闳父子、攻虏亭长赵常以及“客民赵闳范翕”。他们“兰越甲渠当曲燧塞，从河水中天田出”，成功叛逃，“于边关儌逐捕未得”。“客民赵闳范翕”很有可能利用其平民身份，起到了在两个军事单位“常安亭”和“攻虏亭”之间沟通串联的作用，甚至未能排除“客民赵闳范翕”主谋策划整个事件的可能。他们在军民之间、内陆边塞之间、塞内塞外之间表现出交往能力方面的优势，使得“俱亡”而“逐捕未得”。军民以“亡”的形式向匈奴方向的叛逃，即史称“亡入匈奴”情形，文献多有记录。而禁止这种逃亡，是边塞戍卫的重要责任之一。烽燧制度所谓“亡人赤表火”，就是防止人口“亡出”的措施。《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呼韩邪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于是，“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而“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他举列长城不可撤罢的十条理由，其中三条都是防止汉地“边人”“亡走北出”：“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从军”“不还者”“子孙”“边人奴婢”及“盗贼”们“亡”“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是习见“边事”，也是边地特殊的交往史现象。
民人流亡，作为执政者无法控制的交往条件较编户齐民身份下更为便利的流动人口，其出现往往与行政失败有关。这就是《礼记·乐书》所谓“其政散，其民流”。 “民流”逢乱世动荡，会扩展其规模，形成新的交往环境。社会变局之中，于是导致新生政治力量出现。“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刘秀起兵，“军中分财物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光武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能够“平理诤讼”，安定军心，当然表现出了交往能力方面的优长。
刘秀早年求学长安，“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除文化资质的养成之外，因特殊的交往背景而体验的特殊的交往经历，对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表现应当有重要影响。《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李贤注引《东观记》说，刘秀 “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所谓“僦”，河西汉简写作“就”。简文“就人”“就钱”“就费”等，体现了交通运输经济中的雇佣关系。河西汉简所见“就人”承担运输劳作，或许相当于刘秀太学“买驴”故事中的“从者”。
学人和吏人，在文化交往和行政交往中表现比较突出。孙毓棠指出：“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运的畅通，和驿传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汉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全国文化的统一性，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汉代交通的发达了。”当时社会活跃阶层“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特别值得注意。这里，“交通的发达”或许也可以读作“交往的发达”。
汉代官学私学都得到空前发展，学人千里负笈成为一时风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醒目的文化史现象，即教育进步导致的学者的集中。这种集中，体现为“弟子”“受业者”数量之众多与吸引生源地域幅面之广阔。史载西汉前期，申公“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汉书·儒林传》则说申公“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班固总结西汉学术形势，言“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大师众至千余人”。东汉太学规模增益，“四方学士”“云会京师”，“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太学“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于是有“东京学者猥众”之说。范晔评价东汉教育之发展：“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私学确实实现了空前繁荣。史载张兴“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牟长“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游学增盛”，“诸生”“弟子”数至千万，形成了学人高度密集、学术高度荟聚的特殊的交往环境。
求学者“自远而至”，或“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或“布衣荷担，不远千里”，又有“负笈游学，身不停家”“杖策驱驴，负笈追师”者。学人远行之见闻，可以丰富其阅历，增益其学识。而这种人生实践中的交往经历，尤其可贵。《后汉书·李固传》：“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所谓“结交英贤”，所谓“四方”“来学”，都是确定的交往史料。李固，“司徒（李）郃之子也”。李贤注引《谢承书》：“固改易姓名……每到太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是郃子。”李固“密”其家族关系的故事，说明“太学”“同业诸生”之间，通常形成了信息互“知”的交往圈。
王国维指出，“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项梁安排项羽少时“学书”的故事，说明这一情形在战国末年至于秦代就已形成。罗振玉、王国维已就“斯坦因博士所得古简”中的“字书”有所讨论。列入“小学类”的出土文献，有《苍颉》和《急就篇》。陈直亦曾经著文《苍颉急就篇的残简》，就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发现的《苍颉篇》《急就篇》的遗存有所讨论。汉简遗存多有小学书发现，在河西边塞的出土，尤为引人注目。1972年至1976年居延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的发掘，出土四枚写有《苍颉篇》文字的汉简。1977年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的发掘，出土三枚有《苍颉篇》内容的汉简。1990年至1992年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也获得《苍颉篇》和《急就篇》汉简。居延汉简又有简例“
甲渠河北塞举二烽燔苍颉作书”（EPT50∶134A）。研究者认为，“‘苍颉作书’四个字是《苍颉篇》的内容，它和官文书放到一起，内容互不相属，所以合理的解释是，边塞吏卒利用废弃的简牍练习字书上的字。与此相对应的，那些字书的性质只是习字的范本。”王国维所谓“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者，在河西汉塞未必能够找到遗存。但是类似能够实现“教”与“学”交流的环境条件，应该是曾经存在的。肩水金关简“府告肩水关啬夫许常负学师张卿钱五百录”（73EJT23∶883）所见“学师”身份，应当看作反映边郡有关“学”的社会关系的重要资料。有学者曾经提供了研究汉代边塞军人的文化学习的收获。应当注意到，数量颇多的士卒提高自己文化素质的学习生活，也是一种交往方式的体现。他们由此更扩大了自己的交往圈，拓展了自己的交往幅度。汉《武荣碑》所谓“久斿大学，
然高视”，由游学而“高视”，可以理解为交往层次的上升。
《武荣碑》又言“鱻于［双匹，学优则仕，为州］书佐郡曹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从事……”提示了读书人成功入仕的人生路径。而身为吏人，即进入另外的交往世界。通过《汉书·循吏传》和《后汉书·循吏列传》“循吏”事迹，可知当时官员大多频繁转换任职地点，所行经地域往往十分广阔。如黄霸原籍淮阳阳夏，先后转仕左冯翊—河东—河南—长安—扬州—颍川—长安—颍川—长安。任延原籍南阳宛县，先后转仕洛阳—会稽—洛阳—九真—洛阳—梁国睢阳—武威—汝南召陵—颍川—河内。1971年发现的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中的壁画和榜题文字，记录了墓主生前仕途经历。可知墓主举孝廉为郎，又出任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雁门长史、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其出生地很可能是定襄武成，即墓址所在附近。为郎时当居于洛阳。西河郡治在今山西离石，上郡属国都尉治所在今山西石楼，繁阳则在今河南内黄西北，雁门郡治在今山西朔县东，而护乌桓校尉冶所则在今河北万全。壁画显示“居庸关”图，并榜题“使君从繁阳迁度关时”，也表现了辗转千里宦游四方的经历。《史记》所见苏秦“臣闻客有远为吏”情形，表现出类似现象久远的文化渊源。
“教”与“学”，是不宜否认的交往关系。前引《后汉书·李固传》“四方”“来学”，“结交英贤”已经说得非常明确。汉成帝时，就“乐”的教学，“宋曅等上书言之”，所谓“博受兼听”“风喻众庶”，言及“博”“兼”“众庶”，从“教”“学”两个方面都说到通过交往方式实现“德化”“广被”“风示海内”。而论者所谓“守习孤学”，只是自谦之语。其实具体而言，当时“学者”传习的内容，也是包括“交接之道”的。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张骞西使成功，“开外国道以尊贵”之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汉使出行，代表汉王朝赠送对方财物，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贸易的性质。例如张骞第二次出使时，“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继张骞之后，“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当时所谓“赂遗赠送，万里相奉”，成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交往形式。汉王朝使团的成员又有私自经营贸易活动以牟取暴利者。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后，“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而“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其频繁来去，实际上往往如《汉书·西域传下》所谓“其来贡献则相与报”，显然具有经济交往的性质。某些外国来使，有时不过是“实利赏赐贾市”的“蛮夷之贾”，据说“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
西域民族或有善于经营贸易的传统，史称“有市贩贾诸物”，“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善贾市”，“善市贾，争分铢”。敦煌汉简可见涉及“乌孙”的“卖”“受”“高缯”的记录：“
缯已毕即当复留以斗率随乌孙归十三匹即有物故官不出愿知匹卖家见在者高缯匹八百廿三匹立即更□受也□”（8620）。虽然其中具体的经济关系尚不明朗，但文书主题涉及“卖”“受”“高缯”的丝绸交易，是没有疑义的。所谓“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体现真正的职业商人在河西地方有更积极的表现。敦煌汉简有简文：“
知何国胡一男子取亭东
”（698），可能被称作“不知何国胡”的这位“男子”身份为“商”“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河西地方特殊的经济形势，使得商业活动具有特殊的优越条件。即使在“天下扰乱”的背景下，“唯河西独安”，据说“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而表现可能逊于“商胡”的汉地商人，也有颇多数量在河西活动，通过商贸交往，繁荣了经济生活。《后汉书·南匈奴传》：“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明确说到“汉贾客”在边地“交易”中的作用。
河西简牍可见“贾贩”“逐利”“出入关”的活动。又有“贾人李大仲”的相关记录（73EJT23∶804），这位“贾人李大仲”，应当是“汉贾客”。《汉书·匈奴传上》：“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颜师古注引孟康曰：“私出塞交易。”这种“私出塞交易”的情形，应当是比较普遍的。“为家私市”简文多见，如有记载出身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西）的“私从者”“左通”“私市张掖郡中”（73EJT24∶267A）情形的简例，从事“私市”“交易”者来自遥远的中原地方，尤其值得注意。
克劳塞维茨曾经说：“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指出：“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他们特别重视民族关系在这种“交往”中的动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理解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应当不限于“征服者民族”和被征服者民族的关系，而重视“战争”对于“人类交往”的总体性意义。战争中的竞击、搏杀，以及对峙、降服，都有交往的意义。除了上文说到的侯应所谓“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情形之外，汉代民族战争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交往”现象，即中原军人有出降匈奴的情形，同时也有“胡骑”“羌骑”服务于汉王朝。汉军人出降，有李陵、李广利故事。而草原民族将士亦多有在汉军中作战的史例。
汉武帝时，军队建制有“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戾太子刘据举兵，曾“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赵充国平羌，曾经调动“属国胡骑”。《汉书·匈奴传上》记载：“贰师将军将出塞”，匈奴主力“五千骑要击汉军”，“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这是“胡骑”参与对抗匈奴的战争并建立军功的明确记录。
居延汉简“元凤五年尽本始元年九月以来秦”（512.35A）、“骑属国胡骑兵马名籍”（512.35A）简文，明确了“属国胡骑”在正规军制中的存在，可以看作相关制度的文物确证。而与之对应的汉人骑兵，可能称作“秦骑”。
在与“羌胡”作战时，汉王朝军队调动集结的记录，可见汉军将领指挥下“羌骑”的表现：“·范君上月廿一日过当曲言窦昭公到高平还道不通·天子将兵在天水闻羌胡欲击河以西」今张掖发兵屯诸山谷麦熟石千二百帛万二千牛有贾马如故七月中恐急忽＝吏民未安”（EPF22∶325A）、“史将军发羌骑百人司马新君将度后三日到居＝延＝流民亡者皆已得度今发遣之居延」它未有所闻·何尉在酒泉但须召耳·闻赦诏书未下部·月廿一日守尉刺白掾·甲渠君有恙未来趋之莫府”（EPF22∶325B）。简文记录的军事史背景，当即《后汉书·窦融传》记载：“八年夏，车驾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刘秀“征隗嚣”，而“羌虏小月氏等”在军中效力。简文“史将军发羌骑百人司马新君将”所说“羌骑”，就是附从汉军的羌族武装。
不同民族的军人在同一部队中屯守、训练、行军、作战，形成复杂的交往关系。史籍可见汉人任胡骑校尉、越骑校尉情形。而《后汉书·刘虞传》记载：“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而牢禀逋悬，皆畔还本国。”可知“乌桓”“突骑”的管理和指挥，有经济待遇问题。所谓“牢禀逋悬”，李贤注：“《前书音义》曰：‘牢，贾直也。’稟，食也。言军粮不续也。”马长寿说，“只说军粮不给，是不能够说明乌桓突骑反战真象的”。所谓“牢禀逋悬”于是“畔还本国”的直接原因，可能涉及“军粮”以外的基本待遇问题。或许透露了某种雇佣关系。这当然是战争形势下非常特殊的交往关系。《史记·匈奴列传》说，进入战争状态后，“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汉书·食货志下》颜师古注：“末业既困，农人敦本，仓廪积实，布帛有余，则招诱胡人，多来降附。”也都说到民族战争状态中的经济交往关系。
汉王朝制度在河西地方的实施，从战略设计出发，有促成交往与限制交往的政策。就军事交通的战略策划而言，我们看到，对于丝绸之路交通非常重要的河西道路的作用，当时汉王朝对中原与西域的交往，对与匈奴的交往和与羌人的交往，均持积极态度，而对敌对民族势力“胡”“羌”二者的交往，则全力禁绝。这就是“通货羌胡”与“隔绝羌胡”同时推行的策略。相关历史文化现象，描绘出交往史上色彩纷杂的页面。
汉代西来物种的引入，体现东西交往史的重要进步。“天马来兮从西极”之外，“驴骡橐驼，衔尾入塞”，成为中原生产动力与运输动力。敦煌汉简中可以看到体现“驱驴”作为军事运输方式的简例：“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981）。“驴五百匹”，说明这种西来畜种应用于交通运输，相关劳作组织方式已经形成了相当可观的规模。“橐他”作为候官、隧、鄣、亭、置、塞的名号的使用，说明骆驼在河西地方受到的重视。肩水金关出土“橐他苑佐张安世”（73EJT22∶81）简例，暗示或许有“橐他苑”的存在。居延简文“马百余匹橐他四十五匹皆备”（EPF16∶48），体现骆驼与马共同成为基本畜力的情形。汉简资料所见“胡狗”（73EJT24∶247A），可能是来自西方的犬种。
与“西方奇畜”引入相关，中土对于作为牲畜饲料的“苜蓿”的引种，是中国农业史、畜牧业史与植物史上的一件大事。《史记·大宛列传》写道：“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河西汉简将“苜蓿”写作“目蓿”。如敦煌马圈湾出土汉简“卖（买）目蓿养之，目蓿大贵，束三泉”（239A）。
居延简文可见“胡桐木支”，有研究者以为即“胡桐树枝”：“按，胡桐即今称之胡杨树。属杨柳科落叶乔木。耐干旱盐碱。主要分布在新疆南部、柴达木盆地西部、河西走廊等地。胡杨木是汉代河西边塞制作简牍的重要材料。《汉书·西域传》载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注引孟康曰：‘胡桐似桑而多曲。’师古曰：‘胡桐亦似桐，不类桑也。虫食其树而沫出下流者，俗名为胡桐泪，言似眼泪也，可以汗金银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语讹呼泪为律。’”有经济价值的“胡桐”即“胡杨”应当原本在河西有所分布。但是其定名明确冠以“胡”字，应当是“胡”地主要植被。中原人应当是通过交往得到了更丰富的有关“胡桐”“胡杨”的知识。“胡桐”名号，也可以理解为交往史的一种纪念。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河西成为丝绸之路重要路段通过的地方。汉简资料的大量发现和深入研究，提供了河西交往史的重要信息。许多迹象表明，汉代社会对西北方向的普遍关注，形成了以“宜西北万里”为典型标志的文化倾向。西北，是汉代社会交往最活跃的方向；河西，成为汉代社会交往最活跃的地区，河西居民与往来河西的各区域各阶层人等，成为汉代社会交往史中贡献最显著的人群。河西的社会交往活动，带动了汉地社会交往的空前热情，开启了汉地社会交往的崭新方式。就民族关系史来说，汉代河西交往考察也可以看作富有典型历史文化意义的学术主题，而汉简文字的重要史料价值显然应当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