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金】小学校的变迁（散文）/庞全林

一九六四年夏初，美丽多才的女大队团支部书记通知我，让我当我们生产队的耕读教师。

因为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我连入团的资格都没有，当兵当工人的好事，我想都不敢想，让我当老师，我当然愿意了。

办耕读学校，是当时我们国家为拯救失学儿童采取的应急措施。就我们那个地方而言，周围五个大队，十几个自然村，只有街上一个中学。许多家庭连小学一年级一学期五角钱的学杂费都交不起，加上下雨下雪天路远泥泞，七八岁的孩子上学不便，有相当一部分适令儿童，不能入学接受教育。

团支书要我动员我们生产队的适令儿童上耕读学校。在家门口上学，不交学费，孩子多的还可以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上学。两天时间，我就招收了七岁到十二岁的十多名学生，算是一个班。团支部书记是校长，给每个班发了一块小黑板，一包粉笔，算是全部教具。生产队有条件的提供房屋作教室，我们队没有闲房，晴天在露天上课，上午找西山墙，下午找东山墙，阴天下雨找磨房牲口屋。暂时没有课本，自己选一些字，从一二三四五，山水石田土起，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读着用树枝在地上写。

到了麦天，大人们在前面装车收麦子，我领着这十几个孩子在后面跟着用笆子搂，用手拾，一百多亩麦子被收得干干净净，达到了颗粒还仓。秋天，上午上课，下午到地里摘棉花，小孩摘棉花有优势，手又快，很济事的，生产队干部和群众很满意。古人有“晴耕雨读”，我们是“忙耕闲读”。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期。

还没有到冬天，四队，六队的女老师当会计了，把她们的学生交给了我，八队的女老师出嫁了，九队的女老师当记工员了，校长也把她们的学生交给了我，我有了五个生产队三个自然村的三十多名学生。打游击不行了，大队把大队部东屋的三间房给了我，山墙上还有夜校的一块大黑板。没有桌子，我就和大点的学生和泥脱坯垒桌腿，让学生从家里拿来葵花杆，高梁杆作桌面，用掺了麦秸的“马扎泥”一糊，用泥抹一抹，又结实又美观。“鸟枪换炮”，师生们高兴得不得了。冬天，我领着学生到砖窑上拣煤核，拾了一大堆，在教室里垒了个土火炉，燃起了红通通的炉火，外面寒风剌骨，室内暖气融融。

上级教育部门，对耕读学校非常重视。中心小学的校长，负责全公社的耕读学校，经常组织耕读老师开会学习，举办观摩教学。我的这个班专门指定一个公办教师定期察看指导。县教育部门也对老师进行培训，举办观摩教学。我曾参加过县城梅家胡同梅老师和二郎焦店一个女老师的观摩课。通过学习，我也掌握了耕读教学知识，根据学生年令层段和学习基础，把一个班分为一二三年级。上课先给两个年级布置作业，给一个年级讲课，讲完课布置作业，再给另一个年级讲，以次轮换，当时叫“复式教学”。语文、数学、音乐一肩挑，没有体育课。那时的孩子很听话，学习都很专心，尽管还有的带着小弟弟小妹妹，教室里很安静。

下课了，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孩子们玩，年令小的，有的趴在我的背上，有的坐在我的腿上，我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弟弟妹妹。要是有学生上午没到校，中午我就到他家里，下午没到校，晚上到他家里，生怕学生流失了。有的学生病了，我一天去他家看一次。下雨天，有的年令小没有胶鞋，我就背他去上学。有一次下大雨，中午放学回家，村中间的桥面上流水有一尺多深，我就把十来个学生一个个背过去。

每天我的心里装的都是学生，他们成了我的精神力量。

这个时候，文教局已发下了课本，买课本和作业本以及出差费由各生产队分摊，开支不多，一学期一个队只几元钱。

第二年，县教育部门提倡“勤工俭学”，给每个班发了一包蚕种。我白天把它夹在腋下，晚上放在被窝里，不几天就孵出了像蚂蚁一样的小蚕。这种蚕不吃桑叶，吃椿树叶和篦麻叶。三眠过后吃得多了，我就领着学生采篦麻叶，先是附近的，后来跑到二三里外的村子里。西屋的三间房成了桑房，晚上我和几个大点的学生住在里面喂蚕。蚕熟了，结了两大筐茧，我挑着步行进城，卖给了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得了十六元四角钱，我用这些钱给学生订了课本，买了作业本和铅笔。

后来耕读学校取消了，变成了民办学校，大队部的四所房子都做了教室，老师们还有一大间办公室。

七十年代中期，上级号召各大队办学校，有条件的还可以办“戴帽初中”。大队抽调各生产队的财力和人力，在村前盖了两排砖瓦结构的房子，作为新学校。

老师们都很兴奋，忙着布置校园，栽树，铺道路，还要拉院墙。拉砖院墙，那是很奢侈的，我们根本没有力量。那就垛土墙，师生们自己动手就地用土，和泥垛院墙，不到两个月，一围高高的院墙筑了起来。

后来，我们又提出了新问题，学生上课坐的是土坯桌，桌面坑坑洼洼，坐那伸不开腿，既不利学习又影响健康。做木桌太不现实，那时木料奇缺，大队办不到，我们更没有钱。怎么办？有人提出做水泥板，用水泥板做桌面。制水泥板的材料是水泥，小石子和沙子，买不起钢筋就不用。水泥和小石子用钱买，沙子自己拉。星期天，从生产队借了一辆马车，校长带头，男老师体壮的换着驾辕，其他男女老师用绳子拉梢，自带干粮，浩浩荡荡地向四十里外的遂平县沙河奔去。我们把沙子小半袋小半袋地从河底背上岸，装满了车，在路边的茶摊喝茶吃干粮。往回返虽然拉的是重车，但走的全是公路，十多个人，有说有笑，速度不比来时慢，下午半晌就到了家。这样拉了三趟，沙够了。署期一放假，七八个男老师就开始在校园的树阴下制水泥板。开学前，我们把七所教室全换上了砖腿水泥面的课桌。桌子有了，凳子还是学生自己带，自带凳子可能是“老传统”，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自已带凳子。可是，不是所有人家的孩子都有凳子，没有凳子他们就自己动手垒几块砖头什么的。有一天上课时间，我从各班的教室后窗往教室里看。走到三年级的教室时，忽然一个女生用砖头垒的“坐凳”倒了，她身子往后一仰，头重重地磕在了后面的水泥板棱子上。她没有哭，赶紧直起身子，把“凳子”垒好，继续听课。这一幕，讲课的老师没有看见，只有窗外的我看见了。我一阵心酸。什么时候，学校的这种状况才能改变呢！

恢复高考后，高中要通过考试招生。这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我带的这个初中班，明年将参加升学考试。这是一件大事，为了打一个漂亮仗，新学期还没开学，我们几个老师就跟校长商量，先得把各科老师配备好。其他科的老师没问题，就差一个数学老师，数学重要，大家都知道，可我们学校没有人。我想到了一个人，他上过师范，当过民中的老师，数学特别棒，只是因为出身地主。六十年代初民中停办后一直在生产队劳动。就提议去找他的生产队长。一天晚上，校长领着我们几个找到了队长，跟他说学校缺数学老师，学生明年要考高中，咱大队没有别的人能胜任，请他对学校支援一下。他见我们说得恳切，也就答应了。要知道，从生产队抽出来一个人，就少一个劳动力，还得照样给他记工分，分粮食。

这个老师的本领是，他会的题，也能让学生会。由于荒废的时间长了，有些题他一下子解不出来，有时他会解到深夜十二点，第二天上课，照样把他的解法全盘教给学生，学生能够掌握住。用他的话说，他会多少，也能让学生会多少。他的课很快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有了好数学老师，学习精神大振。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教语文课，初一已经教了一年，语文基础比较好。为了夺高分，我特别加强了作文训练，作文占一百分的四十分，能给语文总分添大堆。本来两周一堂作文课，我改成一周一堂，一个作文题目写三遍，写一次改一次，改后再写，三遍下来，大部分学生的作文都能达到优秀，个别其他科好，写作差的，就当面批改。我还加强了班级纪律教育，鼓励和激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热情，树立高考中上大学的学习目标。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是上大学，学生的学习劲头很足，白天正课之外，还有一节早读，两节晚自习，老师在不在教室，他们都能埋头苦学，教室里经常很安静，学习气氛很浓。经过一年的备战，各科的知识都学得很扎实。我们充满了自信，叫我们这支队伍是“异军突起”。

果然，一九七九年参加中招的二十七名学生，有四名考上了省重点杨庄高中，六名考上了县重点西平高中，十三名考上了金刚普通高中，一个考上了驻马店师范。其中有一个学生在考前三天突然没有到校，我赶紧到他家去看，他大腿上长了一个疮，红肿发亮，我要他家长马上找医生打针输水，争取三天内把肿消下去，不能耽误考试。他家经济比较困难，我不放心，一天往他家跑一趟。考试那天，他父亲用架子车把他送进考场，结果他考上了省重点。考试结果一出来，我们学校轰动了，全大队轰动了，全公社的初中轰动了。街上的“联中”没有一个考上省重点的，就连县“完中”也比我们差得远。以后几年我们仍然突出。初中停办了，小学多少年都名列前茅，现在仍然是先进学校。

当耕读教师一季度发四元工资，当民师一月三元工资，后来慢慢长，到一九八一年长到每月十七元。我没有嫌工资低过，第一次拿到那四元钱，心想这比社员们强，很高兴地交给了母亲。

在学校我一直没有放弃过读书学习。找书读，借书读，读报纸杂志，《人民文学》复刊，我就定了全年。上课备课批改作业之外，没荒废过一节课的时间。和学生一样上早读，上晚自习。我的煤油灯罩总是擦得亮亮的。夏晚，灯光炙脸，汗流满面；冬夜，飞雪敲窗，寒气袭人。我经常是离开办公室最晚的。一九八九年开封师院（现在的河南大学）招收函授学员，主要面对高中教师，我也报考被录取了。免费的大学课本一捆一捆地寄来。《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这些新知识深深地吸引了                        我，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按时按量完成规定的作业。假期中到县城、上蔡、驻马店听大学老师讲课，听课记笔记，贪婪地享受着文化知识的大餐。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函授教材免费，我们每次出外学习的伙食、住宿、来往车费全由公家负担。

一九八一年国家高招，从民师中招生，我报考了，报名费五角，结果被驻马店师专录取。从此我走出了这所学校。

以后，不知道哪一年，由政府出资，把学校的两排砖瓦房换成了两层楼的教学楼，教室里配备了全新的桌凳，土院墙变成了红砖墙，安上了钢丝网大门。

民办教师先是通过考试，有几个转为公办教师，最后全部转为公办教师。

接着国家又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学生上学，破天荒地不交学费。

离开这所学校后的几十年，我没有进去过。直到二0一三年，我的文章结书成为《新竹集》，我想起了当年那些同事，有几个还没有退休，准备每个人送一本。我拿着书来到学校门口，大门紧锁，学生正在上课。我拍拍门，等了许久，从办公室走出一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问我找谁，干啥的，我说了，他审视了我好一会儿，开了门。走进校园，我感到既亲切又陌生。问了同事，知道开门的是校长。

五十多年来，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无以数计，其中有一部分考上了大学，考上了研究生，考上了博士，他们都在对社会作出回报，为国家作着贡献。

不知道当年上过耕读的学生，现在面对这所学校作何感想，不知道那个后脑磕在水泥板桌棱上的小女孩，现在面对这所学校作何感想。

这所学校见证了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

这所学校见证了我们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对民生的关注。

这所学校更体现了我们党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伟大宗旨。

这所学校，我为它流下了汗水，倾注了心血，奉献了青春。然而，它又培养了我，成就了我，让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想到此，我不由感慨；“人间正道是沧桑！”

二0一九年七月

（庞全林，西平县杨庄高中退休教师，出版有散文集《新竹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