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并存时代下的最后名将之淮军最后名将——直隶提督、太子少保聂士成

本文是作者原创，被多次转载。最早是作者于2020.8写成，2020.8.4发表于知乎和今日头条，后被转载，今日发布作者原文，特此声明。导言：中法战争后，清政府赖以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及各地起义的湘淮军及勇营元老宿将功臣日渐凋零。如1884年，淮军元老张树声去世；1885年，湘军统帅左宗棠去世；1886年，湘军悍将鲍超去世；1888年，淮军元老潘鼎新、周盛波去世；1890年，湘军元老曾国荃和湘军创始人曾国藩长子，杰出的外交家曾纪泽去世；1891年，嵩武军统帅张曜去世；1894年秋，湘军悍将刘锦棠去世；1896年甲午中日战争刚结束，淮军悍将刘铭传去世。短短十几年内，中兴功臣名将几乎尽皆凋零，存留下来的元老重臣如李鸿章、刘坤一、魏光焘等也都行将就木。而在将领方面，当年跟随他们及宿将的一些人，普遍不再具备当年悍将的才能，不过也有几位忠勇可嘉。此系列选取几位甲午战争后崛起的名将叙述，分别是淮系聂士成，淮军旁系豫军系列的马玉昆，跟随刘锦棠转战的董福祥。这些人都是行伍起家，年龄都差不多。这些人都文化不高，不过实战经验丰富，履历军功，但不像他们的老上级那样能够荣膺封疆大吏，而是一直在军旅打转，是纯粹的职业军人，因此遭受的磨难要比早期的元老宿将更艰难。聂士成（1836年—1900年），字功亭，安徽合肥北乡（今长丰县岗集镇聂祠堂）人，晚清名将。幼年父死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聂士成自小好行侠仗义，后投身军旅，开始了四十年戎马生涯。先后参与剿捻、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变，战功卓著，于庚子之变的天津保卫战中壮烈牺牲。清廷追赠他为太子少保，谥号忠节。早年从军剿捻：聂士成于1836年出生于合肥北乡岗集三十铺村聂祠堂郢一农家，侨居于合肥宣城。他的母亲有烈女之风，七十岁时还能练武。聂士成出身与这样的家庭，个人的武艺也是不错的。同治元年（1862），聂士成以武童生投效庐州军营，隶属于团练大臣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父）部讨捻军，四月随军攻克庐州府城，因功叙奖外委。同年八月，随军攻克湖沟、浍北捻军据点，补把总，赏加五品顶戴。后改隶淮军刘铭传部，随军参与攻克太仓、镇洋、昆山、新阳、吴江、震泽等地，因功升正五品守备，并赏戴蓝翎。同治三年随军攻克苏州、江阴、无锡、金匮各城，九月升都司，加游击衔赏换花翎。同治四年，随军攻克宜兴、荆溪、溧阳、嘉兴、常州，九月论功超迁两江尽先补用参将。同治五年，追叙淮军分援浙皖闽三省战绩，聂士成奉旨以从二品副将补用。不久又随直隶提督刘铭传北上追击东捻军任柱等部，屡获大捷。同治六年十一月，赏力勇巴图鲁名号。同治六年随铭军在山东曹县、安邱、潍县及湖北黄安紫坪铺等地作战，击败东捻军任柱部。次年五月，聂士成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并赏给一品封典。同年七月，以参加平定西捻军功劳，聂士成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简放。由此可以看出，聂士成早年先跟随了一段袁甲三，后就开始跟随刘铭传东征西讨，一步步由一个小兵升到了记名提督的高级将领行列。早年的经历锻炼了聂士成的胆量和气魄，也增长了一些见识。平步青云，顺风顺水，游历东北：同治九年（1870），聂士成以两江补用记名提督调赴直隶办理海防； （同治十二年），聂士成任武毅右军前营管带，随铭军前往陕西平定回乱，隶属骆国忠部；光绪二年（1876），随铭军办理东明河工，“土木之用，必实必廉，修筑之劳，必久必固。”有功。光绪八年，随铭军刘盛休部历年办理直隶河工出力受保奖，随带加三级。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聂士成于是年十二月参加渡海援台。次年，台防解严后还北洋。六月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海疆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光绪十三年，调庆军中任职，任亲兵新左营管带官。在此期间，聂士成所部曾参与旅顺要塞建设。光绪十七年四月，参加北洋海军大阅活动，聂士成部因数年间操防得力，同年九月由上谕赏加头品顶戴。不久，聂士成由旅顺调回直隶海防，其官衔仍为亲兵新左营管带官，实统芦台淮练军。十月底参加镇压热河金丹教叛乱，攻克叛军据点贝子府、下长皋等处，擒斩叛军首领杨悦春等有功，赏穿黄马褂。十二月，聂士成接替杨玉书，正式接统驻芦台淮练军各营，计统领芦台淮军武毅副中、老前两营，兼统古北口练军前右后三营。光绪十八年三月，热河全境平定，聂士成因功赏换巴图隆阿巴图鲁勇号。从同治中期开始到甲午战争前，聂士成的作战经历不多，主要是几次剿匪，最主要的是在中法战争中再度跟随老上级刘铭传在台湾作战，表现有功。之后参加了旅顺海防建设，训练军队。不过在这十余年里，淮系将领要么是元老凋零，要么是暮气日深，而聂士成则参与了一些作战，并参加了许多训练，表现突出，也是增长了见闻，因而与王孝祺、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因功，于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初七日，补授山西太原镇总兵实缺。从光绪十九年九月至光绪二十年四月，聂士成率随从及一些学生兵游历东三省及韩俄交界道里，历时八个月，行程23000余里，“游历凡经过要隘，皆用西法绘图立说，山川扼要形胜了如指掌。”著有《东游纪程》四卷。聂士成在考察黑龙江中俄边境时，目睹了俄国侵占我土、欺诈我民等现象，因而建议清廷提防俄国，加强边防，维护边民。关于俄国侵占中国土地事宜，《东游纪程》所载颇详。如“耶”字碑问题，中俄疆界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据此，该碑应置于“伯力城西南之通嘴上”，然俄人却将碑界移至乌苏里江河口，从中蚕食中国领地八十里。在考察图们江边扶夷镇时，聂士成得知原属中国的草河峰屯也被俄国侵占。于此，他建议清廷招抚渔猎，驻守边疆，划清界限，开垦耕植。在考察伯利时，聂士成发现达八旗屯中俄仅是以一道土沟为界，且土沟已经塌平，仅剩土埂。他认为此埂“不足以资常久”，应种树为界。此外，聂士成发现中俄边界军事力量对比明显，如三岔口地区，清军驻守不过百人，而俄方多达两千;漠河地区，清兵更是有名无实。所以他建议在沿边设城立营，晖春、三姓等地应联合防御，守望相助。在边境贸易中，由中国销往俄国的物品，“无物不加税”，而由俄国销往中国的物品，却概不纳税，如聂士成东游时所乘爬犁，俄国人即要收税。鉴于此，聂士成建议双方贸易应妥切商洽，订立规则，“照例设税，以助军饷”;对于中国人犯罪，聂氏提出也应“交华官照例处置”，俄方不得擅自处置。1894年，聂士成离开中俄边境向朝鲜进发，寻至晖春。当地官员建议开通温贵海口，以避免由俄国海参崴转运粮食，承担高额税收。在考察朝鲜后，聂士成深感朝兵布防松弛，部分重镇甚至“兵有虚名而无实人”。如镜城仅有300人驻扎，另有200人散管各县。到富宁府时，朝鲜官员向聂士成述说财政窘境，“亏韩钱四千余吊”。于此，聂士成痛心疾首，感慨万千:朝鲜“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缘此，他建议朝鲜开办洋务，开通海口，布列船只，筹得钱款，运输货物，并建议清廷“因地制宜，作先发之举，保卫边疆，保护友好邦邻”。经过考察，聂士成对于朝鲜边防心存忧虑。1894年3月，他在《东游纪程》载道:朝鲜元山丸、理云丸二船均购自日本，且由日人驾驶。元山海口码头也是日本建造，“生意亦系日本人”，停泊船只也多来自日本。仁川是朝鲜重要港口，当时大批日本船只出入航行，在此后中日战争中，日军就是从仁川登陆。目睹此境，聂士成万分焦虑，认为日本乃“心腹之忧”，“朝鲜若有所疏失，非独伊一国之危，亦我国之大患也”。不出聂氏所料，此后不久，日本便趁势而起，出兵侵华。 实际上，聂士成在东游途中，也认识到东北防御体系之缺漏，并曾提出一系列防御举措。一方面，聂士成认为新型武器要和新的兵法配合，才能有用武之地。中国不可墨守古法，而应学习俄国，讲究用兵策略，“惟队操兵及其精熟。其冲锋进退与中国仿佛，惟打排枪时，号令一响，马匹前腿俱跪下，放毕，号令一响，马复自起”。另一方面，他认为瑷珲城墙原为木栏，不足抗敌，故他建议构筑土城，此“既省工费，又能御炮弹”晖春位处边境，城墙“极单薄”，聂士成建议以三合土加厚稳固，“宽厚如炮台之式”，如此“近可以击敌，退可以自守”。聂士成东北之行，使他真正认识到中国边境军事训练、防御构筑、社会生产等之不足，所以贯穿于《东游纪程》的核心观点即是:清政府应加强边境防御，改善边民生活，发展边地经济，警惕中俄边界。聂氏良苦用心，历历可见，然清廷无以为然，错失良机，致使边患丛生，备受侵袭。聂士成东北游历历时八个月，开拓了视野，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也对东北的边防险要和俄国、日本对我国的威胁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对聂士成日后在甲午战争中的作战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聂士成此行也是成平年代里的清军将领中少有的还有危机意识并亲力亲为的高级将领之一。甲午战争之朝鲜、鸭绿江作战：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请清政府派军镇压。清政府下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调集兵马镇压，李鸿章下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000人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多少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6月25日，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而就在清军完成任务，正准备按计划撤军回国时，日本决议挑起战争，不仅不从朝鲜撤军，反而不断向朝鲜增兵，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到6月28日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侵朝日军达到8000余人，比驻朝清军占绝对优势；而臣李鸿章则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未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到了7月期间，日本发动战争的阴谋愈发明显，中国国内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朝廷形成了以光绪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深知国家的本钱和太后的心思，也是为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到7月中旬中日谈判破裂以后，一直按兵不动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开始派兵增援朝鲜。随着中日、日朝谈判相继破裂，列强调停均告失败，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作出开战决定；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随时准备寻衅；同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要求48小时内答复，朝鲜继续敷衍日本，于是日本决定出兵控制朝鲜政府，以找到与驻朝清军开战的“委托”。7月23日凌晨，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解散朝鲜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日本嗾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两天后的丰岛海战，突袭中国运兵船，不宣而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即1894年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因发生在甲午年，史称甲午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后，聂士成随提督叶志超援朝，驻军牙山。光绪二十年七月，在日军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偷袭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从汉城出动陆军进攻牙山。聂士成根据敌众己寡、地形不利防守的情况，建议叶志超主动将部队撤至公州、成欢，利用成欢有利地形伏击日军。他和叶志超各率所部退守成欢、公州。成欢驿位于朝鲜忠清道平泽县东南，是汉城通往天安、全州的南北咽喉要地，丘陵环绕，安城川河水两岸沼泽密布，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公州位于成欢之南，背山面江，亦是兵家攻守要地。聂士成部2000余人赴成欢后立即构筑工事，分左、右两翼展开。左翼部署在成欢西北约2公里的牛歇里高地，集中了主要炮火及兵力，以阻击日军由成欢趋牙山的道路。右翼在月峰山一带，兵力较为薄弱。叶志超率1000余人退守公州，作为后援。被日本人称为“计划战略常以勇敢见称”的聂士成制定了一个以“走”为主的战术，其原因是聂士成及清军的情报不准确，过分夸大了敌情。清军情报本就不准确 ，聂自己也有失察之过。7月28日他亲去观察敌情，得出的结论仍是敌“众约二三 万，军容甚盛。我军马步不满两千，众寡悬殊，颇为忧虑”，自然走应为上策 。 而实际日军仅四千多人 ，清军仍可一 战。不过聂士成还是没有完全放弃他积极主动、勇于进攻的特长 ，在整体防御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次日，清军设伏安成渡，略有小胜，虽是一次小仗，但出奇制胜，战绩颇佳。但日军集中主力向清军薄弱地段月峰山地带进攻，清军力不能支，聂士成突围后去公州与叶志超会和，结果半路上就遇到了。而叶志超不听聂士成劝阻，一路狂奔五百里撤往平壤，损兵折将一千五百多人。而聂士成一路收集军队，比较有秩序的撤退，于8月28日才抵达平壤，基本保存了部队的完整性。还在成欢前线激战时，李鸿章已经调集卫汝贵、宋庆、左宝贵和丰升阿部一万三千多人陆续向平壤集结。其实这一万三千人除丰升阿部外，基本上就已经是李鸿章淮军和北洋系的主要精锐机动作战力量了。聂士成抵达平壤后，力主全军不可集中于平壤一地，要扼要驻扎，诸将嘴上认为对，实际不以为然。随后聂士成被派回国募兵，当走到鸭绿江边时 ，突然接到李鸿章电报：“奉廷旨，前敌得力之员，著毋庸回津召募”。聂士成立即返回，两三天后抵达安州，但在安州却得知平壤已失和左宝贵阵亡，聂士成泪流满襟 ，决心在安州与敌再战，但叶志超不听，继续向北狂奔，聂士成无奈只得与大队一起过江，过江后把所部残余的芦台防军两千多人驻扎在安东与九连城之间，与日军隔江相持。光绪二十年（1894）9月20日，叶志超因畏敌如虎屡战屡败被革职拿问，清政府以老资格的四川提督宋庆和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共同镇守鸭绿江两岸防线，总兵力只有两万左右。聂士成建议以主力镇守鸭绿江地段的险要之处虎山，宋庆以认为虎山险要，必须据守。聂士成遂与马金叙共同镇守虎山。而就在此时，日本第1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业已离开汉城北上，在途中获悉占领平壤的消息，遂继续北进，于9月25日抵达平壤。10月2日，第1军第3师团长桂太郎陆军中将所部也率部进入平壤。日本第1军已全部到达平壤。总兵力为3万。而日军攻占平壤后，即以立见尚文少将的第10旅团为先锋队，9月24日由平壤出发，于10月17日到义州。大迫尚敏少将的第5旅团，也于10月4日自平壤开拔。10月5日，山县率第一军司令部，与野津道贯中将、桂太郎中将及参谋长小川又次少将一齐进发平壤。同一天，大岛义昌少将的第九旅团随后出发，为全军后卫。平壤距义州约2百公里。到10月22日，日军主力完成全部集结，10月24日，日军发起鸭绿江战役，主攻点就放在义州和虎山一带。日军通过侦查发现清军总兵力在两万左右，山县通过实地观察，证实了侦察报告的可靠性。认为，虎山是江北的天险，欲进攻九连城，必先拔取其左翼之虎山，以为立足之地。但拔取虎山似非易事，因而制定了先攻安平河口的计划。如果说虎山是鸭绿江防线的核心，那么安平河口就是虎山的要害。可是驻守部队为倭恒额的齐字练军春字营250人和骑兵1哨50骑；另筑炮垒两座，各设有大炮1门，兵力相当单薄。果不其然，安平河口不久失守，25日，日军不等浮桥架设完成，就强渡鸭绿江，此时清军的部署分散，实际上能够投入战斗的兵力不足9000人。其中，江自康军2500人，还是新募之兵，尚未经过训练，毫无战斗力可言。正由于此，“故此战斗之败北，非于战时定之，可谓胚胎于取此配备时矣。”而聂士成部在虎山之战中，虽竭力抵御，但兵力薄弱，加上清军兵力部署分散，各部之间实际上互不统属，所以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朝鲜和鸭绿江一带的作战是聂士成在甲午战争中参与的早期作战，这个时候的聂士成统兵不多，而且其建议与判断也有对有错，不过作战勇敢连日军也公认。这一个时期他经历的一系列作战也锻炼了他，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应对日军，思考改变作战方式。甲午战争之摩天岭反击战：鸭绿江防线失守后，日军向东北挺近，气焰十分嚣张，甚至叫嚣“要赶到沈阳过新年”！随后，日军便兵分东西两路进攻沈阳，东路直指辽阳，西路绕道岫岩、海城方向。10月30日，日军攻陷凤凰城后（丹东凤城），摩天岭便成为守卫奉天的最后屏障。当时清廷为阻止日军向辽阳、奉天推进，命聂士成扼守摩天岭。聂士成受命后，认为这是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便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要求所有清军北线部队集中攻击日军从丹东到摩天岭一带的运输线，打断日军运输线后，将进攻摩天岭的日军第五师团包围于此。然而，由于在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许多清军将领产生了畏战情绪，真正主战的只有聂士成及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孙显寅、吕本元、耿凤鸣、马金叙等数人，能够指挥的部队加起来也不足万人，其中依克唐阿部，还要负责扼守丹东以北的防线。11月12日，日军第五师团率先进攻连山关，孙显寅、吕本元部以不足2000人奋死抵抗，先后两次击退日军进攻。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15日，日军骑兵在炮兵部队掩护下冲过清军防线。为避免全军覆没，孙、吕率部突围，连山关陷落。日军攻占连山关后，稍事休整，随即便开始猛攻摩天岭，而当时聂士成在摩天岭的守军已不足2000人。11月18日，日军以一个大队约1100人在金田少佐的带领下向摩天岭发起试探性攻击。早在11月初，聂士成到达摩天岭时便在要道设置火炮阵地，步兵阵地则设置战壕网，进而形成了相互间可纵深支援的战地布局。同时，为迷惑日军，聂士成还巧用疑兵计，在山林中布置数千面旗帜，安排众多战鼓、号角，并发动附近百姓前来助战。当地百姓闻讯踊跃报名，瞬时聚集数百之众。骄横的日军发起冲锋后，即遭到了清军守关炮兵的猛烈攻击，打得日军无法前进且伤亡惨重。随后，日军再次集中兵力妄图夺取清军炮兵阵地，但阵地前方的一片开阔空地使得日军无处可藏，日军士兵在清军的强大火力下，再次遭受重大伤亡。此时，隐藏在周围的战鼓齐擂、号角轰鸣，又见山林中旌旗飞动，人影绰绰，日军指挥官金田少佐发现势头不妙，只好率队向山下逃去。聂士成见势指挥部队乘胜追击，附近百姓也是纷纷助阵涌向日军。此时的日军狼狈地逃回了连山关。退回连山关的日军立刻请求大部队增援，但此时驻守凤凰城的日军由于受到依克唐阿的牵制，无兵可派，只得龟缩在连山关与清军相持。这是甲午战争开战以来，清军第一次收复失地，为此清廷还专门对参加此战的清军官兵予以嘉奖。11月26日，士气大振的聂士成决定率部乘胜追击，夺回连山关。当晚，摩天岭天降大雪，日军认为清军不会在这种天气下发动进攻。而聂士成却亲率300余骑兵突袭日军营垒，将毫无防备的日军打个措手不及。当聂士成冲入日军指挥帐时，军官们看见突然杀入的清军大惊失色，聂士成骑在马上，右手马刀乘势斩下，将一名日军军官斩杀，而此人正是日军连山关指挥官富冈山造中佐。12月5日，聂士成又精选将士千余人进攻分水岭，“分作三队，进伏分水岭旁，突出奋击。敌军不支，弃岭而逃”。随后，聂士成又率部追击至草河口。12月9日，聂士成所部联合依克唐阿所部，在金家河大破日军，击毙日军数十人，收复了草河口。此后，聂士成利用天寒气候，依托有利地形，在固守阵地的同时，不断派兵与日军游击周旋，最后迫使日军退回凤凰城。此后，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日军也始终未能跨过摩天岭一步。聂士成在清军一路溃败、军心涣散的情况下，成功指挥了摩天岭之战，有力遏制了日军的进攻，打击了其嚣张气焰。摩天岭之战是甲午战争中清军唯一一次成功的阻击战，此战虽未能扭转整体战局，但在各路清军一触即溃的情况下，稳定了东线战局。摩天岭战斗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聂士成所部激励官兵，虽连遭失败但士气不坠，而且摩天岭一带地形复杂，聂士成也因为经历多次作战，改变作战手法，向灵活多变运动的游击战转变。这次战斗的胜利使得聂士成对游击战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当然东线的胜利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整个战局，清军在海城一线的局势岌岌可危，急调依克唐阿所部西援，只留聂士成孤军驻守东线，收复凤凰城愿望落空。但聂士成并不放弃歼敌机会，利用敌人也将主攻方向转向海城、兵力空虚和收缩防线的机会，想全力推行他的游击作战。 光绪二十年底（1895年1月2日），他根据战场双方态势，归纳自己实施游击战术的经验，向李鸿章、宋庆提出：“军兴以来，只闻敌来，未闻我往，此敌之所以前进无忌也。拟将岭防布置严固，率领精骑千人，直出敌后，往来游击，或截饷道，或焚积聚，多方扰之，令彼首位兼顾，防不胜防，然后以大军触之，庶可得手也。”很明显，他意识到了以往的错误，清军一直都是被动防御，所以才造成日军前进得很顺利。他准备将防御工事修好，然后率领骑兵绕到敌人后方，袭扰他们的粮道和给养，让他们首尾不得兼顾，然后再正面与之决战，才能够战胜敌人。这一深入敌后主动诱敌歼之的游击战思想，如果继续实践，必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效，但是李鸿章、宋庆和清政府高层对游击战术始终并不重视，仍然坚守消极防御的思想。虽然清政府和李鸿章没有同意聂士成的作战方法，但聂士成因为此战有功，补授直隶提督。在此前后，聂士成闻之旅顺失守，担心京津防务，加上自己所部兵力无几，希望回关内募兵训练作战，遂致电李鸿章：“电示旅顺失陷，不胜骇然，若尔，则榆关、津沽一带最为紧要。且倭寇战捷，猖獗已甚，我军宜早改阵法，方可临时得力。现时岭防倭贼已退抵草河口，又被依帅击毙不少，该贼方怯。依帅与盛军耿风鸣等队，足堪分布战守。士成所部共三千余，马金叙带去千余驻析木城扼扎，所剩马步仅千余；士成欲进剿而兵单，若久守尤负知待，是以慎之又慎。请芦防各营委夏青云暂统会商进守，将士成调回，因士成亲统数载，考制敌之效者，教练新军及榆芦留防各营，二共约有万余，倘沿海有警，恃此足能效命。”而清政府也担心这位敢战的悍将继续在前有所损失，李鸿章也以畿辅吃紧 为由，“非速饬令聂士成回直整顿不可”。虽遭宋庆等前线将领竭力反对，但朝廷几次催促，2月12日，聂士成回防直隶芦台开始征募练兵，以备来日。就此聂士成也结束了在甲午战争中的作战。总体来说，聂士成在甲午战争中还是敢作敢为，是清军的少有几个敢战的将领，日军也敬佩之。同时聂士成也因为与日军作战，逐步改变思维方法，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由勇悍向谋勇兼备转变，尤其是他比较重视游击作战，强调稳扎稳打与游击作战共同使用，因时而变，成为甲午战争的清军将领中少有的几个有胜绩的将领，因此他也成为战后新星，所部也即将得到扩充。训练武毅军（武卫前军），颇有成效: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战争结束。清政府的海陆军在甲午战争遭到了沉重打击，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寄予厚望的淮军也基本被打残。战后朝野的最大共识就是练兵，海军因为经费和人员问题，只能暂时搁置，慢慢来，而陆军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在京畿方面，更是急中之急。所以，战后清政府主要发展陆军，而在陆军发展规划上，下决心彻底变更旧制，训练发展新的西式军制。而战后主要打造的军队有两支，一是用袁世凯以部分淮军旧部为底子另起炉灶打造新建陆军，二是由直隶提督聂士成整顿淮军旧部，裁弱留强严加整训即武毅军。袁世凯新军将是以后打造的重点，但这个任务是比较漫长的，而聂士成部改编是急需。用清政府的话说即“以备一时缓急之用”。具体而言就是“悉成劲旅，用以扼守北洋门户”。按照朝廷中枢的布局，武毅军要“实力讲求，以成劲旅”，作为“大枝游击之师”扼守北洋门户。而聂士成武毅军被赋予“专备游击”的职责，不令其分防海口，“以便随时调集”。这种职责在荣禄节制北洋各军时继续被强化，直到庚子事变都没有发生变化。聂士成部改编整训的军队名称叫做武毅军，大概说一下武毅军的由来。武毅军属淮军系统，原由李鸿章之弟李昭庆在平定捻军时所创，后与郭松林之松军合并，由郭松林任统带，仍称武毅军。郭松林历任湖北提督、直隶提督，即随带该军赴任。后武毅军几经裁撤，只剩五营。时值光绪六年中俄因伊犁问题交涉，两国关系紧张，直隶沿海戒严，郭松林由湖北提督改任直隶提督，李鸿章遂调武毅军马步四营由湖北赴直东山海关一带驻防，后移驻芦台。郭松林不久病故，武毅军改由新任直隶提督李长乐统领。后因光绪十二年四月裁兵节饷，这四营武毅军又裁去马步队各一营，只剩武毅副中、老前营两营。这两营后改由直隶筹饷，与同时驻防芦台的古北口提标练军前、右、后三营，统称芦台淮练诸军。武毅军两营于光绪十七年底参加镇压热河金丹教起义活动。在奔袭贝子府及强攻下长皋战斗中，武毅军老前营和副中营扮演了重要角色。甲午战争爆发后，聂士成又率武毅副中营、老前营、古北口练军右营三营在朝鲜成欢、虎山、辽阳摩天岭前线与日军作战，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在兼统叶志超部正定练军及北塘仁字营后，聂士成所辖部队达到八营之数。但就基本部队而论，武毅副中、老前营仍是骨干。甲午战争后，聂士成奉督办军务处的命令整编淮军，以所部八营为基础，在直隶地区原有淮军中逐步的汰弱留强，发展成三十个营，军官士兵和士兵约1.6万人左右，长夫约4000人，合计在两万左右。具体来源如下：原武毅军部分：武毅老前、副中两营，马队一哨；武毅正营一营，原北塘仁字营部分：仁字步队正副两营；甲午战争期间新招募仁字中营一营；功字营部分：战时招募功字步队十营二哨。（此部为聂士成委托两江补用副将杨慕时代为招募，功字营以聂士成字命名。）原直隶提督标营部分：提标步队三营，马队二哨；原铭军部分：铭军先锋马队二营（此原为铭军潘万才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归并）战后新招募部分：马队三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新招募），淮北步队六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新招募）。以上各营共计步队二十五营二哨，马队五营三哨，合成督办军务处原议拨足三十营之数。在编制机构上，聂士成为直隶提督兼武毅军统帅，下面分设：总理营务处、教习处（附设随营部、马、炮学堂）、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西医医院）。武毅军由旧淮军而来，在以西方编制的基础上，仍保存有淮军步炮混合的传统。该军共分为五路：中、前、后、左、右。中路含炮队一营、步队六营，其它四路辖炮队一营、步队四营。各路设指挥部，各有营务、粮饷、军械、军医等单位，每路可以独立作战。步队营制包括管带（营长）、帮带（副营长）、营教习（总排长）各一员，辖前、后、左、右四哨，每哨三排、每排设排长一，辖三棚，每棚头目一名、正兵十二。全营军官23、士兵（头目及正兵）500，另有文案、医官、委员、书识各2，长夫180，合计711员。武卫前军总统及各路统领军有亲军马队一哨（直属骑兵连），其余编为马队一路，共五营。统领指挥部与其余步炮各路相同。每营辖五哨，每哨马勇50名，全营官兵262人，另有长夫50人。工程队包括：桥梁队、地垒队、雷电队、修械队、测绘队、电报队等等，官兵约400人，直属于聂士成统率。因为甲午战争的战败，清政府战后大力发展陆军，清政府倍加重视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成为当时清政府陆军中的宠儿，被优先照顾。而聂士成所部整训速度也很快，加上有实战经验，也被给予不少优先照顾。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决议抛弃旧兵器，大力采用西方枪炮，而战时购买的不少装备尚有存货或者战后才运到，故装备方面优先拨付两军。 武毅军和新建陆军及日后武卫军的军备主要由天津军械局，天津北洋机器局和淮军制造局三处会同为其添换弹药。按台湾学者刘凤翰的《武卫军》记载：聂士成部武毅军（武卫前军）装备的步枪与马枪：以德制M1871/1884旧式毛瑟步枪一万杆为训练用枪，M1895奥制8毫米曼利夏步枪一万枝战备，马枪一千四百杆，新式7.92毫米小口径毛瑟（套筒）二百杆为战备用枪。并装备其他各类少量步枪与马枪（如美国哈乞开斯和云者土得步枪），配合训练与作战使用。武毅军有两套枪，所以总部和各路指挥部都有大量存枪。1900.8被免职的前路统领杨慕时将营中存枪40支送给迁安县令李映唐剿匪，不数日，境内肃静。火炮：克虏伯75炮16门（每分射速十余发，射程5公里，国内兵工厂只能制造开花弹不能造子母弹），克虏伯60炮（三十二门用时较长，来福线部分受损，不能取准），格鲁森57陆路快炮与过山快炮约三十二门左右（射程约4900米，每分射速十余发，其中57山炮运送安装很方便，使用得力，弹药也可自造），克虏伯三七快炮数目不详（有不少配属步兵使用），麦克心炮二门（即7.92水冷马克沁重机枪），八七攻城炮数目不详（与八国联军作战时使用过，当时天津机器局之东北南三局均由前军驻守，该三局为北洋购入或储存军火之地，紧急时分配各军使用）。炮弹主要有四种:开花弹，用于摧毁营垒炮台城墙;子母弹，用于攻击敌行军大队;葡萄道，击敌冲锋散兵使用;实心钢弹，击穿钢甲铁甲舰使用，演炮时常用。在单兵军需用品方面，武毅军单兵还配有铁锹、干粮、擦枪油、被包、皮袋、铁水壶、孔明灯；指挥官配备有千里镜、电台等近代化装备。在训练方面，武毅军聘请外国教习进行训练，同时又参用中西兵法，呈现出鲜明的中西合璧的特点。除开办开平武备学堂培养基层军官骨干人才外，对士兵的训练通常分为三个月“单操”基本训练，然后步队训练、炮队训练、马队训练、工程队训练、作战训练等依次类分。每年春秋操演行军阵法，由芦防东迄榆关，复循海岸折回。沿途逐细讲求，俾资历练。聂士成部有一个与别的旧军不同的特点是，坚持创设随军学堂。聂士成经历了甲午战争，深知新型军事人才的宝贵，他的军中，虽然行伍出身的人占不少比重，但武备生也能在其手下掌握兵权，这是其他军队中少有的。如前军后路统领胡殿甲就是武备生，长于炮兵作战，在日后攻打八国联军时表现很好，与聂士成配合默契。还有聂士成的中军统领王怀庆也是武备生毕业，是聂士成部教官还身兼情报参谋、副官和特务队长，聂士成战死后，他率人在黑夜在浮尸堆中找到聂士成的尸体装殓带回去上报裕禄。王怀庆后被袁世凯吸收，成为北洋上将。还有吕光烈，是左路中营帮带，庚子年壮烈殉国。不同于新建陆军的随军学堂有每个月六百两的专门经费，聂士成部一直没有得到经费保障，但一直克服困难坚持办下去。直到武卫军成立后的七个月的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12），荣禄见到学堂的巨大成就后，奏准在淮军军饷下开支学堂的专门经费，此时距离学堂设立已经五年。在聘用外国教习方面，甲午战后武毅军中共有德国教习四名。分别是库恩、沙尔、多宗汉和斯拉郭斯弗，担任步队、工程队及开平武备学堂教习。光绪二十三年（1897），聂士成又聘请俄国参将伏罗诺夫担任武毅先锋马队教习。因胶州湾事件后中德关系恶化及俄国反对，德国教习于次年二月被分配到袁世凯新建陆军、旗营学堂、铁路等处。聂士成部的俄国教官是伏罗诺夫上校，他作为俄罗斯军事使团的成员从1897.8出使中国，与其助手安排到天津芦台镇。1898.3他与他的两个军士开始了在凯宾斯基骑校的教学活动。这些人后来都得到了勋章，伏罗诺夫1899.12被授予二级安娜勋章，还获得清政府的三级双龙勋章。1900.1沙俄军事部长库洛帕特金写信给财政大臣维特，希望想把驻清军顾问时间再延长三年，“可西方列强总在盯着我们这件事”。伏罗诺夫在中国建立了家庭，他在中国认识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著名西伯利亚企业家和优秀的中国通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斯塔尔采夫的女儿叶夫多吉娅。1899他们在日本结婚。当时著名的俄国新闻记者和中国通切阳维茨基曾写道：“伏罗诺娃芙蓉是著名的汉学家之女，自幼她就学说汉语，后来将中文掌握得十分娴熟，如果她想要在圣彼得堡用汉语发表一篇演讲，那会在所有东方学学者中达到首屈一指的水平。她的汉语语音完美又纯正，能熟练掌握词意并富有感情色彩。伏罗诺娃上校在同聂士成等清军将领交流时，多次使用她做现场翻译。聂士成本人也说，他很少见过像她这样将汉语掌握得如此熟练的外国人。”与袁世凯创建的新建陆军相似，武毅军也进行一些实地训练，每年春秋两季轮流派各军在山海关至芦台之间进行实兵演练，这为过去的淮军所未有。相对来说，新建陆军的操演情况因有《新建陆军兵略存录》等资料而记载较详细直观，武毅军的实地演练行动则较为模糊。但从实兵操演的内容来看，两军都有相通或者相似之处，这源于两军担负的任务相同——即同为大枝游击之师，互相联络声势，扼守北洋门户。两军所演练之内容，无论从攻取、进止、包抄、埋伏等兵法技艺演练，还是临水布阵、旷地迎敌攻取、挖沟埋伏、过桥攻守、夜间劫营、以沟自卫之法，均属于野战范畴。从武毅军的组成上看，三十营中设步队五军，马队一军，每军五营，另有马队五营，工程队二营，每军可独立担负某一方面的作战任务。马队的设立，更是为适应直隶东部沿海平原机动作战需要；工程队之设立，固然是吸取朝鲜成欢战斗及平壤战役后撤退中后勤保障准备不足的教训，也出于方便克服直东沿海一带水网交织的道路状况考虑。另外，从武毅军的重武器装备来看，不见武毅军装备有一百毫米以上的大口径火炮，这固然与淮军炮兵传统有关，更出于加强武毅军机动性方面的考虑。聂士成及其所部在不断训练整编的同时，因为其身为直隶提督，也不时也参加热河及直隶地方上的剿匪行动。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热河朝阳地方受马贼骚扰，朝廷令聂士成带领武毅军数营出关剿办。九月初，聂士成带领亲军马步小队乘火车出山海关，调遣古北口练军及武毅先锋马队前往办理。剿匪是直隶各镇练军专责，但聂士成身为直隶提督，也有绥靖地方之责；此次出动武毅军马队前往热河剿匪，主要是出于热河草原地区剿匪适合骑兵作战考虑。其实按当时直隶防务惯例安排，“大约以淮军防守海口兼守炮台，以练军分隶各镇，专守地方”，武毅军“专备游击”，一般很少参加剿匪活动。除了这些外，聂士成部武毅军在戊戌政变前后，还被荣禄秘密调动五千余人由芦台进入天津，并和袁世凯一同觐见荣禄。聂士成是个职业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因其历年作战有功备受高层看重，光绪二十二年（1896）与二十五年（1899），两次觐见，颁赐珍物，备极优隆。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9.1.25）又奉命总统直隶境内所有淮练军。直隶淮军担当国防重任，练军为轻骑之师，游击各地，故当时聂士成直辖的武卫前军有一万三千人，加上统辖的淮练军则已达六万三千人之众，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军方人物。戊戌政变后，清政府为加强京师和近畿防务，威内御外，命以军机大臣荣禄为统帅管理兵部，节制北洋各军，编组北洋各军为武卫军，至光绪二十五年6月正式成军。其中聂士成部武毅军改为武卫前军，宋庆马玉昆部为武卫左军，袁世凯部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董福祥部甘军为武卫后军，荣禄亲自招募万人组建了武卫中军。而就在戊戌政变后不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9.29）荣禄入军机处第二天，慈禧即下诏停止天津阅兵，封赏北洋各军，其中赏聂士成部银六千两。关于武卫军的具体实力，各国情报机构有自己的统计，按照俄国人的统计，武卫军五个军总计1561名军官，44000名战斗人员和14000名非战斗人员，配备各类火炮236门。其中聂士成部在编308名军官，11792名战斗人员和2802名非战斗人员，64门火炮。归其指挥的还有相当于两个师的地方部队，一个有8000人左右，从事沿海防守，另外一个是京城卫戍部队，兵力多算些有9000人，一半算骑兵。聂士成所统的军队虽然装备和战斗力都居全国之冠，但都不是国家的经制兵，视实际情况需要或增或减甚至撤销。聂士成在武卫前军与淮练军内，可以成建制的自行调动，基本不受干扰。如有需要，可将前军一营换为淮练军，也可将淮练军一营换为前军，只需事后报知兵部备案。顺便说几句其他的，在聂士成的部下中，有一个人日后飞黄腾达，那就是冯国璋。光绪十五年（1889年）7月，冯国璋从北洋武备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冯国璋已届而立之年，他不安于现状，想大立军功，出人头地，于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进入聂士成军中效力。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冯国璋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为时半年，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历尽艰险。所达之处，对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绘图说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所搜集的资料以聂士成之名编成《东游纪程》一书，由冯国璋任注说编辑，及至第二年聂士成率部在朝鲜和东北等地抗击日军时，这部著作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故此，冯国璋得到了聂士成的垂青，被任命为该军军械局督办。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冯国璋在日本期间，为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国璋亦因此大长才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将精心整理好的笔记资料呈送聂士成，聂士成又转呈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筹办小站练兵事宜，急需军事教学人才，见到冯国璋所整理的军事资料如获“鸿宝”，遂招冯国璋入小站辅佐编练新军。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庚子年，最终殉国明志：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开始时候严禁义和团，身为直隶提督的聂士成多次奉命率军镇压义和团。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当时直隶总督裕禄的态度是承认义和团里有良民，只是农闲练武成立团体，按例不宜禁止，但有部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混在其中冒充教师宣传理念，遍游街市，牟利害民，应言行禁止。而且集会设坛所列之神多穿凿附会，荒诞不经，并因小事就大打出手，而且砍电线破坏铁路一味仇洋，应予以剿灭。裕禄与聂士成主剿，先用练军，大名镇总兵吴殿元、正定镇总兵董履高、重庆镇总兵后授浙江提督吕本元在直隶南部剿匪，后用淮军在由梅东益、张连芬在河间、深州一带剿匪，不久肃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义和团蔓延到涿州涞水一线时，动用前军马队邢长春与左路杨慕时部五个营，配合保定联军张士翰部的总督亲军三个营，天津练军耿凤鸣和王迪义部在保定涿州一带剿匪，聂士成本人亲自统领前军数营在丰台、黄村、廊坊、落垡和北仓之间痛剿。但是随着清政府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大力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因此得罪了保守派的载漪与刚毅等人，被指责为收贿洋人最后革职留任。直隶总督裕禄知道聂士成的苦楚，命聂士成回芦台，聂士成率军回天津。当时天津有义和团二万多人，常击杀武卫军士兵，聂士成不敢反抗，但聂军与义和团的仇隙更深。军机大臣荣禄害怕聂军哗变，写信安慰聂士成，称武卫军军服西化，容易被误会。聂士成回信称：“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 （聂士成部和袁世凯部是当时清军中几乎完全西化的军队，装备训练和西方区别不大，因此被义和团与保守派称为假洋鬼子）清廷对义和团政策剿抚不定，使得京畿一带局势更加难以控制，最后招致西摩尔联军北上及最终的八国联军入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大沽炮台失守，天津北上联军与聂士成部在天津交火。五月二十五日，朝廷对列强宣战，令聂士成率部保卫天津，收复大沽炮台，阻止八国联军北上。六月，聂士成率所部守卫天津杨村一带，与义和团一起阻击欲入京拯救使馆区的八国联军先遣队，清军与联军互有死伤，而义和团则被聂士成派上前线，遭联军机枪扫射，撤回时又遭聂军机枪扫射，死伤惨重。由于京津铁路已被义和团破坏、八国联军先遣队不擅陆战、聂军装备精良（配有德制重机枪），联军无法前进只能后撤，清廷称此役为廊坊大捷。但裕禄也无奈将之归功并大赏于义和团，而聂军则分文无赏。六月下旬，聂士成奉命攻打天津租界十余次，差点攻下，当时西方军队称聂军是中国最强悍的军队。而义和团则乘机四处焚掠，聂士成派兵镇压，杀义和团千多人，更招致义和团妒恨，诋毁聂士成通敌，清廷下旨督责，以聂士成“旬日以来并无战绩，且闻有该军溃散情形，实属不知振作”，给聂士成以革职留任处分。聂士成非常气愤，称“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于是每次战斗均亲上前线。七月初，聂军与联军交战时，义和团到聂家抓害聂士成的母亲、妻子及女儿，聂士成派兵追赶，而其部下有一营新军其中有很多士兵与义和团串通，大叫聂军造反并开枪射击聂军，使聂士成腹背受敌，身中数弹。七月九日，聂士成在城西八里台中炮阵亡。聂士成阵亡后，清廷朝议赐恤，但载漪、刚毅的顽固派力阻，后来清廷下诏称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念及与聂士成同出淮系的旧情，加上淮军旧部和北洋将领周馥、杨士骧、张连芬、程允和、章高元、李安堂及翰林院庶吉士的陈骧、胡濬为聂士成打抱不平，清政府最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忠节，照提督例赐恤，赏骑都尉兼一等云骑都尉世职，准予在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并给三个儿子加官加恩擢用。其母八十三岁，由部将杨慕时从古北口接到迁安奉养。而聂士成部武卫前军，有一部分跟随马玉昆继续作战后来成为他的麾下，而留守芦台的部分，有的南下继续作战，有的后来因无粮饷四散。而还有部分和直隶淮练军在袁世凯署理并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成为袁世凯的部下。总评：在淮系后起的最后的悍将中，聂士成是统兵最多、战功最高、官位最高却也是死的最悲壮的将领。聂士成虽是个比较传统的军人，有性格偏狭的问题，但毕竟多年实战经历丰富，与一般的旧军人又有不同。在他的军队里，行伍出身与武备学堂毕业生并重。清军的传统，是以战功与战场经验为军人第一要素，故而行伍为军人正途出身，武备学堂生不算正途。这是现代军人不能接受与理解的。在清军中大量启用武备生应该自聂士成开始，他用武备生练兵也用其带兵。淮军如李鸿章是练兵人但很少统兵，而统兵人很少练兵。聂士成还报送武备学堂的人去日本游学。聂士成在清末诸将中，算是出类拔萃的，练兵有方，统兵有道，公忠为国，勇敢善战，深得各方嘉许。他是典型的职业军人，无政治兴趣和政治野心。胆大心细，作战事先设想周密，对所做之事勇于担当。他是行伍出身，战略战术思想来自于常年实战经验以及与德俄教官的长期接触的综合结晶。作战时候敢于诱敌深入，也孤军深入过，对日在辽东的作战方略颇似游击战。聂士成虽然在庚子年备受猜忌和委屈，大受夹板气，但是在传统忠孝思想的熏陶下，聂士成始终信奉“有匪必剿，有敌必御”的信条，以守土安民为已任，极少去揣度统治者的心理。八国联军侵华时，他依旧勇敢作战，没有逃避，他要是逃避，有的是方法，但他选择了捐躯赴国难，以死明志。这在庚子年的清军高级将领中是极为少见的，凭此一点，他不愧为国家干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