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人”伏生之“问”
伏生面对眼前那位从两千年后穿越而来的年轻读书人，禁不住带着那种夹杂着一点点疑惑而又有点惊喜的神情发问：两千年后你们还读书吗——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经学大师伏生冒着生命危险于自家墙壁中藏存《尚书》并将之传承后世的故事，成为央视一档新栏目《典籍里的中国》的开篇之作。这期节目大年初一首播，此后在多路新媒体推送，创下同类型题材的收视新高。这档节目何以能够赢得观众高度评价？概而言之：节目让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了，把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故事讲活了。
伏生藏书传经的故事，司马迁《史记》中有一段提纲挈领又非常生动的记载。《史记·儒林列传》中说：“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史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从这段记载可以了解到：伏生是济南人。秦时曾被擢拔为博士，足见其人之博学多识。秦始皇焚书坑儒，伏生偷偷把《尚书》藏到老家的墙壁中。这是冒着杀头危险的，按秦律，“敢有挟书者族”，也就是说私藏禁书是要满门抄斩的。秦末战乱频仍，伏生流亡在外躲避以自保。汉朝建立，天下初定，伏生辗转回家，等打开墙壁查看藏书时，发现已经因虫蛀水渍等损坏了数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于是就开始在齐鲁间教授《尚书》。汉文帝时，意图寻找精研《尚书》的大儒，但是遍寻天下，竟然一时找不到这样的人。后来，听说伏生能讲授此书，大喜过望，于是下令要征召他到朝廷讲经。可惜的是，伏生年事已高，90多岁了，只好派遣晁错（《史记》文中的朝错即晁错，汉代的政治家、文学家。“七王之乱”时提出“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致晁错被腰斩于东市）前往，向伏生学经。自此，《尚书》又有了官学渠道传播传承下来。
按照济南当地一些史书记载，后人还能了解到很多伏生传书的特殊细节。比如说，伏生当时已经90多岁了，说话已经有些口齿不清，再加之讲的是方言齐语，晁错听不明白。于是，伏生的女儿羲娥代为翻译。因为羲娥也是讲齐语，晁错又是河南颍川人，交流依然存在困难。经过磨合，大家才渐渐适应。伏生口授，羲娥翻译转述，晁错记录，讲经、传经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
对于伏生传书的这一段历史，后人给予高度评价：如果没有伏生，则《尚书》不传；如果没有伏生解经传经，则即使《尚书》传下来，后人也难以明晓其义。也就是说，若就此断绝，则一部《尚书》颇如匣中之玉，因为没了钥匙，将再也无缘欣赏其美了。
《尚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以至于能让伏生冒死私藏，而后人对此又褒扬有加？《尚书》战国时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因列“五经”之中，也称《书经》。按其编撰体例、著录内容，《尚书》开史书之先河，所以，又被誉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足可见《尚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内容看，《尚书》是一部记言的史书。《汉书·艺文志》中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可知其主要记载的是人物讲话、官方文告等。《尚书》按时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这也是第一部有明确断代体例的史书，所以才被称为“史书之源”。
《三字经》中提到《尚书》时说，“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概括点到了《尚书》的六种主要文体形式。《尚书》中以典、谟、训、诰、誓、命来命名的篇章，占了半数以上，如首篇即是《尧典》。
除“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外，《尚书》还有一些“最早”。比如其中的《禹贡》篇，就是最早的地理著作。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经子解题》中说，“此篇记禹治水之事。先分述九州，次总叙名山大川，又次记五服贡赋之制。地志书之可信者，当以此为最古矣。”
美中不足的是，《尚书》极其难读。唐韩愈《进学解》中有一句话“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就是形容《尚书》之难读难懂的。这一评价也一直延续至今。伏生之时，那些饱学之士尚且已经读不懂了，《尚书》之艰涩深奥可见一斑。由此更可知伏生解经传经之重要。
围绕《尚书》，还有几个有趣的问题。第一，伏生老家在哪里？《史记》中记载他是“济南人”，但是，这个济南，不是如今的济南；当时应是济南郡，位置在今章丘西北。明刻本《圣贤像赞》收录有伏生立像，上有题注，“先儒伏子，名胜，字子贱，山东济南府邹平县人，县东北一十八里有伏生乡。”学者考证，伏生老家的具体位置，是现在的邹平市韩店镇苏家村。目前，韩店镇建有伏生文化主题公园等多种相关文化设施，邹平市也经常开展文化活动，传承伏生文化精神，繁荣当地文化建设。
第二，伏生所传为什么被称作《今文尚书》？《尚书》分《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伏生所传，所本虽古，因记录时以汉代流行的隶书写成，所以被称为《今文尚书》。
第三，《尚书》到底有多少篇？在这方面，众说纷纭。古文经学家说有百篇之多；《史记》称29篇；有的观点是，伏生所传28篇，“今文家以为无阙”，但加上后得的《泰誓》，为29篇；也有说法是，“迨东晋时，豫章内史梅颐，乃献所谓孔安国传者。其书凡五十八篇”……对于篇数的差异，原因很多：有的是认为某些篇章属伪作，未把伪作计算在内；有的是因为把一篇又析分成了多篇，如《尧典》中又另分出《舜典》一篇，诸如此类。现在通行的说法是，今存《尚书》58篇。
关于《尚书》，有关伏生藏书传经的历史故事，近年来也经常进入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视野。
国家话剧院2013年曾经集合强大阵容，排演大型话剧《伏生》。这台大戏也成为国家艺术基金2014年度资助项目，至今还经常演出。2015年，曾来济南的省会大剧院演出过两场，记者当时在现场看到，观众反响热烈。这台戏的情节设计显然经过了精心构思，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编和加工，比如，把伏生藏书由“壁藏”改编为“胸藏”等等，由此结构起环环相扣的艺术冲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诠释上，也体现出独特的“这一个”特点，看后让人印象深刻。虽然话剧《伏生》故事情节并非完全与历史记载相吻合，但在观察和思考伏生这个人物，以及他藏书传书的历史文化价值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维度。
如今，伏生和《尚书》随着央视新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崭新亮相，又火了一把。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节目在娓娓道来那段故事的时候，经常在看似不经意间，抛出一个个颇有用心的小问号，是剧中人的对话，又像问屏幕前的你，似无须回答，又似乎在热切期待一个答案。比如，伏生面对眼前那位从两千年后穿越而来的年轻读书人，禁不住带着那种夹杂着一点点疑惑而又有点惊喜的神情发问：从两千年后来的？两千年后你们还读书吗？看着节目，享受着“与古圣先贤对话，跨越时空交流”的快乐的同时，听了这一问，是不是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