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起点与终点
经过二十多个世纪的长途跋涉，哲学已如老黑格尔所说，象一只在黄昏时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进入了苍茫的暮色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就要失去它曾经拥有过的一切荣耀，步入灰色的孤独。在20世纪众多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在那些有如群星璀灿的智者那里，我们明显感受到了时代精神某种深切的呼唤，它表现为哲学出现了面向现实生活的转向。这使世纪之交的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地面对它的起点和终点的问题。
一
不论今天哲学家如何谈论哲学的终结，哲学始终是我们无可避免、无可拒绝的。哲学一词总能在人们的心中唤起“爱”智慧的激情。这种“爱”意味着“追求”，意味着“在路上”（on the way）。这种本源性的“智慧之爱”要探讨人们“看”世界的方式，有其不可动摇的生活世界的根基。人们总是从这里出发，而一切有关宇宙人生的疑难最终必得回到这里才能得到解答。起点同时又是终点。
哲学的这一起点和终点就是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它使得哲学家们总是带着新的观点反过头来追问“什么是哲学”的老问题。而哲学史则表现为一种奇妙的“圆圈”运动，就象梅特林克的青鸟一样，总是绕着“圆周”走，最后只有回到“起点”才发现那儿正是“终点”。
西方传统哲学理解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基本模式是：将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归结为一个抽象的彼岸世界和本体世界，将人分裂为同属两个世界的存在。而争论的焦点仅在于哪一个世界更真实。这使得西方哲学在对“真”的世界的无止境地“还原式”的追究中遗忘了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
当古希腊的哲学巨人们开始塑造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时候，哲学对人的现实世界的遗忘就已经发生了。苏格拉底的“神”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作了先导，与“理念世界”相对应的“可见世界”则是虚妄的。亚里士多德在对古代哲学作集大成式的综合时发现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探讨“存在之为存在”的根据问题，它旨在通过分析和追究某类隐秘的终极存在物来解释一切。“神的世界”、“理念世界”和“逻各斯的世界”构成了一切解释的根据。这种哲学，无法避免在推动人的思维前进的过程中对其思维的前提——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遗忘”或“瓦解”。
中世纪承续了拍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柏拉图的“理想国”摇身一变成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则被改造为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世界不论其价值形态还是存在形态都无非是“上帝”的作品。对一个超验的价值本源和一个“至善至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存在本源的信仰超过了一切。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由宇宙人生的“最高”主宰——神学本体——来说明，而统一性归于上帝本身。这样一来，哲学的推动力与宗教的信仰、理性的证明与上帝的神秘相统一，使得由人的现实世界出发的哲学思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
随着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兴起，宗教的形式愈来愈受到新思想的批判。中世纪由理性与信仰的冲突表现出来的宗教与科学的二元性开始演化为尖锐的对立。哲学家们面临一个新的任务，他们必须投入“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战争”，“以使思想世界对于哥白尼和伽利略来说更安全”。（注：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5页。）哲学触及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主题：哲学面对科学的纷纷独立必须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证明。
由于自然科学在学科上的分化，近代哲学隐含着一个哲学与全部科学之间的论题，它表现为哲学面对科学的自我思考。这种思考使得哲学变成了“科学之科学”，它试图找到思想客观性和知识确定性的最终根据，结果便是以一种实体的思辩设计重新分裂世界：将人的内容外投到一个思辩实体中去而变为世界和生活的最高本体。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世界被抽象掉或被瓦解掉了，世界变成了一种与人的生活世界相隔绝的超验结构。这是现实世界之遗忘的突出表现。
现实世界的遗忘使得哲学总是以一种扭曲的和“异在化”的形式来表达现实世界的内容。它的大致思路是：从人的生活的现实世界出发，在试图获得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并对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作全面的了解时，走到了世界之外，并通过建立一个超验世界来诠释人的现实世界。这使得两千多年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始终对哲学思考的起点和终点缺乏清醒的认识，哲学因此变得与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似乎格格不入，是“现实世界之外的遐想”。
哲学家总习惯于从各种“实体”、“本体”的虚设出发，因而总是在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之上（或者之外）设立一个更“真实”、更“本源”的“本体世界”，用它来解释现实世界的各种矛盾。这样，在哲学的解释系统中，出现了对人或人的现实世界的非人理解。要解除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各种虚假观念的统治，就必须对哲学的起点和终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意味着哲学向它长期失落的世界的回返。
二
20世纪哲学的一个基本洞见是，本体、实体观念导致世界的分裂和人性的分裂，并将世界和人的最终根据看成远离人的终极实在，这在逻辑上必然导致二元论。对实体观念的清除，也就是要破除用来分裂世界和人性的虚假的终极根源，转而从人的存在方式、活动方式来探索分化世界、统一世界的现实根源。对“实体现念”的消解，是在反对各种形而上学的预设中，寻找对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合理说明的。它实质上踏上了回归现实世界之路。
传统哲学用来理解世界的那种方式，被证明为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种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另一方面，从生活世界中得来的关于生命的解释越来越趋于自由的形式。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关系不再求助于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形而上学的观念设计来获得理解。如果说以往的哲学是以一种“对人的现实世界的遗忘”的特殊方式来看世界，那么回向现实世界的哲学在“真正的世界”的形而上学的迷梦破灭之后开始了对哲学的重新思考，这包括对哲学的起点和终点的清醒的自觉。
20世纪西方哲学在总体上是针对旧形而上学遗忘人生活的现实世界的病症进行批判，但是很多哲学家并没有避免种种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诱惑，且演变成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游魂”。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完成的哲学变革深刻地预见到了哲学回归现实世界的基本方向。他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将哲学从彼岸世界拉回现实世界的过程，是回到现实世界的哲学原则的具体落实过程。我们看到，马克思哲学在今天仍然是指引我们走出现当代哲学迷宫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马克思比任何一位“现代”哲学家都更清楚、更全面、更彻底地看到了哲学变革的方向。在“莱茵报”时期（1842年），马克思就明确呼唤哲学回到现实世界。在1843年克罗茨纳赫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区别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中心观点，指出真正的辩证法则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这句话包含三重意思：第一，哲学从彼岸回到现实，意味着它不再为宗教和科学论证，而是为历史服务；第二，为此，它首先必须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第三，它还必须揭露“非神圣形象中人的自我异化”，而这较前者更迫切、更重要。“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就是要揭露人类自我异化的根由，指出一条人类自我解放与回归的道路。因此，呼唤哲学回到现实世界，也就是要求哲学真正能够贯彻人的观点、表达人性内容、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亦即使哲学现实化、人文化。
在马克思看来，“为历史服务”的哲学正好将哲学的视野从“彼岸”转到了“现实”，从“天上”转到了“人间”，它从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中看待宗教、国家、法、市民社会，旨在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质上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倡导的哲学向现实世界回归、“克罗茨纳赫手稿”由真实的历史主体的回复所倡导的哲学“为历史服务”、以及“巴黎手稿”中“针对原本”的批判所倡导的哲学通过“实践方式”解决理论对立的全面总结：是青年马克思在清除旧哲学的影响的过程中逐步深入而具体地将哲学带向现实世界的最后总结。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是“实践观点”之确立，其途径是将哲学带回现实世界。
三
马克思哲学变革作为哲学对现实世界的回归的具体落实，实质上揭示了一条哲学现实化的道路，它包括对传统哲学的两重超越：由“主体自觉”对“主体模型”之困限的超越；由“实践观点”对各种“心灵”或“语言”的“实体观点”的超越。这两重超越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一直苦苦探寻但又未能最终得到合理解决的课题。马克思的远见卓识正在于，他以实践为基础，自觉地将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作为哲学的起点和终点，从而开启了哲学思考的新方向。
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参与创造的世界。人的实践活动既是一个使自然界人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人的实践活动通过两者的同一打破了自然世界原有限度内物与物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以这种方式打交道，各自由于对方的存在而具有了一种共同的“意义结构”，而实现了自己的现实。这种在活动基础上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的统一，就是人的现实世界。它表现为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这一现实关系就是“人存在”作为“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他的世界”作为“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内在统一。
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的生存方式或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就是由人的生存方式或存在方式来全面展开人的现实世界的。它将自在的自然界和自为的观念界变成了有待转化为现实的潜在形式和理想形式，并进而将人的存在方式深化为一种由实践进行的“世界筹划”活动。而事实上，无论潜在形态的自然界还是理想形态的观念界，只有在作为组建人的现实世界的可能性条件和因素时，才是有意义的；离开了现实世界，二者同归于空幻，成为一种无意义的虚设。而从现实世界作为人和自然相互贯通的形式看，它又将自然世界和理想世界的矛盾消解于现实中。哲学作为一种高度反省的活动，它反省的根本就是隐蔽在人的存在方式之中的人对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的理解。
这就是说，我们只有用实践观点才能达到哲学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自觉。事实上，人对自己现实世界的理解在多数情况下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而且这种理解总是以一种自在的方式渗透在人们的各种存在方式中。自然态度下的“人生”往往使这种理解外显为常识、经验、习惯和具体科学知识，而现实世界远未构成一个问题。这就造成了人虽然生活于自身的现实世界中往往最不了解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只有在常识、经验、习惯和具体科学知识的锁链断裂后，人从具体生活中跳开来，以一种理论的态度反省世界和人生，试图对人的现实世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自觉到人类这种最根本的自我理解的困惑，人的现实世界才能够成为一个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思考确实关乎人的觉醒。马克思哲学在思及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面对这个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难题时，开启了一条由“主体自觉”超越传统哲学的“主体困限”、由“实践观点”超越传统哲学的“实体观点”的道路。我们认为，这是一条使哲学真正现实化、人文化并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道路，因此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通向智慧之思的路。
这首先表现为由“主体自觉”超越传统哲学的“主体困限”。所谓“主体困限”，涉及到西方近现代哲学面临的知识论困境，就是“如何思议那被认识的事物是离开我对它们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困难”，（注：参见霍尔特：《新实在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14页。）主要表现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知识确实性的追问：即追问思维主体如何突破其内在性的限制切中思维客体的问题。20世纪哲学对西方现代性的重审，实际上由语言、神话、艺术、历史、文化等多重角度揭示了“主体困限”的深度模型面临的困难。
马克思对人和对象的现实关系的揭示破除了主客二分的认识框架。他写道：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对象成了他自身”；另一方面，“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及由这种对象化换来的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的辩证统一就是人的实践活动。这样看来，从人的实践本性出发，传统认识论在“主体困限”下的那些问题根本就不成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则是从人对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创造和理解中，亦即从人的实践活动中，理解人作为主体的现实性。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觉醒。
由此可见，“实践观点”改变了以往哲学的提问方式。哲学的任务不是要论证“自在事物”的可知性问题，这已由工业和实验的成就无可置疑地得到了证明，也不是要解决主体如何达到客体或者客体如何进入主体的疑难，人类实践活动表明主体与客体原本就是统一的。哲学对人的现实世界的思考即是要通过揭示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呼唤人的主体自觉。这表明，哲学应该将人们从各种经验的或者先验的“实体观念”的蒙蔽中唤醒，全面反省人作为生产、交往和认知（包括评价和审美）活动的主体内涵。
因此，超越“主体困限”的关键是如何解除“实体观念”的蒙蔽。这就是由实践观点对实体观点的超越。它意味着从人对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创造和理解来理解人本身，而不是由某种抽象的“主体”或者“实体”的虚假设计来理解人。这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所在，它包含着破除一切虚假意识形态的束缚，“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丰富内涵。
应该指出，“主体自觉”和“实践观点”实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推进哲学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并使人们正确地理解哲学作为一种真正形态的人的世界观理论成为可能。哲学在今天从锤炼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方面应当确立一种“实践的思维方式”，以消解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和“宗教—科学二元性的思想方法”。“实践观点”和“主体自觉”的哲学运思，将克服哲学对“现实世界”的遗忘，真正理解哲学的起点和终点。
哲学回归现实世界也就是回到它的起点和终点。这意味着哲学的重新开始，表明人们总是从对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的理解中开始哲学思维的。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唤起人们的理论兴趣，焕发哲学的生命活力，至关重要。不论哲学是否终结以及如何终结，面向现实世界的哲学思考永远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