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史话沧桑 国民党军医学校办学安顺始末（上） 2021年第12期（总609期）
国民党军医学校
办学安顺始末(上)
导 言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军医学校从广西迁往安顺办学长达七年，不仅为抗战前线输送了大批军医人员，也改变了当时安顺落后的医疗状况，更是为今后两岸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军医学校留存地方史料及坊间的信息寥若星辰。一次偶然机会，时任安顺副市长的罗晓红女史问起笔者国民党军医学校在安的历史情况，笔者哑然，于是罗女史将张丽安（1941年出生于安顺，时任军医学校教育长张建之女）女士著的《张建与军医学校——兼述抗战时期军医教育》一书示我。闲话中，透露出罗女史对这段历史的关切。于是，借此书著文补作这段历史便成为了动因。由于书中资料主要来源于当时在军医学校任教或就读的人员的片段回忆，误漏所存难免，望有识者指正。
抗战时期内迁到安顺的原陆军军医学校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国民党军医学校概略
国民党军医学校的前身为北洋军医学堂,1902年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创办,学制四年。1906年，学堂由清政府陆军军医司接管，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1908年，增设药科，学制三年，此为我国创办药学教育的先声。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更名为陆军军医学校。1918年学校由天津迁至北京。1933年,学校由北京迁到南京。1936年更名为军医学校。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学校迁到广州，与广州军医学校合并。同年,战况恶化，学校迁到广西。数月后广西也遭侵袭。1939年3月学校被迫迁到安顺办学。1940年总部位于安顺的军医学校设立西安第一分校、昆明第二分校。1946年5月以后，学校复原上海江湾，改组为国防医学院。1948年，迁往台湾。学校在安顺办学期间，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张建，学校工作由教育长主持。其间国民党要员陈立夫、何应钦、罗家伦、白崇禧、杜聿明、戴安澜、吴鼎昌等均到过学校视察或参加相关活动。
日军侵华，军医学校迫迁安顺
1938年5月，从南京迁往广州立足未稳的军医学校因日寇侵华加剧，逼迫转迁广西办学。然而，学校迁到广西数月后，广西形势也急若危卵，同年11月，学校再次被迫马上迁移。时任军医学校教育长的张建（留德医学、哲学博士）当即安排学校教务处长于少卿（留德医学博士）与生物化学系主任万昕（留美学士、硕士）赶赴贵州寻找校址。最后选定安顺城北门外的大营房（上世纪九十年代安顺县中办学地北兵营，民国时亦称为贵西大营、北大营，是前清的练兵场所），东门坡的孔庙（即现在安顺城东门坡上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县文庙）及其附属的若干破旧房屋，北门的地藏寺（位于现安顺中华北路中段安顺第三小学内，尚存一栋三开间悬山建筑）等场所。校址选定后，张建亲自到安顺察看选址情况，并从学校发展和时局考虑，与于少卿及建筑工程师张元春对选址进行了基本规划：北大营作为校本部，作办公、基本教学、学生宿舍、食堂等之用；为避空袭，各科室的实验室散建于大营房南侧，即武当山的空旷地带；未来以县文庙为中心，建立教学医院及临床教学中心；地藏寺及其各处小庙、小祠堂作为入伍生训练及学校医药器材、被服仓库。张建随即安排张元春对现存建筑进行适合医学教学的修缮、改造及相关配套建筑的建设工作。
资料显示，学校初期修缮、改造、新建所花时间不足四个月，张元春工程师克服重重困难，从工程图纸绘制、材料采购（大部分材料从贵阳购至）运输、工匠招集（工匠也主要从贵阳招来）、房屋建设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此项工作。1939年3月中旬，学校师生员工迁到安顺即刻投入了正常的教学工作。
计划妥当 顺利搬迁
为及时顺利将学校转移搬迁到安顺，学校从学生、教职员工、教师家属、教学器材器具、教学标本、医用设备设施等都作了周全的搬迁部署。张丽安著《张建与军医学校》中是这样描述搬迁计划的：“[一]此次迁校，所有教学设备与公物均循公路运输；官长员生由校代运之物，每人以十五公斤为限。[二] 公路运输期间，在柳州以北之河池及贵阳各设中间站，以方便联系。[三]公路运输一切事宜，统归药科主任张鹏翀教官指挥。[四]官长则自由搭乘公路车赴安顺，最迟在二月中旬向学校报到。[五]学生则由队部率领，由校准备小马或雇佣挑夫，驮载必要用具行李，行军直达安顺。”
1939年1月中旬，学校按既定方案开始向安顺搬迁转移，教学设备（显微镜等）、化学药品、生物菌种、玻璃仪器、教材、医用教学标本（如人身器官等）、几十具用福尔马林处理过的教学解剖用尸体等用卡车分批运输到安顺，教职员工、家属则按计划自行搭车到安顺。四百多名学生分成四大队，由队长带领，先后动身前往安顺。学生行军经由桂林两江、百寿、雅瑶到融县长安镇，转往北走，穿黔桂边境，过丙妹，到榕江县，再往西过都江、三合到独山，又转北经墨充到都匀，经麻江、马场坪，再折往西行，经贵定、龙里、贵阳、清镇、平坝，最后到安顺。
全程约1100多公里，历时50余天， 3月中旬，全校师生员工全部平安抵达安顺。
学校在安医学体系的形成与壮大
学校搬迁到安顺时规模非常有限，到抗战结束军医学校迁往上海的七年间，军医学校发展成为一所兼具教学、科研、制药、教学医院、生药基地等体系完备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医学大学。
1、完善的医学教学体系
将张丽安著《张建与军医学校》中主持学校建设的工程师张元春回忆军医学校时描绘的《武当山实验室校园图》《军医学校安顺北门校舍位置图》《广东军医学校位置图》与学校初期选址安顺时的规划比较，可以看出，学校迁到安顺几年后，其规模远远超出预期。学校后期的规模是：以学校本部北大营为主，在北大营东南侧的武当山上设立了基本化学系、药用植物苗圃、解剖学系、物理学系、药理学系、病理学系、寄生虫学系、生物化学系、陆军营养研究所、生药学系、检验学系、药剂学系，在西侧的小梅山麓（按照《张建与军医学校》书中图片及描述，经实地调查，野猫井周边无小梅山山名及地名，从图片上看，应在西王山西北一带）设立药品制造研究所、制药化学系，在老城北门通往学校总部大路西北侧设立了血清疫苗制造研究所、细菌学系（今天北门的化肥厂小区带），东北侧设立了陆军营养研究所、生物化学系（气象局一带），老城东门外孔庙（今天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普定县文庙）周边设立牙科、护理班、教学医院，在城墙东北角外、转角（今天的干休所一带）设立器材总库。校本部主要为学校办公室、食堂、主教学楼、学生宿舍及其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由此可知军医学校搬到安顺几年后，其规模超出初期规划已不知几许。
学校教学结合中西兼及时局开展，用儒家的智、仁、勇武装师生的头脑，要求学生“知礼守法、好学力行” ，坚定“抗战必胜”信念，用西方教学模式教授西医医学，使学生在思想和医学专业上都得到全面锻炼。学校围绕 “作新军医者来”“力求学术的抬头”的办学思想，以开放的形式办学：采取与其他医学院校交换教授增强学校教学质量，选派优秀学生到国内外医学院校进修培训、以便快速提高学生医学技能，邀请国际有名医学专家（如重庆中英科学合作所主任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及英国著名抗生素专家桑德斯博士来样讲座，桑德斯博士来校教授新发明的青微素后向军医学校赠送了青微素菌种，使血清疫苗制造研究所能在国内较早地开展培养青微素的研究生产。）到校讲学、扩大学生教师的知识面，选聘教师不分党派宗教信仰、只认能力，学校官长放下架子与地方官长士绅共商共建学校、扩大建设教学医院，鼓励学生成立参与学术文娱团体“做到科学的头脑和艺术的修养相结合”等。这些办学方式的使用，快速有效地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军医学校安顺位置示意图 图片来源于《张建与军医学校》
2、雄厚的师资力量
西医虽在明末清初就随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但直至民国时期，中国的西医仍处于人员不足、药物紧缺、技术落后的状况。军医学校在迁到安顺之前，其师资及技术水平仍很薄弱，迁到安顺后，学校很快网络了一大批全国顶级的医学专家来校从事医学教学、医药研究工作，很快把军医学校综合水平提升至当时全国实力较强的位置。
军医学校在安顺时的师资情况大致是：全校教务人员包括主任教官、副教官、助教、佐理员计有300余人，常年在校任教获得留欧美医学博士资格的教授专家有25人之多，而留学欧美、日本的医学人才也常在20多人以上，其余也大多为当时国内有名的医学院校如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医科、华西大学、浙江大学、河北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毕业的高才生，学校还聘有数名国内知名医学专家学者及部分外籍教授（如德籍包若兰女士）。当时国际医学界就已有名的李振翩（1949年以交换中美学者的名义去美国，他的最大成就是与美国同行培育出了一株无毒1型脊髓灰质炎病毒，为全世界预防脊髓灰炎[小儿麻痹症]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校主持血清疫苗研究所工作；国内最有名的内科专家，有“南杨北张”之称的杨济时和张静吾教授也先后执教军医学校，张静吾并兼任军医学校附属医院院长；后来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级，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口腔科教授，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多次荣立军委三等功，终生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陈约翰教授在校任教直至1946年学校迁走。当时在校执教过的专家学者如国内有名的生物化学专家万昕、病理学专家孔锡鲲、解剖学专家张岩马仲魁、外科专家梁舒文等等不胜枚举。“心电图”一词最早就随这些医学博士、教授传到了安顺。
对于学校人才情况，当时安顺士绅黄尧丞称赞说：“贵校人才济济，气度非凡，去年我参加校庆时，曾计算内有十八个留美博士教授，真是战时罕有学府，我们贵州大学亦不能望其项背。” 某军董叔明将军也说“我们安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从未见过如贵校学者专家之多，真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而迁到镇宁办学的江西中正医学院长王子玕博士则赞叹军医学校为“人才济济第一，设备完善第一，管理严格第一。”
1944年拍摄于安顺文庙大成殿前的医科33期毕业生
3、药品研制生产成果显著
为满足战区和后方对药品的需要，改变西药主要依赖进口的现状，军医学校克服困难，在安顺开展药物植物栽培、药品研究和生产：1941年至1946年的几年间，学校研制、生产了大量的高品质药物，如伤寒菌苗、霍乱菌苗、牛痘苗和一些诊断及治疗用的菌液及血清；1944年，学校在英国抗生素专家桑德斯博士赠给的青微素（即青霉素）菌种的基础上，培养、生产青微素菌投入医用，这在国内都是最为先进的。一般性的药品生产研究则有：葡萄糖生理食盐水及20ml-50％葡萄糖的注射液；小针剂普鲁卡因、依米丁、阿托品、奎宁、士的宁、氯化钙、葡萄糖酸钙等30多种；酊膏片剂有蓖麻油、薄荷油、除虱菊散，后来生产酊剂、合剂、糖浆剂、粉散剂、软膏等50余种，其中樟脑酊、碘酊、布朗合剂、甘草片氧化锌软膏等在军中和民间皆有口碑；化学药品部重要产品有咖啡因、白降汞、黄降汞、鞣酸蛋白、升华硫、药用淀粉、活性灰、无水酒精等四十余种。这些药物的研制、生产，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前线，改善了后方民众的紧张需求；更是加速推进了西药“民族化”与“本土化”的进程。
右下角为建于小梅山麓的药品制造研究所 图片来源于《张建与军医学校》
4、军医学校在安培养的医用人员
军医学校在安顺培养的医用人员，现在已难以统计。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学校的学员经常在一千几百人；而学校的医科、药科（药科又分本科、专科、药剂科）、牙科、护理、专科部（分医科专科和药科专科）等在安顺培养的人员情况是：药科（本专）在安顺毕业的学生有95名，专科毕业人数116名，药剂人员46名，牙科二、三期共毕业生17人，高级护理班四期毕业29名，医专在安顺毕业人数难以统计（在安顺及搬迁上海后共培养了近700名）。而据丁武光先生著《安顺名校志》（二）——中央军医学校所载：“军医学校迁办安顺后第二年开始招生，到1945年共招新生5届，毕业学生5届，医科毕业500余人，药科毕业150人。”后来学校受国民党中央军医训练团之托，在安顺举办了一期女生教官训练班，人数不详。1942年以后由于军医学校办学质量高，国民党中央教育部又将之作为国内一些医学院校培养助教及医师进修的基地，而究竟培养了多少助教和培训了多少医师，人数更难统计。确切讲，上述信息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军医学校在安培养的医用人员未能获得毕业证、但又有一定医学技能的学生未能统计到。当时学校采用的是英美德日的医学教学考核方式，对毕业生的专业知识要求特别严格，加上授课老师常常夹杂中、英、德文教学，学生能听懂学并最终通过考试获得毕业证的人数常常不足入学人数的一半。如医科31期进校时有80余名，毕业时不到44名，而有4名还是上期留级下来的，32期入学时有120名，毕业时只有43名，而10多名是从上期留级下来的。这些淘汰下来的学生所掌握医学知识，一定程度也在服务社会。
在安顺军医学校毕业的学生，后来十数名成为两岸乃至国际药学界卓有建树的人物，如21期的仇士杰，22期张紫洞、张继宗、23期谭增毅、贾承武，24期楼之岑、黎汉德，25期韦思琪、苏中武，27期胡长鸿，28期曾德惠，29期原毅，32期奚念朱等在医学界都享有很大声誉。而楼之岑则是中国最有成就的生药学家，曾作中国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国内外皆享有盛誉。
5、学术成果丰硕
军医学校的办学思想为“作新军医者来”“力求学术的抬头”，在此精神的激励下，师生们忘我地工作学习，他们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编辑出版了反映学校新成果、新动态的刊物。如《安顺市上四种柴胡的比较》《石蒜的生药学之研究》《影响紫花曼陀萝生物碱含量的因子》等先后发表在《药学季刊》与《科学》等杂志上。1942年编辑出版《药学季刊》，介绍药学的发展情况。1943年，在李振翩的主持下，学校编写出版了《应用免疫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免疫学的专著。学校还与贵州报社联合举办《药学顾问》进行医学科普宣传。军医学校当时编辑出版过的医学专业书籍还有《卫生勤务学》《邱氏内科学》《机械人生》《人体系统解剖学》《军队（野战）外科学》《皮肤病学》《司药必携》《军医必携》。学校的《协进季刊》最早将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一事进行了报道，而《司药必携》《军医必携》则解决了当时军队最为紧缺的医学手册，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学校当时撰写过的医学论文还有《国药成分之研究》《使君子之研究》《贵州产金钗石斛之研究》《贵州水果蔬菜维生素C之测定》《中华药典无机药物鉴识法之评论》等。
军医学校毕业生留校助教合影于安顺东门坡附属医院门前 图片来源于《张建与军医学校》
· 作者简介
吴忠兴：就职于安顺市文物局，长期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参与或承担过安顺文庙、武庙、圆通寺等多个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设计工作，多篇有关地方文物价值研究的文章发表于省文化遗产杂志和地方报刊书籍，特别是对安顺文庙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研究的有关文章对文庙的向外宣传推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21年2月
值班编辑：宋兴平
电子排版：王敏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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