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得奖时，《克拉拉与太阳》已经写完一半
荣获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石黑一雄与他笔下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中管家的说话方式毫无一致之处。他很快就说：“叫我 Ish 就好，大家都这么叫我。”他谈了自己对音乐与电影的热爱。谈到去斯特哥尔摩领诺贝尔奖的旅程，他分享了其中最为荒唐的细节：“那里到处都是巧克力金币，”他说，“你去诺贝尔（奖）博物馆，可以买好多好多袋巧克力金币，看起来就跟诺贝尔奖章一模一样。巧克力也很好吃呢。”
66 岁的石黑一雄相当年轻就在写作上获得成功。1989 年，他的第三部小说《长日将尽》便获得了布克奖，且之后因为詹姆斯·伊沃里（James Ivory）与伊斯梅尔·莫昌特（Ismail Merchant）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告别有情天》取得更为广泛的影响。他的前两部小说，1982 年出版的《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the Hills）与 1986 年出版的《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都设置在他从童年时代重作想象的日本。他的家人在他五岁时便移居英国。这些早期作品优雅又忧伤，处理的是他在诺贝尔获奖演讲中所说的“在遗忘与记忆之间挣扎的个体”。
更近的几部小说则在传达人类情感的过程中较少采用现实为题。2005 年的《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主要角色是克隆人。2015 年的《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设置于食人魔横行的中世纪。新小说《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于 2021 年 3 月 2 日出版，由克拉拉，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第一人称叙述，她能感到——或者至少有能力模仿——共情与爱。
我们通过 Zoom 与在伦敦家中的石黑一雄连线。石黑一雄为我们形容了几样他最珍爱的物件，谈了他的书、对科学的看法、他正在写的从黑泽明 1952 年经典电影《生之欲》（Ikiru）改编的翻拍剧本，以及如何避免诺贝尔综合症。
文章来源 | 出色WSJ中文版 撰文：Caryn James
Q：这一年的疫情有没有影响你的写作生活？
A：疫情开始到现在，我完全没尝试写新的东西，因为去年很大一部分时间我都在完成《克拉拉与太阳》的最后工作，看终稿、校对稿等等。我还在写一个电影剧本。有点奇怪，如果我明年或者后年出版这本小说，我觉得有人会说我是受了疫情影响。因为——虽然完全是巧合——小说里的世界也是孩子不去上学，非常孤绝的世界。孩子在平板电脑上上课。这是个有点反乌托邦的世界。我当然没有预测任何疫情的先见。我只是看到了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隔阂、孤绝。
Q：小说中，克拉拉对人类的孤独非常担忧。你是否认为现在的人虽然通过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与世界联系十分紧密，却比从前孤独？
A：我在写《克拉拉与太阳》里的孤独感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一种社交意义上的孤独，当然这也存在。像我之前的小说里写的，我一直认为人类最终都是孤独的，因为我们是会在自己周围营造独立小世界的物种。我们每个人都有座小小的城堡，我们花很大力气与外界沟通。特别是写我写的这种小说，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单人物支撑的小说——会把防空洞回声变得更响。
Q：《莫失莫忘》与《克拉拉与太阳》写得都是科技如何影响人类的主题。你是否对科技将往哪个方向发展特别好奇？
A：我写《莫失莫忘》的时候，可能对科技本身兴趣没有那么大。我选了克隆这样的主题只是因为它是方便好用的一种文学手段。但我写那本书以后，可能因为写了那本书，之后的很多年我对科技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很多有关科技的大问题我很感兴趣，感到兴奋，我还要说，在很深的层面上让我忧虑。我觉得我们正处在重要关头。在我写《长日将尽》的年代，如果你写一本反乌托邦小说，人们的说法是“对未来的黑色预言”。然而现在我们说的是当下就能做到的事，因为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等在过去五到六年里已经有了惊人的突破。
在有这些可能性的世界里，我们谈论爱一个人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我们过去很长很长的时间里都认为人类有灵魂，且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爱一个人是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因为那个人独一无二，而倘若那个人离开以后，你就永远失去了他们。但我们似乎抵达了一个新的时代，有了算法与数据，人独一无二这一概念，或者人作为生物深不可测这一概念，都受到了挑战。
Q：你提到的剧本快要开拍了，黑泽明《生之欲》的翻拍，有关一位濒临死亡的公务员死前最后一个大动作，创建一座儿童乐园。这个项目是怎么开始的呢？
A：我想做这个项目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也尝试了。我当时的设想是可以在伦敦做一台舞台剧。你要说故事前提的话——那部电影最核心的部分又简单又深刻。有关如何在任何宗教或者其它类似的东西以外找到人生的意义。也是有关存在的一条巨大声明——如何让无意义的人生变得有意义。我总认为把场景置换到二战刚刚结束后的英国，会非常合适。我跟资深电影制片人斯蒂芬·伍利（Stephen Woolley）吃饭的时候交流过这个意思。有一次我机缘巧合跟英国演员比尔·奈里（Bill Nighy）同坐一辆出租车，我很喜欢他。他在我们车里是因为把地址搞错了。他说：“我能坐到你们出租车里，开我回家吗？”我们那天晚上共享的那么几分钟时间，我对比尔说：“我有个很好的角色，为你而写，你肯定会得很多奖。”我妻子洛娜说：“别，别骚扰人家。人家工作繁忙。”但他其实很有兴趣。
我想对黑泽明和桥本忍的剧本保持很高的还原度。他们两人的组合还写了《罗生门》、《七武士》和其它几部伟大作品。但我也想要很英国的感觉，那种可能已经消失了的英国感，对某一类平平无奇、毫不起眼的英国绅士的一种研究。我们也想比黑泽明稍微偏喜剧一些。对我来说，黑泽明的《生之欲》是部伟大作品，但有点太肃穆了。
Q：获得诺贝尔奖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或者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A：我觉得没有。我希望没有负面影响。我获奖以后，见过很多其他诺奖得主。有时候我会被邀请去一些诺奖得主去的场合。大部分是科学家。我还没见过文学奖得主。诺奖得主当中有个说法叫“诺贝尔综合症”，人因为得了奖，觉得自己肯定在一切方面都是天才，生活容易完全脱离轨道。科学界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这么说的，因为科学家通常只在一个非常特定的领域有所专长，他们很多很多年都从事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而得了诺奖以后，有些人会觉得：“我什么都懂。”你会发现他们从那一领域挪移，到了我们可能看着觉得也是他们的专业领域，但专业人士很容易看出他们懂得并不太多的新领域。
另外，他们开始觉得自己可以上电视，讲各种各样话题，谈谈政治或者什么。所以我必须对“诺贝尔综合症”保持时刻警惕。我不想停止我的艺术创作生涯。得奖时，《克拉拉与太阳》已经写完一半，所以还算安全的。
02
以下，石黑一雄描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些物件：
左边的 DVD 是（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我看 1950 年代的日本电影，哪怕他们就坐在榻榻米上，穿着那些衣服，就把我带回到五岁从日本搬到英国前的童年记忆里。DVD 的右边是琼尼·米切尔（Joni Mitchell）的《Hejira》，我最喜欢的唱片。我记得是 1976 年，这张唱片刚出的时候买的。里面有句歌词里她唱到自己 30 岁的感受，我记得我那时候想，啊，那可真老啊，我可真想知道 30 岁到底是什么感觉？唱片前面橘色的玩意是 Corky，是我们女儿娜奥米 10 岁还是 12 岁的时候做的。她没好好照顾他。我妻子和我那时候想，女儿有点像维克托·弗兰肯斯坦，弄出个新物种，却没好好照顾他。所以我们一直好好照顾 Corky。Corky 左边是我女儿的处女作，2020 年 2 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第一次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书封上，对我意义重大。下面的绿色笔记本是我的“人间关系笔记本”，里面有各种标签，比如“伴侣”、“父母与子女”、“对手”、“朋友”。我会把电影里看到的或者生活中遇到的人写进去。我觉得这对我很有启发，不光对写作有启发，对生活也有。这下面是我的电影前提笔记本。我会在里面写下最少的几个词，作为电影的大前提。这给我提供一些故事发展的大方向。笔记本上面的小东西是吉他拨片。我 15 岁开始弹吉他，里面至少有一块拨片，20 岁左右我就有了。绿色笔记本上方是一把很便宜很普通的刀子，我妻子和我在 1980 年或者 1981 年买的。我们那时候没什么钱，但活得可真不错啊。刀买来的时候盒子上写着：“保质 30 年！”我们现在还用它。我妻子说这是我们投资过性价比最高的东西。左前方是诺贝尔奖章，是复制品，因为真的还挺值钱的。放在我家外面的安全地方。我们总跟人说，我们把真奖章埋在了明尼苏达森林深处的雪地里，在某块标识附近，什么时候要用了我就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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