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翔：关于城市手工业考古问题
当前，中国的考古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全面推进中国的考古事业，是历史机遇，更是时代责任。作为考古学者来说，如何更好地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积极探索、认真实践，需要我们努力建设并不断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我们在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上不断创新。
基于当今的时代背景并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态势，这里提出“城市手工业考古”（Archaeology of Traditional Urban Industry）的命题，并就这一命题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加以初步思考和讨论，跟学界同仁交流。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城市手工业考古”，是指古代城址范围内外（包括城址本体及其近郊范围在内）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一、城市考古视野下的城市手工业考古
城市（或“都市”）作为文明时代特有的高级聚落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往往被视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甚至被称之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
就古代城市的物质形态来说，中国古代的“城”往往有高大的城墙所环绕，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突出特征，从史前时代末期各地的区域性中心聚落的城址到先秦时期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黄陂盘龙城、东周时期的列国都城，从秦汉时期的都城和郡县治城到明清时期的都城及地方性城市，大都如此。但是，有些早期城市尚未发现环绕四周的城垣，尤其是先秦时期作为王都或国都的“都邑”，如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安阳殷墟遗址、先周和西周时期的周原遗址、西安丰镐周都遗址以及西周时期的洛邑遗址等，都未发现高大的城垣，但它们都是当时的都邑，而“判断城市与否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内涵而非外在形式”。因此，这里所说的城市，并非仅限于用高大的城墙环绕起来的“城”，而是还包括那些没有城墙环绕但规模巨大且具有城市性质的大型的“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所说的城市也可以称之为“城邑”。
中国城市的出现和早期发展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即城市的出现，并不是农业与工商业分工的直接产物，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作为区域性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安全防御中心和文化活动中心而产生的。正如前辈学者所说，“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中国最早的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或曰“是社会内部严重分化和战争冲突频繁的产物”。因而，中国早期城市的“政治性”特征异常明显和突出，并且成为中西方古代城市的重要区别之一。尽管如此，随着历史的脚步向前迈进，中国古代城市逐步发展成为既有东方特色又有人类城市之一般特征的城市传统，即：作为王朝之都的城市，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而作为区域性中心的城市，则往往是该地区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正因为如此，以古代城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为基本内涵的城市考古（又称之为“城址考古”），便成为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重中之重；即使在史前考古中，史前时代末期城市遗存的考古探寻、发掘和研究，也是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起源之考古学探究的至为重要的一环。
中国古代城市尽管有鲜明的东方特色，但城市之所以被视作文明时代的高级聚落形态而称之为“城市”，在于它具有一系列有别于乡村聚落的社会功能和物质特征。譬如，人口相对集中、居民构成多样；作为国家或区域性社会管理的中枢所在，是社会统治者的施政、生活之地；社会文化生活相对丰富而多样，往往是文化荟萃之地；往往具有一定的防止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侵扰的防御功能；居住、交通、给排水等基础生活设施相对比较完备，等等。但无论如何，手工业和商业的相对集中和发达，同样是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城市有别于乡村聚落的根本区别之一。因为，任何一座城市都离不开经济生活，而古代城市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尤其是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历史背景之下，手工业更是城市经济生活的主要构成要素。于是，作为古代城市的物质载体，既包括城墙、城门、护城壕、道路、给排水设施、防御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包括政治性和礼仪性建筑、宗教和文化性公共设施及其空间，包括居住建筑、商品交换设施及其空间，更包括手工业作坊或工场。前辈学者曾经指出：“城市这种人们的居住点，可以有许多特征，但归根结蒂是由居住在里面的人们的经济活动状况决定的，这种人们的居住形态，是当时社会前进到在某些地点出现了人口、手工业生产、商业交换以及财富的集中时而出现的”；商代西周时期的都城中，“集中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技术最为复杂的手工业生产”；东周时期的列国都城中，“无论宫城内还是郭城内，都有许多手工业区”。手工业作坊，是从考古学上界定中国早期城市的六大要素之一。即便到了帝国时代，“手工业和商业是都城的主要经济部门，手工业中各类遗址反映出当时相关手工业行业的生产规模、管理体制及技术水平”。毫无疑问，手工业考古是城市考古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且具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从各地城市考古的实践来看，历代城址考古中都发现有手工业遗存。就先秦时期的城邑而言，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发现有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制骨作坊、陶窑址以及多处石器加工点等手工业遗存；郑州商城遗址，发现有郑州南关外和紫荆山北等2处铸铜作坊、紫荆山北制骨作坊，以及铭功路制陶作坊等手工业遗存；安阳洹北商城遗址，发现有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存；安阳殷墟遗址，手工业遗存极为丰富，分布范围大，手工业门类多样，包括多处铸铜、制骨、制陶、玉石器加工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作为西周都邑的西安丰镐遗址，发现有制骨作坊、制陶作坊遗址以及与铸铜有关的遗物；陕西周原遗址，发现有庄李铸铜作坊等多处商周时期的铸铜遗址、齐家制玦作坊、云塘制骨作坊等手工业遗存；在洛阳老城北郊瀍河西岸的北窑一带，发掘了属于西周早中期之洛邑（成周）的大型铸铜作坊遗址；东周列国都城遗址中，铸铜、制铁、制骨、制陶以及玉石器加工等手工业遗存更是普遍存在，并且相当丰富，如秦雍城和秦咸阳城遗址、新郑郑韩故城、侯马晋都新田遗址、易县燕下都、临淄齐故城等。秦都咸阳发现有制陶、制骨、铸铜等大量战国晚期和秦代的手工业遗存。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发现有陶器窑、陶俑窑、砖瓦窑以及铸钱、制铁作坊遗址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城遗址中，尽管经考古发掘的手工业作坊遗存有限，但也发现不少手工业生产的迹象。譬如，北魏洛阳城，西郭城内有大市，东郭城内有小市，南郭城内有四通市，而市不仅仅是交易的市场，而且是手工业的聚集地，“郭内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工商业相当发达的地区”；在东魏北齐邺城，东郭设有东市，西郭设有西市，并在西郭内勘探出砖瓦窑和陶器作坊遗址等；东晋南朝建康城，外郭区“御道西侧主要设置市场、手工业作坊和居民闾里等，这一区域保持了郭城的传统功能”；十六国至北朝长安城，在小城西南的大城内发现了大量成片分布的陶窑遗址，其年代为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及其以后的历代都城及地方性城市遗址的考古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发现有手工业遗存。
总之，手工业是古代城市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手工业遗存是古代城址的重要物质文化遗存，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城市考古的基本任务之一。
二、手工业考古视野下的城市手工业考古
手工业考古（Archaeology of Traditional Industry）是指近代工业革命之前各种加工制造业以及矿业等各种传统工业的考古学研究，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新世纪以后基于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考古事业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新命题。近十年来，中国的手工业考古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这就需要我们就手工业考古的理论和方法继续进行探索，以推动手工业考古的健康持续发展并逐步走向深入。
中国古代手工业门类众多，最初曾划分为25个门类。其中，除采矿业之外，大多与城市手工业有关。
就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产业布局或者说手工业的空间分布来看，尽管时代不同和产业不同而分布特点有所不同，并且同一手工业门类的作坊遗址往往在各地都有所发现，但又常可见到两种类型的集中分布区，即“产业集聚地”。
一种类型是以原材料产地为中心的集中分布区，即以原材料产地为纽带形成的产业集聚地。譬如，在山西运城盆地的区域性系统调查中，发现闻喜千斤耙遗址等多处夏商时期与冶铜有关的遗址，其中规模最大的绛县西吴壁遗址夏商时期冶铜遗存的面积达70万平方米，就是以中条山铜矿产地为中心形成的铜矿采冶集聚区；位于浙江省西北部的东苕溪中游，在德清龙山和湖州南山等地发现20余处商时期的原始瓷窑址，是目前已知商时期最大规模的原始瓷窑址群，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丰富的瓷土资源和燃料资源；山东北部渤海南岸的滨州和潍坊两个地区，发现了数十处商周时期的制盐遗址，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海盐煎煮遗址群，显然是由于当地丰富的高浓度卤水资源所形成的海盐业集聚区；河南西平县酒店乡的棠溪河两岸，曾调查发现酒店村、何庄、铁方岗、冶炉城、铁炉后村等多处战国至汉代的冶铁遗址，河南南召县鸭河上游草店一带调查发现草店、庙后村、下村和朱砂铺等多处古代冶铁遗址等，都是因当地富有铁矿资源而形成的冶铁业集聚区。又如，南方地区考古发现的孙吴至南朝时期的瓷窑遗址，其突出特点之一，是“集中分布在依山傍水地区，兼得瓷土、燃料、交通之利，如浙江的曹娥江、江西的赣江、湖南的湘江流域瓷窑遗址特别丰富”；江西省婺源县溪头乡砚山（又称为“龙尾山”“罗纹山”）一带盛产优质砚石，在12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发现上堆竭、戴家等6处唐宋时期的制砚作坊遗址，形成以砚山为中心的制砚作坊集聚区；江西高安市华林镇的周岭村石脑头溪和邻近的西溪村西溪的沿岸，发现有16处宋元明时期的造纸作坊水碓遗址，是一处基于当地水利资源丰富、溪水落差大和盛产毛竹等而形成的以毛竹为原料的造纸作坊群；湖南桂阳县境内，集中发现桐木岭、陡岭下等14处明清时期的炼锌作坊遗址，显然是基于当地丰富的铅锌矿资源而形成的炼锌作坊集聚区。
另一种类型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集中分布地，即以城市为载体的产业集聚地。前述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陕西周原遗址、西安丰镐遗址、东周时期的列国都城遗址等，都发现了数量多、门类多样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无疑是城市手工业产业集聚地的一种突出反映。又如，“战国时期的铁工场除了像兴隆铁范出土地、鹤壁鹿楼铸铁工场以及泌阳下河湾铁工场等设在铁矿附近外，更多的是分布在当时城市的附近或城内”，如登封阳城制铁遗址、辉县古共城铸铁遗址、新郑仓城村铁器冶铸遗址等；易县燕下都的东郭城内，分布有武阳台21号遗址、郎井村10号遗址、高陌村5号遗址等多处战国中晚期的铸铜和制铁工场址。再如，在临淄齐故城遗址，城内发现东周秦汉时期的青铜冶铸遗址6处、铸钱作坊址5处、铸镜作坊址3处、铁工场址18处，同时，城内外还发现多处制骨、制陶和砖瓦烧造遗址；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城内分布有铸钱、制铁、陶俑和日用陶器烧造等作坊遗址和砖瓦窑场址的同时，城郊以及上林苑范围内还发现有多处铸钱、制陶和砖瓦窑场址等。正如前辈所着所指出的：东周列国的都城中，“无论是宫城内还是郭城内，都有许多手工业区”。很显然，城市是古代手工业的重要产业集聚地。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城市中的手工业不仅门类多样，而且往往是当时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以及高端物品制作生产集中地。譬如，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发现有铸铜作坊遗址的同时，还发现有绿松石加工作坊，而两者在当时都属于高端手工业；青铜冶铸业是夏商至春秋时期的高新技术产业，而铸铜作坊往往集中分布在都邑以及区域性中心城邑。正如前辈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最初阶段的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都邑中，“集中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技术最复杂的手工业生产”。又如，在春秋至秦汉时期，铁器工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并且是支柱性产业，东周列国都城、秦汉都城以及郡县治城内外，往往集中发现有铁工场址；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钱币铸造业，更是集中在都城内外或郡县治城之中。很显然，城市手工业考古对于研究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手工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古代城市中手工业不仅门类多样，而且更重要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手工业的集聚地，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手工业是当时手工业发展水平的代表和“缩影”，城市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无疑是手工业考古的重点之一。
三、城市手工业考古的几个问题
城市手工业考古，既是城市考古的一部分，又是手工业考古的重点之一，于是具有诸多鲜明的特点，是不言而喻的。手工业考古十个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原材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产品、产品流通和应用、生产者、生产经营方式、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的主要研究方法——考古学基本研究、多学科合作研究和多种视野研究，同样是城市手工业考古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尤其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多学科融合研究更是其根本途径，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城市手工业考古的研究对象既然是古代城市的手工业，那么，在研究的实践中，从城市手工业的实际出发，突出其特点，把握其要点，是必要的。
首先，产业结构及其变迁，是城市手工业考古的要点之一。也就是说，一座城市中究竟有哪些手工业门类、各门类的数量和规模、不同门类之间的比重及相互关联，以及历时性演变等，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不仅是从整体上观察和把握一座城市的手工业及其发生和发展的需要，以及由此反映的城市经济生活状况的需要，而且有助于从一个侧面了解和认识该城市的性质和社会功能，并且在与其他城市及聚落的共时性比较中，从一个侧面认识该城市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乃至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考古尤其是先秦秦汉时期城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迄今所见主要的手工业遗存是铸铜、制铁、骨角蚌器加工、玉石器加工、制陶以及砖瓦烧造等，而其他门类的手工业遗存很少见到。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手工业的物质遗存易于保存并被发现；另一方面与市场和居民区及其手工业遗存缺乏足够的关注不无关系，因为，城市手工业作坊以市场为中心集中分布，同时在居民区之中也有相当的分布。当然，至于那些以开采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初加工为主要生产内容的手工业，或者说产业链中的上游产业一般不设在城市中，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产业布局及其与城市布局结构的关联和变迁，是城市手工业考古的另一个要点。我们知道，古代城市的布局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是城市考古的基本内容，也是考古学着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方面。城市考古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城墙、护城壕、城门、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无疑是城市考古最为基础的工作，因为据此可以大致查明城市的总体布局结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手工业作为城市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及其变化与城市的布局结构及其变迁直接相关。因此，通过城市手工业作坊的年代、空间分布、类型及其内涵，尤其是它们跟其他城市功能区之关系的考察，可以为城市的布局结构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有助于更完整、更全面地认识整个城市的布局结构及其变迁过程。同时，可以据此考察手工业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城市空间之内在联系以及手工业不同门类之间的关联，并且能够为不同手工业作坊生产性质的探究提供有益的信息。
其三，生产经营方式研究，即手工业生产的性质和所有制问题，是城市手工业考古的又一个要点。任何一种手工业，任何一处手工业作坊或工场，都是在一定的生产经营方式下进行的，因此，生产经营方式成为手工业考古的基本研究内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城市内外作为手工业的重要集聚地，其手工业不仅门类多样、专业化程度高，而且生产经营方式多样而复杂。就先秦时期尤其是夏商至春秋时期来说，城市手工业中主要的是由王室控制并直接服务于贵族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等的王室手工业，但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非王室手工业”。那么，这些非王室手工业，究竟是家庭经营、家族经营、宗族经营抑或是氏族经营？其产品如何流通，即以何种方式从生产者进入消费者手中？当时是否存在以及如何“通过市场销售出去”？战国秦汉时期及其以降，官办手工业与民办手工业并存，那么，城市手工业及其作坊或工场中，哪些属于官府手工业，哪些属于官营手工业，那些属于民办手工业？民办手工业中，是否包括家庭式手工业、作坊或工场化手工业等不同类型，它们之间如何区分和辨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手工业生产经营本身的判断，而且关系到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形态的认识。在城市手工业考古中，生产经营方式研究是其难点之一，但通过作坊址的人文地理环境、布局结构和规模、产品类型和风格乃至铭刻、产品流向及其社会应用状况等，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知的。
其四，“供应链”和“产业链”，是城市手工业考古中的两个重要视角。任何一种手工业，都是一个由原材料获取或供给、上下游产业紧密衔接的产业系统——尽管这个产业系统在古代社会相对比较简单。古代城市作为手工业的一种常见的产业集聚区，与以资源为纽带形成的产业集聚区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其原材料主要是“外来”（以泥土为主要原材料的制陶业及砖瓦烧造业等除外）。其中，有的来自附近或远距离之外的矿山，如金属冶铸业等；有的则来自乡村聚落的农林牧渔业，即使在近代社会依然如此。与此同时，古代城市之所以成为手工业的一种集聚区，其动因相当复杂，如服务于政治统治和贵族生活的王室手工业集中于城市而便于掌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形成的需求多样且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等等，但上下游产业的相对集中、关联产业的相对集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因之一。因此，在城市手工业考古的实践中，从“供应链”的视角考察手工业生产原材料的来源和供给，从“产业链”的视角考察上下游产业以及相关手工业之间的关联，不仅有助于深入观察和分析手工业的城市集聚现象和动因，而且有助于考察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手工业与矿产资源产地之间、手工业与农林牧渔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乃至政治联系，从一个侧面构建当时社会的交通网络、经济网络乃至政治网络。
实际上，城市手工业考古涉及的问题还有许多，如城市居民构成问题。人口相对集中、居民构成多样，是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城市有别于乡村的主要区别之一。因此，城市人口及其构成是“城市社会”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而手工业人口又是城市人口的有机构成之一。有学者在论及汉代城市人口时指出：在汉代的城市中虽然不像西方封建城市那样“手工业者构成城市的主要居民”，但“在一般地方城市中……独立的自由工商业者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者云集，他们世代'相陈以巧，相示以功’”。应当指出的是，手工业人口（包括手工业经营者、工匠和辅助劳动者等）及其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往往因时代而异、因城市而异。举例说来，战国中期的齐宣王时期，“临淄之中七万户”；汉武帝初年，“齐临淄十万户”。若此言不虚，战国中期临淄城的人口或在21万～35万人之间，西汉前期临淄城的人口或在30万～50万之间。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临淄齐故城内发现的6处青铜冶铸遗址、5处铸钱作坊址、3处铸镜作坊址、18处铁工场址以及多处制骨作坊遗址中，绝大部分为战国至西汉时期遗存，并且有的铁工场址规模庞大。由此可推知，当时临淄城中的数十万人口中，手工业人口占有较大的比重。又如，西汉首都长安城，有学者认为“总人口当在25.6万左右”，而由五座宫城构成的宫殿区“占全城总面积的2/3以上”，手工业作坊区局限于西北隅的西市一带。很显然，汉长安城的手工业人口数量有限，当时它们应主要居住在城郊一带。再如，北魏迁洛之后对汉晋洛阳城进行大规模扩建，洛阳城内“户十万九千余”，人口或在30万至50万之间，而迄今洛阳汉魏故城内外虽发现多处砖瓦窑址以及铸铜遗物，但总体上“手工业作坊遗址却发现得不多”，或许与当时洛阳城内手工业人口不多有关。与之相类似，东魏北齐邺城（即“邺南城”），人口至少有40万之众，而迄今只在邺南城内城的西南部及西墙以西一带发现有陶窑和砖瓦窑址等为数不多的手工业作坊遗存，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邺南城内的手工业人口数量有限。很显然，通过城市手工业考古，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城市中手工业的人口及其所占比例，有助于城市居民构成的研究以及城市特色的考察。
总之，城市手工业考古作为城市考古和手工业考古的交叉研究领域，既是深化城市考古的需要，也是推进手工业考古的需要。在中国城市考古取得长足进展、手工业考古方兴未艾的今天，城市手工业考古的提出和不断推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附记：本文以笔者2020年11月7日在“手工业考古·临淄论坛——以城市手工业为中心”上的学术报告为基础增删修订而成。